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草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父亲迫于生计到四子王旗谋生，他上了七年私塾，因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父母一直注重我们的文化学习。

草原上的冬天总是寒冷而又漫长！小县城里人不多，生活单调，男孩子们放学后无事可做，便在街上打架。我不爱那样打鸟摔跤的热闹，喜欢坐在暖烘烘的火炉子旁看书，这是我最惬意的消遣。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和小小图书室，书架上零零落落地摆放着几排书，虽然内容很单调，但还是很快就被我读完了。那时真是爱惜书啊，总是沉浸在能够找到的每一本书里，我总竭力地想象着，草原之外更广袤的世界是什么样子。1979年高中毕业后，我告别了家乡，来到沈阳药学院（现在的沈阳药科大学）上学，去探寻那书中描绘的、而我从未目睹过的新世界。这一去便是许多年，从学士、硕士一直到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学校里仅有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几名年轻副教授之一。

我曾以为我会一直捧着书本，在沈阳这座大城市里安安静静地从事教书与科研工作，可人生道路常常会发生一些自己都想不到的变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一位朋友说起了海南岛。海南岛的热带药用植物资源非常独特和丰富，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处女地，岛上医药行业蓬勃兴起，制药产业的高速发展，急需药学专业技术人才和科研成果的有力支撑。

1988年，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据称百万人才蜂拥过海，但在经历了博士摆摊卖煎饼、满街烂尾楼的种种困窘之后，热潮褪去，海南岛如同经历了一场超强台风，满目萧索。可是，海南岛是“天然的天然药物宝库”这个描绘深深地吸引了我。1999年，作为海南省政府引进优秀人才，我与大批带着失望匆匆离岛的人逆向而行，携带着几大箱子书，渡海登岛。

海口这座热带滨海小城的夜晚尤其热闹，热气腾腾的蟹粥和烧烤海鲜的宵夜档口彻夜经营，歌舞厅不到凌晨三四点不歇业，栽满椰子树的狭窄街道坑坑洼洼，却永远总是熙熙攘攘。从一个能把面条做出几十种花样口味的北方城市，到一个钟情于橘汁鸡饭的海岛小城，生活上我有很多不适应。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我一头扎进工作里，晚上常在学校安排的招待所里紧张的工作到深夜。此时依旧是阅读陪伴着我，与作者无声的交流缓解了我对远方妻女的思念。

当时，海南大学医学部从海南大学分出，成立本科院校没几年，仅有临床医学专业等本科专业。上岛不到半年，我就“无中生有”，创建了迄今为止海南省唯一的药学专业，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作为海南省高等药学教育的拓荒者，我创建了一个从专本科和成教到联合培养硕博研究生多层次较为完整的高等药学教育体系，其中药学专业成为国家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点之一，我还创建了“黎药学概论”这一海南岛独有的特色课程。在海南医学院12年间，从实验室到办公室，从图书馆到家里，我身边堆积着图书，从未间断过。从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毛头小伙子到成为博士生导师，我与读书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常想，人的一生，总是要做一点事情的，大也好，小也罢，庆幸的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找到合适的生活方式，而不间断的阅读，就是陪伴我一生的生活习惯。

      2011年，我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到民盟海南省委机关担任专职副主委。记得在一次盟务工作会议中，民盟中央张宝文主席强调“民盟的专职干部要努力成为一个通才和杂家”，我深有感触。作为一位专职盟务工作者，需要与来自不同界别的盟员交流，我深感知识结构不够，知识面狭窄。唯有大量的阅读才能让我尽快完成社会角色的转换，适应新的工作。与过去几十年都是读专业书籍为主不同的是，我现在每年阅读三、四十本感兴趣的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史哲等等，给自己充电。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确实如此，读书，不仅能改变命运，对生活和工作提供思路和方法，架设起与人和社会交往对话的桥梁，而且，会让人心情愉悦，充满自信。

      阅读是家教的濡染，家风的熏陶，是打破两代人精神隔膜的灵符密钥。女儿小时候，一有时间我就带她到图书城，选色彩鲜艳的图画书，给她讲《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她慢慢认识字了，就从选图多字少的童话书到字多图少的科普读物，再阅读古典文学，书店成了她最喜欢的地方。我到南方后，一年也跟女儿见不了几回面。我想了一个办法，与女儿订阅同样的杂志，阅读同样的书籍，这样父女之间就有谈资，有共同话题，虽然遥迢相隔七年，我却以阅读为媒，通过阅读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女儿上大学后，有次我去看她，她带着我去学校图书馆，与我讨论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观点。我欣喜地看到，虽然她没有在境内上过大学，但我不必担心她与中国传统文化脱节的问题，阅读开阔了她的视野，成熟了她的心智，让她能够以更包容和理解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现在她只要看到一本好书，也会积极地向我推荐，在网上与我就读书的内容开展讨论。她在国外上学期间尽管相隔万里，阅读成了连结我们父女之间的亲昵纽带，天涯咫尺，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