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进入上海市胸科医院开始从事医院信息化工作。

1994年开始参与研发上海第一代医院信息系统（HIS），对医院的业务流程有深刻的理解。

2005年进入外企负责医学影像系统（PACS）的技术和市场推广工作，对医疗IT企业与医院间如何促进供方和需方两者关系有深刻理解。

2006年进入卫生行政部门——上海市卫生局信息中心，开始参与全市重点项目“公共卫生突发应急工程”、“上海市民健康网工程”的项目实施与管理工作。

2015年开始负责本市“社区综改和家庭医生责任制”和“1+1+1”分级诊疗信息化支撑项目相关工作。

2016年开始研究大数据DRGs医院病种指数用于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

2017年开始在全市开展“健康上海”信息惠民信息平台的推广与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提出了两个15年的重点规划：

“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既是总书记代表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的中国宣言，也是国内各行各业努力进取的战斗号角。“健康中国”是“美丽中国”的重要体现，而人口健康信息化又是“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既然“两个15年”开局于“十三五”末，那我们更要好好把握“十三五”期间剩余的黄金三年，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通过认真梳理、综合分析、统筹规划、重点实施来做好人口健康信息化的顶层设计，以“开放变革”的新姿态来迎接我们医疗卫生人口健康信息化的新时代，为“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医疗IT人的一份力量。

　　2015年3月1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斌出席“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并讲话。李斌主任指出“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是助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健康医疗服务模式转变、培育健康产业增长点，加速先进技术普及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强化行业科学监管的迫切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基础保障和重要导向作用，借助新一轮信息技术驱动创新的变革力量，强化预防、治疗、康复的精细服务和居民连续健康信息业务协同，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的精准管理和跨区域、跨部门业务协同，推动全行业信息化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更大的应用发展空间，为健康中国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细细解读，对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传统的医疗模式是患者、医疗机构和政府行政部门三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就是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要有所创新，最主要还是通过“政策驱动”和“技术驱动”这两种方式来进行。如果说新医改五大制度的建立是“政策驱动”的原动力的话，人口健康信息化以“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科学第三范式阶段就是“技术驱动”的具体体现。

　　二是借助新一轮信息技术驱动创新的变革力量，强化预防、治疗、康复的精细服务和居民连续健康信息业务协同。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三位一体”是被国际广为认同的未来比较先进的医疗模式。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的医疗资源被用于对疾病的治疗上，我国也是如此。当疾病管理从“以治疗为主”阶段逐步前置到“以预防为主”的阶段时，疾病的早发现、早干预就能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特别对慢性患者群和肿瘤高危人群将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但会为政府医疗资源带来巨大的节约，而且还能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命周期和生活质量。此外，随着康复资源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中医适宜技术的不断引入，一直备受困扰的“双向转诊”患者下转通道将进一步打通，也为各地的“医联体”、“医共体”建设的深入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的精准管理和跨区域、跨部门业务协同。“三医联动”一直是医改破局的艰难“局点”。“三明模式”虽然是“三医联动”的一种范式，但是高度集权的改革方式，难以被全国其他地方学习、复制和落地。人口健康信息化在“三医联动”方面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三医”是否可以在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方面先行先试，为将来体制和机制方面的联动创造良好条件？原来看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新医改下提出的五大制度——分级诊疗制度、公立医院现代管理制度、医保制度、药品供应制度、综合监管制度——其中前四个制度就是“医疗、医保、医药”的三医新制度，最后的综合监管制度就是三医新制度的综合管理，这为新医改下新的“三医联动”提出了实现的可能，但如何细化五大制度又成为医改需要破题的新课题。

　　回顾一下人口健康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十二五”中的“3521工程”、“十三五”中“46312规划”，还是更早于各地风起云涌的医院信息化以及区域信息化建设，虽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及两个15年规划背景下，还是非常有必要认真审视我们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做好“十三五”末的新三年行动计划，为迎来我国第一个15年规划，为“健康中国”的真正实现，奠定坚实的信息化支撑基础。

　　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化在“十二五”期间出台了“3521工程”、“十三五”期间出台了“46312规划”，毋容置疑这两个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为全国各地的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作为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三十年来发布最早的两个“顶层设计”，还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不断进行完善：

　　一是，缺少建设指南类的进一步具体指引。无论是从“工程”还是“规划”来看，两者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和相关性——都定义了多级平台的隶属关系、关键业务领域、主要数据库类别等，都是宏观性且大而全的“概念性”功能框架。但作为“顶层设计”，还缺少一个更细化的涵盖具体业务功能规范和技术架构的建设指南，来进一步指导各地的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比如，六大类业务的业务范围和主要功能、四级网络的整体架构都需要有相关的建设指南来进一步指引。

　　二是，建设标准的缺失或不足，具体表现在标准的业务先行性以及标准的可迭代性上。大家都知道信息化支撑正确的姿态首先应该是需求导向、业务先行，然后才是考虑用IT技术的实现手段。像上述第一条提到的，如果我们有了业务部门的坚强指导，有了六大类业务的业务定义和功能规范，充分体现了业务的先行性，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与之相关的数据模型和信息标准。此外信息化标准有着非常强的“时效性”。卫生部虽然在“十二五”期间特别是2011年前后出台了大量的信息化建设标准，并且很多上升为GB（国标），但是回顾这些年来这些标准在各地具体落地实施情况，能被真正使用起来的标准可能还不多，情势也不是太乐观。虽然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项目标准这种对标准“自上而下”的选用原则，但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还是以“项目标准”作为主要的建设数据标准。标准的缺失特别是数据标准的缺失，其影响将在未来显现出来，为国家层面互联互通数据质量的控制带来巨大隐患。

　　三是，顶层架构的合理性问题。国家级平台作为最大的区域信息共享平台，在架构上是有不同层级的，自下而上可能要考虑：基础网络层的互联互通、数据层的三大数据库的数据资源目录、服务层的总线式微服务可复用、应用层的六大类关键业务、门户层的B端和C端入口。整体架构既要考虑对传统的集中式数据中心的支持，又要考虑大数据环境下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的开放式云计算架构。如果这样考量的话，国家级平台将来越来越可能是一个“轻资产型”的逻辑性平台；省级平台将作为重要的建设主体以及关键节点，为国家平台做好重要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服务支撑；国家平台将为全国各省级平台提供患者和医师统一身份认证、人口健康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统一调阅健康档案等关键基础服务，使得人口健康的数据和服务合理有序地在国家4级平台上合理有序地流动和共享——数据只有得到真正的负载，才会发挥其越来越大的数据价值。

　　目前全国各省都在建立省级卫生信息平台或其下属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此各省纷纷开始制定各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化整体规划，在建设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是，省级平台作为国家平台的重要节点以及省内人口健康信息的集中式数据中心，在基础网络和数据采集工程中，面临着医疗机构生产性系统缺失和信息化应用水平的差异性问题。所以省级平台还需要经历一个生产性系统（例如，电子病历[EMR]和电子健康档案[EHR]）不断完善、其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以弥补其地区差异性的艰苦过程。生产性系统的不断完善可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艰苦卓绝的目标。

　　二是，即使省级平台按照相应的数据采集标准规范采集了大量医疗数据，但由于在数据质量控制方面的能力不足，导致数据可用性差。数据如果不能加载，数据质量就更加没有不断提高的可能性，容易陷入被动局面。无论是站在传统统计分析还是现代大数据分析的角度，对数据资源和数据质量的要求也是永恒的主题。建立数据资源目录以及数据质量控制体系需要从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两方面努力，以时间换空间的艰苦方式来获得数据真正的“高可用性”。

　　三是，省级平台建设的目标有强烈的阶段性，所以也极度依赖投入的持续性。省级平台的项目建设，从项建、科研到项目正式申报需要经历复杂而漫长的时间周期。即使最终拿到项目正式批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资金总额上，与原来的方案设计都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又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项目风险，项目实施的范围、时间和成本会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即使前期项目顺利完成，还会有项目运维以及后期项目的设计和衔接问题。不断的滚动式阶段性发展模式，需要有高效的项目管理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和领导的强力支持，任何关键环节的变化都会对省级平台的建设造成巨大的影响。

　　从基层医疗机构的应用来看，无论是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医院信息化还是本世纪初开始起步的区域信息化，经过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以二、三级公立医院为核心的EMR建设，以及以区域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的EHR建设两条主线。

　　其中公立医院的EMR建设，经历了从以计费为核心的HIS系统向以临床为核心的CIS系统的转型，在转型中进一步强调医院信息整合平台的应用，其标志就是通过建立医疗机构的CDR（临床文档存储架构）、ODR（运营文档存储架构）、RDR（科研文档存储架构）来支撑医院的“医教研”全面深化应用，此外还通过整合平台的服务总线来实现医院异构系统的消息服务和数据整合。

　　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EHR建设，向来以社区“六位一体”为主线，既要支撑社区的基本医疗服务，又要支撑国家规定的属地人群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标志就是以家庭医生签约为主线的电子健康档案建设。

以上海为例，始于2011年的第一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为全市超过1100万常驻居民建立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这两条主线的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不断完善。

　　一是EMR系统的完善。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关要求，规范电子病历临床使用与管理，促进电子病历有效共享，推进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2017年2月1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国卫办医发〔2017〕8号），对电子病历的书写、存储、使用和封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既然EMR被称为“电子病历”，那它最终的宿命就是要最终取代“纸质病历”。从医疗文书的范围来看，国家定义了53个医疗文书的集合，其中门（急）诊病历书写内容包括门（急）诊病历首页、病历记录、化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住院病历书写内容包括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病程记录、手术同意书、麻醉同意书、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同意书、病危（重）通知单、医嘱单、辅助检查报告单、体温单、医学影像检查报告、病理报告单等。EMR如果实现了这53个医疗文书的电子化，并且有医师的CA认证数字签名以及时间戳验证，就可以从理论上具备了完全替代纸质病历的能力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EMR生产性系统需要从模块到功能，再到数据表单标准，最后到CA认证这一系列建设内容的不断完善来予以实现。

　　二是EHR系统的完善。

　　为进一步规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2017年国家卫计委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进行了修订，修改完善了有关内容，精简了部分工作指标，于2017年3月28日正式发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以下简称《规范》，国卫基层发〔2017〕13号）。《规范》包括了12项内容，即：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包括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和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

　　在各服务规范中，分别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内容、流程、要求、工作指标及服务记录表等作出了规定。《规范》中针对个体的相关服务记录表应纳入居民健康档案统一管理。这就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EHR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建设要求，在基本医疗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委对区域平台互联互通20个共享文档的建设内容，就可以和《规范》中的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进行充分的整合。如果EHR电子健康档案的内容可以在区域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就意味着可以真正消灭困扰已久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信息孤岛”，这也为未来的“预防、医疗、康复”服务的“三位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待续

请关注明天推出的“下篇”：需求导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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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e医疗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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