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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郑永年对当前形势的一些判断！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大湾区评论 Author 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发展本身帮助我们解决了大多数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仍把头埋在问题堆里，思维会变得碎片化。“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做法无济于事，被问题牵着鼻子走会失去大方向。因此他强调，要把重点拉回到“发展”两字上，“问题”会在“发展”中得以解决。
过去中国成功的经验依靠的是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那么下一步也要依靠改革和开放来重振经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引领中国实现2035年、205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通向改革开放“第三个百年”（2078年）。
作 者：郑永年
来 源：大湾区评论
（ID：GBA_Review）
刚刚过去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经济基础必须和上层建筑相配合。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的需要，但上层建筑也不是被动的角色，而是可以成为促动经济基础变革的力量。
我们已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马上就会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就经济增长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党的二十大已经擘画了通往未来的现代化蓝图，分成2035年、2050年两个阶段，或者两步走。现在距离2050年当然还有很长时间，但到2035年已经不远了。
到2035年，我们至少要达到亚洲“四小龙”的最后一位——中国台湾的水平，即人均GDP近28000到35000美元。我们2021年年底的人均GDP是12561美元。从19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到现在接近13000美元，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是从13000美元到28000甚至35000美元，还有很长的距离。
那么，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我觉得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或者质量型经济发展是唯一的选择。我们下一阶段要进行中国式现代化。但目前面临的一些经济困难，对此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挑战，并且找到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案。
如何实现经济再出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市面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有点“病急乱投医”，主要表现为回到一种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又在号召搞基建，有些人提倡回归房地产的重要性。
传统的思路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问题。如果说要解决眼前的一些困难，传统思路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要从2035年甚至2050年这样的格局来看，这些传统思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像传统基建等方法，我们的发展和增长空间已经不大了。房地产实际上也已经饱和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只是说能化解一些问题。
想让房地产再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实际上还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依靠房地产而成为发达经济体。
第二种思路，尽管面向未来，但不太切合实际，一些人都是在围绕着一些经济概念在空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在PPT上画中国的经济大饼，展望一些空想式的东西。至少到现在为止，这种思路还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有必要担心，如果还是用现在的这些思路来对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不会变得更好，可能还会变得更坏。
要意识到，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严峻的。挑战分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两部分。从内部挑战来说，第一个就是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现在优化了、放开了，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冠的“后遗症”就没有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政府放开了，老百姓在面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特征还是会长期地持续下去。在美国，因新冠疫情居家工作以后，很多人就不想出去工作了，社会甚至掀起了大辞职潮，都不想去工作了。
中国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一些人很乐观地说这个阶段马上就会过去，但这和现实不符。新冠不是感冒，新冠还是新冠，尽管它的性质在变化，但它带来的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心理后遗症，需要很长时间去克服。
内部挑战的第二个方面，去年我们对民营企业的3个大本营，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3个领域进行重大的整顿，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整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顿并不是像有些人或者西方媒体所说的打压民营企业，而是为民营企业更长远的发展打下一个更坚实、更能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但是，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3个领域齐下，影响面太广，并且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行政运动式的整顿方式，对民营企业确实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民营企业家表示，民营企业一下子被打疼了，甚至被打得爬不起来了，现在转而呼吁企业家不要躺平，马上去干活，这是不现实的做法。
内部挑战的第三个方面，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舆论环境带有过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极左色彩，出现了很多对民营企业的批评，对“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评等，很多甚至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攻击。
这些极端的民粹主义的环境也在恶化营商环境。尽管这种民粹主义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很多西方国家也如此，但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样的环境下，就不会对企业的营商环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且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舆论呢？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往往是法治比较健全的，民营企业在法治框架下经营，并不会受到社会民意的直接影响。
但是在中国，因为法治建设还不够健全，民粹情绪可以对民营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所做的实地调查来看，民意恶化确实对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我们的高层，包括最高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支持民营企业，但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地好转。尤其考虑到我们国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是低收入群体，民粹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如果掌控不好，还会继续恶化营商环境。
一些社交媒体打着“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为了其商业利益，他们可以用高超的手段挟持普通民众的“民意”，甚至制造“民意”，这使得民粹风气居高不下。
外部的挑战，第一个便是不容乐观的中美关系。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一直给中国的高科技卡脖子，甚至搞系统脱钩，到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还在持续恶化。
尽管最高领导人与美国总统拜登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晤，为缓和两国的形势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并不会因为想搞些缓和而调整其基本对华政策，美国一方面说要为中美的冲突设置“护栏”，另一方面一直在强调提高和中国的竞争能力，和中国进行高强度的竞争。
第二个外部挑战便是还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实际上不仅对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外资在中国的经营。因为美西方的媒体一直把中国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塑造所谓的“俄罗斯-中国轴心”，这种声音深刻地影响了外资看待中国投资经营环境的态度。
第三个外部挑战更为严峻，即我们在外部环境中遇到了日渐强大的竞争者。现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发展中经济体都发展得很快。这些经济体发展快有两种原因，一方面是这些经济体自身的改革发展举措比较有效，另一方面就是美西方在塑造、帮助他们，尤其是越南和印度这些国家。
美国对华策略的重点，已经从试图改变中国内部体制，调整到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上来了，尤其越南是美国重塑中国外部环境的重点国家。越南现在是CPTPP成员国，这些年的改革都是按照CPTPP的标准在进行，可以说，越南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洲塑造的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的另外一个非西方的“西方国家”。
因此，塑造越南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缘政治上的，更是政治体制上的。越南所谓的开放和改革会对中国的各个方面构成竞争与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很显然，不论是碎片化的点点滴滴的思考，还是从传统思路出发，都不足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中国国家大、问题多，如果光谈问题，可以写上好几本书。看看西方的中国研究，除了少量并不了解中国的“捧杀”之外，大都是“棒杀”中国的，很多人都始终在“预见”中国的“崩溃”。这些人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很多问题也的确存在，并非他们的杜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是从问题堆里面走过来的，但是我们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也并没有每天把自己搞得像现在那样焦头烂额，整天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多问题，我们并没有今天刻意去解决，但在明天自动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本身帮助我们解决了大多数问题。
同样道理，今天如果我们把头埋在问题堆里面，思维碎片化，“脚痛医脚、头痛医头”，那么我们不仅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会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失去大方向。
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拉回到“发展”两字上来。邓小平时代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讲“发展是第一要务”，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
前段时间我去浙江去考察，浙江的一些改革思路和方式对我很有启发。浙江现在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试验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浙江地方领导有很多独立的思考，他们提出的其中一个思考非常振奋人心。他们认为，从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体系支撑了我们从“贫困”一步步走向全面小康。
然而，因为当下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些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我们从今天的“全面小康”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型。或者说，支撑我们上一程经济的方法和手段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下一程的经济了。
所以，他们在考虑要如何从体制上有一些真正的突破，辅助中国经济走好下一程。尽管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基础的思考，但是这是非常有思考力的，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间关系的思考。
这些年来，尤其我们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之中。但加入WTO之前，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加入WTO以后，我们这方面的改革就变得比较少，经济进入一个自然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加入WTO之前的体制改革为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需要再次进行大幅度的体制改革呢？这些年我们依然在进行改革开放，开放还是说得比较多，但是改革，尤其是体制改革，说得不多了，做得也不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提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引领中国经济下一程，无疑是非常先进的思考方式，这也就是面向未来的方式。
那么，我们在浙江思考的基础之上再思考些什么呢？如何走好经济下一程？至少在经济层面，我们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来构建三大开放系统。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说，开放对可持续经济发展是关键。我们下一阶段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塑造三大经济开放系统。
1. 开放的企业系统
第一个开放系统是开放的企业系统。我们必须思考中国企业为什么大而不强，美国却能做到越大越强？主要是我们企业的开放程度不够。美国的经济体系是开放的，美国的企业是开放的，大型企业之间互相开放，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开放。开放是非常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之间是互相开放的，美国的新能源公司之间、新能源汽车公司之间是互相开放的。正因为互相开放，他们能起到一个综合的整合效应，促成美国的企业实现越大越强，赋能企业做规则、做标准。
但是我们的企业之间是互相不开放的，我们的国有企业不开放，每一个国有企业都像一个土豆；我们的民营企业互相之间也不开放，每一个民营企业也都像土豆。国有企业跟国有企业之间不开放，民营企业互相之间也不开放，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之间更不开放，这造成了什么效果呢？很简单，加起来总量很大，但是不强。
因为没有互相开放，我们没有标准、没有规则，在国内就没有统一市场，而要走出去就更难。
所以，如果中国的企业能促进这种制度性的改革，促进企业之间互相开放，不仅国有企业要向民营企业开放，大型民营企业也要向中小型民营企业开放，那么就可以形成良性的竞争，使企业在规则、标准和规制方面实现统一。如此一来，不仅企业本身会变得更加强大，有利于促进内循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更有利于促进外循环、形成国际市场。
高质量经济是规则经济、标准经济。这方面无疑是我们的短板。像在互联网领域，世界上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属中美两国占有最多。美国的互联网，因为企业之间互相开放，所以美国可以做世界规则、世界标准。欧盟甚至连强大的互联网企业都没有，但是他们利用强大的市场来做欧盟标准。
我们拥有那么多的互联网企业，那么大的体量，为什么只有国内的一些监管规则，而不能走到世界呢？除了一些体制外的因素，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企业互相不开放，企业之间只有恶性竞争，而不能形成任何意义上的合力。
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新能源汽车是我们下一步能跟美国竞争的少有的几个技术领域之一。我国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家都出自华南理工大学，但是为什么他们像土豆那样不互相配合呢？
美国企业之间是互相开放的，但并不是企业本身就想开放的。美国的企业本质上和中国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倾向于恶性竞争的。但美国通过立法，制定了很多反垄断的举措，迫使企业之间互相开放。互相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美国大型企业，什么都靠自己生产，他们是既竞争也合作，所以就铸造了强大的进步动力。
而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主要是靠市场份额、靠垄断来维持企业的运作和发展。所以，企业制度内部需要大力的体制改革，才能促进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
更有意义的是，企业系统的开放可以替代这些年的PPP模式。现在国有企业在做的PPP项目，应该肯定它所作出的特有贡献，但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进行思考。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PPP的方式已经导致了国有资本到处乱窜，哪里有钱就走到哪里，这就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局面，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不断萎缩。
再者，发展到现在，PPP的方式已经开始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流失甚至比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还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企业之间的互相开放来取代PPP，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否则我们的企业做不大，更做不强。
2. 开放的金融系统
第二，要塑造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大学机构和基础科学研究和企业的研发都需要金融系统的支撑，但我们国家的制度决定了我们的金融系统不可能变成像美国华尔街那样的金融系统。但是，我们一定要利用好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金融的未来是祖国内地，而我们走向世界更需要香港。
最近，我们提倡在中国构建双金融中心。以上海等地为核心的金融中心，就是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的，是为中国的金融稳定服务的，但我们能不能把香港跟大湾区的金融融合起来，再塑造另外一个金融中心，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大湾区金融中心，跟美国华尔街构成竞争。
如果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经济的真正强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金融中心，无论是19世纪的大英帝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都是如此。以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曾经想做过，但是被美国打压下去了，日本和德国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安全体系是美国的一部分，美国要打压他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是中国既然已经被美国视为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并且也是以此来打压我们的，我们也必须直面竞争。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以香港为中心的大湾区金融中心，跟美国的华尔街进行竞争。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金融中心，我们下一步的金融经济很难走下去。如果没有金融经济的支撑，实体经济、其他方面的经济都很难得到有效发展。
我们反对实体经济的金融化或者金融虚拟化，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金融经济，恰恰相反，面临今天的形势，我们发展金融经济变得更加重要。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来支撑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
3. 开放的科教人才系统
第三，我们要构建一个开放的科教和人才系统。科学教育方面，二十大报告专门做了大篇幅的论述，这是抓住了根本。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还是要通过科教、科创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尽管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不是问题，但是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个真实的问题。
根据我们团队的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就是中等技术陷阱。如果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中国转型为发达经济体，就必须突破和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等技术陷阱怎么突破呢？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还是科教人才系统最重要，尤其是人才。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我们知道，当前面临的人才竞争主要是跟美国的竞争。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是一个世界人才的平台。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在一战、二战前后美国吸收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二战以前美国基础科学研究是没有的，大都是靠欧洲的科学家带到美国。
二战以后，随着布什（Wannevar Bush）《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的诞生，美国开始既做基础研究，也做技术转化，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体系，促成了美国今天的强大。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东欧吸引过去的人才，跟苏联竞争，最终打败了苏联。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这样，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我们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才跟中国竞争。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当然很多已经回来了，但是还有很多学者、科学家因为种种原因留在美国，为美国做贡献。现实地说，如果中国不能在国际人才市场上跟美国分一杯羹，那就很难竞争得过美国。美国的人才是世界性的，而中国的人才，更多聚焦在海外华人，或者中国出去留学的人才。
如果现在吸引欧洲、美国的科学家来中国有困难，那么能不能吸引印度、俄罗斯、乌克兰或其他东欧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呢？我们经常说世界四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外国人就是40%，日本是亚洲国家移民政策最保守的，但是日本的东京湾区外国人口也具有相当高的比例，那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呢？外国人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计。
深圳自称是中国的硅谷，但是美国的硅谷外国人口占比60%。我们的研究发现，硅谷三分之二的独角兽企业都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创造出来的，不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这不是说我们也要有这些比例才能成为科创大国，但至少说明这是我们的短板。
尽管2018年我们已经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但是到现在为止，技术移民这个最重要的政策都还没有出台。亚洲的新加坡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完全以人才立国的国家，我们得好好学习人家移民的经验。
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发展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是经济的主体，但这个主体的强大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企业只是其中的一环。经验地看，全球范围内，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3个条件缺一不可，也就是前面所说的3个开放系统。
一是必须具有一大批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机构；二是必须拥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学转化成为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三是必须要有能支撑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的金融体系。
在美国，金融系统对企业的支撑主要表现为风投。如前所述，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不允许我们做美国那样的风投。现在有一些地方，像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国资委，也做一些风投，但是这个风投实际上不是风投。我们的风投周期根据国资委主任一届任期来确定，最多持续3-5年，但是真正的风投周期是8-15年。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以上3个方面取得制度性、体制性的突破呢？我们国家是有制度基础的，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大湾区完全有这样的条件。从研究机构来说，大湾区的大学加起来也差不多可以构成像纽约湾区的大学规模，具备相当的基础科研能力。金融中心其他地方没有，但是香港有。大湾区还拥有世界上转化能力最强大的企业，正因为大湾区的企业转化能力强，过去的20、30年间大湾区得以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
我们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所以，需要新的经济思路、新的经济思维格局。小打小闹不是进步，而是在退步。小打小闹式的做法或许可以逐步解决一些问题，但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有新的改革、新的开放、新的创新。
既然美国现在已经把中国看成竞争的对手，我们就要把美国当一回事。中国跟美国的竞争，竞争的是哪个国家更开放，而不是竞争哪个更封闭。因为民粹主义崛起和内部的政治分裂，美国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不如以前了，美国的政党政治改革更难。但中国共产党在这两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从话语层面来说，执政党一直在强调开放和推进全球化。从体制优势来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体制性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不为任何既得利益所限，看准了方向，就会放手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拾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精神和灵魂。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引领我们实现2035年、205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通向第三个百年（20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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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 — — 轮值主编 | 徐悦邦
正和岛新媒体（ID：zhenghedao）面向中国商界决策者的新媒体，解析商界大势，聚焦商业价值，助力企业家持续成功，让新商业文明的曙光温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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