瞭望·长征丨红军何以能在陕北迅速“落地生根”？
▲版画《吴起镇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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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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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抵达吴起。
彼时的吴起，还是一个偏僻的陕北小镇，生态环境恶劣、人烟稀少。但就在这块封闭贫穷的土地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迅速“落地生根”，从胜利走向胜利，并由此开启了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
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走向成熟，陕北成为长征落脚点、革命出发点。
落脚陕北：偶然中的历史必然
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以来，寻找合适落脚点一直是党中央思考的问题。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驻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这里，几张报纸对长征的最终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
“到哈达铺后，毛泽东提出要看最新的报刊资料，要补充‘精神食粮’。”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说。在一份《晋阳日报》上看到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聂荣臻立即让通信员将报纸拿给毛泽东。毛主席读了报纸，激动地一连说了几句“陕北有根据地！”
也有史料显示，当时毛泽东读到的报纸是天津的《大公报》。“这些新闻报道，都证明了陕北有根据地，面积还不小。陕北有红军，数量还不少。有这样一个家，红军当然要去。”高尚斌说。
在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正式改变此前俄界会议关于到中苏边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决定挥师陕北。将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此，也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相吻合。
几张报纸影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在今天看来实属偶然。但历史的选择，从来都是偶然中带有必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陕北先后建立起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统一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5～8月，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根据地自此形成。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办主任李树果说，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也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做了先行探路的战略准备。
对中央红军而言，到达陕北如同回家般亲切。红军战士邓飞曾这样描述初抵吴起时的情形：当我们看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时，大部队整个沸腾了。苏维埃，多么亲切而熟悉的名字啊！看待它就如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吴起的老百姓也迎来了亲人。中央红军到达后，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打掉了盘踞在当地的恶势力老巢，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人民动员起来，筹集粮食、缝制棉衣、收容伤员，积极支持红军。
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至今仍在吴起广为流传。在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站吴起铁边城，就发生过一段关于剁荞面的往事。
1935年10月18日下午，听说一群“扛枪的”即将到来，铁边城张湾子村村民像往常一样收拾行囊奔走避难。村民张廷杰的妻子侯孝俊正在坐月子行动不便，不等他们走出院门，正好与行军至此的十几个“当兵的”遇个正着。
“他们问能否在家里住宿一晚，父亲就腾了间窑洞出来。还有人说，他们首长一路劳顿，能否给首长做点热乎饭。”70岁的张瑞生从小就听父亲张廷杰反复讲起这段往事。他说，父亲觉得这些人对老百姓都很客气，跟以往一到村里就宰羊杀鸡、抢银抢粮的国民党保安团和土匪很不一样，心里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张廷杰让妻子侯孝俊做了一顿当地的剁荞面。“这位首长吃了热腾腾的面，还跟我父亲说‘一年喽！路上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吴起真是个好地方哟！’”张瑞生说，当晚这支部队在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告别时，首长还送给他一个“稀罕物”保暖瓶作为感谢。多年之后，张廷杰才得知那天在他家借宿的是中央红军，那位和蔼可亲的首长叫毛泽东。
“陕北保留了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根据地。这里有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群众基础也好，同时还是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钧说，基于这些因素，红军最终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是历史的必然。
保卫陕北：守住中国革命的希望
吴起胜利山原名平台山。1935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山顶的杜梨树下，指挥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切尾巴”战役。斗转星移，硝烟散尽，昔日的战场已成为今天群众休闲游览之地。当年那棵杜梨树依然挺立，叶茂枝繁，见证历史沧桑。
“切尾巴”战役斩断了一路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敌军尾巴，为初到陕北的红军赢得了休整之机。但危险仍未解除。
据徐海东大将生前回忆，当时敌人以五个师组织起新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在富县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经过激烈战斗，这场战役最终以我军获胜而告终。毛泽东曾如此评价：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初抵陕北，根基尚不牢固的红军，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强的战斗力？在位于富县北道德乡，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的东村会议旧址，文保员秦保社给出了答案。
“富县有革命的传统和基础，人民对红军有着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直罗镇战役期间，富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筹粮筹草，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医护队，全力以赴做好战勤支前。”土生土长的东村人秦保社说，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们说起当年的情形，正因为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群众才会这样发自心底地支持他们。
对此，毛泽东在东村会议上所做的《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将“群众与我们一致”作为此战胜利的第四个原因，并高度赞扬：没有第四个条件，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
有了这个奠基礼，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考量中国革命的未来。
东征，便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党中央为保卫、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主动出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作出的重要决策。
延安子长县，瓦窑堡革命旧址内，一张老照片记录了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征的场景。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东征山西。当时，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鲜明打出北上抗日旗号，希望穿过山西开赴华北前线与日作战，却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军队的阻拦。75天战斗过后，山西20多个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或抗日游击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决心，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拥护和响应。
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说，瓦窑堡会议和红军东征，是全面抗战的前奏与序幕，吹响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抗战的号令，既是对“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声援，更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同时，也扩大了红军的力量，保卫了陕北，巩固了苏区根据地，为红军在陕北扎根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的工作。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谈，后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双方还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准备抗日等问题达成协议。同时，中共中央也与杨虎城达成合作抗日的初步协议。
“统一战线的工作，加之此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为中央在陕北落地生根改善了外部环境。”杨钧说。
扎根陕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回望历史，瓦窑堡会议的意义，还远不止此。这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毛泽东、张闻天等明确提出，在日本加紧吞并中国之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力量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中国共产党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宣示，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这在党的理论上是石破天惊的，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王涛说，从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九一八”后民族危亡时刻的重大议题。瓦窑堡会议还提出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没有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以后所有政策调整都无从谈起。”
自此，一切革命阶级都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此后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高尚斌说，中共到达陕北后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是“落地生根”的根本因素。
团结抗日的大旗擎起，陕北迅速成为全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圣地。无数志士仁人和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不惧一路坎坷来到延安。人群中有了这样的慷慨之歌：“打断骨头还有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也还原出当年的延安图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走进这座城门。学习，歌唱，接受革命洗礼。然后又穿上军装，怀揣革命的激情与希望，走向全国各个抗日战场。
这是灯塔的感召，这是信仰的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发展到30万人，抵达陕北后不足3万人，但找到了正确政治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才有了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那段论述：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
王涛说，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走向成熟，迅速在陕北扎下根来，陕北成为长征落脚点、革命出发点。LW
▲美术作品《毛泽东同志长征胜利到陕北》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甘苏区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此时的中央红军，物质上已极度匮乏，从军委首长到普通战士都打着赤脚，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裳。
为了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红十五军团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一切力量，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决定从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其他枪支弹药若干，并从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和药品来支援中央红军。并要求做到三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破脏衣服。他们说：“给中央红军送礼物，是全军团指战员的心意，一定要把最好的送过去。”
红十五军团的将士们开始了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擦拭枪支、洗补衣服，有的枪支缺少零件，他们就从其他枪支上卸下补上，每支准备支援给中央红军的枪不但完好无损，而且都油光发亮，没有锈迹。中央红军来取物资时，看到完好的枪支、满箱的弹药、整洁的衣物，连声称赞他们真是雪中送炭。
自中央决定进驻瓦窑堡后，当地干部群众为欢迎党中央，特地在城墙内找了一个大院——田家院，前后两排窑洞，张闻天住前排，毛泽东住第二排。大院外还有几间平房，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住在那里。11月7日，中央红军到达那天，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聚集在街道两旁，手摇彩旗，载歌载舞，气氛热烈。
此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温饱，让战士们顺利过冬。后勤部部长杨至成盘算家底后发现，部队只有1000多块大洋了。当时红一方面军有7000多人，要想渡过眼前的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
周恩来着急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多的大洋啊？”
毛泽东想到前几天刚见面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他对杨至成说道：“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
杨至成来到红十五军团部找到徐海东，掏出纸条递给他：“我是为这事来的。”
徐海东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海东同志：
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
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唉，这怎么说呢！”徐海东顿时红了脸。
杨至成看看徐海东的脸色，想到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一样，也是刚刚结束长征，便说：“你们转战一年多，一定也是困难的，你不要为难，要是……”
“你想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说。
徐海东有点愧疚。自从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虽然之前给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送去了几包银耳，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条子来借钱，真是不该啊！
送走杨至成之后，徐海东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
“还剩7000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徐海东盘算着，可以拿5000块送给中央。
查国桢没有言语，眼下自己也正需要用一大笔钱支付部队伤病员过冬的经费。
徐海东说道：“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就不够用。可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动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也要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啊！”
查国桢听了徐海东的一席话，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当时你说，我们哪怕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现在要送去几千块钱，算得了什么！今天，我决不当‘守财奴’，这就去办！”
第二天，供给部便派人把5000块钱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至成高兴地说：“这下可救了急！”
多年之后，毛泽东对这件事仍然念念不忘。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40-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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