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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三农”生产力“再解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亚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认为，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农村文化、治理、民主、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

　　去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清晰划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思路、定任务、确政策、提要求，确立起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采访中，多位权威农业专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难题，随着对土地制度改革和乡村自治等核心命题的开题、破题，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宏图正在步步展开，统筹“三农”，补齐“四化”短板，必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四川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2月11日上午，习近平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考察时同干部群众交谈（谢环驰摄/本刊）

【促进城乡融合三大关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韩俊强调，必须围绕强化“钱、地、人”等要素的供给，抓住关键环节，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解决“钱”的问题，关键是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创新性的政策举措，可以确保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增值收益能够真正地取之于乡，用之于乡。

　　解决“地”的问题，关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要素城乡平等交换机制，加快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韩俊指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部署了多项重大改革任务，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等，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

　　解决“人”的问题，关键是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张晓山表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驱动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要靠 46 32106 46 14940 0 0 3584 0 0:00:08 0:00:04 0:00:04 3584新性的人才，包括经营人才、管理人才、技术能手等，这部分人才需要在农村培育，也需要城市向农村输送或者回流。

【妥善解决小农户现代化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正在发生两大创新性变化：

　　一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农业部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中经营权流转面积约占35.1%，2.3亿承包农户家庭中大约有7000万户流转了自家的承包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的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还会继续扩大。

　　二是通过农业现代技术装备的规模化服务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委托、代耕、购买服务等形式，让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经营有效衔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陈锡文认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或阶段性特征出发，当前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小农户的现象可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内都不能完全改变，但是不能将其落在现代化进程后面，也不能为了现代化就剥夺其生计，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多元化创新经营体系。

　　因地制宜，既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以土地流转集中为主的规模经营，同时也要研究探索让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新的经营形式，陈锡文强调。

　　在农村的非农用地方面，张晓山注意到，当前我国约3.1亿亩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1.7亿亩是农民的宅基地，占比近55%。如何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使农民不仅能够使用宅基地，而且能够相应地获得财产性收入，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攻坚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点】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准确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抓住战略关键。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陈锡文认为，产业兴旺是下一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大关键点。

　　他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发现，农民就业空间有三：

• 第一是耕地，能解决温饱，却很难实现富裕；

• 第二是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

• 第三是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在农村创造不是主要依赖于耕地，但同时又不必进城从事非农产业而增加的就业机会。

　　地处豫东的传统劳务输出大县虞城的实践，给陈锡文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全县120万人口，最多的时候有30万人在外务工，近几年来，通过实施“城归”工程，陆续有10万人回乡发展，这些“城归”创办各类企业8458家，带动就业5万多人，呈现出“镇镇有产业，村村有典型”的景象。“至少在当下仍要开辟虽然在农村，但不主要依赖于耕地的新产业、新就业，这是增加农民收入非常重要的机会。”他表示。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也研究发现，在人多地少的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有所差异，但多数国家都需经历四个阶段：

• 一是以主食生产和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

• 二是以提高农业内部就业和农民收入为主的多种经营发展阶段；

• 三是从兼业向专业过渡的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和机械化发展阶段；

• 四是进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最终消除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因此，黄季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转型路径与转型阶段的发展规律意味着转型要顺序推进，可以加快但不能跳跃发展或大跃进，“遵循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规律，避免遍地开花、拔苗助长的乡村振兴运动。”

　　乡村治理有效，是下一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另一关键所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张晓山认为，这为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指明了方向。

　　一是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创新自治制度。“无论是村规民约的制定，还是村委会及各类村民自治组织开展的活动，都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张晓山指出，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几十户人家往往具有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他们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关系比较密切，管理半径较小，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监督较易操作。“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基层富有生命力的一种自治组织形式。”

　　二是必须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张晓山发现，实践中已有农村基层组织提出“德治、法治、自治”的乡村治理构想。他建议，要防止乡村基层一些人或群体在制度变迁中利用制度的漏洞谋一己私利或寻求部门利益，必须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要把党建摆在首位，“抓住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LW

总监制 | 王磊

监　制 | 潘燕

编　辑 | 唐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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