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新中国俄语教育发展——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文/史铁强）

提 要：本文从笔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求学和从教经历出发，回顾了1949年至今的70年中我国俄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几代俄语精读教材顺应时代之需，依次问世，各有特点，成为培养俄语专业人才的重要保证。俄语专业测试实行多年，对教学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遭到各种质疑，因此仍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进入新时代，中国俄语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快速发展的形势与原有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俄语教育要不断创新理念，深入改革，形成更有利于学习者发展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最后，笔者回忆了一些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北外专家及其温暖事迹。

关键词：俄语教育；俄语教材；俄语测试

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外语教育很薄弱，主要是英语教学，俄文系（科）仅在13所高校开设，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亟须培养一批俄语人才。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相继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成立了7所俄文专科学校，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开设了俄语专业。仅在1953年至1956年，全国俄文专科学校和综合性大学俄文系就招生12,477人，而当时全国英语专业的学生人数只有2,500余人（付克 1986）。这个时期的俄文教学为国家解了燃眉之急，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俄语翻译人才，也为中小学及高校俄语专业培养了师资，后来成长起来的一些著名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者和俄语教育家，很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俄语的。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降温，中国俄语教育也受到了影响，学习俄语的人数开始减少。然而，直至1964年，全国高等外语院系在校学生中俄语专业的比例仍高达46%，英语和其他语种占54%。“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全面瘫痪，俄语教育更降至冰点。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国内掀起了外语教育热潮，但主要是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的教育，俄语教育仍处于低潮。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才逐渐升温，特别是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后，俄语教育步入了快车道，1999年高校俄语专业点约40个，在校学生达到了3,000人。

进入21世纪，中俄在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军事各个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带动了对俄语人才的需求，2004年全国高校俄语专业点增加到65个，在校生人数达6,000人。此后高速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2009年俄语专业教学点超过百个，在校生人数猛增到15,000余人。现在，俄语专业在校生人数早已突破了两万，俄语学科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与俄语的缘分，既有偶然的因素，也与国家大势有关。我出生于沈阳，1969年春随父母下放到吉林省榆树县（现为榆树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当时我读初一，每日往返8公里去公社的中学读书，生活条件比城市差多了。即便如此，这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也仅持续了几个月，当年秋季我便因家庭困难辍学，回乡当了农民。两年后，家境略有好转（父亲被聘到公社中学校办工厂做技术员），我又回到中学继续读书，正是此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俄语。当时学校里只有一个外语老师，就是教俄语的宣老师。宣老师是个中年男子，发音很好听，这让我对这门语言产生了莫名的好奇心和兴趣。一年后，我们家搬到了县城，我转到榆树二中学习直到毕业。县城中学的学习条件和氛围比农村好多了，但是俄语课基本没人听。虽然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仅在课堂上学了名词单数四、六格等简单的语法知识，但此时我已开始了自学，把能够借到的高中、大学俄语教科书读了个遍，到中学毕业时已掌握了上千个单词和基本的语法体系。毕业后，我先后在建筑工地、火车货场、街道工厂等处打工。在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仍没有忘记学习俄语，兜里总揣着密密麻麻写满生词的小本子，有时间就拿出来背一背。自学俄语成了我心里唯一的慰藉，我也因此觉得青春没有虚度，不过从未想过有上大学的一天。

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后来变成了现实：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成为第一批考试入学的“幸运儿”，报考的专业就是我最喜欢的俄语专业，从此幸福的大门为我敞开了。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士，成为高校的一名俄语教师。我学习俄语的经历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没有改革开放这一英明决策，我不可能上大学，更不可能有之后的发展机会。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和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我在学术上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舞台。

我很幸运，能够见证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并投身其中，能够见证俄语教材的更新换代、经典传承并为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重要的外语教材编写和研究基地。70年来，北外俄语学院出版了数十部俄语教科书，以核心主干课“精读”来讲，产生了四代较有影响力的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俄语教育虽然蓬勃发展，却没有一本可供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各校所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由各校中外教员自选自编的。直到1961年，中宣部部署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外语专业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由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李棣华担任，许国璋主持全国统编教材《英语》的编写工作，赵辉主持俄语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工作。1962年，《俄语》第一册问世，1964年8册全部出齐。这套精读教材的出版，在中国俄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这不仅因为它是国内第一部统编教材，还因其拥有强大的编写队伍，选材精美，体例严谨。这套教材的优点是语言地道、系统性强，课文主要是文学作品，大多选自经典名家。它的缺点在于经院式教学，教学法方面主要体现了语法翻译法，忽略了生活语言。遗憾的是，这部经典的教材问世不久，“文革”便开始了，因此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俄语教育逐步回到正轨，教材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1—1982年原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丁树杞等编写了《俄语》《中级俄语》《高级俄语》。这套教材是为有基础的俄语学生编写的，以中学掌握1,400个单词的学生为教学对象。很快，随着形势的变化，1986年丁树杞教授又在《俄语》的基础上主编了《基础俄语》（1—4册），将起点降至500个单词。该书继承了原有教材的优良传统，语言体系严谨，练习充足合理，并结合当时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形势，融入了交际性原则和鲜活的口语材料。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俄语教育发展很快，生源也发生了变化：开设俄语的中学数量呈下降趋势，零起点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因苏联解体，对象国国情发生了剧变。为顺应形势需要，1994—1998年北外俄语学院与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合作编写了《大学俄语（东方）》（1—8册），仍由丁树杞主编。与《基础俄语》相比，这套教材简化了不少，在保留原有专题的基础上减少了课文、对话和练习的数量，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零起点新生的特点以及课时缩减的变化。编写原则仍以交际法为主，课文和对话贴近日常生活。

进入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一是社会变革和互联网等科技革命使俄罗斯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随着中俄关系的升温和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俄语专业招生人数成倍增长。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始编写《大学俄语（东方新版）》，2008年出版了第一册，之后几年陆续出齐了8册。新版教材继承了前几代教材的传统，仍坚持交际法原则，突出语言训练，同时借鉴了《基础俄语》严谨的语言体系，保留了专题教学的模式。这套新教材把语言学习与国别研究相结合，特别重视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结合，使俄语教学的结构由单一的语言主线转变为语言、文化和国别知识三位一体，着力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技能、丰富的国别知识和创新研究能力的新型俄语专业人才。

有教学就有考试，这是常理，就像产品出厂时的产品检验一样。俄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目的是检验俄语专业本科学生在基础阶段结束和全部学业结束时的学习成果，也使参加考试的学校对自己的教学情况有个客观的评估。由于地域、生源、学校、师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校的教学水平存在着差异。通过考试，各学科点可以了解自己的所长和所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比如，有的学校认识到学生的翻译能力较弱，就相应地增加一些汉俄互译的实践教学；有的学校则着力于训练口语和听力等弱项。就全国而言，统测的目的还在于调研，通过测试，教育决策部门可以了解全国高校俄语教学点的分布情况、各年级的人数，掌握各校教学的基本状况和学生水平等。

外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率先由英语专业发起，随后俄语、日语等语种也相继进行。俄语专业四级统一考试和统一阅卷始于1998年（此前曾在多所院校设置试点），正式颁发证书是从2001年开始，两年后又启动了八级考试。自此，北外多年负责全国俄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20多年来，外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对外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不少尚待改进的地方。社会上和外语学界对于四、八级考试能不能测出真实水平一直存有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检查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像检测产品，不能用精准、客观的测量机器来检测。但是总体而言，我认为测试结果与学生的实际水平呈正相关，即语言好的学生得分就高，反之亦然。如果把四、八级考试与课堂测验相比，前者肯定不如后者准确、真实，原因在于统测中有许多客观选择题，这是大型考试的通病。我们知道，客观选择题的优点在于试题覆盖面广、题量大、评分简便，可以由机器阅卷，且省时省力，便于分析统计；缺点在于较难测量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测试结果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为猜测答案提供了可能，还有些学生实施题海战术，积累了“丰富”的做题经验，但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并不一定过关。然而，大规模的统一考试不可能像课堂测验那样进行，其原因就在“统一”二字上，要组织数以万计考生同时测试，不借助机器阅卷是难以想象的，托福、雅思、GRE无不如此。

客观地说，俄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特色在于它能较好地保持检测“真实水平”的题型，除了传统的作文、听写、翻译外，还有人机对话和口语表述。从实际效果看，这类题型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受试者的口语表达能力。此外，考试内容还包括言语礼节、历史地理、文学文化以及当代社会等多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俄语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应该充分了解对象国的国情。这类试题的比例虽然不高，但起着导向引领的作用。当然，考试的主体部分仍然以语言能力测试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听、说、读、写等基本功。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已实行多年，但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许多现代化科技手段已经运用到测试的全过程，如网上报名、网上阅卷和网上查分，今后还要过渡到网上机考。

教学理念与时俱进，教材持续更新换代，测试改革深入推进——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俄语教育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俄语教育（包括基础俄语教育和大学、二外俄语教育）在新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快速发展的形势与原有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之间的矛盾。

基础俄语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与大学的衔接问题。俄语考生进入大学后，如果所学的专业不是俄语，就要学公共俄语。然而，现在开设公共俄语的大学越来越少，原因在于生源大大萎缩了，一所大学里多则几人，少则一两人，甚至没有学俄语的学生，于是便出现了有老师没学生和有学生没老师的现象。久而久之，有的俄语教师转了岗，有的学校聘请临时教师代课，有的干脆取消俄语课，让学生“自学”，更有不少院校在高考和考研时只招英语考生，这就从根本上掐断了学生学俄语的愿望。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所有的中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都开设了俄语课，然而到了2000年，初中阶段的俄语教学停止了，2005年高中阶段的俄语教学停止了。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初中学俄语的学生最多时人数达2,002人（2006年），占当时全市初中学生总数的45%，目前全市仅有232名初中生学俄语，占全市初中生总数的7.6%，这还是在学校开设英、俄双语教学的前提下获得的数据（中国民主促进会黑龙江省委员会 2019）。中学不重视俄语教育的原因在于大学取消了俄语课，大学不开设公共俄语课是由于没有生源，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高考是指挥棒，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大学。随着慕课等新型教学形式的出现，这个困扰俄语教育多年的问题有望解决。有实力的大学俄语院系可以做一批慕课课程，甚至可以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全部俄语课程制作出来，并配备练习、反馈、考试等各个环节，使之丝毫不逊于真实课堂，供那些缺少俄语师资又有学习意愿的学习者使用。相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难解决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激发学习者的热情，点燃他们对俄罗斯的兴趣之火。现在许多学校的俄语教师，除了能讲俄语外再无其他学术兴趣，而一个好的俄语教师本身就应该是俄罗斯问题专家。他若能用生动、形象的方式把自己对俄罗斯文学、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传达给学生，就可能激发起学生对俄语和俄罗斯的强烈好奇心，促使他们走上探寻之路。

引导学生进行探索性学习不仅是中学和公共俄语教师要做的，更是大学俄语专业教师的本分。俄语专业教育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训练方法、课时安排等诸多方面有着公共俄语无法相比的优势，使学生得以在四年里熟练地掌握俄语。然而，外语专业同样面临着各种挑战，最为突出的是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不足，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外语专业中更加突出。如果说过去我们培养的学生以熟练的俄语口、笔译能力见长的话，那么今天仅仅能讲俄语和能读懂俄语原文已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优势了，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已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交际和阅读问题，现今社会更需要能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型人才。当今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知识更新的周期明显加快，教会学生什么才能让他终身受益？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答案不言而喻：除了让学生掌握俄语这个工具外，还要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目前教学中普遍存在着“短平快”“实用主义”的现象，写文章或作学位论文时，宁愿选择材料易找、少花力气的空泛题目，也不愿潜下心来作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相信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思辨性、探索性学习方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并最终形成一种更有利于学习者个性发展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

北外是我国外语教育的高地，蜚声中外。俄语是北外的奠基学科，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外语专业。北外有一句流行语，叫作“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北外人”，说明北外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从驻外大使到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翻译，到处都有北外人的身影。作为一线教师，我参与了培养优秀北外人这项光荣的工作，与同事们一起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俄语专业学生，看着他们活跃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从事着对俄合作的各类工作，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践行者，感到非常欣慰。我还与同事们共同编写了俄语教材，和校外专家共同制定了全国俄语教学大纲、考试大纲。

这些工作得到中俄两国学界和政府的认可，给我带来很多的荣誉，包括普希金奖章、“友谊贡献奖”“俄语教学成就奖”“国际人文合作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但我始终认为，这些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这些荣誉应该属于北外和中国俄语教育。我在北外求学和工作30多年了，我的青年、壮年乃至老年都在这里度过，我为北外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北外也为我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使我得以实现个人的奋斗理想和人生价值。

北外俄语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涌现出不少国内外知名学者，要讲的人和事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我只介绍我院的几位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他们也是对我成长帮助最大的几位先生。王福祥是我国首位获得普希金奖章的学者，是著名的俄语语言学家，在话语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领域建树颇丰。王老师在国际俄语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进入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核心领导层的第一位中国人，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被载入俄罗斯出版的《语言学词典》。王老师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跟他读博士的那些年他正担任北外校长，需要管理的事务非常繁多，但他每周仍抽出一个下午为我们授课或抽时间与我单独见面，听取我的读书汇报和论文设想。王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科学的奉献精神、高效率的工作节奏，乃至他对我个人和家庭的种种关怀，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每每想起王老师那严肃外表下透露出的和蔼、亲切，想到恩师如今已驾鹤仙去，我的心就禁不住感到灼痛。

李莎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夫人，是著名的俄语教育家。李老师20世纪50年代就来北外工作，为北外和中国俄语教育奉献了一生。我读博士时李老师因为年事已高，很少来学院授课了，只是每周有一两次答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她请教问题，解答完后她和我攀谈起来，问我来自哪里、在哪儿学的俄语，还表扬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肯定了我所提问题的深度。后来我留校任教，又担任了俄语学院院长，此时李老师已经退休，但每逢她生日我们都陪同有关领导去看望她。李老师很博学，是一位教育大家，她审定了数十部教材、词典、重要文献的翻译，她主编、主审的许多书至今仍是我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她和她那一代的俄语前辈奠定了新中国的俄语教学体系。

白春仁、汪嘉斐都是我院知名的学者。白老师曾多年担任北外俄语系系主任。在他主持工作的那些年，俄语系的教学和科研蓬勃发展。作为第一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组长，白老师领导和参与制定的《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至今仍然是全国俄语专业教学的指导性文件。白老师多年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研究领域涉及词汇学、修辞学、文学修辞、翻译、诗学、汉俄语比较等。他对维诺格拉多夫、巴赫金、洛特曼学术思想的研究和引进，为我国文学修辞学和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汪嘉斐是我国俄语界知名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修辞学、演讲术、口语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多年来，汪老师为研究生教育殚精竭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他对准确、得体、生动、富有感染力和尽善尽美的俄语表达孜孜以求，为中国人学好外语树立了典范。他将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事和学生，无不为之叹服。

北外名师中与我共事最久、合作最多的是李英男。李老师出身名门，系李立三和李莎之女，却没有一点儿架子，待人亲切和蔼。她长期从事俄语教学和俄罗斯文化研究，培养了多名博士。李老师从小在俄语环境中长大，加上聪颖好学，使得她的俄语语感十分地道、精准。年轻时她就参与了多部俄语教材的审阅工作，后来我主编8卷本的精读教材时更是请她最后把的关。经她修改过的文字更加准确、鲜活，可读性更强。我主持俄语专业四、八级考试那些年，最后定稿的试题基本上都请她过目，从她对文字的修改提炼中我学到了很多。

我是一个“幸运儿”：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有幸接触到了俄语这门美丽的语言，自学俄语为我艰苦的生活增添了无比的快乐；在青春岁月迷茫的时候我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此后的求学和工作生涯可谓顺风顺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顾个人的成长经历，我由衷地感谢时代赋予我的机遇，感谢北外为我搭建的平台，更要感谢培养了我的前辈们以及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3期13—18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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