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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教科书是怎样编成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周丹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1-05-25

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专家齐世先生,曾回忆自己1977年参加国家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时所感受到的压力:“人教社的编辑们都写得很快,有时一天就能写一课,质量还能保证,我大概一周才能写一课”。老先生这么说并非是谦虚,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李卿说,要把史料裁剪成一篇2000字左右的课文,对历史学家来说也确实绝非易事,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教科书编写都还是比较陌生的。


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从无到有,从一个编写理念到学生手中捧着的实体课本,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有普通图书所要求的编辑、校对、印制,还需要一个由专家、一线老师、出版社专业人员组成的编写团队。其编写、出版过程也比普通图书复杂得多。如果以菜品来比喻图书的话,中小学教科书就是那道由主厨从种菜、育苗到设计菜谱、选料、烹饪都要全程掌控的有机菜品。


(找找看,这跨越60多年的11套“人教版”教材中一定有你学习过的)



编写教科书:全能型选手


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一般需要经历前期准备、编写统稿、编辑加工与设计、送审修改、试教调整、正式出版六个阶段。


比起普通图书编辑来,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的从业要求更高,不仅要具备编辑的基本素,还要在自己所编辑学科领域有较好的专业积累。人教社的编辑部门都是对应中小学学科配置的,编辑一般都具有相应的学科硕士或博士背景。


在教科书编写启动前,各编写组需要进行选作者定架构两方面的前期准备。前者主要是延聘主编、组织编写队伍,后者则包括一线调研、学习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对国内外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等内容。


一支专门的、相对稳定的编写队伍是编好中小学教材的基本保证。拿历史学科举例,这支队伍一般会包括:专业的教科书编写人员,他们既要钻研历史专业知识,又要懂得历史教育和编辑业务,还需要有较好的文字水平;史学专家,主编或编写过通史的更好,而不仅限于研究某一段历史的专家;优秀的中小学历史教师,最好是教学经验丰富、又有相当的历史专业功底的。唯有这样,“教科书的编写才会视野开阔,能从泛泛的史海中抓住精华呈现给学生”。李卿总结到。


随堂听课,是教科书编辑的日常功课


编写组的核心、灵魂人物是主编。据人教社生物编辑室主任谭永平介绍,人教版生物学教科书的双主编——朱正威、赵占良可以说是教材主编组合的“典范”。他们都是国内中学生物教育界的顶尖人物,两位主编不仅熟稔生物学科,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功底,因此现行人教版的生物教科书里经常可以看到恰到好处的古诗词引用,生物教科书也多了几分人文气息。


2010年,新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编写启动之前,编写组成员系统梳理了国内各套语文教科书以及英、美、日、法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母语教科书,以把握母语教科书编写的最新趋势,吸取各套教材的优长。据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编辑朱于国透露,编写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日本母语教科书普遍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拓展和面向未来社会能力的培养。


“这使我们认识到母语教科书的与时俱进,并不在于选了多少新文章,设计了多少新活动,而在于其能力培养目标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适应时代要求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朱于国表示,基于此,他们在编写语文新教材时,专门编写了电子阅读方面的专题,设计了“信息游戏——掌握检索的要领”“求助和指教——运用社交媒体”“不期而遇——漫步网络图书馆”等活动,旨在培养学生适应网络时代需要的信息检索、阅读与处理能力。


教科书编写的实操阶段,包括框架拟制、样张设计、初稿撰写、统稿修改等环节,可谓环环相扣。尤其内容框架是教材编写的根基,要反复打磨,务求扎实有序。各部分内容如何搭配,各单元分别承担怎样的学习任务,各册在整个学段中的地位如何,等等,都需要认真研讨。


初步确定了教材的基本框架之后,编写团队就要开始撰写样张,也就是给整本教材编写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模板。样张已是成型的小型教材,各个教学模块、呈现方式等在其中都已表现出来,成为编写组成员分工编写时的范例依据。更多时候,样章的确定需要经过几轮“被批判—推翻—重新撰写”的过程


理科编辑要对教材中的实验题进行一一验证


初稿撰写一般是分头进行的。执笔者这时候往往会觉得一肚子学问也难以写成一段几十字的课文。因为教科书写作与一般图书大有不同。后者往往极尽作者文笔之能事,突出表达最深邃的思想和情感。


而教科书的著者,不能运用华丽的辞藻,过于文学化的语言会冲淡学科知识的科学性;不能准确表达缜密的思考,只有深入浅出才能让学生体会得到,理解得了;不能任性地彰显自己独特的见解,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传播载体,致力于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教科书不是展示著者高超水平的舞台,教材编写者要蹲下身子来做知识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统稿:集体智慧的凝结


写完初稿后的集中讨论是很多编辑入社后必经的大考,一次次的修改甚至毙稿,是很多年轻编辑胆战心惊的考验,也成就了他们的日渐专业。


人教社历史室沿袭几十年的规矩是,初稿完成后,都要拿到组里进行集体讨论,由执笔者本人朗读,其他所有人进行逐字逐句的评点、修改“包括观点、内容、句子以及在内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进行讨论”,李卿说。上世纪60年代编写历史教材时,世界史组的讨论常常要争得面红耳赤。


“李纯武的特点是稿子写出来不太愿让人再改,姚涌彬是个文字相当考究的人,而王小曼则是一个性格直率之人,稿子不满意的地方就直说。结果李纯武和王小曼常常为一个问题争执不休,最后姚涌彬站出来采取折中的办法来提出修改方案。”李卿说,“这样改着改着,就形成了教科书的性格,中性稳妥,分歧较少。


其实教科书编写过程中“集体会商”的理念,早在商务印书馆100多年前编教材时就形成了,据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主编蒋惟乔回忆,为了编好供入学启蒙使用的第一册国文教科书,仅仅三个月之内,他就和高梦旦、张元济、庄俞等商务的著名学者一起会商达九次之多。


如今在人教版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这种“面红耳赤”也是常见的。谭永平表示,统稿会就是一个发挥编写组民主,广开言路的场合。主编往往要以身作则,拿自己写的提纲、稿子做靶子,倾听大家的“炮轰”。讨论有时候火药味会很浓,在不同意见都有道理时甚至还要进行表决。“有时,关于稿子的意见提得很尖锐,让执笔人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如果没有坚强的不怕打击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做不了这个事”。谭永平说,大家常套用《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台词开玩笑:如果你爱他,让他编教科书吧,因为它的荣誉;如果你恨他,让他编教科书吧,因为它的责任!


统稿会是每部教材诞生的必经之路


为教科书选文的争论不休,更是语文编辑室的家常便饭。据朱于国回忆,有一次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大家对恩格斯的名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否继续入选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文章较为陈旧,学生不喜欢读,建议撤换。在场的几位一线教师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学生是否喜欢读要看老师引导,引导得法,能够读出文章的味道,学生有了阅读的成就感,自然就会喜欢这篇文章。况且这篇文章是悼词中的典范之作,情理兼备、结构严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最终,主编拍板保留了这篇文章。


统稿往往会分好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侧重解决不同的问题。语文教科书第一次统稿侧重讨论内容设计和呈现方式,比如课后练习的设题点是否合适,从什么角度切入更能激发学生思考;写作指导的方向是否准确,作文题目是否鲜活;综合性活动的设计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等。许多在框架拟制和样张设计中未讨论完善的细节问题,都会在编写组的唇枪舌剑中,逐步取得共识。


初稿经修改后,进入第二次和第三次统稿。大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对语言表述的细细打磨。每次统稿会参与的人员会有所调整,避免先入为主,影响对稿件的评判;还会邀请不同专业、不同特长的一线教师或教研员参与讨论,务使稿子能接地气。



三审三校后,还不能划下休止符


定稿完成后,经过普通图书要有的三审、三校环节,教科书要走到学生的书桌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责任编辑收齐稿件,教科书就进入编辑加工阶段了。此后的工作由责任编辑统筹协调,他不仅要审看校样,还要确定版式、联系插图、协调封面设计等。


人教版教科书坚持“三审三校”制度之外,还会增加多次审稿。责任编辑责无旁贷,通读七八遍甚至十几遍是常事;主编和二审、三审都要通读全稿,有的甚至要跟着责编看校样。


此外,还会进行多种专题审读。邀请学科专家进行定向审读,消除科学性和知识性错误。比如,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成稿后会邀请何九盈、张联荣、张双棣、柳士镇等古汉语专家审读文言课文版本及注释,邀请陆俭明、沈阳等语言学家审读教材的语法知识短文,邀请曹文轩等知名作家对教材语言进行润色,邀请社内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专家审读科普作品及科学术语的注释等。


此外,还会邀请知名编校专家进行印前审读,消灭硬伤,确保符合语言规范。在人教社的专家库中,这样的社外专家有数十位,都是老资格的编审,有着丰富的编辑校对经验。


编校流程完成后,就进入送审阶段了。主要工作包括制作样书、撰写送审报告、装袋送审。待审查结束,收到正式的审查报告,编写组重新召集,分析审查意见,提出修改方案,最后修改教材,或提交复核,或提交再次审查。


收到教材终审意见,意味着教材通过了,可以到课堂使用了。编写组会联系一些省市或学校进行试教,往往选取农村和城市学校各若干所,从中选择不同水平的班级若干个,以加强覆盖面,考察教材的适应性。试教时间从几个月到一学年不等。编写组成员会随时前往听课,并组织老师和学生座谈。之后,便根据一线反馈的意见再次修改教材。


教材样张仍要经过试讲观摩阶段的考验


进入试教环节的教科书,称之为“实验教科书”。实验后,再次修改成送审本,送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委员会审查,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教科书才会去掉“实验”二字,成为正式版。李卿回忆说,实验搞得比较好的一次,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实验。那次实验范围空前广泛,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教学实验点,实验新教材前进行了教师培训。


经一轮三审三校和一次印前审读之后,责编签字付型、检查成品,最终印厂大规模印制,销售渠道开始运转。至此,一本教科书才开始走到了学生的书桌,正式出炉。


教材印刷的流水线


但编辑的工作并未结束。在新教科书投入使用前,人教社还要对教师进行培训,帮助教师熟悉教科书的编写思路、内容变化,并进行如何用好教科书的辅导。同时,还要开发系列配套产品,比如教师教学用书、探究活动报告册、挂图、配套练习册、数字化资源等。


在教科书使用过程中,人教社编辑还要进行回访、调研,深入课堂一线听课,与教师和学生座谈;吸纳教研员和教师就教学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开展课题研究,进一步对教科书进行修订完善,为编写新一轮教科书做准备。总之,教材工作一旦启动,似乎就没有休止符。



本文刊发于出版人杂志 


            设计:刘   咪(实习)

编辑:周   丹

主编:吴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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