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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泰:遥记校园当年,考场悲欢时

2016-12-31 王宝泰 新三届文苑

        作者简介:

        王宝泰,1982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经系,留校任教。现居加拿大,任职某大学系主任。 



人民大学77级英语慢班结业合影。二排中间高思咏老师,二排左2就是对我帮助极大的那位女同学,本文作者在前排左2。

 

上篇:外语摸底考试的尴尬事

 

        终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当然非常兴奋,但在兴奋之余,也不免很有些忐忑。毕竟自己是69届初中生,实际文化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水平。在经历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年以及小工厂一年之后,如果凭这点儿可怜的本钱还能让我信心满满地去迎接大学挑战,那绝对是超级自信狂了。


        在种种不安之中,最令我惶恐的,恐怕就属外语了(1977年大学招生不考外语,这真令我侥幸)。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全部的外语知识,就是在兵团文艺宣传队时学到的A、B、C……G这代表7个音阶的英文字母。现在听说上学要学外语,我岂能不慌了手脚?


        大家可能还记得,1977年中央电台(还是北京电台?)开始一个教英文的节目。借这个机会,入学报到前我赶紧临阵磨枪,先买本英文教材,再整天抱着我家那个破半导体收音机,跟着电台学鸟语。可因为我不是从头学起的,根本就跟不上,也听不懂,学了两天,就实在学不下去了。


        就这样,我基本上是一点儿外语也不会就去学校报到了。那时虽然不相信大学可以再交白卷,但多少还是心存一点儿侥幸,希望学校会对我们这样上山下乡的知青开恩,把外语给免了。
 


可惜,这只是痴人说梦了。入学后的第三天,学校就通知大家准备英语考试。我们77级就三个专业,学生大概150人。考试后,学校要根据考生的英文的程度分成快、慢两班。那些原来学俄语的老三届学生,编为一个班继续学俄语。剩下那些既不会俄语,英语也不行的人,合到一起去学德语。


        到了考试那一天,我就像上刑场似地进了考场。拿过考卷后一看,考试分好几大题。第一题是将10个给出的名词由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以后的题目包括语法、动词时态、造句、中译英、英译中等等。看了考题,我整个一个蒙!

 

        后面的题目也别费劲儿了,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只有第一题要求的名词单数变复数,还可以好好想想。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那个教英语的电台节目,记得老师在教学时说过,大多数情况下,把英文名词的单数变成复数,只要在名词后面加上一个s就行了。想起这一点,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心想至少我能答这道题吧,这总比交白卷强。

        在这道题里,一共有10个单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太老实,一看这些单词都不认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是现在,管它认识不认识,每个单词后面都先给它加个s再说。我现在的学生考多项选择题时全是这样,什么懂不懂的,四个选择勾一个就完了,按照概率蒙也能蒙对几个。可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学校的门,人就傻了,不认识的词根本就不敢乱填。

        这10个词我是颠来倒去地看,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词sheep!这个词我认识呀,记得英语节目里讲过,这个词就是“羊”。于是,我很慎重地在这个词后面加了一个s。在我印象里,当时还有一个词看着也面熟,我也给那个词加了个s, 但我现在记不得那个词是什么了。因为其余的词我实在不认识,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交了卷子。

        结果可想而知!英文那么多名词单数变复数都是加s,偏偏这个该死的sheep是TM不能加s的!最后成绩发下来时,我得了100分中的0.5分,因为两个词填对了一个,还错了一个!俺老人家从小没受过这么大打击,这令我一连好多天在班里抬不起头来,我这个答卷都成大伙儿的笑料了。

        根据我的考试成绩,我自然被分到德语班。上德语课的第一天,老师一进来,就用德语对大家说了一句早上好!我的妈呀,我一听德语,那发音就像跟人打架似的,说什么也不学了。


中为周耀老师,傍边是政经系77级的两位老大哥同学。照片由禹杰同学提供。

 

        下了课,我就去找我们系的教学秘书周耀老师,软磨硬泡说什么都要进英语班,不学德语。不喜欢德语发音固然是真,但我心里考虑最多的其实是不想丢这个人,非要较这个劲儿。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我心里特别喜欢在英语慢班教书的高老师。我第一眼看到高老师,就觉得她特别有风度,气质绝佳。和她说话,觉得她的音质特别好听,人也和蔼可亲。在我一再保证如果跟不上我一定转回德语班之后,我终于被允许进英语慢班了。

 

        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就像疯了一样学英语,每天大早上起来背单词,背语法。尽管这样,我其实也未必能跟上。但幸运的是,在英语慢班,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同学和我坐同桌。她不仅平时给我很大的帮助,最要紧的是考试时还经常给我“通风报信”。


        这位女同学,就是英语慢班结业照片中第二排左边第二的那位。由于她的热心帮助,加上我自己也挺玩儿命,在期末考试时,俺老人家终于考了个“优”,由此开始了我英语两年保持全优成绩的过程。

 

      由于我开始学习外语时已经20多岁了,年龄过大,所以外语一直是我的一块短板,这一点在出国学习后变得更加明显。但好在我也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有了英语摸底考试这0.5分垫底,别的困难再大我也无所惧了。


人民大学政经系77级第一张全家福,本文作者二排右3。照片由于志华同学提供。


下篇:党史考试抄来的优+

 

        开学后,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发到我们手里。课程除了外语、现代汉语、社会发展史、数学等之外,还有一门理论课,中共党史。当时人民大学党史系的系主任,是全国著名的党史专家胡华。

 

        不过,对政经系学生来讲,党史只是一门公共理论课。胡华是不会来给我们授课的,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中年男教师。这位先生讲得不错,特别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阶段的党史,讲得是妙语连珠,我很喜欢。

 

        党史课没有期中考试,就一个期末考试,还是开卷,所以这门课对我的压力不大。第一学期,我的精力几乎都用在外语课上面了。

 

        快到期末了,授课老师特地说明,考试虽然是开卷,但只允许带毛选四卷,别的参考资料一律不准带入考场。期末考试4个小时,4道大论述题,涵盖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这一时期的全部内容。

 

        情况明了了,在考试的前几天,大家一方面变着法儿地从老师那里套题,一方面根据笔记把可能出题的重点用小字抄写在毛选上,以备考试时用。到临考的前一天,大家基本上都是万事俱备了。

 

        考卷发下来了,我一看考题,长舒一口气。题目和我们猜测的差不太多,其中也包括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道题。拿到试卷后,我很放松,开始准备答题。

 

        就在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早上离家时,居然马马虎虎地少带了一卷毛选,而我准备的关于这道题的要点,都抄在这一卷里。不仅如此,另外一道题的主要参考文献也在这一卷里。

 

        发现这个失误后,我的冷汗一下子就流下来了。77级入学后是走读,没有宿舍,我不可回家取书再赶回来考试。又因为党史课是开卷考试,可以抄书,所以事先根本就没有再去背答题要点,没带这卷毛选,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答这两道题了。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我的同桌。

 

        说来也巧,我的中学同桌和大学同桌都是女生,而且都是能力很强的女生。我的大学同桌虽然比我还小一岁,可上大学时已有几年的党龄,还是原单位的一个领导!这位女同学一毕业就进了国家重要部门;到1990年代,七转八转又当了国企老总;嫁的老公也是直接参与国家经济改革,并担任过省级领导的一位高干。这位女同学虽然很牛,但她对我到还是很不错,这些年我们老同学也一直保持联系。

 

        当时我看她正在奋笔疾书,就悄悄对她说,请她先答这两道题,答完后把这卷毛选借给我,我需要抄她准备的要点,女同学点点头答应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先去答另外两道题。

 

我在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个人照之一,摄于1980年。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她把这卷毛选推到我桌边。我知道她答完这两题了,就把书拿过来,满书乱翻,找她准备的要点。

 

        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位同学准备得实在太充分。一卷毛选,几乎每页的边上都让她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再加上她自己的一些特殊符号,弄得我很多地方看不懂,而且也找不到要点。

 

        时间紧迫,当时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干脆把她准备好的这些答案,按照我的理解重新归纳整理一下,就开始抄写。一边抄一边瞎发挥,我当时也是豁出去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考试结束时,我也总算是答完了四道题。

 

        考完试后就放暑假了,这是1978年的夏天。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回到学校,由学校安排到北戴河度假3天。就在我们集合好了,准备上车的时候,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跑过来,拿着成绩单告诉大家党史考试的成绩下来了。大家纷纷询问,结果我得知我的同桌得了个“良+”。

 

        我一听说她得了“良+”,心想那我肯定完了,因为我是抄她准备的答案。没想到,这时支部书记走过来问我,“家里有没有搞党史研究的?”

 

        我听完楞了,心想这位老兄怎么问起我这个问题?我赶紧回答说“没有啊,我家不仅没有研究党史的,连个党员都没有。”

 

        听了我的话,支部书记告诉我,是党史老师让他问的。党史老师说,我的答卷是他教了这么多年党史公共课所看到过的最好的一份答卷!特别是我对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论述极有新意,而且还有一定深度,所以他想知道我家里是不是有人研究党史,他还很希望我能考虑转专业呢。

 

        听了党支部书记的话,几个平时关系非常好的同学都哄了起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抄我同桌准备的答案,结果准备半天的人得了个“良+”,抄的人反而得了个“优+”!

 

        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突然察觉了自己的一大本事。我没能力像别人那样全面了解事物,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我却比较善于总结别人的思想,在别人思想的基础上再瞎发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本事,尽管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障碍,出国学习遭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最终居然还是混下来了。


我(右)与为大学好友加室友彭刚。彭刚现为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但当年他是起哄非常起劲儿的一位。


(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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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逆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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