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振彪回忆人教社“语文四老”

20世纪80年代初， “文革”后第一套拨乱反正的语文教材刚刚竣工，中语室同仁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忽然报刊上冒出一篇批判语文教材的文章，斥责教材编者随意删改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的名作，这顿时像一盆凉水浇在大家头上。社领导立即责成我写一篇文章作为回应，并叮嘱我文中要引用叶圣陶先生关于教材编者难免要对选文作加工删节的指示。

早在20世纪40年代，叶老就指出：“既称读本，文字形式上应该相当的完整，所选文篇如有疏漏之处，我们都加上修润的工夫。这是要请各位作者原谅的。”69以后又多次重申，比如在1962年，叶老说：“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固陋之作者或将不快，明达之作者宜必乐承。”根据叶老这个意思，几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规定，入选的文章，根据教学的需要，可以删节，文字上可作必要的修改。我把上述叶老的指示和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引入文中，加以强调，然后针对那篇批评文章一一辩驳，说明教材编者对入选的作品作了哪些删节或改动，为什么要删改，删改后的教学效果如何，力求有理有据。当然，有些删节或修改不很恰当，那就爽快地承认，并致以真诚的歉意。至于批评文章中那些不实之词，比如张冠李戴，把别的版本教材的删改安在人教版教材头上，或移花接木，把过去教材的删改说成是今天教材的删改，我也一一澄清。由于我在行文中也不免带了一股不平之气，批评文章语气居高临下，用词直接。

文章草成后送领导审阅，领导认为可以，不过要把文字上的锋芒都磨掉，让我再改一遍，最后呈送叶老审定。记得呈送后不几天，叶老的回音就来了，意思是人教社诸位是他的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千万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他建议，文章换一种写法，把中语室档案中作家同意删改他们作品的回信找出来，加上背景说明即可，其余不必多说。领导指示，按叶老的意见办。中语室的档案在“文革”中几乎损失殆尽，但在残存的少量档案中还是找出了16封作家回信。像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臧克家、峻青、杨朔、碧野、秦牧、刘白羽等先生，都曾经回信表示同意对他们作品的加工或节录。我又访问了中语室的老编审，请他们回忆这些作家回信的来龙去脉，据此写了16封回信的背景说明。稿成后呈送叶老再审。叶老仔细审了稿子，并与叶至善先生一起修改定稿。最后稿子到我手里，我认真阅读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认为没有问题的，原来还有问题，我认为写得好的，原来还能改得更好，只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这样，文章总体上就是摆事实，有利于消除分歧与误会，一股善意与暖意充塞于字里行间。后来文章发表于 《中学语文教学》杂志１９８２年第４期，据说反映还不错，关于选文的删改之争也就平息了。

众所周知，叶老有正统的儒者风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从这件事上，真正体会到这一点，还多少受到了感化。到２０世纪末，语文教育界又掀起一场大辩论，批评语文教材编者乱改名作之声再次响起，出版社领导又令我写文章作答。这时，叶老20世纪80年代初对我的教诲发生了作用。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我理应充分尊重批评者，把对批评文章的反驳写成朋友之间交换意见。

1971年初夏，在教育部凤阳五七干校。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十余天，来不及收割的麦子，已有一些烂在地里。更严重的是，已收上来的近五万公斤麦子堆在屋里热得烫手，眼看就要发芽霉烂。有人打听到，公社粮站空仓房的水泥地上可以晾麦子。于是革委会动员十几个干校学员把麦子装上卡车，拉到粮站，又宣布：“顾振彪、吴伯箫留下，其他人回去！”还对我说：“这五万公斤麦子，就交给你俩一老一小了。如出问题，唯你俩是问。”这仓库虽说大，但麦子毕竟太多，在地面上摊了厚厚一层，还需要不停地上下翻动，否则仍有可能霉烂。我俩二话不说，掂起木掀就干开了。

伯箫先生是 “三八”式老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管中学语文室，是我的领导。据说周扬先生曾称赞他又懂文艺又懂教育，因此安排在人教社任领导职务。但他的一生充满坎坷：曾因非议 《文学》《汉语》课本的停用受到批判，副社长的头衔也被拿掉；又刚刚在整党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我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列席了那个开除他党籍的党员大会，亲眼看到对他暴风雨般的猛烈批判。现在，他与我共命运，一起看管这五万公斤麦子。

我们从晚上七点开始，干了一个小时，就感到臂膀酸痛。我对伯箫先生说，累了，就歇一歇。他回答说，不累。又干了两个小时，感到比较累，我又劝伯箫先生休息一会儿，他却说把麦子翻过一遍后再休息。他不歇，我当然也不能歇，于是跟他一起又猛干了两个小时，终于把麦子全翻了一遍。这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感到筋疲力尽。两人放下木掀，坐在地上。我望望他，显然他是累极了。要知道，这一年，我30岁不到，正当年，而伯箫先生已经65岁了，他的干劲却比我还大。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呢？再说，这时军管小组已宣布，教育部撤销，作为教育部直属单位的人教社也随之撤销，大家都感到前途一片迷茫，不知将来会漂泊到哪里，而伯箫先生又被开除了党籍，他不想想自己的前途吗？他哪来那么大的干劲呢？我陷入迷惑中。我俩休息了一刻钟，伯箫先生说，趁热打铁，继续干两个小时再睡觉吧。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跟着他干到底，直到累得摇摇晃晃才停止。

1961年12月，吴伯箫副社长率团赴江苏、浙江两省调查教材使用情况

深夜两点，我俩跌跌撞撞地走到粮站腾出来的一个房间前。我推开门，一股霉臭味扑面而来，成团的蚊子嗡嗡叫着在脸上乱撞。点亮油灯，空荡荡的屋里只放着一张大板床。因为累极了，我俩铺下草席，倒头便睡。可是成群的蚊子嗡嗡叫着，雷鸣似的，经久不息。我们只好用被单裹住全身，用衬衣包着头脸，只露出两个鼻孔，这才免于蚊子叮咬。吹熄油灯后，不一会儿，便听到伯箫先生的打鼾声，他已酣然入睡。我却因为又是蚊子，又是霉味，翻来覆去睡不着，过了好久才蒙!睡去。等醒来，天蒙蒙亮，发现床上只我一人。我赶紧起身，赶到仓库，一看伯箫先生已经翻了一大片麦子了。我赶紧抄起木掀，心中只是感到愧疚。

中午一点多，我俩到公社员工食堂去吃饭。因为忙着干活，误了开饭时间，食堂正要关门。大师傅说，主食还有、菜卖完了。问有没有汤，回答也没有，说只有生辣椒，伯箫先生马上说“也行”。于是大师傅拿出几个辣椒，用一瓢水冲了冲，连籽切成丝，细盐一拌，就端上来了。我生性怕辣，不敢问津，只因饥饿难忍，吃了两碗白饭。伯箫先生却大口吃着连籽的生辣椒丝，不时咝咝有声，一副味道好极了的样子。

从食堂回仓库的路上，我禁不住赞扬他真能吃辣。他淡淡地说，是锻炼出来的。接着他看了我一眼：“吃辣如此，吃苦也如此。能不能吃辣，问题不大；能不能吃苦，却是关系人生的大问题。不过，只要加强锻炼，一定能吃得各种苦。现在在仓库，劳动强度特大，睡的环境恶劣，吃的东西很差，正是锻炼的好机会。”他说过去在延安，开荒地，摇纺车，吃黑豆，结果锻炼出一大批革命者。我当然点头称是，但又禁不住说，人教社已撤销，自己即使能吃再大的苦，也不知将来命运如何。他严肃起来：“我一大把年纪，现在又弄到这个境地，也没有对前途失去信心，你年纪轻轻，倒反而灰心起来，不该不该。”最后，他加重一声：“要永远向前看，希望总在前面。”

“文革”以后，伯箫先生恢复了党籍，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不再是我的领导了，但“永远向前看，希望总在前面”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里。

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语室邀请老一辈学者给中青年编辑传授治学经验。张志公先生也应邀讲了半天。不想他在讲座结束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诸位都准备大器晚成，但也不能太晚啊！”这句话顿时震动了全场，我更是感慨万千。

当时听志公先生讲座的，都是中语室的所谓中青年编辑，近十人，其中我年纪最小，也超过40岁了，大家至多只是发表过几篇文章，似乎还不能算成“器”。志公先生当年，大学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 《从〈文心雕龙〉所见的中国文学传统》，获“优秀毕业论文”奖。28岁在精通英语、法语的基础上，自学了俄语、日语，达到相当水平，又毅然改变专业方向，致力于语言学和汉语的研究。30岁，任大学副教授，并代理外语系系主任。33岁，主编 《语文学习》杂志，办得雅俗共赏，为全国性的学习语法、修辞热潮输送正能量，影响及于全国以至世界。35岁至38岁，用三年时间，夜以继日地思考、研究、开座谈会、试教，终于诞生出史无前例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初中《汉语》课本。在早成大器的志公先生面前，大家连“小器”也不是，只能自惭形秽。

在中语室的中青年编辑中，只有我“文革”前就到人教社工作，当时又有幸同志公先生住在同一个单元，天天从志公先生家门前进进出出。可惜我多次辜负了志公先生让我跟他学习的好意。1977年教育部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会议开始，志公先生负责汉语知识部分，想找年轻人协助他工作。领导考虑到我是人教社老职工，年龄又小，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却认为自己不是汉语专业出身，不适合搞汉语知识，就把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白白地放弃了。1978年，初中语文单册教材编成，工作告一段落，志公先生出了七八个语文教育方面的题目，让中青年同志分头写文章。分给我的题目是“初中语文过关”。我对这个问题素无研究，感到无从措手，向志公先生打退堂鼓。志公先生以充满期待的目光望我：“我帮你试一试，如何？”这下我不好推却了。但恰好领导又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这篇文章始终也没有写成。后来，记得有一次同人教社诸位前辈 一起开会，会间休息时，一位前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中语室年轻人同老一代编审的差距不小啊。”另一位看我尴尬，打着圆场说：“时代条件不同，不能责怪他。”志公先生也在场，只是看着我，叹息着： “小顾啊，小顾啊，……”我无地自容。

是的，时代条件不同，我们从小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念过外语却没有过关，被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占去太多时间。然而，主观努力就足够了么？看看志公先生，人们都知道他绝顶聪明，但少有人了解他还绝顶努力。英语、法语精通了，还自学俄语、日语。一手摇着孩子的摇篮，一手还拿着外语书念念有词。大学时专攻西洋文学，毕业不久却决心“大转弯”，致力于语言学和汉语的研究。他曾自述：“只能自己去摸索”“要摸索的东西太多”“简直摸不完”，但“还是硬着头皮摸下去”。20世纪60年代初从事传统语文教育研究，“文革”后从事辞章学研究，主编各类教材，常常从白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彻夜工作。有人劝他不能长此下去，他风趣地说：“不要紧，我只要活到60岁，就等于有人活到七八十了，折不了本。”想想我自己，老是强调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太重；老是埋怨“文革”十年，岁月蹉跎，耽误了自己；老是前怕狼，后怕虎，在工作上学术上少有冲劲闯劲。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成“器”呢？

“大器晚成，也不能太晚啊！”志公先生这句话，给中语室的所有中青年编辑敲响了警钟，对我更是当头棒喝。从此，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志公先生以及所有前辈学习，争取早日成“器”。

我第一次见到国正是在1965年8月。当时，我刚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国正先生作为中学语文室的领导，到我的宿舍来看望我。我出生于农村，操着一口浓重的吴方言，猛然单独面对领导，心情难免有点忐忑。大概是仁者爱人吧，国正先生微笑着，亲切地问寒嘘暖，我的紧张心情顿时无形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令我印象深刻、没齿不忘的是，在这次谈话中，国正先生仔仔细细地询问我，在专业上有什么爱好和特长，经常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惭愧得很，虽然我大学读了五年，但当时“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下乡搞了一年多“四清”，选修课没有上多少。因此对这个问题简直无言以对，我只是吞吞吐吐地介绍自己业务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加上口音重，估计国正先生也没有听出个子丑寅卯。但他还是微笑着，一股劲儿地勉励我，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积极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多读书，多写作，力争在专业的某一方面有所成就。

国正先生企图把我当接班人来培养。人们都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一批国家级的教材编辑家，就语文学科来说，有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散文家吴伯箫，辞书编辑家朱文叔，文学史家张毕来，语言学家张志公，元曲专家隋树森，楚辞专家王泗原，学者、作家张中行，诗人、杂文家、语文教育家刘国正。国正先生寄希望于我的，无非是我能迅速成长为像他们一样术业有专攻的语文编辑家。

谁知世事难料，紧接着我就参加了“四清”，在“文革”中下放，发展专业特长云云，根本无从谈起。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指示编写全国通用教材，我才得以重回国正先生麾下。而这时离国正先生同我的第一次谈话，已过去整整１２年，我从20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拖家带口的30多岁中年人了！然而想不到的是，重逢后的第一次谈话，国正先生还是像12年前的那次谈话一样，除问寒嘘暖外，还是仔仔细细地询问我在下放的大学里教什么课，常读哪些书，常写哪些文章；还是鼓励我今后要多读书、多写作，争取业务上有一定专长。国正先生依然是殷殷期望我能成为学有所长的编辑家，而不要沦落为平庸的编书匠啊！

1986年，叶圣陶先生在寓所院内与人教社编审张志公（左二）、刘国正（右二）等讨论语文教育问题。

从1977年起，我在国正先生领导下，正式开始编辑生涯。我无数次地向国正先生请示和讨教。常常听国正先生讲，选课文一定要选文质兼美的经典，千万不要像叶老批评的那样 “拉在篮里就是菜”；作注释不要满足于摘抄《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必须查到原始出处，搞清楚来龙去脉；设计练习务必注意启发性，力求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等等。我尽力遵照国正先生所说的去做。国正先生审阅我编写的书稿，有称赞有批评。如果我选了一篇精彩的课文，作了一条准确的注释或出了一道有探究性的练习，国正先生都高兴地予以肯定。而我的书稿上的不足乃至错误，国正先生都不客气地一一指出，充分讲清道理，有的他用铅笔改在原稿边上，有的叫我拿回去自己修改。正是在国正先生的耳提面命中，我逐步领悟到语文教材应该怎样编写。

最难忘的是国正先生指导我撰写语文知识短文。吕叔湘先生讲过，编教材有三难，其中第三难就是教材的行文，要求简洁、概括，但不枯燥、呆板；要求生动、有趣，但又准确、规范。人们俗称教材的行文为“教材体”。我自以为教了五年写作课，编过大学教材，对写作学、文章学知识并不陌生，所以欣欣然接受了撰写知识短文《谈谈散文》的任务。然而一动笔，问题便接踵而来，不是写着写着就长了，不够简洁，就是理论术语多了，超过学生接受水平，或者语言不够生动、优美，不能激发学生兴趣。我写一遍，国正先生审一遍，提出修改意见；我再写一遍，国正先生再审一遍，再提出修改意见。就这样反复三五回，达半个月之久，最后才由他一字一句改定。紧接着，又分配我写《谈谈小说》《比较复杂的记叙》《说明文的科学性》三篇知识短文。尽管有了撰写《谈谈散文》的经验，我可以少走弯路，然而这三篇短文也都是经过国正先生审改几遍后才定稿的。在我的编辑历程中，经过撰写这四篇语文知识短文，才多少把握了所谓“教材体”，而这同国正先生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啊！多年后，有一位资深教研员跟我聊天时说，人教社20世纪80年代初的教材中 《谈谈散文》《谈谈小说》那几篇短文写得真好，简洁生动，没有一句废话。我说“你过奖了”，心中想你不知道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尤其是耗费了国正先生多少心血啊！

1990年，我跟随国正先生担任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这足见组织上和国正先生提携后进、培养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对于这套教材，国正先生提出了“语文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编写指导思想，使整套教材面目一新、与今天新课改的某些理念不谋而合。我协助国正先生制定编写方案，组织编辑、专家和一线教师三结合的编写队伍，处理教材编写中的各种问题。国正先生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当教材主编。后来，因碍于审查委员会不能兼任教材主编的规定，国正先生改任这套教材的顾问，退居二线，我倒成教材的第一主编了。不过国正先生始终指导着这套教材的编写，我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可以说，至今为止，凡是我经手的教材，都缺不了国正先生的指导。这里仅举一例。与义务教育教材配套的1997年版全日制高中语文教材，打破了流行已久的传统结构模式，采用新的体系，加大文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分量，突出学生探究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出版后连当时正在炮轰中学语文教育的大学教授也表示认可。这一改革的成果从何而来？当然出自于中语室同仁及社外专家、教师的共同努力，但我作为这套教材编写的主要主持者，有责任在这里说明，国正先生在教材编写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他指导我们突破“记叙—说明—议论”的“三阶段”框框，是他主张大力加强文学教育，是他呼吁增强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如果没有国正先生以他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作支撑，这套教材是无论如何也立不起来的。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国正先生在业务和工作上一直指导着我，在品行与修养上也对我帮助多多。

国正先生宽厚待人，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同志。他从不以领导自居，不以专家自居，也不以长辈自居。我明明是他的下级、晚辈，他却只称我是他的老朋友。就举审稿这个例吧。叶圣陶先生有一个习惯，把用过的日历裁成约一寸宽的纸条，把修改意见写在纸条上，把纸条贴在稿件相应的地方，从不在稿件上写字。国正先生也有一个习惯，用铅笔改稿，修改意见大都写在稿件的空白处；只有稿件上有明显错误时，才直接用铅笔改正。他常常把稿件编写者请来，先倾听编写者的编写意图，然后说明自己的修改意见，征求编写者对他的修改的看法。他总是声明，如果不同意他的修改，可以把他的铅笔字擦去。尽管他是专家，审稿质量很高，但决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国正先生从叶老那里传承而来的大家风范，足够我等后学一辈子学习、效法。

今年端午节，人教社社长黄强看望刘国正先生，与先生及其妻子合影

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1977年至1979年全国中小学教材会议期间，国正先生要我起草答复中学语文组的读者来信。复信先由我草拟，经国正先生审阅后才能发出。还让我把来信中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随时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一旦发现特别有价值的意见，国正先生就指示编辑们立即研究按意见实施。我因为又要做教材编辑，又要答复读者来信，有时复信难免草率。于是国正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认真处理读者来信是对群众的尊重，体现我们编辑的职业道德，同时有助于我们做好编辑工作。你是人教社的老职工，在语文组年龄最小，是否可以多辛苦一点，做好这份工作？”从此，我对每一封读者来信都不敢怠慢。在国正先生的率先垂范下，我学习着尊重群众、尊重别人的意见。

50多年过去了，国正先生一直教我、帮我，期望我能够成为编辑家，我却始终只是个普通的编辑。我辜负了国正先生，这是我最大的愧疚。

本文选自《中小学教材教学》2017年第7期 

顾振彪 中语会前辈给我的教益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学语文编辑室原主任，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