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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

　　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国内企业一度停工停产，国际舆论曾经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测试。

　　随着中国疫情阻击战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中国全面复工复产复市，但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美欧日韩一些全球化运作的大企业相继停摆。对中国企业来说，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订单需求减少，而且复工复产所需要的部分原材料、中间品进口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疫后中国如何重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就此问题专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

　　刘志彪：目前各国流行的看法普遍比较悲观，认为疫情后各国出于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自主性，会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内向化发展、限制本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布局。如果各国真的这样做，那么起始于上个世纪下半叶、在21世纪初得到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受到沉重打击，过去几十年中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将面临崩溃和倒塌，全球经济也将发生严重的倒退和萧条。

　　中国是这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如果问题真如全球化悲观论者所预言的那样，疫情将首当其冲地严重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并与西方国家跨国企业之间出现断链或切割，重新回到封闭的循环走自力更生的路子。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为此，必须未雨绸缪，尽早进行科学预判，全力做好各种应对方案和采取有力措施。

　　刘志彪：从现有全球价值链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来看，疫情主要可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动摇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跨国企业主导的产品内分工的基础。

　　产品内分工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工序环节，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原则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以此来实现成本节省和创造利益。但是这次疫情的冲击使人们看到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支持这个体系不断推进的纯经济学思考并不牢靠。

　　首先，这种大面积的疫情冲击，要全球价值链的总龙头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工序和生产区段的任务，其协调机制可能就会崩溃，协调成本可能要趋向于无穷大，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

　　其次，在疫情中全球各地因“封城、封航、封国”而导致物流严重堵塞，一些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关键医用物资、粮食等供给短缺，引发了社会恐慌和动荡，破坏了整个及时交货系统的存在基础。疫情后，跨国企业的战略态度可能会对这种全球分散生产和配置的模式持保守意见，为避免未来再次遭遇措手不及的窘境和大规模损失，企业建设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

　　第三，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动摇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经济全球化开放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基础。如疫情中兴起的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利用底层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趁机转移国内矛盾，共同寻找外部敌人，以掩盖政府应对疫情的不足，这些都将打击经济全球化的互信基础。

　　未来各国可能不会再继续沿用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纯经济概念来支持疫情后的产品内分工了，社会成本才可能是产业配置的最终决定标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可能会动用巨大的政府补贴支持制造业回归本国，意味着疫情后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将加速走向萎缩或蜕化。

▲ 2月28日，在江苏泰州综合保税区，一家电子零部件制造企业的员工在车间赶制出口订单产品　

　　刘志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疫情后中国是不是还要坚决维护和全力推进嵌入全球价值链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这个回答应该是直接明了的：中国如果就此顺应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回归完全的内向型经济循环，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联系进行发展，那不仅刚好帮助某些西方政客完成了他们想达到而不能亲自实施的目标，而且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了一条不利于国家整体长远发展的道路。但继续实施原先的全球化战略也是行不通的，中国原先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形式、方式、模式和机制都要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原来的战略需要调整，那么中国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基本方向是什么？有四个可能的基本方向。

　　基本方向一：在新的形势下实施新一轮“走出去”战略，更加紧密地嵌入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可以密切追踪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向，采取跟随战略主动强化与其配套和外包关系。

　　基本方向二：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沿“一带一路”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这种新作为将巩固和优化我国主导的全球化供应链地位，更深入地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基本方向三：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

　　基本方向四：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循环，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为龙头的国内价值链。

　　刘志彪：根据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后可能的内向化发展态势，从全球产业链演变的特性可以推演它有两个方向：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

　　欧美日跨国企业对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趋势，总体上与中国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高度一致。这意味着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态势，将会从过去跨国公司总部面对无数分散供应商（工厂）的格局，转化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这将使全球产业竞争对最终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竞争的程度和水平空前提高。为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要优化专业服务环境，依靠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如果说过去放管服改革是为了降低包括外资在内的企业的营商成本的话，那么未来我国则必须为外资和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强大的专业化服务，以增强产业竞争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因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需要能够为其提供知识技能密集的专业化服务环境，如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提供大学人才培育、IDC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条件。

　　第二，要强化专利战略，依靠密集的研发投入等手段实施“技术补链”。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各产业集群中的政府机构牵头，一方面按照扬长补短的思路，在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集群关键技术和环节的缺失和瓶颈，另一方面利用国家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掌控人的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

　　第三，要改进收入分配，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来实现“市场强链”。具体思路是要把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与循环，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成为促进全球产业链集群成长的强大因素。

　　第四，鼓励并购重组，基于集体行动等手段来实现“组织固链”。我国很多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在组织特征上，往往呈现出分散化、无关联趋势，集群中的企业虽然较多，但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产业集群往往不是自然生长演化出来的，而是政府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打造出来的，企业经常是邻近空间集聚而不是按照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耦合和聚合，这使中国全球产业链集群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因缺少实力和组织而缺少协同，容易产生压价竞争和过度竞争。

　　刘志彪：众所周知，中国过去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客场进行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内在的原因是我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比较优势。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

　　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我们过于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竞争优势，尤其是长期进行国际代工，不仅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丧失发展的自主性。而且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成为真正的优势。

　　为此，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在主场进行的、以利用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市场。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不是用区域来划分的，而是一个开放与否的概念：市场只对本国开放，就是国内市场，如果对全球各国开放，就是全球市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自我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显然，这是跟客场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

　　在当前国际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未来的国际竞争可能会出现产业链与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群率先形成内循环是当前的必选项。首先形成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为载体的区域循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统一大市场，通过推进全球价值链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价值链衔接，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集群成长。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中国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不断成长的重要支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