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夏天某个午后，一位加拿大法学教授请我介绍中国法院司法公开情况。赶到咖啡馆时，教授正读一本小册子，乐不可支。我问，这是什么书，这么有意思？教授回答，是一名英国律师写的办案故事，真实又有趣。谈毕，教授将书留下，建议我译成中文，以便中国读者了解英国基层刑事司法状况。再后来，我将这本书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并推荐了心目中理想的译者。3年后，这本名为《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的书终于问世了。译者是翻译过《苏特大法官传》《质问希特勒》的何远律师，以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公主”汪雪。今天推送该书译者序和节选，如果感兴趣，各大图书网站均有售。

作者简介：

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英国刑事辩护律师。他是《远景》（Prospect）杂志“普通法”专栏的作者，也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撰稿人，还参加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本台记者报道》等诸多节目。

译者简介：

何远，浙江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现为执业律师，译有《苏特大法官传：最高法院的“隐士”》(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质问希特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汪雪，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法律硕士，华盛顿大学知识产权与技术法法学硕士，现为执业律师。

内容简介：

与每一位英国刑事律师一样，本书作者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几乎每一天都会站上法庭，履行他的本职工作，思维敏捷、词锋锐利。作者娓娓讲述在律师办公室、法庭和监狱中发生的一幕幕场景，让读者不仅得以领略律师的日常工作，而且能够进入作者的内心，体会律师为身陷囹圄的客户努力辩护时的各种心理活动。他向读者呈现的不是法庭剧，而是真实的庭审，还有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译者序

如果你是一位医生，有一天，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送到你所在的医院，你却发现这名病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人，平日里劣迹斑斑，坑蒙拐骗无所不为，而你却是唯一能医好他的人，如果你不出手救治，他很快就会丧命。此时，你会救他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会救，那你知道他是坏人，为什么还会救他？

除了金庸先生笔下若干性格古怪的名医，恐怕绝大多数医生都会选择救人。如果要问答案，自然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身为医生，治病救人乃是天职，无论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圣人还是恶魔，都无关紧要，他们只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病人，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死扶伤，病人的道德品质高低，在他履行职责时几乎不会考虑。所以，如果换做是你，想来也会在轻叹一声后，开始为病人诊治。

律师也同样如此。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律师唯一要判断的事情，是他有没有做某一件事，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种职业判断，与当事人是好是坏、我们对当事人的个人好恶，都没有关系。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所言：“我们选择为面临死刑或者长期监禁的人辩护，并不代表我们同情这些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者团伙犯罪……如果说一个杀人犯应当被处死，那么就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剥夺其生命。”

之所以不能过多考虑个人品性，原因在于人性的复杂。对于他人的品行高下，每一个人都很难在不长的时间内作出准确的判断。

清代作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绘了一个大人国，国中居民“脚下皆有云雾护足”，每一位国民的品性都展现在脚下云雾的颜色之中，“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随便哪一位大人国的国民立在你的身前，你瞄一眼他脚下云雾的颜色，即能分辨此人品性好坏。可惜，我们没有生活在大人国之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脚下都没有这样的云雾。如果允许医生和律师可以根据客户的道德优劣决定是否提供救助，他们又能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列子·说符》记载了一则“疑邻窃斧”的寓言，大意是说，有人丢了斧子，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于是，觉得那人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像小偷；不久后，他无意中发现了自己不小心埋在谷堆里的斧子，再看那人时，就觉得其言行举止没有一处像小偷了。这则寓言的主人公怀疑的对象是邻居的儿子，很可能还是他看着长大的，当然，邻居的儿子很可能平时比较顽劣，才会成为主人公怀疑的对象。

但是，就算一个人平时比较坏，某一件坏事就一定是他做的吗？如果前文中那位主人公没有偶然找回斧子，他几乎会一直认定是邻居儿子偷走的，但事实却恰恰与之相反。所以，隔壁张三平日里一贯小偷小摸，可是，偷了你晾在窗台那块腊肉的人，就一定是他吗？又或者，两条街外的珠宝店昨夜发生了抢劫案，一定是他做的吗？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恶名远播的淫贼田伯光，他曾答应令狐冲绝不讲出风清扬的秘密，此后却被桃谷六仙严刑拷问，当令狐冲问起，田伯光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六怪对我痛加折磨”。令狐冲却深知，六怪为人行事十分糊涂，他们出于好意给令狐冲治伤，令狐冲尚且如受酷刑生不如死，田伯光这“痛加折磨”四字，不知包括了多少毒辣的手段和残酷的刑罚。可是，田伯光终究没有辜负令狐冲的信任，纵死也不肯讲出风清扬的秘密。

或许，你所认识的坏人，没有田伯光这般磊落，但难道就此可以认定，某件坏事一定是他做的吗？

人们对律师的职责多有误解，往往只看到律师在为“坏人”辩护这一表面现象，却没有意识到，律师的职责，其实是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司法程序中的错误。这项职责，与辩护的对象是否好人并无任何关系。

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决定了现代法律是一套设计精密、内容博杂的规则体系，没有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很难理解和掌握这套规则。

在这一点上，仍然可以拿医学来作比喻。咳嗽是最常见的病症之一，但是，医生会告诉你，咳嗽并不一定就是受了风寒、嗓子不舒服引起的，甚至不一定是呼吸道疾病引起的，胸膜疾病、心血管疾病、脑炎引起的中枢神经因素也可能导致咳嗽。要找出咳嗽的病因，医生可能要求病人做心脏彩超、胸部X线、CT、血管造影、胃镜、胸腔穿刺等多种医学检查。

而在刑法上，同样是盗窃财物，根据盗窃对象的不同，比如是普通财物还是救灾抢险款物、医院里病人的救命钱、孤寡老人的养老钱，或者根据盗窃时间的不同，比如是否属于地震、事故等突发事件期间，处罚就有不同。此外，入户盗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不管盗窃金额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那哪些情况属于“入户盗窃”呢？集体宿舍、酒店宾馆、工棚等，是不是属于“户”？本来没有盗窃的念头，经被害人允许入户，才见财起意盗窃的，是不是“入户盗窃”？如果不知道这些细致的规定，被告人如何能为自己作出有效的辩护？

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乔治·萨瑟兰曾经感慨道：“没有律师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作无罪辩护。”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律师提供辩护，法官居中裁判，构成刑事审判的三角结构。没有检察官绳愆纠违，则盗贼横行；没有法官居中裁判，无法给予犯罪行为其应得的惩罚；没有律师的帮助，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个人都不过是蝼蚁，司法机关极易陷入司法擅断。在刑事审判的这个三角结构中，任何一角都不能偏废。

所以，律师的辩护职责与职业伦理，对应的是他的体制角色，他不是单纯地在为某个好人或者坏人辩护，而是通过自身的工作，经由每一个个案，为完善司法程序、避免错误裁判而努力。如果连真正的坏人，政府都能保障他的程序权利，司法制度存在漏洞、致使好人受到冤枉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地减少。了解并尊重刑事审判三角结构中的律师这一角所代表的制度功能，尊重罪刑法定和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这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通过程序功能尽早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的司法程序错误，才是现代政治人和法律人应有的本分。

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告诉媒体和社会公众，就是这个被告人杀的死者，这是铁案谁都别想翻案，等到若干年后偶然发现真凶另有他人，导致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心大受影响，相关人员也不得不排队等候追责处理，那是古代话本小说中最愚蠢的丑角才会做的事，而这种愚行却又导致无论政府、司法机关和律师，还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都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律师的辩护工作越是成功，就意味着司法程序越发健全，政府拥有保护国民的完善机制，国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不会受到公权力的不法侵害。

本书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律师，他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成长与办案经历，并对法律和律师这个职业作出自己的思考。中英两国分属两大法系，在具体制度上千差万别，但英国是现代律师职业的发源地，现代法治的许多理念、尤其是律师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念，均发端于彼国。我们对英国律师的理解，经常与行外人对律师的理解一样，仅仅停留在表层，没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历史与理念层面，能够有一位英国律师现身说法，或许能解开我们的一些疑惑，更何况，他的文风如此诙谐。

何 远

2017年7月

书 摘

会馆大堂的钟响了一声，律师的午餐时间到了。律师们从内殿会馆的东西两道走廊上走来，他们年龄各异，踌躇满志地大步走过庭院，华贵的衣着下，都早已饥肠辘辘。他们从正在闲逛的游客中穿梭而过，这些游客五十来岁，都是中西部人，身穿紫红色冲锋衣，头戴灰色棒球帽；他们接着绕过了正在全神贯注研究地图的意大利远征队。

会馆三楼的房间洒满阳光，从这里向下看时，对于律师们流露出来的轻松惬意，我感到十分惊讶。的确，在这里他们会很开心，不过，他们却像是拥有这块土地一样怡然自得。在加入律师们的行列，加入下方庭院中这些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与他们一道走去吃午餐时，律师们就已经让我吃了一惊，这令我惊讶不已。

啊，午餐！我伸出手臂，舒展了一下肩关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特别喜欢一款三明治——粉红的小片羊肉，蘸上薄荷酱，夹在两片上好的面包之中。我坐回座位，弓身俯在一叠裁判文书上，一边读着那些文书，一边开始吃我的午餐。下午，师父和我要会见本案的当事人，也就是我们的客户。在阅卷时，我用餐十分小心，以免三明治会掉在严肃的白色文件上。我迫切想要了解案件事实，急切地想要知道我们的客户处于什么样的麻烦之中。没过多久，我就发现，答案十分明显。

我们的客户埃里克走进了当地一家同性恋酒吧。老客户们都说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野的同性恋男妓”。他的举止会很怪异，摆出空手道的姿势，四处乱窜。就在这个酒吧里，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拉比，人们都说那人不善交际。他把拉比引诱到附近的公寓之中。一到公寓，埃里克就把拉比敲昏掐死，然后分尸了。

分尸可不是件轻松的活计。你可以自己试着切一条大腿看看。大多数的“分尸者”活儿干得都很粗糙，但埃里克不是，他切成了一条条漂亮的直线。警方面对的可能性有两种：他的职业就是屠夫；或者，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以前就有过经验。

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并不少。有时候，人们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如果不是因为弄错了垃圾收集日，他可能永远不会被抓住。埃里克细心地把那个拉比分装进了6只乐购超市的袋子，然后装入一只黑色垃圾袋，用电线捆好，扔到了所住公寓的公共垃圾箱。时值盛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个垃圾箱开始变得臭不可闻。

大楼的管理员接到了许多怒气冲天的电话，人们抱怨说，垃圾箱里有什么东西烂掉了，好像有东西死在那里了。管理员被纠缠得没办法，于是去看了一下。他发现，居民们并没有说得很夸张。他根本没法儿走近垃圾箱——闻上去太恶心了。他站得远远的，注意到了公共垃圾箱旁边的那只黑色垃圾袋。他得出结论，那肯定就是这场麻烦的源头。

他需要去找一些专业设备。回到现场时，他戴上了黄色的菊花牌橡胶手套，脸上还围了一块在凌仕芳香剂中浸泡过的毛巾。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向那个垃圾袋进发了。走近后，他看到有东西正从塑料袋的一个破洞中往外窥探。管理员在证言中说，他觉得肯定是一只死狗。

我又咬了一口手上的三明治，开始看里面的照片。案卷里面总是会有照片的。我开始难以下咽了。那只垃圾袋的照片中可没有狗，只有一块只可能是从那个拉比的屁股上割下来的粉红色肉条。

这名大楼管理员完全不知道垃圾箱之中藏了什么东西，他面临的是令人讨厌的两难处境。在属于私人财产的公寓中发现一只死狗，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在路上发现一只死狗，那就是市政的问题了。可是，这只“狗”不会自己沿路嗅着走掉。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把这东西拖出去。他慢慢拖着它穿过草坪，还把整瓶除臭剂都倒在毛巾上，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用毛巾将整个脑袋包起来，只留出一只眼睛看路。

刚把垃圾袋拖到路面上，他就松手了。这名管理员还没来得急通知市政，一位年轻的警察刚好巡逻路过，看到了这只臭气熏天的黑色垃圾袋。经过一番匆忙的检查，结果表明，里面不是狗，而是人体躯干。他于是拿起了对讲机。

“你不会相信的，警官，可是……”

没多久，这里就挤满了身着制服的警察和刑事调查局探员。有一名可怜的警察不得不爬进垃圾箱，犯着恶心翻遍所有的袋子，寻找剩下的肢体。与此同时，警方封锁了整栋公寓楼，搜查了每一个单元。在埃里克的公寓中，警察发现他正光着膀子，身边堆满洗涤用品，房间里面一尘不染。生性多疑的警长特别仔细地看了一圈，在天花板上找到了一点血迹，经过检测，这滴血正是那个拉比的。警察抓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在阅读案卷时，我想起了上周末参加的一场婚宴。邻座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她问了我一个问题，这是出庭律师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你怎么能为你明知有罪的人辩护？”

我给她的答案虽然完全正确，却也十分平庸：在没有被定罪之前，人们都是无罪的。不管他们可能做了什么，也不管他们可能面临的指控多么可怕，在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社会中，而他们有权得到公正合法的审判。而他们获得这种审判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恪尽职守的辩护律师为他们提供的有力辩护。

要记住，你从来不会真正知道某人是否有罪，因为，被指控的罪行发生时，你并不在场。律师的观点不是关键，陪审团怎么想才最重要。她没有把我当做一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过人的正义骑士，反而开始动手用叉子捣鼓盘子里的鲑鱼。很明显，不论是刑辩律师，还是我的观点，都没能打动她。

那天下午，我在老贝利的门口与师父碰头。一长排的律师都在等着进门，他们穿戴着上战场的行头——假发（查理二世让这种巴黎时尚界的疯狂之举流行开来）、长袍（为哀悼查理二世而设计）、上浆领，还有洁白绵软的“饰带”（取代了拉夫领），双排扣西服，甚至还有人带着怀表。我们径直快步走过。

 “我说，”一个装腔作势的声音响起，“这儿排着队呢。”

师父随口答道：“A区。”那人就不做声了。A区是这座监狱中的一块独立区域，收押的是严重危及公众者（比如埃里克）和越过狱的人。我们敲了敲监狱那道小小的橡木门，一双眼睛透过小格子窗打量了我们一番，门就开了。我们沿着狭窄的走廊走下去，从一位肥胖的律师身边挤过去。他在等会见室，在那里，他才不至于缩手缩脚。我们走到走廊尽头，那里是一扇上了锁的铁栅门。

“那就你来吧。”师父说。他知道我好这一口。

“看守！看——守！”我大喊道，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没有回音。接着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钥匙碰撞的声音。我期待着出现一个加西莫多一样的家伙，拖着一条带有残疾的腿，慢慢走过来。可是，过了一会儿，现身的却是一个女人，平头黄发，两只手臂肌肉发达。

“A区？”她问道。

“A区。”我们回答。

她开了门，我们跟着她走下走廊，进了另一道门。门一打开，我们就发现，还要爬一段蜿蜒曲折的楼梯，有一层东西，看上去像是加固了的铁丝网，将整座楼梯包了起来。爬到顶后，前面又是一道门。

她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然后就把我们身后的门锁上了，这着实令人心生不安。跟着师父走进A区时，我很紧张，结果却发现，里面非常舒适，这很让人意外。这里没有栏杆，也没有其他被告人吵吵嚷嚷着要来一支烟之类的打扰。

埃里克是一个明星人物，尽管他对此毫不知情。有三名可爱的中年女“看守”专门负责看管他，她们对他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孙子一样。

“你们是埃里克的律师？”其中一人问道，她的一只手上拿着一串钥匙，另一只手上则是一杯拿给埃里克的茶。

“是的。”我师父说道。

“跟我来。”她说。她把我们带到等候区角落里的一个房间。这里完全不像牢房，在一面墙上，有一扇巨大的窗户，既能让阳光照进来，又能透进与我见过的大部分监狱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

“埃里克，亲爱的，你的律师来了。”她说，并把那杯茶递了过去。

我们走进那个小房间，终于见到了埃里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双手放在膝盖上。他挤出一丝微笑，眼神难以捉摸。我是最后一个伸出手去的：他的握手软弱无力，就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精神病人。这名年轻人被指控为了满足自己切碎了另一个人，与他来上一段惬意的座谈，是打发礼拜三下午的一种独特方式。埃里克让我心生惧意。我为那个拉比的亲人们哀叹不已，他们对此肯定无法承受。犯下这种残忍罪行的任何人，当然应该立刻永久关押起来。他很可能会旧态复萌的。

我坐在那里，看着埃里克，仔细思考着那位美丽的少女对我那个平庸答案给出的回应。“明知自己是在为罪人辩护，会不会有一些道德上的负担？你让他洗脱了罪名，但他可能会犯下更多的罪行、伤害更多的人，你晚上怎么能睡得着？”

我瞥了一眼师父和我们的事务律师。他们可没有在考虑“道德问题”或者晚上无法入睡。我当然也不会。我们根本不是在做任何裁断。证据是否充分——甚至是他有没有做这件事，都不是问题。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怎么让他洗脱罪名”。

为什么？在英国，我们拥有对抗式的司法制度（诉讼两造观点相反，各自声称自己的说法才是正确的），我们自豪地将它推广到了全世界。这种制度能够运作的唯一途径，就是辩护律师尽其所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而能干的控方律师则竭尽全力展示证据。

否则，为什么还会需要陪审团来审判呢？让法官审查证据、作出裁判就行了嘛，就像法国那样。辩护，就是我们的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提供辩护，你必须接受他的说法，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接受。这是一种智力和伦理技巧。你要设身处地，相信他们，不管他们有多么令人心生厌恶。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没有人提到过这些，但如果对抗制诉讼要运作起来，这也是基本的要点。你想让被告人洗脱罪名，是因为获胜的感觉很好——实际上，获胜的感觉太棒了。一场审判结束时，你想要直视着控方说，朋友，你觉得你对案子稳操胜券了？好吧，混蛋，我一脚就把你踹翻了。你想要离开法庭，镇定地走进厕所，然后疯狂地跳起胜利之舞。

这种狂喜之情，有一部分完全是出于解脱感。律师没有任何权力。你每天都要挺身对抗警察、公诉方和法院，你手无寸铁，唯一拥有的，只有口才和智慧。你能赢的次数不多，整天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唯一能够仰仗的，就是你的技能。胜利可以增强自信，鼓舞志气，提供动力，直到下一场审判来临。不久以后，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了。胜利会让人上瘾，你不仅想要获胜，还想赢得惊世骇俗——直面绝境，反败为胜。激发律师积极性的，既包括献身正义的理念，也包括击败对手的喜悦。

承认师父和我在被窝里睡得很香甜，是否就暴露了我们的道德堕落和无法直面自身的行为？一方面，我们别无选择。《执业守则》决定了律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里面规定了“不得拒聘”原则，即律师必须接受任何人的聘请，为之尽其所能，只要他有时间，并具备承接案件所必需的技艺与经验。

事实上，“不得拒聘”原则常常会被破坏，这并非是因为律师们一心想要承接他们感觉最为惬意的案件，而是因为他们都在寻找更棒的案件，无论这个案件的关注度是否更高、报酬是否更丰厚或者更加恶名昭彰——更加埃里克式。这是一种职业荣誉感。

最终，由于工作日程冲突，我们没能代理埃里克。在庭审中，他提出了减轻责任的非全面辩护意见，这将会令他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是谋杀罪。如果埃里克被认定“精神失常”，而在杀害那个拉比时，这一点也“确实减弱了”他的责任能力，减轻责任就能够成立。但他没能说服那些陪审员。

他们认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出庭作证的精神病专家得出结论说，埃里克的精神病是无法治疗的。他被判“终身监禁”，几乎没有获释的可能了。实事求是地讲，埃里克永远赢不了。即使陪审团相信他是过失杀人，法官也会给他判一个无期徒刑。不过，值得考虑的是，如果埃里克在一连串近乎不可能的情形出现之后，竟然能无罪获释，他可能会做些什么。

我们快进一下。埃里克被判处谋杀罪，要在监狱中度过可能长达60年甚至为时更久的余生，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早已离开师父，也花了一些时间才能“自立”，在无人指导、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实力承接案件。

我在为亚瑟·赛克斯提供辩护，他被控纵火烧毁了一座综合办公楼，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罪证——就是他自己的几滴血。巴兹是控方的明星证人，他坐在证人席上，就像是在“被自愿”参加不打麻药的根管治疗术。他身上穿着白色的校服，脸上带着病态的苍白，这令他看起来近乎透明，就像是要从我们眼前消失一样。

控方利用他在这场火灾中的嫌疑，在背后操纵他。在他们看来，他干得相当漂亮。巴兹用一种犹豫不决但却令人信服的方式，指认我的客户亚瑟·赛克斯就是放火的人。指控做得干净利索、恰到好处接着轮到我对他进行交叉询问了。

陪审员大多是慈眉善目的女士，来自本地大学的文学院教职工，当我起身在长袍上擦拭双手时，她们都期待地看着我。我是亚瑟的救星，受聘前来纠正巴兹对他的老朋友犯下的严重错误。做对了，亚瑟就能无罪释放；搞砸了，他就要在监狱中待上5年。

我站在我的演讲台前，假装停顿了一下——这是建立自信的假花招，用来掩饰我正在搜索已经用大写字母写在笔记本上的第一个问题。我写下了所有的问题。没有这些问题，我会手足无措。笔记本就是我的救生衣。我紧紧握着它，清了清喉咙。我准备好了，要履行职责，驳倒巴兹，让他的说法看上去像是一堆经过深思熟虑的谎言。让他为胆敢玩弄大律师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的客户还指望能逃脱后果而懊悔。我的双手却因为恐惧而发抖和抽搐起来。

如果巴兹并没有在期待我的交叉询问，他又怎么会想到我的感受？几天以前，我还等着为一位电工辩护，他把自己的老板撞进了工地上的一个水坑里。那名老板被自己最好的西服和马海毛大衣拖住了，爬不出来。他不停地爬到坑的边沿，却又滑了下去。工地上的工人没有一个人对他施以援手。

可是，在最后一刻，计划改变了。本来要代理亚瑟的律师，因为手上的案子泛滥成灾，没法安排出时间。在礼拜五下午很晚的时候，我的事务员打电话给我说：“麦克布赖德先生，我拿到了一件更好的案子，我一直在为您想方设法寻找更好的案子，先生。”这句甜言蜜语的真实意思则是：“找不到人了，我们已经绝望了。这是一脚毫无希望的传球。接球吧！”所以，现在由我来代理亚瑟。他被控纵火罪，这是一项严重得多的罪名。控方对本案的说法是，为了切断自己与一起入室行窃案的证据链，亚瑟放火烧了波塔卡宾办公楼。

我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恐惧感和肾上腺素在我的口腔里四处打转：“你和亚瑟是好朋友，对吗？”

巴兹回答道：“是的。”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在交叉询问时，你要问封闭式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应该是“是”或者“不是”。问出的问题应当简短，证人可以同意或者否认。千万不要问出“开放”的问题，让证人偏离了你想要推动他所走的那条路。避免使用“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就再好不过了。这也是我把所有问题写出来的原因。

我希望能够确认，我不仅问出了每一个问题，措词也是正确无误的。第一个问题侥幸成功以后，我问出了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四个问题。过了一会儿，我的问话变得流畅起来，开始乐在其中了。

巴兹的说法，与我的客户亚瑟的说法非常相似，这也很常见。有一段时间里，他们曾经是好朋友。有几个周末，在喝了点酒以后，巴兹会陪着亚瑟为他的货车偷点柴油。在本案发生的那个礼拜六，这两个年轻人在酒吧里度过了一个非常嘈杂的夜晚，然后和几个朋友跑去一个工业园区，他们知道，那里停放着一些挖掘机。在几辆挖掘机上爬了几遍之后，亚瑟慢慢明白过来，挖掘机的油箱盖都是锁着的。但他没有就此罢手。他要偷点什么东西，然后，他对天发誓，决不能空着手回家。

他那醉醺醺的注意力转向建了一半的工业园区。他走到的第一幢楼，是孤零零建在那里的波塔卡宾，保安室也设在这里。亚瑟用手肘捅破窗子，却也因此割伤了手臂。他从离得最近的那个窗户爬进去，在身后留下了汉塞尔和格雷泰尔那样的血迹。爬出来时，他手上拎着一个灭火器。男孩们这时候都大笑起来，一半出于紧张，一半出于激动。他会那样做吗？他当然会。

他在窗户上晃了晃灭火器，打碎了窗玻璃。警报开始歇斯底里地哔哔叫起来，但他没有逃跑。这个工业园区位置偏远，警察要过很久才能到达这里。亚瑟爬了进去，手脚麻利地穿过大楼，他的血液也顽固地记录下了他的足迹。他拿走所有的电脑，递给在外面等候的朋友们，他们把这些电脑塞进他的货车。

远远传来警报器凄厉的叫声。是警察吗？亚瑟跳出那扇破窗，与伙伴们跳进货车，飞快地驶离工业区那条脏乱的小路，准备观望警察们的到来。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一个警察都没有来。

到这里为止，亚瑟与巴兹两人的说法是相吻合的。是的，他是来偷柴油的。是的，他闯入了大楼——他根本没法否认：警察找到了电脑，上面溅有他的血液，整齐地堆放在他的公寓里。当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后，两种说法就不一样了。

在巴兹的证言中，他声称，他们在留心警察的时候，亚瑟说：“我要回去烧了这地方。”这种“说法”，就是亚瑟所谓的意图宣告，能够支持控方提出的指控。而被告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已经确认了他们的案件主张，即他“烧掉这个地方”是为了消除将他与入室行窃联系起来的血迹。这是非常有力的一环证据。

然而它不是证据。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亚瑟的“认罪”仅仅出现在巴兹的证词中，它还不能成为证据。它要成为证据，巴兹必须在法庭上给出的证言中提到它。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巴兹并没有提到过它，所以，从陪审员们的角度而言，这次“认罪”就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听到有人说起过它。

我的交叉询问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我没有识破控方在这起案件中给我挖好的坑。我乘胜追击，迫使巴兹承认，他是这件盗窃案的积极参加者。他帮助亚瑟将电脑装入货车，在法律上，这就使他与亚瑟一样负有罪责了。接着我进一步谈到，巴兹也被捕了，也因为这件盗窃案接受了询问，但警察却没有对他提出指控。我怀疑，他之所以没有被指控，是因为他抛弃老朋友，为警察提供了更好的“套子”。我暗示说，他这样做，不但能逃避盗窃罪、可能还有纵火罪的指控。他背叛亚瑟，是否因为他自己才是对纵火烧楼负有罪责的人？这种暗示会引发人们对各种可能性的好奇心，是我进行交叉询问的典型例子。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情势急转直下，因为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刑事辩护中，有一条金科玉律：证据越少越好。我太过依赖笔记了，在笔记中，我当时还假设说，巴兹随时都会将亚瑟的“说法”告诉陪审团。我拿起巴兹所作书面陈述的副本，打破了上面说的这条金科玉律。

“赛克斯先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回去，我要烧掉那个地方。’是吗？”我问道。这话刚一出口，我就知道要糟。我一阵头晕，就像站在悬崖的边缘。陪审团坐在那里，双眼圆睁，瞪着亚瑟。我的事务律师看着我，就像刚刚有人揭发我是一名杀害幼儿的凶手一样。检察官捂着嘴，法官在窃笑。他曾经是一名事务律师，没有什么能比看到律师协会的一员把事情搞砸更让他感到开心了。

我犯下的错误，就是去交叉询问对亚瑟最具毁灭性的证据。我太依赖笔记，聆听证言也不够仔细。我替检察官完成了她的工作。除了死皮赖脸，已经无计可施了。我向巴兹、向可能会继续倾听的任何人暗示说，是他虚构了这一切。

“你是否无法回忆起你上一次说了什么谎？”我问道。“你在证人陈述中是这样说的，在法庭上却换了套说法。两则谎言在身的巴兹，看哪一则对自己有利，就挑哪一则说。”这是孤注一掷的恫吓。

当法庭上的人全体起立时，我转过脸去面朝亚瑟。他说：“这是大起大落的一天，对吧？”我没法告诉他说，我，他自己的律师，刚刚让他被定了罪。我不能让他垂头丧气，现在不行。“陪审团听过你的说法后，就会更好了。”我撒了个谎。他挤出一丝微笑，告诉我说，他前一天晚上跟他3岁的女儿在一起。“她就是我的一切。”

我满怀恐惧地走回了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彻夜埋头工作。我没法入睡。每次打盹时，我都能看到亚瑟的小女儿吵着要找爸爸。她爸爸在监狱里，而这完全是我的责任。这正是律师害怕的事情之一：如果你犯错，买单的人是你的客户。

第二天，兆头可不太妙：我的事务律师决定不回来观看结局，负责本案的警察开始变得十分健谈。在辩护的时候与警察“套近乎”是很不得体的，但是，我不得不与他搞好关系，因为他是最后一位控方证人，他会成为我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交叉询问不是为了破坏证人的证言，而是利用证人讲出你的故事。我希望能让这名警官确认对亚瑟有利的那些控方证据，然后建构一种说法，并在接下来的结案陈词中加以发挥。我想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控方的说法中确有蹊跷之处。

在工业园区中，有两幢波塔卡宾楼，中间隔着一道8英尺宽的沟：一幢是绿色的，被烧成了炸土豆片；一幢是白色的，亚瑟行窃的是这一幢，没有被火烧到过。如果控方说亚瑟纵火烧楼是为了掩盖他的痕迹，为什么他烧错了楼？通过这名警察，我利用大楼的平面图，向陪审团揭示用来归罪的血迹距离起火点有多远。那名警察用小小的塑料数字将它们标了出来，这可帮了大忙。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疯狂的高尔夫球场。那名警察还确认说，在起火点没有发现助燃物。对陪审团来说，随之而来出现了两个关键问题：你能肯定，是亚瑟为了破坏他与盗窃案之间的证据链而放的火吗？如果不能，你完全肯定是他放的火吗？

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证言也都听过了，之后，双方律师要结案陈词，总结自己的案子。在审判结束时先发言的控方律师指出，将亚瑟与纵火联系起来的间接证据非常充分。

他碰巧在那个工业园区行窃，就在他偷完东西后，那里着火了，实在太巧合了。她反复提到亚瑟的“说法”，这个“说法”反映出的，正是他的意图。他知道警察最终会找上门来，所以放火烧了那个地方。他没有烧掉两幢楼，是因为他实施得不好。他放了火，然后跑掉了。在那种情况下，谁还会四处闲逛看看火势怎么样。

接着轮到我结案陈词了。我将对亚瑟有利的观点总结在一起。我想要推翻那个“说法”，可是，它的余音却还在这间法庭中回荡不已。

在陪审团退庭合议后，我懦弱地溜回更衣室中，律师们都是在这个房间里换上长袍后再走上法庭的。亚瑟在半路把我拦住了，想要把我介绍给他毫不知情的父母和不知所措的女朋友。我虚弱地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我没法回应亚瑟的凝视。我俩都知道，我对他做了什么。

在律师茶室与控方律师喝茶时，我伤心地说：“我把自己的客户‘打进袋子’了，是吧？”（“打进袋子”是律师形容定罪的行话。我猜测它来源于斯诺克：如果你让球进洞，就是把球打进袋子；如果你让被告人进洞，就是把他打进袋子。）我希望她能说些安慰的话，可她只是点了点头。

事实也是如此。我还能对入狱后的亚瑟说些什么？我本该如实说出来的。我考虑过逃走。如果我乘坐欧洲之星，黄昏的时候，我已经在里尔了。我可以从那里消失，跑到中欧，更名换姓，学习怎么种红萝卜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就连我都不可能会搞砸。

45分钟以后，我们所有人被叫回到法庭。陪审员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再听一次亚瑟的说法吗？他们当然可以。他们甚至没有说它是“被指控的”。法官宣读那段话的时候，我畏缩不前。控方律师转身朝我说道：“他们的思路显然是对的。”我没法否认。这份陈述把整个案子连起来了。这是coup de grâce，给出这一击的人，却是我。15分钟后，陪审团回来了，他们都把视线从亚瑟身上移开（这从来不是一个好的讯号）。陪审团主席确认，已经得出结论，而且是一致意见。

“陪审员们，你们是否已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书记员问道。

短暂的沉默。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大大的G。

“无罪。”陪审团主席回答道。

法官非常惊讶。我跳了起来。“法官大人，可以请您释放赛克斯先生吗？”赛克斯获释了。盗窃罪的宣判可以再等等，他不会因为那项罪名入狱的。

我尽可能快地离开法庭。稍一迟疑恐怕陪审员们可能会改变心意，他们会说：“开个玩笑而已！我们认定他完全有罪。”在法庭外，亚瑟紧紧抓住我，把他的脸埋进我的胸口，眼泪都落在了我的衬衫上。连他的家人也都上来拥抱我。

没有人能比我更加如释重负了。亚瑟将获得自由，他的小女儿也会有爸爸陪在身边，我在余生之中也不必心怀愧疚。在那个下午，我就像是会拥有一辈子的好运。没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

我收拾好东西，飞奔下楼，走出法院大楼，来到温暖的九月阳光下。我想亲吻街上的每一位女性，拍拍婴儿车里孩子们的双颊。我轻快地走上山，穿过一群行人，我认出他们来了，那正是陪审员们。我们交换着灿烂的笑容，我点着头，向他们表示我已经认出他们了。我也想亲吻他们，将他们拥入怀中，带着他们旋转，将一切如释重负呐喊出来。我匆忙赶着路，这份喜悦沉甸甸地压着我的胸口。

然后，我的耳边开始响起苦恼的声音。我刚刚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人们，是如何处理这起案件和作出结论的？他们相信正义已经实现了吗？责备控方律师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她没向陪审团再三强调，亚瑟是纵火犯，不过也是个不合格的纵火犯？他放了把火，以为两幢楼都会烧起来，却搞砸了。看看他在盗窃的时候干下的蠢事，他喝醉了，他根本不是干这个的料。拜我所赐，她掌握了亚瑟说的危险话语，这句话简洁地道出了他的动机。事实真相是，她并没有犯错。犯错的是我，但我居然赢了，这更令人不安：如果她没有犯下任何错误，难道错误存在于司法制度自身？

我想起了当我刚刚成为一名律师时在婚宴上遇到的那位美丽少女，她将对我的观点的厌恶之情，发泄到了鲑鱼的身上。我意识到，她的沮丧之情真正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律师，而是对抗式司法制度本身，让诉讼双方彼此对抗，将对事实的考虑转变成对立的斗争，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追索。

她之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在她看来，为了能让这个制度运作起来，律师们不得不将他们明知虚假的东西当做真相来呈现。一方面，辩方自然想要破坏公诉人所指控的案件：这就要求排除重要的证据，破坏诚实的证人证言，然后再利用剩下的那些事实，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误导陪审团。

另一方面，控方也是如此。为了构建一起案件，警察调查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用来对被告人提起有力的指控。与被告人的罪责没有多少关系的事实，也许就被忽视或者没有受到适当的审查。对被告人至关重要的无罪证据，也许就不会披露出来。在双方的私利之下，任何正义观念都不见了。

坐在回伦敦的列车上，望着一座座牧羊场在窗外一闪而过，我想知道的是，整个司法制度是否已经腐烂。我开始怀疑，在严肃的诉讼程序中，“彼此厮杀的我们和他们”，这些穿着西装的角斗士们，用法律条文向对方的脑袋挥出重拳，并不是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正义的庄严表现，而是用来蒙蔽陪审团的一张冷血的执业许可。

刑事诉讼中有一套程序性的指引规范，它的名称就是《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这些规则“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公正地审理”刑事案件。就审理程序而言，这项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无辜者获得自由，对有罪者科以刑罚。作为宣传工具，这句话无懈可击，这也是刑事法庭每天都努力在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两项原则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张力。我不知道亚瑟是否有罪。

他或许有罪，但这里的“或许”正是陪审团所顾虑的地方，于是，问题就来了。陪审团必须达到确信的程度。我问我自己，让无辜者获得自由，与对有罪者科以刑罚，哪一个更为重要？我想知道，在这两个相互抵触的目标之间，正义的基础在哪里。到了最后，刑事司法制度不得不选择倾向于其中一个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人有罪之前，他都是无辜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抗式的司法制度是否有助于陪审团实现“公正的”裁判，或者这种司法制度是否却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亚瑟无罪开释的后果，并没有像我想象得那样糟糕。没有人为此受到伤害。一家保险公司将会出资重建大楼。保费涨上去了，许多人深感困扰。亚瑟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大危机。他不会再去放火，他的小女儿也会有爸爸陪伴在身边。难道这不是最终的那个最重要的、最后的事实吗？它可能是的。

在我看来，有两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审判结果无法预知；它们也远非“有罪”或者“无罪”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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