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五）| 赵蜜：儿童贫困表征的年龄与城乡效应

赵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

本研究尝试突破为经济短缺表象所遮蔽的贫困研究和贫困治理，基于儿童视角的贫困表征来探究主观贫困对于贫困者困境的建构功能。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对温州市中心、郊区和乡村的三所小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儿童的贫困表征内容远比官方定义丰富且存在年龄效应。城市儿童贫困知识的精细化程度显著高于同龄的郊区与乡村儿童，并且这种城乡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大；城市儿童的贫困判断线索也远比贫困儿童多元而精细。研究揭示，阻断儿童贫困再生产的干预可从贫困表征入手，并应在不同处境的儿童出现对贫困的认知与判断分化之前进行。

关键词

主观贫困；儿童贫困表征；年龄效应；城乡效应

一、导论：相对贫困之殇

当今人类社会实现了空前的富庶和丰裕，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距也远超任何时代。在一部分人享受财富带来的奢靡生活与任性人生的同时，贫困人群却挣扎于短缺和困顿之中。进入21世纪后，学界测算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超过0.6。农村基尼系数在2015年则高达0.65（王春光等，2018）。数字上的贫富差距具体到经验层面则是健康、教育和生命机会等所有面向的分化。联合国《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富裕地区在人均寿命和平均教育水平上都显著高于贫困地区。贫困正日益成为全面影响生活的不利条件。

既有贫困研究虽角度多元，但常常治理取向鲜明，甚少采用贫困者主体视角，并且以户为单位的相应扶贫措施对贫困再生产的主体——儿童群体未加关注。以此为基础的反贫困工程难以在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阻断贫困再生产。本研究提出，当前的贫困问题源于绝对贫困与可感知的相对贫困的叠加。后者是当代贫困问题的首要因素，是当前反贫困工程未曾关注的问题，也是贫困攻坚战后长期面临的任务。

可感知的相对贫困的提出是为了回应这样一个可见的社会事实：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人们对贫困的敏感程度在提高，对贫困的耐受性却在下降。不但贫困人群的社会显著性日益增加，物质匮乏年代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状态在今天也常常让人难以忍受。“中产焦虑”更是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时代性标志。本研究尝试突破为数字所局限的贫困政治经济学，回归贫困的原初意义，以儿童为例，讨论主观贫困（sbjective poverty）对于贫困者困境的建构作用。

有别于学界熟知的以主体为核心的生存性贫困（existential poverty），本文讨论的主观贫困强调包括贫困者与非贫困者在内的所有社会个体对贫困的主观感知，内容包括贫困内涵及相应的社会评价与规范。由此，也区别于以本人或者社会大众的相对物质匮乏感（询问“是否认为贫困”）作为主要指标的客观贫困测量（Deaton， 2010），与精准扶贫政策下对照贫困认定标准贫困户主动申报、村干部和扶贫干部再多方确认的实践（李棉管，2017）也有本质区别。换言之，本文所提出的“主观贫困”概念独立于所有既有的理论或实践的贫困测量，而聚焦于社会大众的主观理解。

在社会表征论框架下，基于儿童视角，本研究探讨两个具体问题：第一，贫困作为被感知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第二，什么样的社会线索会被作为判定与自我归类为贫困人群的依据？在社会表征路径下，贫困内容的讨论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行为与态度；因而对贫困线索的讨论亦是对穷人意象/具象化污名的探讨。本文接下来将首先系统评论贫困研究，揭示当下贫困研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博弈所导致的视角局限，而后构造替代性研究路径，并以儿童的贫困表征研究来佐证该路径的可行性。

二、为经济短缺表象所遮蔽的贫困研究

继联合国制定消除饥饿与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将“精准扶贫”认定为当下政府工作的重点，成为“十三五”计划中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目前，国内的反贫困研究集中于对制度执行的评估与反思（贾俊雪等，2017；李棉管，2017）。精准扶贫力图发掘包括当地社会生态资源、文化、家庭与社区在内的不同面向的反贫困资源。但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仍是其隐而不彰的基本逻辑，经济扶贫仍是当下反贫困政策最倚重的手段。然而，本研究发现，建档立卡的量化管理和经济扶贫效率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包括地方精英和扶贫对象在内的个体（胡联、汪三贵，2017；殷浩栋等，2017）。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经济扶贫机制的融合在村级层面上能较好产生扶贫效用，但效用发生的关键并不在于财政补贴，却在于激发农户的主观能动性（贾俊雪等，2017）。“治贫先治懒”甚至成了众多地方政府的实践总结。精准扶贫需突破既有思维，另辟蹊径。

（一）贫困政治经济学

研究视角的局限与作为扶贫主体的国家的偏好密不可分。为契合扶贫政策制定的需要，宏观视角尤其是制度主义视角长期占据贫困研究的中心。贫困的测量和贫困人口的认定标准的历时修正（陆康强，2007；朱梦冰、李实，2017；Deaton，2010）便是这一政治驱动力的反映。政府科研项目的审批通常以实施有效干预的可能性为最终的评判标准。政策导向的科研申请聚焦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使得包括贫困者视角在内的非制度路径相对边缘化。

究其本质，贫困并非扶贫者的工作对象，而是一种能引发诸多负面后果的生存状态。贫困首先会对贫困者的身心发展造成长期伤害（方文，2017；McEwen & McEwen， 2017）。由此导致的人力资源耗损也会阻碍国家的发展。将扶贫定性为需达成的工作目标乃本末倒置的主体转移。专注于超越贫困线，或是满足于诸如食品与卫生等基本生存需求等可量化的经济目标虽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却是对贫困主体、贫困多维性以及致贫深层原因的漠视。物质短缺或低收入仅是贫困的众多表现之一，却非致贫的原因。以消除表象为导向的扶贫工作，无法根治贫困顽疾，反而削弱了对导致贫困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返贫现象深层原因的关注。贫困问题首先是社会正义问题，而绝非仅仅是经济问题（Desmond & Western，2018）。精准扶贫应当破除扶贫者一厢情愿的数字执迷，立足于贫困成因研究。

（二）多元研究路径

围绕贫困成因有六种可辨析的路径：结构路径、政治路径、生态环境路径、文化路径、心理路径与生命事件路径。各解释框架多汇聚了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除了生态环境路径之外，这些不同的解释框架不同程度地对应着贫困定义的不同面向。

结构路径是最常被采纳的视角（Bradley，2019）。大量研究发现，包括家庭、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在内的不同等级、不同面向的结构性制约会导致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家庭规模、性别（Sen，1982）、社区环境（Sampson et al.,2002）以及阶层（Sen,1982）都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并且这些因素存在叠加效应（Desmond，2012）。

政治性因素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个人政治抉择（Misturelli & Heffernan， 2008）、社会政策（荀丽丽、王晓毅，2012；Brady et al.，2009）和战争都会产生贫困。生态环境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致贫因素。贫瘠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容易引发贫困（Glauben et al.，2011）。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则是现代贫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通过反思并超越“贫困文化”构念（Lewis，1966），当代贫困的文化研究路径将贫困与社会成员的群体身份解绑，关注特定的信念、态度、价值观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使个体主动或被动地被排除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之外，陷入贫困（Small et al.，2010）。

心理学对贫困的研究有深厚的传统。包括结构路径、政治路径和文化路径在内的不同研究，都或多或少将心理因素纳入其解释框架，暗示其中介作用。心理路径则直面贫困生产与再生产的心理机制，尤其注重研究的实践指导性，重视干预方案的设计。在心理路径下，特定的负面心理特征常常首先被视为贫困的心理后效，而后又参与贫困再生产。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的匮乏、负面情绪（Dixon & Frolova，2011）、认知意愿与能力（Haushofer & Fehr，2014；Mani et al.，2013；Wood， 2003；Vohs，2013）首先是贫困的恶劣后果，继而又会通过降低个体心理能力（mind power）（Shah et al.，2012）引发贫困的再生产，进而加剧阶层分化与固化（Piff et al.，2018）。

生命事件路径是贫困成因研究的新动向。当代贫困常常源于特定的生命事件，如疾病、丧偶等。研究发现，生命事件与结构性因素在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有叠加效应。弱势群体更为脆弱，更容易受重要生命事件的不利影响而致贫返贫（Berzin & De Marco，2010；Vandecasteele，2010）。

整体而言，既有的贫困成因研究在宏观因素与微观解释之间、在外部环境与个体心理之间摇摆。扶贫政策的制定则多以宏观研究为基础。当下的精准扶贫仍以经济手段为主导，其逻辑在于预设经济状况的改善能全面消除贫困的负面影响。然而，贫困的主体感受性以及贫困感知的社会参照性无法简化为数字。回归到问题的本质，消除贫困应突出贫困主体，以消除贫困的生存状态为目标。宏观视角显然无法很好地揭示作为生存状态的贫困，后者存在于经验层面。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具身路径应是贫困干预的新思考方向。实际上，具身干预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规模性的贫困心理干预。但后续评估发现，微观心理干预无法取得持续效果；儿童、父母和家庭联动的干预才有长远效果（Mcloyd et al.， 2015）。评估结果基本否定了微观干预的有效性，同时也间接强化了社会学视角在贫困干预中的应用。需要指出的是，个体微观心理干预只是具身路径中的一个视角。心理干预评估结果事实上为中观心理干预提供了坚实证据，指明了社会互动在贫困干预中的重要作用。

三、研究框架：以儿童贫困表征为中心

源于社会互动的贫困在既有的贫困研究中并未引起重视。大量研究表明，弱势群体常常是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产物和再生产的主体。他们不仅要经历被动建构，也主动参与此过程（Sidanius & Pratto，1999）。实际上，共意的制造可追溯至宏观因素（Herman & Chomsky，2002），但脱离社会互动的共意却绝无可能（布洛维，2015）。

当下，贫困已成为一个承载诸多消极意涵的明显的阶级标志（Sen，1982），同时也是污名标签（Smith et al.，2013），难免会伴随社会歧视。感知到社会歧视会明显危害贫困者的身体健康（Fuller-Rowell et al.，2012），使贫困者感到被边缘化和孤立（Ladd，2012）， 或感到羞耻（Walker et al.，2013），继而引发抑郁、社会退缩和认知衰竭等心理健康问题。在人际交往中，感知到贫困会加剧贫困者的相对剥夺感，进而损害他们的主观幸福感（Nándori，2011）。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贫困的持续和再生产。

与贫困者的自我觉知对应的是非贫困人群对贫困群体的高度知觉。有证据表明，四岁的儿童就已经感知到穷人是一个界限明确的实体性群体范畴（del Rio & Strasser，2011）。非贫困群体对贫困群体的感知与判断有重要的社会后果。贫困群体更易引发人们的厌恶情绪，进而阻碍贫困者获得制度性公正，并且影响人们对他们的救助意愿（Smith et al.，2013）。对穷人的救助意愿则受到人们对贫困归因的影响。内在归因，即认为贫困源于贫困者自身诸如懒惰等习性的推断，会降低人们的救助意愿；而外在归因，即认为贫困源于外在于个体的制度性与意外性因素，则会增加人们的救助意愿（Tagler & Cozzarelli，2013）。此外，对贫困群体的负面评价也会直接引发针对该群体的歧视行为，对贫困人群的心理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贫困再生产。

不难发现，社会互动是贫困负面主观体验的主要来源。隐含在社会互动中的社会比较以及非贫困群体对贫困者的歧视性行为都是贫困群体的压力源。两者的基础皆是对贫困的标定。那么社会大众如何标定贫困？贫困者根据何种线索自我标定？非贫困者又根据何种社会线索标定贫困？本文以儿童为例，尝试对此一一作答。

本研究着眼于贫困的社会互动维度，聚焦于贫困观感与标定。研究以儿童为例，以社会表征论为理论框架，探寻儿童对贫困的主观感知。探究主观贫困一来有助于辨析贫困的社会线索，二来也可以通过贫困者的贫困表征最直观地呈现贫困的主观体验。

（一）理论框架

社会表征路径关注社会群体对特定概念和事物的共识性观点、行为和态度，长期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群体心理研究（管健，2009；赵蜜，2017；Moscovici， 2000）。观点必然体现态度，也会外化为行为，此三者共生共存，是社会表征的三个基本维度。因此，研究贫困的社会表征即主观贫困，亦是探寻人们对贫困的认知/辨认和态度/价值判断，以及由此衍生的对贫困者的评价和行为意向。社会表征的形成伴随着视觉化的具体意象的生成（Moscovici，2008）。此意象便是常人社会分类的视觉原型。就贫困而言，即穷人的具身形象。贫困的社会表征是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群际互动的基础。对贫困和贫困者的认知与判断决定非贫困者对贫困群体的态度与行为，进而会启动贫困者的自我刻板印象化，影响他们的社会融入。

以儿童为研究对象一来是因为儿童具有独特的身心特征，二来是因为当下的精准扶贫对儿童群体未有足够的重视。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扶贫措施。研究发现，贫困处境显著影响儿童的健康、认知、行为和学习成绩（吕晓康等，2014；Ladd，2012），并且通过研究童年时期的贫困经历能有效预测其成年后的健康、行为和成就（Duncan et al.，2012）。与成人相比，儿童受贫困危害更大，也是贫困再生产的主体（Harper et al.，2003；Kendig et al.，2014）。因此，消除贫困需重视儿童扶贫，而对儿童的干预尤其需要关注心理脱贫。

研究表明，仅提供教育资源和经济援助并不能保证贫困儿童获得脱贫能力（Hanushek & Woessmann，2016）。部分地区实行的旨在促进贫困儿童身体健康的营养早餐计划既无力改善贫困儿童的心理弱势，在执行层面上也被爆出以次充好等食品质量问题。阻断贫困再生产的关键在于消除贫困对儿童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首先帮助儿童实现心理脱贫。心理脱贫的关键一步便是通过了解和重构主观贫困来消除贫困的负面社会意涵。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开放式问卷调查，讨论儿童贫困表征的观念与意象两个面向，分别对应本研究的两个具体问题：贫困作为被感知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线索会被作为判定以及自我归类为贫困人群的依据？问题的设计围绕儿童对贫困的感知、与贫困群体的交往经历以及对穷人的交往与救助意愿，分别对应社会表征的观念、行为与规范三个维度。考虑到小学生的道德判断还基本停留在“他律”阶段，因此本研究不设置要求参与者作出明确价值判断的题项，但设计了交往与救助意愿的问题，以推断儿童对于贫困者群体的规范信念。此外，另设置题项询问儿童标定穷人的具体线索以及儿童的穷人自我认同。自我认同一题的设置是为了进一步区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并比较两者在贫困表征上的差异。研究框架设计见表1。

数据于2017年2-3月采集于浙江温州。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众多，也有众多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因此，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均不在少数。另外，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贫富差距巨大，相对贫困状况尤为突出，尤其适合观察贫困群体和非贫困群体之间的互动/隔离。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同期群构成的差异对社会化的影响，在温州市区、郊区和乡村各选取了一所小学进行调查。A小学是温州市区的重点小学，学生家庭条件普遍较好。B小学位于市郊城乡接合地带，本地学生与外来学生混杂，但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数逐渐超过了本地学生数量。C小学位于郊区，学生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流动性大。

考虑到儿童年龄和心智水平的关联，本研究以二、四以及六年级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5-6岁、9-10岁和11岁是儿童的自我意识、认知和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 Piaget，1997/1932），社会互动存在根本性影响（维果茨基，2016）。一方面，因为心理特征不同，不同年级的儿童对贫困及其负面社会意涵的感知会有所差异，由此会引发对贫困群体的评价和行为上的差异。另一方面，“贫困”标签对不同年龄的贫困儿童也可能有不同的建构性作用。讨论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探寻合适的干预时机。在实际操作中，笔者对B、C小学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各一个班级，以及A小学二、四和五年级各一个班级进行了调查。五六年级学生理论上属于同一心理发展阶段。参与调查总人数为331人，回收有效问卷327份。

（三）分析框架

参照贫困的多维度定义和既有的测量框架，特别是联合国的多维度贫困指数（MPI）和AF测量方法（Alkire & Foster， 2011）及其衍生方法（Yu， 2013），本研究也对相关的数据进行了多维度检测，并与多维度贫困指数进行了对比分析。MPI指数在经济指标外，还对健康、教育与生活质量维度进行测量。AF测量方法则主张对各维度的子类别进行加权处理。本研究结合此两者处理数据。除了年龄之外，本研究还对城乡儿童进行区分。“个体发展的小生态环境”（developmental niche）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变量（Super & Harkness，1986），是儿童社会化的背景，规制着社会表征的样态。

四、贫困表征的年龄效应

观点是社会表征的核心面向。本研究以“你觉得什么是贫困”一题来检测贫困表征的观点维度。

（一）超越客观贫困的主观贫困

详细梳理温州市中心、城郊和乡村三个学校处于不同年龄和心理发展阶段的儿童对于贫困的理解可发现，儿童对贫困概念并不陌生。绝大多数二年级儿童（82.9%）已经对此有基本认知。四年级虽有个别儿童没有给出贫困定义，但结合后续问题的回答情况，可判断真正对此无了解的学生只占总数的6.0%。五六年级的孩子对此概念已十分熟悉。33.1%的儿童能对贫困提供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解释。单个儿童最多给出了九条解释。而对贫困有多维理解的儿童占总数的29.6%。单个个体对贫困的理解最多达到四维。

分析表明，儿童对于贫困的理解远比客观贫困指标丰富细致。他们提供的贫困定义涵盖了经济、生活质量、教育、文化、心理、社会保障、社会赞许、身体和地理九个维度（见表2）。其中经济、教育和生活质量与客观指标重合，对健康指标则有拓展。对身体的描述除“不健全”之类的表述外，还有“脏”“黑”之类的形容。在贫困的客观测量指标之外，儿童也将贫困与工作状况以及居住地域相联系。“没有工作”或者“住在山里”被视为贫困的特征。此外，儿童对文化和心理这些精神面向亦有所察觉。也有儿童明确觉知到围绕贫困群体的规范性话语，比如“被老师表扬”。

整体上，儿童对贫困的认知集中于经济与生活质量维度。不仅所有年级的儿童都提及此二者，它们在报告次数与报告人数上也都远超其他维度。此二维度总共被提及的频率高达79.6%，并且提及此二维度的儿童分别占总人数的52.3%和45%。教育、文化、心理虽然也是跨年级儿童的共享表征，但普及度并不高，报告人数频率均未超过7%。此外，社会保障、社会赞许、身体与地理被提及的频率更低，与教育、文化和心理维度共同构成儿童贫困表征的边缘因素。

总体而言，儿童的贫困表征充满负面意象，围绕着“拥有”的匮乏和“存在”的不足。其中“没钱”和“吃不饱穿不暖”是最普遍的认知，还有“没文化”“不健康”“脏兮兮”“被人看不起”等极其负面的描述。在327份有效问卷中，只出现了一个褒义词“自力更生”和一次正面描述“被老师表扬”。虽然意象负面，但整体上，儿童的贫困表征鲜有涉及对个体心理特征的贬低，而普遍偏重客观性描述。对于贫困的精神面向的描述同样如此。对儿童贫困定义的基本分析表明，入学年龄的儿童对贫困的理解已经与客观贫困指标惊人地接近。在所有报告条目中有86.2%涉及客观贫困指标，即经济、生活质量、教育和健康。此外，儿童的主观贫困也显示出他们对贫困的细致理解，特别是贫困在外显精神层面上的体现，可能在较难辨认的客观指标之外，成为儿童认定贫困的重要指标。

（二）同质化的交往与救助意愿

观点之外，行为和态度是社会表征的另外两个基本维度（Moscovici，1973）。社会表征的共识性特征使其具有规制群体成员行动的规范性特点。针对贫困表征的行为维度，本研究设计了关联的两题：你接触过贫困的人吗？如果有的话又是在哪里接触过他们的？数据分析发现，二年级的儿童普遍不认为自己接触过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接触穷人的几率也在增长。但一些儿童只是简单报告接触过。提供了具体答案的儿童有相当一部分将乞丐等同于穷人。更多的城市儿童则报告在“扶贫”或“结对帮扶”活动中接触过穷人。但显然，贫困群体在绝大多数儿童的感知中是有物理和心理距离的。

相比有限的直接互动，儿童对贫困群体的态度可能更具指示性。针对贫困表征的规范维度，本研究设计了两题。一是询问参与者与贫困者交往的意愿，二是询问他们救助贫困者的意愿。问题虽然以行为为核心，但探究的是围绕贫困群体的社会行动规范。表3总结了三校儿童的回答。

对于贫困者，儿童普遍都表达了交往与救助的意愿。327人中只有17人明确表达了不愿意交往的愿意，而表示不愿意救助的则只有8人。对于为何不愿意交往但愿意救助，有儿童提供了如下解释：“不愿意（交往），（他们）身上实在太脏了”；“愿意（帮助），毕竟要有善心”。虽然否定回答的人数少，但仍可看到，与要求更多个体卷入的交往相比，儿童更倾向于提供对卷入性要求低的救助。部分高年级学生在回答交往意愿时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和情绪压力。考虑到儿童对外在权威的肯定有强烈的心理需求，与回答救助意愿时毫无迟疑相比，在回答交往意愿一题时的犹疑与解释暗示：高救助意愿可能比高交往意愿更真诚可信。

事实上，无论是高交往意愿还是高救助意愿，均与强烈的社会赞许性压力紧密相关。有儿童如此解释他的“愿意”：“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穷而看不起他们”；“我是很同情他们的”；“很愿意，因为我做了善事”。还有学生对与贫困者交往做了以下条件限定：“只要他不做坏事”。另外，有不愿意交往与帮助的儿童提供了以下的自我表露与辩解：“因为我的零用钱很少，压岁钱也被存进银行了，我无法把值钱的东西给他们，而且我缺点多多，会怕他们嘲笑”；“我不想把自己不足的地方和丑陋的自己展现给他们，所以我不愿意”。无论是自我表露还是自我辩解，这些解释实际上都表明，对于贫困者群体，存在鲜明的团结与救助的社会规范。有二年级学生甚至在调查现场举报不愿意交往或者提供帮助的儿童。高年级儿童的自我表露和辩解冲动，以及他们在作答时表露出的内心挣扎，则显示出他们明确的政治正确意识。

在表示不愿意提供帮助的8个儿童中，有两个自我认同为贫困，占自我认同为贫困的儿童总数的9.5%（总数21人）。虽然整体基数小，但与不愿意提供帮助的不认定自己贫困的儿童比例（2.0%）相比，仍有显著差距。其中一个学生提供了如下解释：“因为他们不会记得我们的帮助，而且他们也不会感谢我们”。不难理解贫困儿童为何更可能不愿意提供帮助，更注重回报。自身处境的困窘导致救助他人的成本过于高昂。

此外，城市儿童的救助意愿最高，而农村儿童的交往意愿最高。这可能与城乡之间的生活习惯与可见的社会分化有关。比起城市儿童，农村儿童更惯见劳作后的风尘，贫富分化也较小，因此更能接受朴实、不够整洁的外表。而城市儿童更可能有救助的经济资源。整体而言，高个人卷入的交往要求更为类似的个人经历，更私人化；而救助则要求更多的经济资本或人力资本，更受社会赞许性的驱动。这也是救助意愿要比交往意愿高的可能解释。

（三）贫困表征的年龄差异

分析综合表征的各维度可发现，贫困表征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群体中存在差异。高年级儿童普遍比低年级儿童对贫困有更丰富和更多维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为贫困提供的解释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显著增加。只有11.7%的二年级儿童为贫困作出了多于一条的解释，而该比例在四年级上升至29.1%，在五六年级则进一步上升为58.6%。能对贫困进行多维理解的二年级儿童占该年龄段儿童的17.1%，该比例在四年级为27.5%，在五六年级则高达46.5%（见表4）。并且，随着年级的增加，儿童对贫困在文化、心理和教育面向上的体现越发敏感。

儿童对社会观点的觉知随年龄的增长也在增加，个人观点亦逐渐形成。五六年级的儿童已经能够对贫困作出个人判断，提出“精神贫困更可怕”这样的观点。个人化的价值判断能力在四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回答中并未有体现。这种观点实际上还反映了儿童对社会观点的高度觉知。未有修饰词的“更”表明了以社会观点为隐含标杆的比较。此点也同样未在四年级和二年级儿童的回答中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年级儿童比其他年级儿童更多使用贬义词。对比二年级学生简单的状态描述，如“穷”或者“吃不饱穿不暖”，四年级儿童中开始出现“像蝼蚁一般苟且偷生”这样的描述，毫不掩饰对贫困群体的负面评价。这也与五六年级学生的“精神贫困”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暗示，儿童在10、11岁之后，开始形成较为明确的政治正确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赞许需求。这一点在回答是否愿意与贫困者交往这一问题时尤为明显。虽然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是“愿意”，但五六年级的儿童在作答时经常显示出较大的情绪压力，回答迟缓，有停顿，有学生甚至在犹豫不决中出现脸红和出汗的现象。而二年级与四年级的学生在作答时则少有明显的焦虑表现。

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在情感上，这种年龄段之间的差异都鲜明地反映了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皮亚杰提出，7、8岁与11、12岁在认知上是具体运算与形式运算的阶段性转变关口。而10岁则是道德上“他律”与“自律”的分水岭（Piaget，1997/1932）。无论是儿童的报告还是答题情绪，事实上都是儿童心理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体现。这种阶段性的变异表明，四年级儿童（10-11岁）开始意识到了贫困的“污名”意涵。而到五六年级（12-13岁），儿童已经开始觉知到社会对于污名化观点的审查，受社会赞许性的强烈驱动，他们会抑制此类观点的公开表达。

最后，随着年级的增长，儿童对贫困的表征从偏重拥有的匮乏，向既重拥有的匮乏又重存在的不足转变。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因素，但考虑到儿童普遍在幼儿期就能区分表示匮乏的“没（有）”和表示不足的“不”，并且二年级也有不少学生使用“吃不饱穿不暖”这样的描述，可基本推断，这种变化更可能代表不同年龄段儿童对贫困认识的质性转变，而非语言能力的限制。

二年级儿童对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较不敏感，更多以“没（有）……”来定义贫困，显示出对社会观点的高度依从性。但因社会知识精细化程度有限，加之学校的规范引导，他们对贫困的理解虽然是负面的，但对贫困群体尚未形成明显的消极评价。而四年级的儿童已经表现出对物质分层的敏感性和对贫困生活状态较深层次的认知加工。不仅开始比较性地描述拥有物，比如“崭新的”，而且也有学生使用贬义的比喻描述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如“行尸走肉”。这意味着儿童对贫困的主观感知加剧负面化，并且对贫困群体的评价开始趋于消极。五六年级的学生对贫困的理解更加细致，大量使用形容词，表现出对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的高度敏感。但与此同时，也有学生开始意识到物质与精神可能存在不一致，提出“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的观点。这表明此年龄段的儿童开始觉察到社会观点的多元性和社会规范的政治性。他们对贫困的评价开始具有隐蔽性。但掩饰行为本身就暗示了贫困的污名意涵。毋庸置疑的是，儿童已围绕贫困形成极负面的广泛共识，即贫困是物质与精神的全方位不足。

五、贫困表征的城乡效应

除了年龄之外，儿童贫困表征的城乡差异也同样显著。总体而言，郊区与乡村儿童之间基本无差异。但城市儿童无论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要明显优于郊区与乡村儿童。

（一）差异化的知识精细程度

城市儿童未回答贫困定义的比例为5.3%。结合这些儿童对后续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这其中有4.4%的学生并非对此概念不了解，而可能是答漏题。而未能对贫困作出定义的比例在郊区和农村学校则分别为10%和14.6%。其中虽然也可能存在个别做漏题的现象，但绝大部分学生明确回答“不知道”。城市儿童对贫困提供三条或三条以上定义的比例为41.7%。该比例在郊区与乡村分别只有18.1%和25.2%，显著低于城市儿童中的比例。最后，城市中还有10.5%的儿童能够为贫困提供四条或以上的解释。该比例在郊区与农村则分别下降至0与1.9%。更细致的解释通常意味着更多维的理解。城市儿童对贫困有多维理解的占52.6%，并且有3.5%对该概念有四维理解。在郊区，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9.1%和0.9%。在乡村，这两个比例则分别为17.4%和0，显著低于城市儿童。

此外，城市儿童普遍更注重贫困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体现，二者被提及的比例分别为15.8%和9.6%。其中，文化维度是在经济与生活质量之外三个年级段的儿童共享的表征。相比之下，郊区与乡村儿童则更关注诸如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面向。贫困的文化和心理维度在郊区儿童中的关注度分别为5.5%和2.7%；在乡村儿童中则分别是2.9%与7.8%。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市儿童对文化和心理面向也越来越重视。

另外，城市儿童的贫困知识精细化程度远比郊区与乡村儿童高。郊区儿童则与乡村儿童相似。此种差异在二年级儿童中就已显现。51.5%的城市二年级学生对贫困的了解是双维的。而此比例在郊区学校是5.1%，在乡村小学则为0。对于贫困，城市二年级儿童的感知是“拥有”与“存在”并举；郊区学校的儿童偏重强调“拥有”，次要关注“存在”状态；乡村地区的儿童则专注于生存状态。贫困知识精细化程度的差别越到高年级越显著。五年级的城市儿童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比郊区和乡村六年级的儿童更丰富。他们对贫困的认识不仅更多维，也更具体。73.2%的城市儿童对贫困的解释不限于一条，而该比例在郊区与乡村分别为39.7%与60%。17.1%的城市儿童报告了三条以上的解释，而该比例在郊区与乡村则分别为0与2%。单个个体对贫困的理解超过两个维度的在城市儿童中有26.8%，而在郊区和乡村学校分别是9.1%和4%。

对于贫困，郊区与乡村儿童更多是在宽泛的层面上进行解释，使用诸如“生活困难”或者“需要帮助”之类的描述，并且语言表达一般较为简单。而城市儿童则提供了更多细节描述，比如“农村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且大量使用形容词，普遍使用复杂句型。排除个体在作答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别化的投入程度，知识精细化程度的差别反映的不仅是认知发展上的差异，还有“个体发展的小生态环境”上的差异（Cole，2015）。在社会层面上，差别化的知识精细程度还可能意味着对贫困线索敏感性的个体差异。最后，城市儿童的救助意愿是三校中最高的，但交往意愿则是最低的。这与生活环境和家庭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也极可能与显著的群际差异存在关联。

（二）随年龄增长而加剧的群际差异

检视儿童的贫困表征，可看到两个明显趋势。首先，儿童对贫困的表征十分负面，认为贫困与拥有的匮乏和存在的不足紧密相连。虽然鲜有儿童使用与个体心理特征相关的贬低性描述，但根据戈夫曼以及进化心理学对污名的定义，儿童对贫困的社会表征已具备污名的特质。在戈夫曼的构念中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污名：个体性格缺陷、身体不健全和群体性污名（tribal stigma）（戈夫曼，2014）。与此三者相对应，进化心理学提出三类人易被污名化：被认为不适合社会交换的对象、受寄生虫感染的人以及被视为可供剥削的外群体成员（Major & O’Brien,2005）。儿童的贫困表征显然表明贫困者群体并不是社会交换的理想对象。也有部分儿童的描述涉及贫困者的不良身体和心理特征。可见，贫困作为污名并不仅限于成人世界。虽然很少对贫困群体心理特质的贬低，但儿童的贫困表征也同样具有明显的污名特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赋予贫困越来越多的负面意涵，也愈发明显地感知到贫困污名特征。

其次，儿童贫困知识的精细化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加深，而且城市儿童知识的精细化程度与郊区与乡村儿童相比存在整体上的显著优势。随着年龄的增加，城乡儿童之间的差异也在增大。比起城市儿童知识精细化程度的明显增长，郊区和乡村儿童的知识增长并不显著。知识的精细化程度反映的是认知上的差异，会对社会交往造成深远的影响。知识精细化程度深的个体更容易探测到贫困线索，也更容易对这些线索作出行为反应。考虑到这些线索的负面意涵，这种行为反应很可能也是负面的，进而可能导致群际分离。这一点在与贫困儿童的交往意愿和对贫困者的救助意愿这两题中有所体现。但在为数不多的否定的回答中，更多儿童表示不愿意交往，但愿意帮助。并且在回答交往意愿时学生表现出更多的犹豫。

六、异质化的贫困者意象：城乡儿童之比对

本节以城乡儿童为比照，集中探讨贫困线索的主观感知。前文已经发现，城乡儿童最突出的差异便是城市儿童的贫困知识更精细。这意味着城市儿童可能有更细致的识别贫困者的线索，会探测到更多的贫困线索。虽然乡村儿童并不必然都贫困，城市儿童也未必都富贵，但本调查中两类儿童群体的阶层差距十分明显。参与调查的城市小学是市中心重点小学，学生家庭条件普遍良好，而郊区与乡村小学的学生以流动儿童为主，家庭条件普遍较艰苦。因此，本研究发现的城乡儿童知识精细化程度的差异也暗示，一些为低阶层人群所忽视的社会线索可能会为较高阶层人群所察觉，并被用以判定个体是否贫困。而这些线索是贫困污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被贴上贫困标签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处于不利境地，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与健康。

相比收入和教育等隐形线索，感官线索是人们判定贫困的主要依据。在缺乏了解的情景下，更直接决定了人们的判断。贫困表征的意象面向对应的就是贫困的感官线索。这里的分析主要基于问卷调查中如何辨别贫困者一题，将自我认同为贫困的四年级及以上儿童与城市四年级儿童的回答进行对比。以城市四年级儿童为对照，是因为之前的分析发现，城市四年级儿童已经形成较为深入的贫困知识，并且比五六年级儿童更少受到社会赞许的压力，自我表露时更倾向于遵循内心想法。这可能也是四年级儿童自我认同为贫困的比例最高的原因之一。在21位自我认同为贫困的儿童中，四年级儿童共11位，占总数的52.4%；而六年级则只有两位，占总数的9.5%。虽然不排除六年级儿童中贫困生的数量本身就较少，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六年级儿童有较强的污名觉知，因而更倾向于否定和对抗污名。虽然六年级儿童的心智远未发展到成人的水平，但他们已经显示出对社会观点与规范的强烈觉知。在高年级儿童对贫困定义的回答中，特别是“精神贫困更可怕”这样的观点中，可发现他们对于社会评价的明确意识。而在回答与贫困者交往的意愿一题时，更多的高年级儿童显示了情绪压力。相比之下，二年级儿童认知能力十分有限。在自我认同为贫困的8位二年级儿童中，7人明确表示“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因此，选取四年级学生作为对照，相对来说能最大限度地排除认知能力和社会赞许性压力的限制。下文将分别检视城市四年级儿童和自我认同为贫困的儿童各自眼中的贫困者意象。

（一）城市四年级儿童眼中的贫困者意象

在40位城市四年级儿童中，有4位儿童没有给出判断贫困的标准。结合他们对贫困定义一题的回答，漏题的可能性较大。对于“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一题，28人给出了1条以上的解释，占总数的70%。单个学生最多给出了9条线索。这些线索覆盖了看、听和闻三大类。虽然也有学生作出了诸如“看外表”或者“看行为习惯”这样较为笼统的回答，但大部分学生的答案都细致入微。

大部分儿童仅凭视觉便能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视觉判断又涵盖穿着打扮、神情、日常生活、举止习惯、心理、身体和家庭这七大类。具体的描述包括“衣服破、脏”，“眼神空洞”，“只有茅草屋住”，“家务自己干”，“非常自卑”，“身体又黑又脏”，等等。只有两个学生对贫困人群使用了“勤快”和“勤劳”这样褒义的描述。其余的描述大多十分负面。“脏”和“破”字就各出现了五次。还有“身上有虫子飞”或“飞着苍蝇”这样的叙述。甚至有“一靠近他们我可能就会远离，或是恶心，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是我也变成那样会得到什么生活呢”这样的贬义评论。

嗅觉是儿童判断贫困者所依赖的第二种感官。有两个儿童提出贫困者“身上非常臭”。有儿童则认为可以从谈吐上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贫困者多“语言单调”。也有儿童提出贫困者“一点学问也没有”。布迪厄所讨论的文化资本这一类的品质初步渗透在对儿童贫困的界定中。

表5总结了城市四年级儿童判断个体是否贫困的标准。儿童能基于多样化的线索辨别贫困者。四年级的儿童甚至已经能从身高、体重、神情这些较为隐性的线索上推断一个人的生存状况。

（二）贫困儿童的贫困者刻板印象

那么对于贫困儿童而言，什么样的线索能让他们作出贫困的推断呢？为了与城市儿童做相应的匹配，在贫困儿童样本中剔除了二年级儿童，留下四年级和六年级共13人。在这13人中，有一人回答“不是”，属无效回答。另有两人明确回答“不知道”。只有两人给出了判断贫困的多条线索。其余的69.2%的儿童均只给出了单一线索。

表6总结了贫困儿童所感知的贫困线索。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贫困的感知仅限于视觉，并且集中于“衣服”。6个学生对此有所提及，除了笼统的“穿的衣服”这样的回答之外，还有“衣服很破”，“衣服很脏、很破、有补工”这样的细节描述。两位儿童提出“钱”是判断贫困的依据。另外各有一个儿童提出，他人的对待方式、健康和个人精神面貌是判断贫困的线索。整体而言，贫困儿童的判断依据简单、单一。虽然样本数量偏小，但仍能从中窥探该群体的整体趋势。

综合城市四年级儿童与四、六年级贫困儿童对贫困线索的回答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四年级城市儿童已能探测到多种贫困线索。他们能通过视觉、嗅觉和听觉这三种不同的感官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根据外表、举止、物品、气味和谈吐这些不同的面向判定一个人是否贫困。在物质之外，他们对卫生习惯与学业成绩方面的线索同样敏感。相较之下，贫困儿童对贫困的判断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浅表。他们对贫困者的辨别只仰赖视觉，并且大多只依赖衣着这样的显性线索。这种差异的深远社会意涵是：贫困者在社会生活中有极高的显著性而不自觉。而这样的视角差异则会使得贫困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遭受排斥和歧视而不知原因，想要改变而不得其法，最终可能导致贫困群体逐渐边缘化。

七、结语：构建去范畴化的精准扶贫策略

通过研究儿童的贫困表征，辨析儿童对贫困的理解和对贫困的判定标准，本研究为理解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初步线索，也尝试为消除贫困、阻断贫困再生产的政策方案提供启示，为乡村复兴提供洞识（赵蜜、方文，2013）。

研究发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已经对贫困有初步的认识，大多认为贫困即经济匮乏。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贫困表征内容日渐丰富，表征的贬义意涵也逐渐加重。儿童开始认识到并侧重于贫困在生活质量上的体现。这种发展意味着，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贫困的消极主观体验以及客观存在会日益凸显，群际分化也会因此逐渐加剧。这一点也体现在高年级儿童在回答与贫困者交往意愿一题时更多出现的情绪焦虑之上。另外，城乡儿童贫困表征的差异也随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城市高年级儿童的知识精细化程度显著高于同龄的郊区与乡村儿童。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群体和非贫困群体的群际区分会日益加剧，贫困儿童将更难融入主流社会，更可能被城市社群排斥在外，也可能堕入贫困再生产。贫困表征的跨年龄差异和城乡差异表明，对于贫困儿童的干预应尽早进行，理想时期是在儿童出现认知与判断分化之前。本研究发现，在城市中，二年级儿童对贫困的理解尚停留在事实描述阶段，但四年级儿童已经开始对贫困形成价值判断。由此可以推断，三年级之前是较为理想的干预时期。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贫困儿童与城市儿童对贫困的定义和贫困判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贫困儿童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城市儿童的贫困知觉围绕着拥有的匮乏和存在的不足，贫困儿童则只偏重拥有，并且聚焦于基本生活用品的拥有和充足，与城市儿童所珍视的“拥有物”有所不同。反映在对贫困的判定上，城市儿童会使用包括外表、言谈、举止、所使用物品的精致度、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以及气味在内的多种具身线索；而贫困儿童则通常只能根据单一的外表线索作出判断。这种差异首要的社会影响是：非贫困儿童很容易识别贫困群体，并有意或无意地实施积极的外群歧视与群际区分，使得贫困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处于弱势。也因为贫困群体并不知晓非贫困者所采用的众多贫困线索，因此难以摆脱阶层标签，实现向上流动的目标。因为他们所熟知的贫困线索常常仅限于物质，所以为摆脱贫困污名标签，他们所做的努力通常集中于物质的改善。这也解释了为何会有贫困者狂热追求物质，为物质所诱惑，甚至“挥霍”奖学金，成为传销组织、校园贷等骗局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无论是他们所理解的物质本身还是物质的具体内容，常常都不足以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

对于消解群际歧视，群际关系心理学有重要洞识。去范畴化（decategorisation），即剔除显著的群体边界使社会互动个体化被证明是有效策略之一（Brown，2000）。剔除群体边界的关键在于辨析显性的群体标志，特别是消极标志。本研究对贫困线索的检视有助于在精准扶贫中构建去范畴化策略。对贫困儿童的干预可以从贫困表征入手，让贫困儿童了解非贫困群体所能捕捉的贫困线索。让贫困儿童和家长了解这些线索，即使难以实质性地提升他们的个人能力，也能促使他们降低在其他线索上的显著性，比如卫生习惯。降低阶层标志的显著性有助于提高贫困者在社会交往中的弱势地位，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从而增加他们向上流动的几率。对于缺乏客观条件的地区和家庭而言，设立为贫困儿童提供长期支持的定点社会扶助机构便是必要和关键的措施。

本研究是对群际水平上的贫困生产与再生产机制的一次尝试性先导研究。研究结果虽有待系统的深入拓展，但也表明了继续这一方向的探索具有巨大潜力。一方面，研究结果证明，即使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也不单纯以官方的贫困指标即经济指标来理解贫困。贫困作为污名并不仅仅被感知为经济匮乏在物质上的体现。因此，单纯依靠改变贫困者的经济状况并不能消除他们的贫困污名，难以有效提升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向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研究也揭示了贫困儿童群体与非贫困儿童群体在贫困线索感知上的群际差异。贫困的主观认定正是导致群际分化和排斥的根源。后者会促使个体进入贫困和贫困再生产。因此，通过干预贫困儿童的贫困表征，在理论上能有效改善贫困者的社会融入，增加他们向上流动的几率。

人格和个体心理特性是坊间流行的贫困解释。扶贫要“治懒”甚至成了当下精准扶贫中各地政府郑重提出的一个问题。但将贫困归结于人格特质，同“贫困文化”概念一样，掩盖了贫困的不平等本质。扶贫绝非仅仅是让弱势群体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伴随此过程的应是该群体的去污名化和社会群体间“承认鸿沟”（recognition gaps）（Lamont，2018）的缩小乃至消失，以及对每个生命个体的本真性承认（方文，2019）。经济扶贫虽然在前期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在精准扶贫阶段显然已不复以往的辉煌。通过构造“可感知的相对贫困”这一概念，本研究突出了贫困的主观维度。通过对儿童贫困表征的研究，本文探讨了贫困成因的群际影响因素，呼吁扶贫工程给予贫困儿童群体以足够的重视。本研究的发现一方面表明，精准扶贫应突破政策制定者的数字执念；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当代贫困研究需要关注社会互动，尤其是群际互动的维度。主观贫困应成为精准扶贫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