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菲女士出生于太原南郊地区，蒙其不弃允诺小店通刊发此文（原发表时题为《潇河懵懂童年和背铁棍》），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共同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我们的那时候。也欢迎更多本土人士赐文撰稿。

在我的个人史中，汾河最早是以它的支流潇河流淌的。

潇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名称由“小河”的谐音而来。30多年后，我惊讶地发现它还在，静悄悄地流过村北的水泥大桥后，汇入汾河。它维护了我童年对一条河流的鲜活记忆，非常幸运地没有被现代岁月所吞噬。

我出生于太原市最南端的一个大村庄王吴，14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此。水，从来就是我玩耍的一个重要伙伴。从我家的院子里往南望去，便是一大片白水，那是成年累月的雨水积攒下来的。水中有两个土包，像小岛似的，那是生产队的旧砖窑，因水漫金山，早被遗弃了。在水小的时候，便出现一条隐约的细细的土路通往小岛，我们这些勇敢的孩子，挽起裤腿，小心翼翼地沿土路往前走，但最后总是被越来越深的水阻止，那个要上岛探秘的梦想从未实现过。

这一大片的水对于我的童年来说就是一个乐园。夏天捞蝌蚪，捉青蛙，都是在水边进行的。雨后，我拿了一只脸盆、一只柳编笊篱，去水边捞蝌蚪。黑黑的、圆嘟嘟的蝌蚪很快就被我捞了小半盆，倒在院子里，喂鸡吃。现在想起来，真是残忍。但在那时，好像蝌蚪是无限的，是水书的小逗号，没完没了。可以证明小小年纪的我偶尔捞起的蝌蚪，对水的生态并没产生任何副作用的是，夜晚枕边此起彼伏的蛙声。尤其在雨天里，铺天盖地的蛙声如同交响乐，成为我奢侈的催眠曲。

捉青蛙，我只有一次，是跟几个邻居家小男孩一起的。他们在水边挖了洞，将青蛙一只又一只捉来放进去，然后故意将水洞的顶端盖住，听它们在里边呱呱叫。我弄得浑身是泥水，玩得不亦乐乎。那些被关起来的青蛙，我惦记了许久。

大片的水也有给村人带来悲伤的时候，几乎每年它都会吞没一个孩子的生命。即便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魔咒，夏天来临时，总有爱游泳的男孩子们躲过大人的叮咛，脱光了，跳入水中。村里边淘气的男孩都自学会了游泳。

村庄从不缺水，除了种植高粱、小麦、谷子，还种植水稻。水的概念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每每雨多了，雨大了，我就会听到大人们说，潇河的桥又塌了。

（王旭刚 摄）

潇河桥是我们村往北边任何一个地方的必经之地。那个年月，架在我们村和洛阳村之间的潇河桥一直是毛桥，是人们用一些滚木、庄稼秸杆、泥土搭建的。这样的桥不但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还供马车、拖拉机通过，所以可想而知，连续的大雨之后，桥就被损坏或者倒塌了。修好后，又塌了，再修。整个夏天，我能听到好几次这样的桥梁事故。但这对于村子里人们的生活来说，根本不起什么波澜，也没有听到因桥塌而人畜受伤的事，只是人们需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是很少外出的，所以那座毛桥的健康与否几乎对我没什么影响。不过，有两个对潇河和毛桥的记忆却是格外清晰的。

说不清那是几岁，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艘古老的大木船上。船是那种灰白的老木头，速度几乎可以忽略。我忘了为什么过河，和哪一位家人，去做什么，是出发还是回来，统统记不清了。但它至少证明了在我童年时，流过我们村北与洛阳村南的潇河上还有摆渡，证明那时的河流有多宽广深刻。

（网络图片）

另一个记忆是在这之后了，我至少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一次，学校宣传队在晚上到公社演出。运送我们去的是大队的拖拉机。演出场景几乎没什么记忆，我只记得回来时，有人担心潇河桥会不会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站着挤在车兜里，毛桥是否承载得了一辆装满了人的拖拉机，是许多大人们要考虑的。而对于我，却只有随大流的简单，我甚至忘了那辆超载的拖拉机是怎样颤颤微微地在黑灯瞎火中通过一座毛桥的。

不管一座毛桥多么的落后贫穷，桥下的河流是富饶丰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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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刚 摄）

潇河在洛阳村南汇入汾河。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特意去了一趟老家。桥早已不是儿时的毛桥了，许多年前就已修了宽阔坚固的水泥大桥。但是潇河几年再见，水质明显不如从前，这是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我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几年前回老家时，突发奇想去看童年的河流，没想到它还是那么欢快健康地从大桥下流过，周边长着高高的芦苇，有零星的野花开着。我想去潇河入汾河的地段看看，但三表姐说，那边没有路，车开不过去，需步行去。也就几百米远吧，一些庄稼地挡着。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步行去的念头。

小时候没少到邻村清徐龙家营看正月闹红火。我们挤在热闹的人群里，仰头望铁棍上高高立着的浓妆艳抹的小女孩，心里羡慕极了：“要是也让我站在上面多好啊！”这是那个年代所有小伙伴们的梦想。

（徐沟城隍庙）

水和河流贯穿一个人的记忆，与之相伴的民间风俗娱乐则让人生鲜活快乐。汾河边有许多古老的民俗表演至今依然活跃在街头。“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人 。”这是一句流传在山西中部的民谣，说的是山西传统闹红火项目，其中说到了徐沟。徐沟现在是太原清徐县的一个文化特色乡，先后被山西省文化厅和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山西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徐沟背铁棍这一艺术形式于2008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徐县，古称梗阳，始建于春秋，隋开皇十六年（ 596 年） 置清源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于县之东境置徐沟县。1952 年7 月，清源、徐沟两县合并，取两县县名首字，称为清徐县。其背棍、铁棍的渊源，根据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庙宇壁画等考查，可推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1 年）。这一年，徐沟境内发生严重灾，老百姓以“抬阁”的形式，即抬着一座移动的小小庙宇，游神祈雨。之后，每有旱象，百姓即抬神祈雨，渐渐地，有人将这种祭神形式改制为《凤凰拉车龙打伞》的神阁，并将侍神的童男童女由赤脚大汉扛在肩上颠摆过市，以示虔敬，称之“走阁”。抬阁和走阁的祭神形式就是背棍、铁棍的雏形。再后来，内容与形式都有改革，单纯的祭神仪式消失了，更多地成为一种融合传统戏曲、神话故事为一体的民间文艺活动。名称也改为背棍、铁棍。400 余年来，久演不衰。

（梁铭 摄）

所谓背棍，即一个大汉在肩背部绑一只特制的铁架子，铁架子上再绑上一个或两个儿童。通过宽大飘逸的古装衣服遮掩和巧妙的机关衔接，使外表看起来流畅、自然和优美。观众永远看到的是一个大汉单手托着某个戏曲人物行走自如，而被托举的孩子最大的也就七八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他们随着底下大汉的步伐和节奏摆动，两者浑然一体。

（刘朝晖 摄）

铁棍，则是多人合力抬一张桌子制成的舞台，舞台上凌空立三个戏曲人物，也是由小孩子们扮演。抬铁棍的最少8 人，还有10 人的，新时代下竟然有不逊男儿的女汉子们抬起了铁棍。抬铁棍，更注重团队合作精神，这样，一台铁棍才可能彰显出不一样的风采和神韵。而台上立着的小孩子们，也要依靠下边的汉子们发出的节奏起伏，扮好自己的角色。

无论是背棍还是铁棍，并不是僵化地让戏曲或神话中的人物出来摆个姿势就算了，而是完整地演绎了戏曲或神话的灵魂，其道具、布景、造型、人物关系等，都自有讲究，这里边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智慧。一些人只是看热闹凑高兴，而另一些人则评头论足非要将出力的汉子们和小孩子们当成专业演员。

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背背棍的只是一些粗汉子，有力气就行。其实这绝对是一个技巧要求高的文艺表演。比如起步时，表演者要先将托道具的右手臂向前轻送，紧接着向后拉，同时右腿一提，才算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就如用毛笔写楷书一样，起承转合一定要笔到意到，这样才能发出优美的旋律，同时也甩动了上面的小孩子开始表演，好像一棵完整的树，树干、树枝、叶子和花朵，上下一体。抬铁棍也同样有严格的步伐、细节动作和节奏，那样行动起来才会省力，像一个活动着的舞台，澎湃大气。通常，8-10 条背棍和一台铁棍为一组，自有阵势和结构。

（艺园 摄）

小时候没少到邻村清徐龙家营看正月闹红火。我们挤在热闹的人群里，仰头望铁棍上高高立着的浓妆艳抹的小女孩，心里羡慕极了：“要是也让我站在上面多好啊！”这是所有小伙伴们的梦想。但是我们王吴村没有这样的节目，所以小伙伴们只能是做做白日梦了。记得有一次看《西厢记》表演，有人就看出，那个高高地站在一摞文房四宝之上的长着大眼睛的小红娘太爱自我表演，双臂和腰肢摇摆得节奏太过均匀，一看就知道是自己擅自行动，根本没有押着抬棍者的韵律，小伙伴们就对她指指点点，很不满意。而她旁边的小崔莺莺则一副大家闺秀的矜 49 31178 49 15289 0 0 3349 0 0:00:09 0:00:04 0:00:05 3349持温雅，一臂轻扶小张生的左肩，一臂摆得自自然然，不愠不火。小张生是一个清秀的男孩扮的，右手上托着棋盘（戏剧中红娘用来遮着张生进入花园的关键道具），棋盘上摞着文房四宝，文房四宝的上面站着那个爱表演的大眼睛红娘。其实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个小红娘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活泼，小伙伴们当时还不明白聪明伶俐的红娘所表现出的是一副成人之美以后的得意神态，这是非常符合剧情的。

中途休息时，有人用长棍子举了糖块，送到背铁棍上的小演员们嘴边，当小孩子们朱唇微启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同时咽下了口水。童年上过背铁棍的小女孩，长大了最是媒人嘴里的宝贝，明显占尽了挑夫婿的优势。

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类似的民俗表演，只是名称不同，细节和特色有别。广东一带称之为“飘色”，福建一带称之为“铁枝”，山东一带称之为“芯子”，还有的地方称之为“高台”、“高抬戏”、“背杆”等。其中比较通用的，称之为“抬阁”的较多。有人将徐沟背铁棍的表演艺术特点总结出四点：无言的戏剧、空中的舞蹈、流动的杂技、活动的雕塑。的确是这样一种艺术，立体的融合以及精益求精，再加之时代的多元发展，背铁棍娱乐狂欢的属性已严实地遮蔽了古时祭祀祈请神灵的实用功能。

但人们更多的时候是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回归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朴素思想，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的内在滋养。

丹 菲

(王桂红)

行走大地的女儿。真理与道的追寻者和体验者。积极践行心灵慈善和文化慈善事业。非虚构散文作家，诗人。曾任《炎黄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