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

王川: 我心中的科大 -- 献给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六十周年华诞 （一）

的续篇.

    (1)

八七级少年班同学入学后安排住在科大的主校区，也叫东区。其它系将近八百名本科新生则被安排居住在新开发的小区，也叫西区。这些人，是西区的拓荒者和元老。后来听一位来自成都的西区同学 (现为某上市公司总裁) 介绍，他们搬去没多久，就自己搞了一个简陋的西区无线电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区十大美女评选活动，通过电台播报. 不过这个电台很快就因为不合法而被取缔.

九零年后我有更多机会到西区闲逛，有次一位来自甘肃的外系同学 ( 现为某知名大学系主任），笑呵呵的坐在大马路上和我细说当年轶事，把西区十大美女如数家珍地给我详细介绍。正说时, 旁边有一位女生经过，甘肃同学告诉我，她在十大美女中排名第三，其父亲当时为我国驻中东某国的参赞.

    (2)

科大当时有个传统，就是把每一级的本科新生中挑出成绩最好的二十几名，组建成一个班，叫做零零班，和少年班同学混在一起住，一起学习。我们八七级，零零班二十三人，少年班有四十三人.

虽然零零班同学平均只比少年班同学大三岁，但后来零零班的老同志和我们每次聚会时，常发两类感叹：一是痛斥当年被迫和少年班的一群小孩做室友，荒废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二是感叹少年班同学现在还年轻还可以继续折腾.

科大对于少年班教育的师资上，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我们配有专门的外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老师， 叫 Judith Gee，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开课没几周，八七年十一月有一天，Judy 突然对我们说，今天我来教你们一些英文骂人话.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F**k 这个词，当时主要学的用法是 f**k off，相当于中文滚蛋的意思。其实 F**k 这个词还有更多极为丰富强大的使用场景，我真正有通透的理解，要到几年后了.

我们当时还专门配备了一位语文老师,叫陈韶林,他的课很有趣. 陈老师给我们讲述伤痕文学，还请大家上台自由发言讨论. 后来讨论起爱情婚姻这个话题，慢慢就歪楼了. 记得庄小威同学跑上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大家随便离婚，就有可能绕过一胎政策的限制，每次结婚后多生一个孩子，这样计划生育怎么管?

    (3)

我在科大的头一年，生活上还是有些不适应。以前在家里都是十点之前睡觉，而在嘈杂的集体宿舍，十一点半熄灯是常态。每一个宿舍楼通常会有一个老头住在一楼，控制电闸的开关。熄灯时常会听到有人悲凉地呐喊，"打倒老头！".

不能安静地好好睡觉，我开始寻求各种健身的方法, 其中之一是气功。八十年代末，各种气功在中国流行，也常有气功大师到科大来搞带功报告。一次在学校大礼堂有几百人参与的带功报告，到结尾时有些参与者在大师的引导下突然又哭又叫又跳，似乎进入了发功的状态。我非常想在现场达到这种状态，但始终不得要领.

客观的说，中国的站桩，如果正确练习，确实有安神健身的作用. 学校物理楼后面有一个小树丛，八八年合肥寒冷的冬夜里，我常独自跑到小树丛里练站桩. 几次跑去，常常遭遇深藏于树丛里的情侣, 估计是八四到八六级的学长. 听到有人走进来，他们遂狼狈逃窜，留下小树丛里的地上垫着的一大堆报纸. 大家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啊！

    (4)

九零年二月后，国家出台了新的出国留学政策。大学应届毕业生要出国，必须是侨属。侨属还分直系和旁系，直系的不用对国家赔偿一年两千五百元的培养费. 对于我这种平民子弟，没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要出国的唯一选择是第三年结束时退学，这样我就不用受此政策限制. 但最后出国时，父母还是要向亲友东拼西凑地借了七千五百元的培养费.

当时申请到美国读博士研究生，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九零年秋季申请时，我理论上已经是个退学生了，但还在校园占了一间房，有些课还继续去听。美国的学校是假设我第二年会有毕业证书，但实际上没有.

其他更有本事的同学，虽然不是真正的侨属，只要办出一个侨属的证明就好了。一时间，在校园里常常听到的对话是:

张三：你侨属办得怎么样了？
李四：还在拖，快了，快了.

学校突然冒出很多侨属，一位老师感叹，“我们科大，什么时候，变成华侨学校了? "

    (5)

九一年的上半年，是大家拿到来自美国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要选择决定去哪个学校的季节了。记得化学系一位同学，收到来自 Lousiana 州立大学一位教授的极其谄媚的来信，信中大赞这位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实验室学习。我们一起欣赏教授来信时，里面有句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原文是:

"Although I have presumbly assumed your attention.. "

翻成中文是

"虽然我自作多情地认为, 你开始对我注意"

当时一群好事者围观这封信笑了半天. 这场景，像极了一个美女和她的一群闺蜜, 围观一封来自美女崇拜者的肉麻的求爱信.

没有大学本科学位，这个问题颇困扰了我一阵子。1991年夏天我来到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生，没多久学校给我发函，要求我出示本科毕业文凭。我去找导师求助。我的导师叫James 李，出生于苏州，和杨政宁李政道是同时代的人。他是材料学界的大师, 除了诺贝尔奖外, 业内的其他大奖全都拿过了。他对我说，“拿不出来，你就不理他们好了”.

我有些诧异，不理怎么行？会不会有问题？但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后来罗切斯特大学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终于顺利地在 1993年五月获得材料学硕士学位。而在此之前，我的最高文凭是 1986年的一张初中毕业证.

此事给我的启迪是，有些事情的处理，不回应不行动，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