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些建筑师不客气地批评这种强调“社会关怀”的评审标准使得普利兹克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

2018 年 3 月 8 日，91 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

在六十多年的设计生涯中，他在印度进行了多样化的建筑实践，从公共建筑、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宅，到私人居所、美术馆。

1927 年，多西出生于印度浦那，两代人均从事家具行业。1947 年多西进入孟买 Sir J.J. 建筑学院学习。同年，印度正式摆脱殖民统治，渴望在各个方面实现现代化，在建筑设计和城市建设上，印度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

和同时代印度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一样，多西前往英国。他在那里认识了影响其建筑生涯的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后者受邀为印度设计一座新城昌迪加尔。数年后，多西回到印度，主持柯布西耶在昌迪加尔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项目。后与另一位现代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成为合作伙伴。如今，人们还能在多西的早期建筑作品中看到两位建筑大师的影响。

柯布西耶在昌迪加尔城市设计中的失败开始让多西反思，什么是真正符合印度本土需求的建筑、街道和城市。求学西方、回国建筑、反思本土性，这是包括多西在内许多建筑师都经历过的轨迹。30 年代日本建筑师前川国男将柯布西耶和包豪斯学院的理念带回日本。80 年代的中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在北京香山饭店的设计上同样融入了中国苏州园林的建筑语汇。

普利兹克奖这样褒奖他的本土化实践，“凭借对印度建筑传统的理解，将预制模式和本地工艺结合，发展出与印度历史文化和本地传统相和谐的建筑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普利兹克的评审标准在业内引发争议。2013 年获奖的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2014 年的坂茂到 2016 年南美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他们的建筑实践有着强烈的社会面向，或是出现在灾后重建现场，或是为低收入群体设计居所。一些建筑师不客气地批评这种强调“社会关怀”的评审标准使得普利兹克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其中代表是 Zaha Hadid 曾经的合伙人 Patrick Schumacher。

今年第一次加入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的建筑师王澍在一次采访时称这是建筑学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好奇心日报曾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刊发过下面这篇文章，希望你能再一次认识这位伟大的建筑师。

昌迪加尔，一个新城规划的“失败”

1950 年，人在伦敦的多西争取到参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机会，会上讨论的正是柯布西耶为印度规划的一座新城昌迪加尔（Chandigarh），多西是现场唯一的印度人，尽管被人们提醒“勒·柯布西耶在工作中很难相处”，他还是加入到昌迪加尔的项目中。

这是两个“新人”的相遇。23 岁的多西并不了解柯布西耶的建筑，甚至不会法语，经常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设计时像个修道士一样在一间长宽各 226 厘米的办公室内独处，绘图、思考和写作。两个人最初的沟通像是在演默片。昌迪加尔是柯布西耶在印度的第一个项目。

多西回忆柯布西耶赠予友人的衣一副手绘图，三个角色分别是堂吉柯德、特洛伊木马和一头驴子——人需要有堂吉柯德的战斗精神，不断与黑暗、消极力量抗争，为此需要穷尽计谋，哪怕需要设计出特洛伊木马，当然这一切需要永不停歇地工作，像一头不会停止推磨的驴。

柯布西耶曾写过一首诗，题为“杂技演员”（The Acrobatic），“不是牵线木偶／投身于杂技表演／现象环生／他竭尽所能完成各种／高难动作……结果：丝毫不差！他能人所不能”，这首诗也被认为是这位技术乐观主义建筑大师的自我比照。

柯布西耶为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地区棉纺织协会（Mill Owners' Association Building）设计了一个异常宽敞的空间，却匹配了宽度仅有 70 公分的厕所门。面对甲方的质疑，柯布西耶回信：“先生们，你们会发现，一位孕妇提着两个行李箱也能轻松穿过宽度不超过 70 公分的火车车厢过道，所以我敢确信，无论有多胖，您都能通过这扇门”。

但并非所有的甲方都同样“温顺”，他曾在巴黎遇上了一位难缠的客户，让他修改厨房的高度，多西记忆中，这位大师异常气愤：“我就告诉他们，我工作 25 年从未改过什么，我宁愿不建这个，再见！”而当多西追问接下来怎么做时，柯布西耶称，“我从生活中学到的一点，就是通过双倍努力向失败复仇”。

1950 年，这股自信和一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走到了一起。印巴分治后，旁遮普区（Punjab）被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线一分为二，原本的区域首府被划分到了巴基斯坦，印度急需为旁遮普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新首府，向全世界宣告一个独立新印度的到来。总理尼赫鲁在距离新德里 270 公里的喜马拉雅山下圈定了一片土地，“昌迪”是山脚下那座神庙主神的名字，力量之神，“加尔”意为“城堡”。

尼赫鲁原本找了一位美国的工程师来设计这座新城，但因他的合作伙伴坠机身亡，工程师退出了这个项目。不久后柯布西耶受到邀请，从领导人、设计师到民众，兴冲冲地奔向一个名为“现代化”的未知地。

在他的规划中，这座城市的东北角有一座尺度巨大的政府广场，周围分布着议会大厦、法院、秘书处、总督府，人们需要步行穿越广场和草坪才能到达不同建筑，这在酷热的印度并不是一种宜人尺度。

柯布西耶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交通路网，城市依照快速、中速和低速交通的街道建造。多西在 1986 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这并非一个属于印度的设计，印度“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由交通主导的文明程度”，“我觉得从现在（1986 年）起的二十年内，昌迪加尔甚至都不会被视为印度城市，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是勒·柯布西耶关于未来的生活理念，而非印度生活”。

一个对西方现代化无比仰望、对发达国家设计师盲目殷勤，却尚未意识到本土重要性的政府也是多西眼中这座新城规划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传统印度社会以团体、社团为单位，社交活动频繁，他们需要有更多树木遮蔽的公共空间进行户外活动。但在昌迪加尔，这种印度传统社交方式从未被认真考虑过，尽管这里有街道、宽阔的开放区域和大片住宅区，“但这里却没有生活！”

漫长的本土化实践

1954 年，多西从柯布西耶的事务所“毕业”。2014 年“毕业”六十周年，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Mdoern Art）为多西举办了回顾展，他形容这是一次长达六十年的漫长旅程，不断徘徊并自我追问，建筑与社会，特别是与一个独立的印度有何关联。

这次告别在多西的回忆里有着印度民族独立的基调，“当时人们一度怀疑，尽管国家独立，但印度人是没法摆脱被殖民的奴性的”，他也暗自发誓，不再简单沿用柯布西耶的建筑元素或形式。“他不希望我一味模仿或者不断重复一栋又一栋建筑，而是希望我去发明和追求新的表现方式”，多西甚至带走了柯布西耶的一张照片，挂在墙上用来自省。

多西回到的还是那个渴望现代化的印度，他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公共部门获得了大量委托。1966 年的印度学研究所大楼是他最早的公共建筑。为了保存耆那教珍贵的文稿和绘画真品，多西设计了一个半地下结构，整个设计集中在一艘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船”中。在这个项目里，多西借鉴了南亚一种传统的住宅形式 Haveli。

多西为 CEPT 大学建筑学院和环境规划与技术中心设计了一个“没有大门的校园，砖窑结构、底层架空，整个校园没有围墙，普通居民也可以进入校园参与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多西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在传统教学课程之外，他们开设专门的研究项目，课题关于印度的环境、城市和文化。这也奠定了之后多西环境设计事务所 Vastu Shilpa 的工作基础。

1980 年，多西为自己的事务所设计了工作室“桑伽”（Sangath），这也是多西在国际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参照印度传统神庙的基座和结构，数个长条的拱形建筑围合起一个露天庭院。在拱形建筑的内部，工作区域被挖至地下半层。碎瓷片装饰了屋顶和墙面，可以反射阳光以减少热能的吸收。拱形建筑还可以收集雨水，引入内部庭院，为建筑降温，流水也形成独特的景观。

“不需要大功率的空调，我们可以安然度过动不动 50 ℃ 以上的印度高温天气”，库什努·胡弗（Khushnu Hoof）是多西的外孙女，2017 年，她策划了多西的建筑生涯回顾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他从未重复过自己的设计，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实验”，胡弗这样讲述自己的祖父。Gufa 洞穴画廊（Amdavad ni Gufa）又是一例，不同于公共项目，这个画廊来自私人委托。如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由数个相互嵌套的球体组成。多西的灵感来自古印度佛教艺术中，阿旃陀石窟与埃罗拉内部圆形和半圆形的设计，形状又与印度湿婆的神龛穹顶类似。这个画廊是多西与印度画家马克布勒·菲达·侯赛因的合作作品。侯赛因在这个地下洞穴里绘制壁画，光线透过孔窗射进一个晦暗的空间。

为了建造这个地下画廊，多西在 1994 年使用了电脑建模，但在当地没有施工队愿意接手，只能寻找部落里的手工匠人，像搭建茅屋一样徒手“捏”出这个画廊。

洞穴画廊成功后，甲方非常满意这个设计，“这似乎成了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项目”，胡弗称直到最近他们还会从老主顾那里收到“订单”，其一就是为洞穴画廊周围的拓展区域设计景观和新的艺术空间。她称自己的挑战在于，如何用最小的改变将新建与已有的设计统一。

为低收入者设计居所

2014 年多西在自己回顾展上的自述别有诗意，题为《让时间停歇》（Give Time a Break）。他并没有谈自己的设计，而是从数个印度传统神庙开始。宗教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虚构物，在印度，宗教意味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和现实的空间。

他描述一组建于 1466 年的伊斯兰建筑群，一座夏宫、一座清真寺和数个墓碑依蓄水池而建，这个历史建筑成为整座城市人们最常造访的公共空间，或为祭祀，或祷告，或单纯为了纳凉。这里没被围护起来作为博物馆，水池旁的阶梯上是附近居民洗澡和洗衣服的日常。一些未被明确划分的区域就成了人们舞蹈等自发活动的灵活场所。它与居民区的物理距离是近的，心理和社会距离同样。

为低收入者建造居所是多西项目中一个重要组成。阿冉亚低造价住宅（Aranya Low Cost Housing）是 1982 年他自己争取来的项目，胡弗告诉我们，最初多西受邀在印多尔城（Indore）附近设计一处富人区，考察基地时，他留意到对面一处开阔的空地，被告知这是政府为“经济弱势群体”（Economically Weaker Sections, EWS）建造住宅的公共项目用地，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未来将搬入这里。

“许多人对贫民窟有着非常浪漫的想法”，如今胡弗所在的环境设计基金会（Vastu Shilpa Foundation）每年都会对印度的贫民窟进行研究，“国际人居工作坊”（International Habitat Studio）由一半印度的学生和一半海外学生组成，选择试点，观察、研究或进行改造。

近年来，建筑师、社会学者们惊讶于贫民窟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微缩城市。“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财力和物资营造出实体的‘建筑’和生活，这是值得赞叹的创造力”，但胡弗也指出，许多为外来者提供落脚之处的贫民窟并不能带来安全感，没有土地所有权，没有最基本的电力、排污设施，卫生状况堪忧，疾病传染，甚至还有黑帮势力。

多西设计的阿冉亚有着结构简单的房屋，每一户人家被提供了一片 30 平方米的土地，用砖块打造地基，匹配了厕所，有排水和电力。

为了证明设计可行，政府先让多西建造了 60 间样板房作为试点。这些样板房之间，一条中轴线构成主要的商业区，两旁是六片相对独立的街区，每一片都有自己的基础设施。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一张细密图展示了一个成熟街区的样貌：不算宽阔的内街，两旁相对的房屋，植物长在房屋间隙，自行车在内街穿梭，汽车的活动范围则在中轴线的商业区，每一个街区有自己的摊贩集中地。屋顶可以被开辟成花园，晾晒衣物，或继续向上延伸。

多西称这是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设计，并非一步到位，印度政府联合发展银行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息贷款，申请者可根据自己的偿贷能力选择配套设施，最基础的就是一间小屋子和一个基柱（plith），可用于未来的扩建。备选项包括水龙头、雨水收集系统、下水道、路灯等等。

人们在阿冉亚分阶段造房，从最廉价的材料搭建的结构起步，用砖块和水泥加固，再逐步扩展。最后临时居所成了更为稳固可以长期居住的建筑物。本次回顾展用乐高积木的方式展示了这个项目的意图：简单的结构，但可以不断生长。

“但就像我们研究贫民窟时发现的那样，改善他们的居住状况并不只是让他们搬进一个新的地方”，胡弗称，“很多政府的公屋计划觉得这就够了，但在新的公屋里，人们被切断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却没有新的公共空间能和新邻居们打交道”。

多西构想了传统的街道生活。他依照原有地势设计出非直线形的街道，人们可以自发地在这些宽度各异、偶有转弯的街道空间内活动，机动车的行驶范围则在中轴线的商业区。正式的商业铺面靠近主干道，而非正规的小摊贩可以在狭窄的内街和开放区做生意，他们与车辆互不干扰。

1988 年，阿冉亚小镇逐步成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曾与多西的 Vastu Shilpa 事务所合作，重访阿冉亚。他们衡量这个低造价住宅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包括：房屋的牢固度、人们对开放空间的利用程度，以及设计是否符合居住者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阿冉亚各种小型甚至迷你的公共空间里发现了神庙、休憩平台，人们的日常庆典也在这里发生。但也有遗憾，一些大尺度的开放空间被闲置，有的甚至用来堆放垃圾。

多西的很多项目来自政府，和中国的设计师同行一样，他们也面对来自甲方的各种变化，比如政府换届。“不幸的话整个项目都会被搁置”，胡弗告诉我们，“但有时也得感谢甲方的变更，多西能够修改上一轮方案中发现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多西的 Vastu Shilpa 事务所仍在为低收入者做设计，胡弗曾参与了 2016 年印度地震后一些灾区的重建项目，她还记得自己和人们围坐在一起，差点被七嘴八舌的讨论“淹没”。他们不懂建筑，不明白那些专业术语的意义，最后，胡弗和同事们拿出纸来画出他们的需求，谁和谁是邻居，需要恢复或增设什么样的设施。她瞬间回忆起儿时在祖父事务所里遇到的造访者，常有邻居上门来向多西讨要一些建造上的“小意见”，他们会就此讨论上半天的时间。如今，仍是相似的挑战，如何和普通人沟通，“因为你需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而不是用一些术语来武装自己，当然，在那之前，你得弄清楚你究竟想做的是什么”。

题图：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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