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价格高的问题该如何解决？专家这样说~
医改北京论坛（第12期）
主题：新时期医保信息系统建设
时间：2018年8月12日
地点：北京 保利大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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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对抗癌药降价问题进行部署，确定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这项工作如何开展？抗癌新药为什么价格高昂？抗癌药价格高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听听专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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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浏清
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
董朝晖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险室副主任
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救命药
记者：
我国患者抗癌用药的经济负担如何？
董朝晖：
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发展，抗癌新药发展很快，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了患者的生命质量。但这些新药价格很高，动辄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有些抗癌新药尚未被纳入医保报销，对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抗癌新药之所以价格高昂，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用药水平逐渐与发达国家接轨，尤其是某些抗癌药，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上市，这些新药的价格必然会很高；
其次，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技术都对肿瘤在基因层面进行了细分，治疗药品更加精准，但每一种药品的目标患者很少，这些药品的市场规模有限，其研发和生产成本无法在更多人群中分摊，导致其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该领域发展很快，主要由研发型企业来提供原研药，而仿制药尚未跟上来。
记者：
6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这项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
董朝晖：
要解决抗癌药价格高的问题，需要从药品提供和医疗保障两个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采取了多项优惠措施，促进抗癌药的供给和降价，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救命药。
主要措施有：
降低关税和进口药的增值税税率。自今年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
简化进口药的上市审批程序，加速审批进程。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对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简化上市要求，可提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监管部门分别在3个月、6个月内审结；
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进行医保准入谈判。由医保经办机构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这些措施扩大了重要药品的市场供给，并且以市场空间换取创新药的降价空间，既提高了药品的可及性，又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提高其研发和生产的积极性。这些重大措施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医保谈判后还需清除政策摩擦
记者：
去年8月，人社部对外公布36种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的价格谈判结果，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上述谈判药品大多都是患者热切期盼的肿瘤靶向药，以及治疗心血管病、血友病等重大疾病的药品。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平均降幅达44%，最高降幅达70%。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有哪些有益经验？
董朝晖：
去年医保谈判的36个药品中，有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种抗癌药，这些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大幅度降价后，纳入医保报销，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大大减轻。
从过去一年的数据看，大部分通过谈判的抗癌药销售量增加了2至3倍，有些则销量增加了十几倍，但由于价格大幅度下降，所以这些药品的收入仅略有增加，大多增长了40%至80%。大体上看，谈判的结果是患者和制药企业共赢，但主要是让利给患者。
去年36种谈判药品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点：
结合药品疗效、临床必须性以及市场垄断程度等因素，遴选出适合谈判的药品；
重视证据，包括临床证据、经济性证据、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信息等，使得谈判过程更加科学、客观、公正；
谈判结束后，及时出台配套政策，推进落实谈判成果，例如，各地将谈判药品进行挂网采购，不再走集中招标采购程序；谈判药品不纳入当年的医保总额控制指标；相当一部分地区将谈判药品纳入门诊大病报销，方便患者用药。
不过，在谈判成果落实中，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摩擦。例如，卫生行政部门对公立医院实施严格的药占比控制，而创新药降价后，费用仍然很高，这导致公立医院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谈判药品的使用。
今后，随着更多以抗癌药为代表的高价药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药占比控制政策需要及时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创新药可以用口服替代注射，用门诊替代住院，尽管药品价格较高，但可以显著降低其他医疗费用，如果用药占比控制政策去考核这些药品的使用，显然不太合理。
另外，高价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后，各地医保部门应重视费用控制，避免药品滥用，例如明确诊断标准、规范治疗方案等。
借鉴国际经验提高创新药可及性
记者：
为减轻患者负担，提高治疗效果，让价格高昂的创新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董朝晖：
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基于新药带来的健康价值，形成合理的价格建议，然后由企业和医保方谈判协商，形成具体的医保支付标准和方案。在此过程中，有两方面经验值得借鉴：
健康价值的测量和评价。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开发了许多健康价值测量的工具。最近，一些学术机构在“经济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度健康价值测量的框架，目的是让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群，如患者、普通公众、企业、医疗机构、专家等，就药品带来的健康价值达成共识。
医保方与企业谈判协商的流程。在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这一流程越来越规范。其要点是：企业根据既定模板提交规范材料；独立专家组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形成初步建议；利益相关方就价值证据形成共识；医保方与企业谈判形成支付价格和方案。
总之，以上两点经验，第一点主要着眼于效率，把钱花在价值最高的地方，第二点主要着眼于程序的公平公正。这两点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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