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李洁 | 文

图 / See Red Women's Workshop (publisher)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批判性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双重生命生产”和妇女解放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是如何以家庭和亲属关系为基础实现再生产，并与资本主义制度维系相关联的。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视角揭示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分离—依赖”矛盾，对理解和分析人口结构和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性别、家庭与劳动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的再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长久以来，对这一核心议题的讨论却被社会理论家们所忽视或低估。在中文语境中，当我们将“reproduction”翻译成“生育”的时候，往往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其“生殖”的含意，却忽视了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和世代繁育所付出的巨大身体、情感和智力劳动（O’Brien, 1981）。而当我们将“reproduction”翻译成“再生产”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以布迪厄、威利斯为代表的男性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即社会阶层结构是如何在学校、教育和文化机构中进行代际传递和复制的（布迪厄，2002；威利斯，2013）。而无论上述哪种研究路径，都忽视了“人的再生产”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秩序中的重要位置。

长久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生产”的讨论仅包含市场交换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女性主义学者将马克思笔下的第二种生产（双重生命的生产）称为“再生产”（reproduction）（Mitchell, 1971）。对第二种生产的忽视造成了弗雷泽笔下的“再生产危机”(crisis of reproduction)：物质资料的极大增长和发展并未解决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食物供应、人口生育、抚育照料、社会共同体维系和情感价值观等难题，反而造成了新的紧张、矛盾和不平等，甚至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危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Fraser, 2017）。

本文聚焦上述研究议题，不仅出于对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关注,而且是对中国社会当下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回应和分析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四十年，中国社会的焦点议题主要围绕着经济增长何以实现；但伴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人口结构和生育政策的转变以及社会民生议题的凸显，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将从“经济生产”向“社会再生产”转变。然而中国现有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仍然围绕着阶层、劳动、经济、组织等制度性议题展开，而性别和家庭社会学研究则大多停留在现象和经验分析的层面。在中文学术界，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了“社会再生产”的议题（林卡、唐琳，2006；任焰、潘毅，2007；宋少鹏，2012；董一格，2017），但目前还缺少对“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的系统梳理和介绍。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的评析，为继续深化推进中国本土化社会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因不满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忽略和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内部差异的无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判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观，试图在现实经济体系和劳动剥削中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一）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其一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其二则是双重生命的生产，即“通过劳动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马克思，1995:80）。尽管物质资料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亦发现并揭示了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但在具体分析中，马克思却将活的人类个体存在简单地视为人类自我保存和繁殖的本能,从而搁置了对工人阶级的维持和再造所需的再生产劳动的分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并进一步追问：“如果说工人制造了商品，那么谁制造了工人？这种生产又是如何实现的？”（Bhattacharya，2017:19）

（二）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妇女解放的讨论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生活由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种的繁衍两部分构成，并承认女性在承担家务劳动方面的巨大付出。他指出，家务劳动的负担使得女性不得不面临二重选择的困境，继而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三个先决条件。但从根本上而言，恩格斯仍然只看到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及其一元主导位置，似乎只要改变生产方式、消除私有制家庭、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劳动，就能够实现性别平等。女性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重批判在于他们都相信存在某种天然的性别分工：妇女照料孩子并操持家务，而男子则从事劳动生产，负责打猎、作战和捕鱼，并且这种分工是自发形成的，具有某种自然决定论的倾向（Jaggar，1983）。

（三）“不幸的婚姻”？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私有制家庭、性别分工等概念分析工具，同时批判性地指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两种生产视为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却主要聚焦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并未将女性及其所承担的再生产劳动置于分析的核心，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及其对资本主义价值积累所起到的重要支撑作用（Jaggar，1983；Ferguson，1999；Tong，2009）。

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认为，正是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从根本上再生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重要基础（Benston,1969）。因此，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在没有解决妇女在家庭领域中承担的责任之前，空洞地号召妇女加入社会生产只会进一步加深妇女受压迫的程度。另一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观点：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而且创造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在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无酬的家务劳动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因而要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Dalla Costa & James, 1972）。

然而，上述运动也经历了女性主义者自己的反思与批判。事实上，家务劳动有酬化进一步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不但会固化既有的社会性别分工，而且会阻碍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的最终目标。随着对家务劳动的争论逐渐陷入僵局，部分女性主义者开始反思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试图建立囊括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的“双系统”理论（Hartmann，1979）。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则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心理分析学派的影响，转而关注女性受压迫的深层心理诉求、身份政治以及针对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文化批判研究（Ferguson，1999）。

但仍有一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这场“不幸的婚姻”展开进一步的批判和超越，以丽丝·沃格尔（Lise Vogel）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是如何以家庭和亲属关系为基础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以及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维系之间的内在关联（Vogel, 2013）。尽管这些理论探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与讨论，但正是这些早期研究者的努力继承并拓展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积累，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结构背景下加以讨论，从而为之后的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作为一种劳动的“再生产”

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再生产劳动既包括清洁、做饭、带孩子等照料劳动与家庭事务，也包括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有酬家务劳动。再生产劳动“为社会提供人口，恢复其成员的精力，并用年轻的‘新鲜血液’替换磨损劳动力。在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无视劳动力日常和代际再生产，导致我们无法看到家庭作为劳动小组是如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这一忽视是致命的，因为对女性的社会控制正是基于对她们再生产能力的控制”（Seccombe，1992：11）。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物质资料生产之外的另一种劳动形式开展研究，试图探讨二元劳动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再生产劳动的时空属性以及其商品化趋势。

（一）性别与劳动

妇女从一开始就是劳动力生产大军中的一员，亦是再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早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探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如何与父权制结合在一起，延续并巩固了性别劳动分工的二元体系，从而搭建起性别与劳动研究之间的重要关联。

1.女性与生产劳动

女性一直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只不过在传统社会中，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划分并没有那么严格，女性能在家庭再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后院经济”（backyard economy）获得一定的物质补偿（Mohandesi & Teitelman, 2017）。但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界限日渐清晰和明确。再生产劳动和生产商品的有偿劳动被区分开来，再生产劳动者必须依赖有偿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够获得生活所需的租金、食物和其他开支来源。在20世纪中叶的北美地区，女性主要承担无酬的再生产劳动，并由获得货币收入的男性家庭成员供养，但她们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劳动力后备军”，扮演着经济发展的蓄水池角色。当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的时候，她们就补充到劳动力大军中去，且非常廉价；而当劳动力过剩时，这些妇女首先面临被辞退和边缘化的风险（Connelly，197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不平衡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劳动参与及跨国/地区流动。在此过程中，欠发达国家/地区采纳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分包制、临时性迁移（国际和国内）和非正式的自我雇佣等生存性策略。这种以家庭纽带或责任为基础、以女性为对象的非正式雇佣与正式劳动相比，具有收入低、缺少稳定的工作契约、工作条件更加艰难、劳动时间长、自我雇佣和维权困难等特点（Berberoglu, 2010）。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所导致的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发展和流动给女性观念和地位带来的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看似“自愿”选择的自我雇佣进一步加大了女性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家庭人口的总体劳动时间，降低了工人的工作保障和基本生活水平，淡化了工人的内部联合，给劳动剥削提供了更加隐蔽和具有弹性的方式。

2.女性与再生产劳动

除了在劳动生产领域，女性在人的再生产领域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她们的再生产劳动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同时，她们的再生产劳动也是物质资料的重要消耗者。因此，妇女及其家务劳动也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Gayle,1975)。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把妇女的劳动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经济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的研究，米切尔认为，尽管美国女性已经获得了部分的性解放和自由，并且生育的子女数要远低于从前，但其花费在儿童社会化上的时间和精力却并未减少，甚至日趋增加。而这种“母职—家庭—远离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生活—性别不平等”的因果链条还在继续塑造其屈从地位（Mitchell, 1971）。

如果我们承认生育、养育和一般性的照料劳动对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为何在货币化与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类劳动仍然经常被无视、低估，其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呢？对这一核心议题的回答需要将性别和两种劳动生产之间的关系置于更加宏大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之中。资本需要女性生育子女并维持其健康成长，以满足再生产所需的合格劳动力大军，但是生育和养育子女却会降低责任承担者作为直接生产者和日常保养自身的能力，因而资本希望由家庭而非系统本身来承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这导致了在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必须承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难以获得承认和补偿的再生产劳动，继而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在市场化交换关系中的不利位置。

3.性别分工与二元劳动体系

艾里斯·杨（Iris Young）认为，资本是有性别偏见的，它决定了谁（如男性）是主要劳动力，谁（如女性）是次要劳动力（Young，1981）。通过强化女性在再生产领域中的责任，公私领域都将女性劳动视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对于核心家庭而言，这一权力运作模式意味着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从而将其余家庭成员从其生存所必需的再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由此为经济领域的生产提供了更加充裕的劳动时间和更加低廉的工资成本。

这种“劳动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表现为：生产劳动制造资本主义体制所认可的具有货币价值的物品和服务，并以工资的形式从制造者那里获得劳动补偿。再生产劳动则发生于私人领域之中，包含人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打扫卫生、做饭、养育孩子），但不是为了获得工资。尽管这两种劳动都是必需的，却在社会空间和等级秩序上呈现高低之分（Benston,1969）。商品和服务创造的价值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因而被视为劳动。但再生产劳动通常被视为某种与生俱来的“热忱”或“意愿”，在被赋予某种神圣外衣的同时，无法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因而无法实现其价值的外化。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追求利润的属性决定了生产的价值和意义要明显高于再生产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造成了包括女性与男性、非生产性与生产性、私人与公共、无酬与有酬、低酬与高酬、软工作与硬工作、情感与理性在内的二元劳动体系。

（二）另一种方式的劳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劳动过程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分析，但是劳工研究主要关注的仍然是工作场所之中的生产劳动，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则被视为一种生产体制之外的影响因素。再生产有可能成为资方或工人控制与反抗的基础，但其本身却并未进入理论研究的核心（Braverman，1975；Burawoy，1979）。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洞察到，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上，劳动力的日常维护和代际再生产都是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另一种方式的劳动（Ferguson，1999），却在这个时代难逃市场化和商品化生产逻辑的入侵。

1.再生产劳动的时空安排

现代工业生产打碎了传统封建社会以土地为基础的天然束缚，围绕利润和生产重新进行空间整合与压缩，并通过“劳动日”和“钟点时钟”的交换与控制改变了传统时间的自然周期，从而在根本上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时空，并逐渐将物质生产的时空逻辑延伸和铺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马克思，2004；Halbwachs，1980；Lefebvre, 1991；Harvey，1996）。

然而女性所从事的生育、养育和家庭照料劳动则具有与上述工业时空截然不同的时空特点与属性。再生产劳动不是在工业场所中完成的整齐划一的流水线作业，而是在边界相对模糊、具有多重情感和功能性关系的共同体空间中，打造充满回忆、身心栖居和可以做“白日梦”的场所，这种看似有限的空间却蕴含着无限延展和“声波回荡”的可能性（Bachelard,1969）。女性的生育和养育时间具有自然节律的生物属性，并不适用于均质的外部钟点时间，而更像是一种有其自身节律、需要等待的内部时间；你无法直接观察和测量再生产劳动的产品，因为它并不是一种线性的、水平化的、铺陈开来的劳动生产，而更像是一种不断叠加、堆积、螺旋式的体验时间；它所需要的不是劳动者在固定劳动时间面对单一工作任务的集中投入，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需要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兼顾多线程的不同任务（Adam，1989；Davies, 1989；Forman & Sowton，1989）。

再生产劳动体量巨大、意义深远，是一项需要劳动者做出理智判断、情绪调动和身体投入的多元复杂劳动，却难以外化、测量和复制。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导向下，再生产劳动的时空特性往往难以得到承认和尊重，容易被另一种劳动的时空逻辑所贬低、侵占和挤压。

2.“普遍化市场”的入侵和劳动者的异化

早期研究者将家务劳动理想化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没有被异化的劳动，劳动者可以在工业生产的时空之外自由安排和处置自己的身心。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再生产劳动领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世外桃源”或“乌托邦”，同样受到外部逻辑的入侵和支配。劳动者在最大化私人领域劳动投入的同时，其劳动付出亦为维系既有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支持。

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剥夺了女性的共同体支持。她们被要求在孤立的家庭空间中从事琐碎、重复、预先指定的低价值劳动，甚至无法自由地安排再生产劳动的工作内容和形式——这一切都受到优先等级更高的生产时空的影响和制约。“普遍化市场”（universal market）的存在令生产领域的逻辑无所不在地倾注和渗透到非生产领域之中，导致现代社会中的家务劳动同样经历了布雷弗曼意义上的“去技术化”进程（Braverman，1975）。国家话语、技术专家和市场化力量剥夺了主体的“构想”（conception）能力，在将养育和照料的日常行为规范和标准从具体执行者手中夺走的同时，将具体劳动转化为一种标准化、排斥主体性存在的照料流程、规范手册和时间管理策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外部压力，并桎梏了再生产劳动的执行者。即便身处再生产情境下，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用“高效”“产出”“投入比”等概念来衡量劳动投入和产出。后文中还将谈及的“密集母职”使得原本可以在经济和观念上获得独立的中产阶层女性在养育和照料孩子的过程中重又陷入情感和精力的自我消耗，这是否也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新型自我殖民和劳动内卷？

当男人们在工业化大生产中被简化为劳动工具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与女性的亲密关系来缓解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但女性的异化却无法得到缓解，因为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正是导致妇女被压迫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环节（Foreman，1977）。无论作为妻子还是母亲，女性从事再生产劳动往往并非出于对自身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满足男性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她们在此过程中投入的情感越多，对家人和孩子的依赖性越强，就越会感受到自己正在被家人和孩子所“吸干”和“耗空”，而在孩子成长并离开家庭之后也越容易感到强烈的孤独和空虚（Jagger，1983：314）。

3.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

在早期女性主义研究者看来，再生产劳动是由女性家庭成员在私人家庭领域中承担的、基于“互惠”和亲密关系的“无酬”劳动，它是一种情感关系的叠加，但同时也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功能性契约关系（Constable, 2009）。然而，伴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关系的建立，原本在大多数家庭中由女性成员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开始以各种方式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商品或服务。这些商品或服务既包括婴儿奶粉、速食产品、尿不湿、成衣制造等在内的原本由女性家庭成员耗费大量情感与身体劳动产出的成果的替代品（Fox，2006），也包括餐饮、洗衣、家政清洁、美容美发，乃至家庭成员看护与照料等服务（Leidner，1993；Kang，2010）。亲密关系和再生产劳动亦成为市场化商品交换的对象（Hochschild，1983；Zelizer，2005）。妮科尔·康斯特勃（Nicole Constable）指出，我们与其为人类亲密关系的沦陷哀鸣，不如将其视为下一步分析的起点，从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理解和揭示再生产劳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Constable, 2009）。

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再生产”

上述研究的贡献在于将性别和双重生命的生产纳入劳动分析框架，呈现再生产劳动的时空特性以及两种劳动之间的边界与关联。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及其所遭遇的社会抵抗运动使得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意识到，精英主义和原子主义的话语难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带回到私人生活的分析中，彻底打破公私之间的二元壁垒和对立。唯有如此，才能为理解整个社会的结构、关系及其动态演变提供更加立体和具有透视性的视角。就此而言，“人类再生产并不仅限于‘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还包括儿童的养育和社会化、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的再生产”（Luxton，2006：27）。

（一）研究议题的深化与扩展

千禧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社会再生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将其置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背景下，考察其结构性张力及其与女性屈从性地位之间的关联。

1.外延扩展

在涂尔干看来，经济生产是一种追求私利、庸常、重复、乏味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需要周期性的社会宗教活动来实现其公共意义和社会属性（涂尔干，2011）。社会再生产具有生产劳动之外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正是因为能从群居性的社会生活中体会到经济利益以外的情感、价值和意义滋养。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工作场所中的物质生产劳动是耗费体力和脑力的过程，而家庭、社区和休闲娱乐场所，则是劳动力休养生息、获得食物、调整身心、重新获得充沛精力的过程（马克思，2004）。就此而言，社会再生产不仅包含新生儿的生育和抚养，也不仅是对家庭成员和伙伴的照料，还应当包括安全食品的供应、工作—家庭平衡、公共教育和健康照料体系、社区文化和休闲设施、退休金和福利保障制度等用以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对社会再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情感与物质劳动。正是这些活动塑造了作为自然和社会性存在的人类主体，帮助其形成特定的惯习和精神气质。这些活动通常是免费或廉价的，在家庭、邻里、非正式组织，以及学校等公共机构，而非市场中得以实现，但正是这些社会再生产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有酬劳动和剩余价值积累的重要前提（Fraser，2017；Bezanson & Luxton, 2006）。

2.内涵深化

社会再生产让人们获得延续生命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生养并培育下一代劳动者，以及给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闲暇、照料和陪伴。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社会再生产”界定为“包含脑力、体力和情感的各种劳动方式，从而为维持既存的生命和再造下一代提供其所需要的历史、社会和生物意义上的照料”（Brenner & Laslett,1991:314）。社会再生产劳动可以由国家提供，可以通过市场购买，也可以由家庭无偿承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演变过程中，再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反映了阶层、性别、种族的权力关系。“社会再生产理论”就是要考察国家、劳动力市场、社区和家庭在儿童抚养、老年照料、家务劳动、社会维系等不同类型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权力互动和平衡，从而为理解统治精英、中产阶层、工人、移民等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结构性关系奠定重要基础（Bezanson & Luxton，2006）。

3.“社会再生产”中公共性与私人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千禧年以来，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社会再生产”的外延和内涵，将其从家庭内部事务和妇女的生殖本能中解放出来，强调并凸显“社会再生产”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但吊诡的是，生活世界的境况却往往与理论认识上的发展背道而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切价值都由金钱衡量，却以“爱”和“美德”作为对再生产劳动的回报。社会公共部门不但不承认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将其视为个人家庭事务，从而导致社会再生产的个体化和家庭化，而且将再生产劳动从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中剥离并纳入私领域，从而模糊了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现代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不再基于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而是植根于“再生产劳动”对“生产劳动”的屈从性位置——即便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调整，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塑，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女性能够通过强化其存在和家务劳动来抵消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撤退……社会再生产责任愈是加诸私人家庭，使其通过无酬家务劳动或购买家务劳动的方式来实现……愈会导致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Luxton，2006：39）。只要社会公共部门不承认“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属性，不承担相应责任，就无法改变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矛盾和困境。

（二）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劳动力再生产是资本积累模式的必然需求，但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倾向却削弱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再生产基础。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分离—依赖”矛盾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下述三种不同形式（Fraser，2017）。

1.19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在传统手工业家庭中,夫妻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相互依赖和支持。17世纪，机器工厂的兴起逐渐替代了传统的手工业家庭作坊,男性成为资本的雇佣对象，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货币收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则失去了在传统家庭劳作中的位置，无法获得来自家庭的经济保障，更容易沦为贫困人口（Foreman，1977）。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则剥夺了男性劳动力的体能优势，资本更愿意雇佣廉价而温顺的妇女和儿童劳工，从而导致了劳工阶层的内部斗争和实际劳动收入的不断下降。这一状况也同时导致劳工阶层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和中产阶层关于“家庭解体”的道德恐慌。在欧洲核心国家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试图通过立法保障劳工阶层的社会再生产权益（波兰尼，2007）。然而，上述社会运动的基础却仍将劳动力再生产视为家庭私人领域中女性的天职，通过将男性和女性置于公与私的不同领域来暂时缓解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张力，延续并巩固了既有的父权制家庭体系。对那些底层妇女而言，尽管这些保护性法案看似抚平了她们所遭受的直接剥削，却无法给她们失去的工资提供替代性的物质保障或支持，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她们对父权制家庭的依赖（Picchio，1992）。

因此,女性主义者不满足于波兰尼提出的双向运动模型。对“社会保护运动”而言，女性仍然是男权庇护下的附庸，延续着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而市场化的利益取向则容易导致对社会再生产价值的无视。只要社会保护运动建立在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女性主义运动就需要市场与社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解放（emancipation）的道路（Fraser，2017）。

2.20世纪国家资本主义阶段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大生产迈入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对后殖民地的剥削和资本、技术的输出也为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长期积累的目标，开始部分承担起社会福利的公共责任，以维护社会再生产功能的稳定(Edwards，1991)。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和企业通过提供社会福利内化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在大众动员的时代巩固社会统治的基础。

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资本需要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来培育身心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长期而稳定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福柯，2011）。通过对健康、教育、托幼、养老等机构的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资本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以至于工人阶级无法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内部分工完成再生产。通过将家庭的社会再生产职能内化到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福特主义”将波兰尼意义上互为对抗的市场化和社会保护结合起来，形成了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典型的家庭工资（family-wage）模式和以家庭—宗教团体为基础的“家庭主义”价值观，即男性用参与工业化大生产赚取的工资养活整个家庭，女性则负责承担家庭照料和社区公共活动（Fraser，1994；Briggs，2017）。

然而上述进步的背后是以种族和民族国家不平等为代价建立起的发达国家白人社会福利体系。20世纪60年代之后，反抗种族、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发达国家内部对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家长制作风发起批判，再加上7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趋缓、通货膨胀出现，又带来了社会再生产新一轮的危机和变化（Fraser，2017）。

3.全球化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降低了国家与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投资，在将照料工作重新退还给家庭的同时，又以性别平等之名招募女性进入生产劳动领域，从而形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妇女解放、消灭不平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结合起来，贬低甚或无视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和意义（Fraser，2017）。

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出生率下降、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率上升等历史趋势，导致两种劳动的性别组织方式再次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了经济独立；幼儿看护、老人照料、房屋清洁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标志着再生产劳动开始逐渐进入市场化和有酬劳动领域。这些变化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女权主义的诉求，而且是由劳动力市场本身的需求所导致的。传统上以男性作为家庭收入者的模式已无法满足更大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然而，上述发展并没有改变劳动性别分化本身。女性仍然是市场化再生产劳动的主角，家庭性别分工出现了“双职工+女性照料者”模式（dual earner-female carer）（Bezanson & Luxton，2006）。对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女性而言，她们往往面临着工作和家庭中无酬劳动的双重压力（Hochschild & Machung，2012）。

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家福利政策的收缩，妇女的双重负担进一步加重。对那些中产阶层以上的女性群体而言，她们往往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雇佣其他更低阶层的女性来完成社会再生产职能，而这些低阶层的女性在填补中产阶层女性“照料空缺”（care gap）的同时，往往需要将自己家庭的再生产职能转移给其他更加边缘的照料者，如老年妇女、少数族裔、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从而造成“全球照料链”（global care chain）下的家庭关系紧张和情感负债（Parreñas, 2001；Hochschild, 2003）。对货币硬流通的渴求导致了资本和国家对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不断挤压和“照料赤字”（caring deficit）的层层转嫁，最终导致了全球性“再生产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扩张（Briggs, 2017）。正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维系其制度长期运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导致了“再生产危机”在不同阶段的动态发展与系统性深化。

（三）女性主义家庭社会学

经典家庭社会学基于对传统家庭的理想化想象，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视为社会结构的必然要求。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化技术产业的革新、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时代的到来以及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家庭的格局和面貌。“女性主义家庭社会学”（feminist sociology of families）试图借助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和批判立场，重新理解家庭及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意义和未来（Luxton，2015）。

1.现代性、家庭关系与母职的重塑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形式之一，家庭在传统社会中表现为多重复杂功能的聚合体，既是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整合与控制的组织形式，同时还承担着政治约束、宗教仪礼、社会交往、情感慰藉等多重复杂功能（O’Brien, 1981）。早期资本主义进程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对原有封建家庭的多重复杂功能的颠覆与破坏。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打破了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将商品消费和人的代际生产从物质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使得人类生产的目标开始围绕着原始资本的最大化积累，而非人类需要本身（Ferguson，1999）。然而，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破坏也威胁到稳定、高效的劳动力供应和社会再生产根基。进入成熟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意识到家庭在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重新强调女性的家庭责任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

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破坏了家户经济，也取消了男性作为家长制权威的物质基础——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手工业者失去了作坊，他们作为家庭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地位被削弱了,从而导致了家庭中性别关系的重塑和母亲角色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父亲通过财产（土地、产业等）或技能的传授确保其子女的生计，而母亲是一家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提供者。在工业化时代，父亲在“家户经济”中原有的地位失落了，沦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环，而原先由母亲承担的再生产功能——食物准备和制作、熨烫缝纫等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市场中的货币购买渠道，这强化了女性和家庭再生产对工资收入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母亲取代父亲，开始成为家庭中确保子女成长的关键性人物——子女们不再跟随父亲早早开始家庭劳动，而是在学校中接受正规教育，培养其作为下一代劳动者所需的技能，母亲则承担起学校正规教育之外非正式养育和照料的职责（Fox, 2006）。

这一过程不仅是现代家庭结构和功能应对社会再生产变迁的产物，而且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近几十年来，“童年”成为一个近乎神圣、从胚胎期开始就需要母亲持续提供细心呵护的关键时期。国家公共卫生部门和育儿“专家”从营养、身体、情感、智力、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对女性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开展全方位的指导（Hays,1996）。这也解释了为何生育子女数量的降低与各种现代家电产品的发明制造不但没有降低家务劳动的强度，而且有可能成为新的枷锁与陷阱。

可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人类“自我保存和繁殖本能”的产物，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系统和行动主体在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相互博弈的产物。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类型、时间、内容、方式从来就不是女性自己决定的，而是受到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需要、劳动力质量要求、国家福利、外部社会支持纽带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尽管异性恋核心家庭模式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但主要由女性所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及其具体的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前资本主义时期，女性承担了家庭生活所需的日常生产；在资本主义早期，女性成为劳动力生产大军中的廉价蓄水池；而在资本主义中后期，中产阶层群体中又逐渐兴起了“密集母职”的社会性话语。在此过程中，结构性力量和人的主体性始终是共同存在的。

与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公私领域都居于主导性地位的观点不同，当代市场经济下的家庭策略往往是“女性主导、单一家长模式”。这种“当代母职”的建构究竟是来自于个体的意志和诉求，还是受到制度再生产的驱动？上述讨论的价值不在于对这一现象本身的描述，而在于引导我们思考：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女性的角色和责任发生了何种变化，男性是如何在家庭责任中一步步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养育孩子的压力为何仍然如此之大，我们的家庭为何成为汪洋中的一叶扁舟，其与传统社会纽带和公共社会支持的联结又为何被切断？

2.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家庭

家庭并不必然是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唯一形式，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得到保留并受到颂扬，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其中当然包含人的生物本性和早期社会制度的影响，如女性怀孕、分娩和哺乳的生物特征使其在特定阶段需要社会成员的经济支持和照料。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的再生产，家庭还需要在正规照料机构之外提供养育、看护、照料、价值观塑造等儿童成长必不可少的劳动消耗（Hays，1996）。只有将这种劳动消耗与“伟大神圣”的母性光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促发女性由内而外的自我驱动和管理，从而在繁衍和养育个体家庭后代的同时，成为支撑资本积累持续运转的末梢神经。

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强调母职价值的同时却提倡削减公共照料投入，在对照料者开展培训和提高要求的同时却降低对他们的实际支持和联结。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研究者才会敏锐地捕捉到：“为什么当权政党会极其关注家庭议题？这种家庭话语背后的吸引力是什么？它为什么是有效的，又是如何达到的？我们尤其需要打开这些流行的将家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研究，质疑为什么现在对的家庭、家户形式以及实践的描述仍然如此理想化，而这种理想化的描述本身又为何与许多人的现实经验如此格格不入”（Luxton，2015: 217）。

3．个体、家庭与社会

上述对家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迫使我们重新反思传统家庭社会学中对“家庭”的界定，即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在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关于家庭的流行的形式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而言是反社会的，因其限制了其他更为平等的组织人类生活方式的可能的最初动力”（Luxton，2015: 213）。阎云翔在对中国社会“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的讨论中亦有类似观点：当个体只能依靠家庭资源来解决结构转型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时，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嵌”（Yan, 2016, 2018）。

北欧国家的社会实践或许能为我们重新思考“个人—家庭—社会”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洞见。如果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儿童照料和家务劳动仍普遍被视为家庭私事，那么在北欧国家，老人和儿童被视为独立的公民，而非家庭的附庸。再生产职责被公共机构和男性所分担，女性则成为国家福利制度的坚实同盟。通过将家庭照料视为公民体系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北欧社会实现了公共资源向私人领域的“回流”。家庭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福利保障和照料提供者的意义被弱化了，个人生活更多地依赖于国家福利，而非私人家庭。这在导致私人家庭衰落的同时，巩固和增强了个体的公共责任（林卡、唐琳，2006；王向贤，2014）。

本文进行上述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凸显“家庭”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位置与关联，而非简单化地倡导取消家庭。人类历史上的多次乌托邦尝试业已证明：在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取消家庭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和危机，因为“家庭生活的非私人化是从公共机构承担传统上归于家庭的功能后开始的”（林卡、唐琳，2006：60），而非相反。归根结底，任何带有“实用功能”的家庭形式的自然消亡和人类自由结合体的出现，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而非中间过程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四、对女性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评价与反思

“社会再生产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刻扎根于对工业化大生产以来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敏锐地捕捉到全球化时代下的社会发展趋势和危机，并颇具开创性地将“性别”“劳动”“家庭”这样三个关乎当下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日常生活，却往往被孤立考察的重要社会议题置于同一个研究体系之下，为我们理解复杂社会情境之下的个体困境与挣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洞察和研究视角。

（一）搭建更具生发性的理论对话平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两种生产领域进行划分和讨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我们对第二种生产领域的理解和认识。从早期的“家务劳动大讨论”，到将“双重生命的生产”作为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另一种劳动加以系统研究，再到21世纪以来将其扩展为包含建构所有社会联系所必需的生育抚育、家庭照料、社区营造等非市场性的情感和照料劳动，“再生产劳动”概念的提出在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无论是“照料劳动”，还是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家务劳动”，都无法充分揭示这一劳动类型的根本社会属性及其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和时代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并结合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劳工研究和底层学派的研究视角和发现，凸显了“社会再生产”责任的公共性和私人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及其对当代女性屈从性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并试图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搭建“女性主义家庭社会学”的分析平台和框架。

当然，就其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社会再生产理论”仍然处于一种哲学思潮或者研究范式的早期阶段。尽管它为我们洞察和透视当代社会的复杂面相和动态逻辑提供了重要的考察视角，但还有待于研究者在未来的经验研究中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操作化概念和分析工具。

（二）结构性分析视角与历史纵深比较相结合

“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而非单纯话语、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层面上，将性别分工、家务劳动、社会照料等女性主义研究的经典议题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下加以结构性的讨论，彰显这些看似琐碎的议题是如何与人类历史发展变迁密切相关，甚至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以“母职”这样一个看似个体层面的选择为例，当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背景下，不难看出那些看似基于人类自然本性的“养育照料”和“亲密母职”实际上是19世纪工业化以来，中产阶层应对传统农业家庭父权制衰落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再生产危机的结果（Fox，2006；Hays，1996）。

在强调结构性力量的同时，“社会再生产理论”并不否认个体的自然情感和主体需求，包括对寻求生活伴侣的热忱、陪伴和照料共同体成员的友爱以及营造和维系人与人之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纽带的意愿和行动。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自然情感和需求同样有可能成为系统殖民化的对象，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形成新的对个体的控制基础和异化来源。

这样一种主体性与结构性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正是当下中国性别和家庭研究所急需的，它能够使家庭和性别研究摆脱既有研究中常见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既不是为了抽象的“绝对公平”而追求性别平等，也不是为了解决个体家庭中的具体现象和矛盾来谈心理调适或应对策略，而是嵌入在时代和社会结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拷问性别与家庭议题的复杂处境与现实相关性，从而为我们提供更具批判性的研究视角、更加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及更具前瞻性的社会构想。

（三）打通家庭与公共生活的关联

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将家庭看作消费单位，政府负责资源再分配，只有企业才是真正的生产单位。而当女性主义经济学将“人的全面能力的实现和再生产”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时，家庭成了最核心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尽管企业与政府也提供了很多关键的投入，但如果将那些为了养育孩子所投入的非市场性的照料以时间为数量单位换算为同等价格的商品价值，会看到此类劳动的巨大付出（Folbre，2008）。正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育、照料和繁殖构成了整个宏观社会经济生产和金融运作的末端基础，是整个社会汲取价值的重要源泉。而当我们只注重市场经济的利润价值，选择性地无视再生产劳动所创造的隐性价值时，最终将导致社会中的种种悖论。一部分人不再愿意为了抚养下一代而付出爱、时间、精力和资源；另一部分人则沉浸在封闭的家庭内部空间中，将养育孩子视为另一种私人竞争的开始。当我们将家庭照料、儿童养育和老年人看护视为社会公共职责时，也正是为日益走向封闭的现代私人家庭与社区和公共生活空间重新建立起关联和纽带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方向。

（四）来自中国经验的挑战与应对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社会业已迎来从“物质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新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关于食品供应、人口生育、抚育照料和社区营造等社会民生议题将成为牵动普通人日常生活和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核心议题。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价值恰恰在于引导我们从更恰当的角度和方式去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议题。首先，研究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调解矛盾，而是矛盾何以发生；其次，研究不应再将人口、夫妻、代际矛盾视为家庭内部或性别之间的龃龉，而应将其视为时代激烈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挤压与张力；第三，研究不应仅限于对个体时间规划或人际相处策略的关注，更需要对深层社会结构性动因与对生活世界复杂面貌进行探索和揭示。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历史悠久的“大同”构想和对再生产职责的共同体分担方式 （李洁，2018）；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亦曾试图以集体和单位制的方式承担或分担育儿养老的公共职能；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上述种种社会再生产职能被重新视为私人领域的事务全面退还给家庭或个人（宋少鹏，2012）。在城乡二元分割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再生产劳动的家庭化亦表现为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城市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往往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基于城乡差异的家政服务，这带来了家务劳动“商品化”及其社会监管等新议题（佟新，2017），并隐含着新的“理性化”和消费主义禁锢。对于社会中下层而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其中的一部分家庭不得不采取“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并由此带来了“流动家庭”“留守人口”“临时夫妻”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任焰、潘毅，2007；叶敬忠等，2015）。当“主妇化”（吴小英，2014）或核心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仍然不足以应对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和市场竞争压力下夫妻双方劳动强度激增的现实时，代际互助亦成为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现实选择，并带来新的家庭策略和问题（Yan, 2018；钟晓慧，2015；肖索未，2014）。而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家庭策略，其背后往往是基于性别、城乡、年龄、阶层的劳动转移或外包，照料劳动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老人、妇女和社会边缘群体。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是对家庭社会再生产职能的过度开发和汲取（宋少鹏，2012；陈映芳，2018）。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女性参与劳动生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造成了中国家庭——特别是家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妇女——同时承受着来自劳动和再生产劳动领域的双重挤压与张力。

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不同层面的“社会再生产危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且传统上一直以家庭伦理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支撑，更是面临着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和回落的多重压力。针对上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我们不禁要问：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是否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人口结构能否实现稳步调整与优化？为什么当今社会中普遍弥漫着对孩子成长和教育的恐慌和焦虑？如果说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做好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建设？家庭究竟是“温暖的港湾”还是现实生活中最隐秘的痛苦和压力所在？

上述种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议题都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全面调整与反思。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不应简单地将人口视为劳动力需求目标加以过度的人为干预或调控，或是仅从效率原则功利地考量外部资源的配置，而应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到“社会再生产”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维系中的核心价值和地位，将主要由女性所承担的“再生产劳动”从家庭私领域中推到公共社会的前台，营造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纽带和联系，探索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对再生产职责的分担与共建，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设施建设，并积极履行公共机构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再生产能否从单纯“劳动力”再生产蜕变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完整的人”的再生产，这一进程本身蕴含着更加丰富和广阔的社会解放根源（马克思，1995；Ferguson，2017）。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 梅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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