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冷战期间发明了人力资本理论并试图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武器。如今，这一概念正在帮助我们将世界上的工作“Uber 化”。

皮特·弗莱明（）是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 at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商业和社会学教授。他将于今年出版自己的著作《经济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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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芝加哥。美国与苏联陷入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开销庞大且后果极为危险的冷战之中。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院大楼（Economics Building）内，两名学者正在开展一场局面紧张激烈的私人谈话。

外号“泰迪”（Teddy）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又高又瘦。他在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的农场中长大，后来因为父亲的阻挠而放弃学业。即便如此，他依旧在学术领域达到了非凡的高度。1944 年，他出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主任。1960 年，他又担任了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主席。冷战期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与 CIA 联手开展了很多项目。CIA 藏在幕后策划资助，而福特基金会则在前台着手实施。据悉，舒尔茨与福特基金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与舒尔茨展开激烈辩论的是比他更为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46年，弗里德曼加入了后来名扬天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虽然身材不高（只有 1.52 米），但弗里德曼却因辩论风格凶猛激烈而名声在外。同样，这位经济学大师也与 CIA 有着合作关系：负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一医学术语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引入经济领域。

当时，萨克斯被聘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根据玻利维亚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经济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经济稳定化，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译者注）实施过程中训练智利的经济学家。1973 年，智利军方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他同时也在这次军事政变中丧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希望智利经济能够迅速复苏。这样一来，弗里德曼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就刚好派上了用场。

在一间以橡木进行装修的昏暗房间内，舒尔茨和弗里德曼争吵不休。此时，他们两个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美国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大学里的经济学家正在经历一场改头换面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手持烟斗、身穿花呢夹克的闲散教授，而是意识形态层面斗争武器的制造者。他们发明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意义非凡，其重要性与加州范登堡（Vandenberg）空军基地中蓄势待发的洲际弹道导弹不相上下。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学者们都充满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在美国陷入冷战泥潭的特殊时期为国家做出意义非凡的贡献。

但是，具体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舒尔茨在自己的皮革座椅里焦虑的变换着坐姿。他断言称，一切的出发点都必须将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弗里德曼点头表示同意，但却在舒尔茨进一步解释自己观点时皱起眉头。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刚刚对外发表讲话，称“工业和农业发展增长是攻城锤，而我们将利用这件武器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制度。”1959 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U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Congress）得知了赫鲁晓夫厚颜无耻的挑衅，进而产生了一番不小的波动。

在辩论过程中，弗里德曼像磐石一般沉默寡言。舒尔茨充分利用了这一罕见的机会，试图进一步详细解释自己的观点。在他的计划中，你能发现很多实用主义的元素。赫鲁晓夫演讲之后，“增长”一词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而舒尔茨则充分利用了这个契机。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中很多影响巨大的技术官僚对他的观点越来越有共鸣。这一点在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总统的授意下，该委员会致力于设计出一套让苏联挑衅言论黯然失色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方针，从而使苏联渐渐走向灭亡。

舒尔茨在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上坚定不移的信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在一片批判传统的浪潮中兴起。经济学历经了、和预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了包括和的基本理论框架。为了与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形成区别，人们称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过去 100 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和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译者注）。

虽然如此，他也从自己此前对农业生产力领域的研究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增加教育领域的政府支出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育领域的投资不仅会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处于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先位置，更会丰富美国本来就很广阔发达的“知识技能储备”，从而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美国就能在苏联挑起的“经济增长竞赛”中获得胜利。

弗里德曼突然打断了舒尔茨的发言。他承认经济增长的问题的确是重中之重，但是增加政府支出却不是正确的前进道路。接着，他针对邪恶“大政府”和集中计划这样的策略进行了批判。

我们不难想象，弗里德曼的这番言论再一次让他面前疲倦不堪的系主任大吃一惊。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必须使用最具有美国特色的方略来对付苏联，而个体自由和资本主义企业则处于整个方针的核心位置。政府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他心中，理想化的英雄应该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经常引用杂耍滑稽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的笑话来应对那些对政府持友善态度但却经常批评自己的评论家：实际上，你没有得到那个你掏钱纳税所支持的政府。为此，你应该感到庆幸和感恩才对。

弗里德曼的看法与奥地利自由市场狂人支持者哈耶克（F A Hayek）颇具共同点。据悉，哈耶克在 1950 年也加入了芝加哥大学任教。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因为祖国被纳粹占领而决定流亡伦敦。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言辞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浓缩，然后刊登发表。借此机会，哈耶克名震天下。他对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有着近乎狂热的信仰。在舒尔茨和弗里德曼的辩论过程中，哈耶克的疯狂信仰与其他反苏联的理念一起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两位学者决定暂停片刻以整理一下思绪。接下来，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横空出世。目前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很可能是舒尔茨，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可能可以帮他与弗里德曼达成一些共识。但不幸的是，人力资本理论最终帮助弗里德曼获得了辩论的胜利。

从本质上来看，人力资本的理念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亚当·斯密（Adam Smith）很早之前就指出，工人所获得的技术和能力（比如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掌握的知识能力）可以增加企业的经济价值。不过，舒尔茨最近才对这个理念产生了兴趣。他积极鼓励新来的教职工和手下的博士开展研究，从而构建更为完整强大且具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与衣衫破旧的企业主交谈，想知道他们为何如此满足。这些人回答说，这是因为自己成功将孩子送进了学校接受教育。此举能确保自己的家庭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稳定的收入。

弗里德曼同样沉迷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不过他看待这一理论的角度却与舒尔茨不同。包括盖瑞·贝克（Gary Becker，弗里德曼的博士生，后来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且最终名满天下）在内的很多年轻同事已经在这个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弗里德曼对其中的一项研究成果尤为关注。与货币和设备不同，我们不能将人力资本与拥有这种资本的个体从概念上分离开来。本质上而言，人力资本是一个个体所固有的组成部分。进一步说，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拥有某个人所持有的人力资本，否则这就变成了奴隶制。如此看来，谁才应该承担针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责任？谁又应该享受人力资本带来的福利和效益？从贝克学术生涯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能大致了解弗里德曼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篇论文里，弗里德曼公司资助员工培训计划是非理性的不合理行为，因为这种投资的对象是员工，而员工也许会在某一天离开公司并为竞争对手工作。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他们一直以来想要寻找一种理论武器，能够帮助美国在经济战线上对抗苏联。弗里德曼大概也英雄所见略同。人力资本这个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理念：人类的利益兴趣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天生就是不谋而合的。不过，两位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理解也有着分歧。舒尔茨支持政府扩大支出，开展集中计划经济。每个人都想成为的那种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虚伪资本家。不过，舒尔茨所坚持的人力资本理论可能会对击碎大家的美梦。

事实表明，弗里德曼的论点切中肯綮。1960 年 12 月，舒尔茨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在他的就职中，我们能找到清晰的证据。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舒尔茨强调了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在演讲临近结束时，他提到一位同事曾经请他就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给予解答：“公共资源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投资回报应该归于享有人力资本的个体本身吗？”

舒尔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政府对人民知识技能的投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投资行为也应该被视为公益事业。个体可以充分所获得技能和知识，使其成为一种私人优势。比如说人们可以接受政府资金资助的高等教育，然后利用这一优势在余生不断提高收入。不过，政府的投资最终会对国家经济产生更广泛的积极意义。或者说，在人力资本领域的投入会对经济产生“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不过，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产生迟疑。他似乎也承认知识基础已经所有转变。此后不久，舒尔茨就变得有些困惑：

这个问题中蕴含的政策问题深刻复杂，而这种混乱复杂又与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有着密切联系。通常来说，公共投资产生的有形资本不会像礼物一样落入个人手中。如果我们能以处理待有形资本回报的方式处理公共资源对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回报，那就能极大程度简化资源配置过程。

就职之后，舒尔茨将演讲全文公开发表出来。从脚注中我们得知，演讲里那位引起一系列麻烦的同事就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从舒尔茨那里得到的问题答案能够引出两种可能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又是自相矛盾的。不过，这其实是一种符合情理的局面。第一种结论认为，由公共投资衍生出来的人力资本回报（比如税金）应该属于社会整体。不过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性。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个体无法与其持有的人力资本相分离。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结论：如果由公共投资衍生出来的人力资本回报（比如税金）不是社会赠予个体的“礼物”，那么个体就应该承担部分或者全部投资的费用。简而言之，人力资本投资可不是免费的。

舒尔茨及其支持者实际上是在打一场必败之战。美国政府曾经试图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大幅度增加联邦教育经费支出。但在 1961 年和 1963 年，这样的尝试均被叫停。批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堪称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福利，甚至还可能是更糟糕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与舒尔茨的争论在当今社会仍有体现。而且，这种体现不怎么美好。1960 年那场辩论中，弗里德曼在谁究竟应该为人力资本投资负责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发展到今天，舒尔茨与弗里德曼的辩论演化成一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盛行的大规模学生辩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几乎不加鉴别的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想要获得大学学位以便开启人生新篇章，但却没钱付学费？学生贷款可以帮你渡过难关。当然，这份贷款有着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你必须偿还干净，否则一生不得安宁。实际上，人力资本理论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简单，而弗里德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奋的将其总结成一句简短却精髓的警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弗里德曼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收获的成果远不止一种刺激经济增长工具这么简单。人力资本理论对人的定义使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武器。在对抗国内国外以劳工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风格演讲过程中，人力资本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应该掌握生产资料。这个理论究竟有没有为反驳这样的理念提供最为保守的依据和基础？如果每个人自身就是自己的生产资料，那么人们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核心所假定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就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

舒尔茨也渐渐领悟到这一点，并且同意工人也许实际上就是事实上的资本家。他说：“劳动者之所以是资本家，不是因为公司股票所有权的扩张。在这个问题上，民间法可以发挥作用。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具备经济价值，这才是导致他们成为资本家的真正原因。”

苏联是怎样看待和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我们只猜测。在这一理论中，工人失去了资本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支配地位。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看上去就不那么“邪恶和剥削”。在美国传播这种有利于资本家的同情言论是一种非常具有独创性的策略。

当时的工人阶级正在萌生一种思绪，怀疑他们的雇主可能才是真正的敌人。如此一来，在工人阶级中普及人力资本理论的效果就尤为明显。如今，资本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撑腰下有了全新的应对策略：“工人阶级的你们怎么能够和我们对抗？毕竟，你们也是我们的一员啊！”

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当选，人力资本理论在英美两国享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政治环境。此后，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瓦解”（decollectivisation）运动。社会不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个体和他们的家庭。铁娘子曾经无数次赞扬哈耶克，称他给自己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启发。

在这种全新视角的经济之中，工人不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阶层。他们甚至不隶属于自己的公司，因为这样的观点太过公社化。毫无疑问的是，工人可能都不再是工人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假定人和行为都是目标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译者注）是一种人力资本。

不知为何，他们与公司毫无关联。经济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对自己的技能进行投资。

这种“自由人”的幻想经常达到接近于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地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机场出售的管理学书籍滑稽可笑，原因就在于太过于强调“自由人”幻想。比如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1994年出版的《悖论时代》（The Age of Paradox）一书中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应该感到开心。长久以来，他都希望工人能够掌握生产资料。如今这个愿望成真了。”皮特·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宣布“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来临的时候甚至觉得心安理得。他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最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毕竟所有工人掌握着一切资本。

不过，有件事完全容不得人们插科打诨：诸如人力资本理论这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念为全球的各种工作创造出了美丽新世界。雇员应该以极端利己主义的方式开展工作。只有如此，逐渐消退的按需式（on-demand）雇佣合同潮流才能在现代经济中站稳脚跟。人们所谓的将人力资源 Uber 化就是对工人的重新分类，使其成为了独立的企业主。如此一来，所有的雇佣成本就被转移到了雇员自己身上：培训费用、制服费用、交通费用及其几乎其他一切支出。

上世纪六十年代，弗里德曼设想出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物质富有、生意兴隆企业家的社会。但现实中，我们面临的却是工资削减以及病假和节假日打折。工人长期处于技能不足、信用卡欠费以及需要完成大量无意义劳动的状态。仔细看来，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是在剥削人民，而不是救民于水火。

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最极端的那个年代。当时，很多人认为人类的命运悬而未决。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个理论看成冷战留下的古怪且不切实际的“遗产”。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种标新立异之人的言论只有在极度不寻常的环境中才会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面对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芝加哥经济学派推出了一套与当时社会情况截然相反的理论。

在他们看来，蜗居在极小面积房子内的个体自然而然避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孤独者只信奉利己主义竞争力的社会思潮。他们盲目的追求金钱，内心充满了不安和偏执。这样看来，我们如今社会生活的如此不适确实是有原因的。

题图来自  @Xoan Baltar 大厦之巅的午餐，

翻译 糖醋冰红茶

病毒、泄密一个接一个，用这 7 个办法保护你的数字生活 | Hack Your Life

那本叫做《大西洋月刊》的杂志，以及它期待看到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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