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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昌:罗湖桥那边的记者生涯

2017-02-13 刘澜昌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刘澜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移居到香港,在多家媒体任职,包括香港《南北极》杂志、《财富》杂志、《开放》杂志、《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1999年起服务香港亚洲电视,长期负责新闻信息节目,策划制作《解密百年香港》、《香港风华》、《三年零八个月》、《小平和香港》、《澳门五百年》、《百年共和》、《台海战争与和平》、《香港望族》等专题片,曾任亚视高级副总裁。


        刘澜昌还是香港较知名的时事评论员,每日撰写时政评论,以笔名在《东方日报》、《文汇报》、《太阳报》、台湾《新新闻》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并曾出版专著《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生态》、纪实小说《ATV绝密文件》等。

 


本文作者刘澜昌。

 

        1988年4月8日,也就是在毕业6年之后,我走过了罗湖桥,到了香港。


        那是“雨纷纷”的季节,还有些凉意,深圳也还是那个过去的宝安,刚开始变身。过关也没有人的长龙,稀稀拉拉的,我百分之百“阿灿”的打扮,只提着一个箱子、一床夹被和几件换洗衣服,行装再简陋不过。


        越过罗湖桥上粤港两地的分界线那一刻,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因为妻子和儿子在广州就分手了,儿子住院,妻子要陪同,不能送到深圳。我孤身一人走了。


        罗湖桥这边是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那边高高悬挂的仍是米字旗。那时,中国正值出国大潮,所有人都在找路子走,我也没有例外。搭上了末班车,应该是兴奋,但是我的眼光有些惘然,也许是对熟悉生活的依恋,对陌生世界的一丝恐惧……

 

        对香港的新闻同行,我没有隐瞒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受的教育,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的教育。不过,似乎香港那些姓资的新闻老板没有在乎这些。他们检验我的人大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认定我是本科毕业生,就可以为他们打工了。


本文作者(后左1)与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前中)。


        在内地,同学们都视记者生涯是事业,而且是一份较为高尚的职业。在香港开始我还是那样看,不过老板始终认为你是打工仔。可以用你,也可以炒你,很快我也明白我这个记者首先是个雇工。


        在这里,要感谢4年室友周建明,他那时在校办工作,得工作之便,为我补办了遗失的毕业证。也感谢短暂的室友倪宁,他到香港招硕士生,鼓励和帮助我在香港读了咱们新闻系的硕士生课程,也为后来读成美老师的博士生打下基础,那也是很苦的事情。曾经一早从香港飞北京回校考完试,晚上飞回香港,第二天则照样为报老板打工。


        于是,颇为奇妙复杂的记者生涯贯穿我的新生活,课堂上受姓“社”的新闻教育,也做过姓“社”的新闻工作,接着到罗湖桥那边为报老板做姓“资”的记者工作,当中继续读人大的硕士、博士,同时又在姓资的工作中学习姓资的新闻学。似乎,姓社姓资在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具体到新闻学各有个性,亦有共性。



        踏过罗湖桥前,香港的朋友给我两个忠告,第一,一有能力,就要供楼,就是供贷购房,分期付款。他说,有了自己的房屋,你就有立脚之地,你才有发展的机会。第二,要尽快考到车牌(粤语,也就是驾照)。他说车牌可以是你谋生的工具,更是你进入中产社会的阶梯。年纪越大,领会能力越差,学习驾驶技术的时间就越长。因此要趁早学车考牌。


        过了罗湖桥,我就把这忠告作为“最高指示”去办。在香港经济日报社做中国版记者上下班较为规律,就去香港驾驶学院报名。果然,不怕惭愧说,我这个人大足球队的队员,竟然考了3次才过关,也就是说用了3倍的时间,花了3倍的钱,超过一万元港币。1980年代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万元。也许,不是积极去学车,也就永远不可能在香港驾车了。现在我在香港亚视每天都要驾车上下班,去程和回程各近一小时。


        至于供楼,更是对朋友感激涕零,香港的楼价在回归前后的涨幅完全是疯狂的,非理性的,而我却是其中的得益者。所以,我每遇到内地到港的新移民,也都赠人这两个忠告。



        当然,供楼不是说供就供的。过罗湖桥前,妻子将所有的人民币储蓄都换成了港币给我傍身,大概是5000港币,是毕业6年来我们夫妻的所有积蓄。而我的第一份工,是香港南北极杂志的编辑,月薪3000港元。


        在香港,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妻子舅舅家里,他们家其实住在香港的廉租屋,舅舅和舅母,再加上他们的儿女,住的是香港面积最大的廉租屋,也不过300多呎,约合30平方米。间隔了两个只能放下一张小床的板房。还有一个厅、厨房和洗手间。舅父舅母睡一间,其他孩子都在大厅里打地铺。另一间房就让我暂栖身。


        踏进廉租屋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令我顿时愣住了。因为我来港前,他们常来我们广州的家做客。他们香港人,穿着打扮自然比广州人讲究得多,出手也阔绰,实际的现金收入也比我们高无数倍。他们也只对我们讲香港的好,不讲香港的不好。我的岳父也曾跟我谈过香港寸金呎土的情况,但竟不知香港平民的住房会挤迫到如此难以想象。



        于是,我不用亲戚开口,都明白这不是久留之地。第二天,就联系了妻子家乡的朋友国威。他来港早,有一套房子,在九龙深水埗,客厅放了六七张碌架床,住的全是乡下的朋友,刚好还有空位。我一看,当然要比亲戚家方便,急急脚就提上我那个简陋的箱子搬家了。


        住房使我头疼,至今依然困扰着到香港移民和留学的内地人,不过找工作还是很顺利,偶尔看报纸看见杂志南北极招编辑,一去面试就OK了。这是一本时事月刊,我在那里一脚踢,既是编辑,又是校对,还是将稿件送去打字、照排以及贴版的杂工。


        开始,老板王敬羲没有测试我的写作能力,只是看了简历就要我了,大概也只是把我当做一般的杂工使。没多久,他拿了一堆材料,让我编写成一篇报道,我很快就完成了。他看稿时露出满意的神情,稿子一字未改,以后我便多了一个写稿活。



        南北极是月刊,每期都让我写二三篇。他也很公道,说文章是业余时间写,另外给稿费,当然比他约其他人写的少很多。


        因为有了固定收入,就觉得跟很多人挤在一个客厅里不太方便,就尝试出去租房子。那时香港报纸2元港币一份,到了下午报贩会将剩下的不同的大报配搭来卖,俗称“拍拖报”,2元可以买两份。我每天大概都会买《明报》和《星岛日报》。


        那时香港还是文人办报,金庸还亲掌《明报》,并隔三差五亲写社论,凡是他写的社论标题是用宋体字,而且明报重视中国大陆新闻。《星岛日报》那时还是亲台的,台湾新闻做得比较充分,更重要的是该报以地产为市场定位,租盘消息特别多。


        在《星岛日报》一个不到2平方厘米的小格里,我看见在旺角登打士街有板间房出租,月租是500元,还负担得了。于是,兴冲冲地赶去。那是一层楼打通了,像列车车厢一样用木板间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中间是过道,每个房间只有三、四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简易床。由于刚贴出出租告示,还没有什么客人,我看还挺干净的,也不太吵,就说要租。



        房老板说,交1500元。我说,不是500元一个月吗?他回答,一个月租金是500元,要交上期,就是先给钱后住。还要交两个月押金。按金是没得退的。


        我一打听,这是香港租房的行规,便照办了。接着,就把行李搬来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箱子。这个板间房,也没有封顶的,就是一人多高,就是说完全可以翻板入内。每间房的板门也非常单薄,一脚可以踹烂。不过,我心想我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权且栖身吧。


        由于这里是旺角的中心地带,租客很快就多起来。如此不安全的地方,竟也有年轻的女子入住,大概是些酒楼等服务业的员工,上夜班后方便歇脚。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板间房是很流行的;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现在,变成了“劏房”,就是不是用木板隔开,而是用水泥和砖砌起来。每个单元,还有独立的厕所。


        不过,由于楼房的承重大幅增加,安全有问题;而且,大量加建厕所,渗漏严重,卫生也是大问题。如今,“劏房”是香港城中热话。



        租房时,由于心里光想着搬,对周围环境没有仔细观察,到了入住后第一天下班回来,才发现有问题了。一踏进这栋大楼的底层大门,就有女人隔着玻璃向我招手。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我不知如何是好,颇有些张皇失措。


        在内地受的教育告诉我,这不合道德,而且危险,处处有艾滋病的陷阱。但是,也怕出言不逊,得罪了她们,招来横祸。尴尬之间,惹来一阵讪笑:


        “哥哥仔,怕羞呀?”我脸一红,赶紧钻进电梯。


        电梯每停一层也都有穿得很少的女人招手。这些楼层都贴着“宾妹”、“泰妹”、“坡女”的招牌。那时,香港的色情场所,还是为东南亚的性工作者垄断,后来才逐渐被内地的女孩取代,而东南亚的则退守在湾仔一带的酒吧。



        这时,我才认真考察所住的大楼,原来这座9层高楼房只有我住的这一层是正常的租客,上下各4层都是色情场所,因此进出的大都是嫖客,而且是草根阶层的。每天下班进电梯都跟他们挤在一起。他们也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白衣黑裤的书生打扮之人。于是,出入电梯,必是低头一族,也成了不爽之事。下班了尽量晚点才回去,回去了没事也尽量不再出来。


        还有头痛之事是,香港的旺角是个百分之百光污染的地方。各色各样的霓虹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幸亏,我因工作太累很少失眠,但是没几天就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搬走。


        天无绝人之路。很快,朋友之间互相联系,和几个广州下来的合租了上海街唐楼的一个套间,有80平方米,3间房一个客厅,两对夫妇分别各住一间,我和邱子江也是广州来的男生一起住一间。


        当时,我在被妓院夹着的那板间房其实才住了不到两个月,找老板退一个月按金他一口回绝了。那时,500元也就是我一个月的饭钱,可他不退也没有办法。



        租房总租金是2800元,我们两人分担1000元。居住环境算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还是记住了那句话,一有钱就要供楼。值得一提的是,那年代新移民要坐一年的移民监,就是说我一年都不能离开香港,要和老婆孩子分开一年,而那时内地人到深圳都难,更不用说到香港。


        这一年的移民监,我和太太只见过一面,还是同房的邱子江帮忙,他是沙头角人,他帮我办了进入沙头角的“禁区纸”,妻子则在内地办了到沙头角中英街的通行证,欢天喜地见了一面,不到半天又分开了。为了尽快方便妻儿来港定居,我下决心尽快买楼。


        我买的第一个居所,是淘大花园的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元,卖价是67万港币。那时,按揭可以做到九成,就是有10万元就可以供了。现在,同样的单位已经贵了300多万,一般的打工一族根本无法问津。香港的楼市,现在只能是“换楼客”支配,年轻人除非父母提供三成首期,不然绝对望楼兴叹。



        那时,我到港已3年,省吃俭用存了10多万,而且在经济日报社也升到中国版主任,月薪也过万,所以供楼不算吃力。我还将房间的饭厅用书柜隔成睡房,我自己住,原来的住房租给了一对当警察的兄弟,租金可以抵消了供楼款的一半,直到老婆孩子也来港了。


        把房子租给陌生人同住,当然很多不便,不过这也是我对香港楼市的入门老师。我明白,自己交首付,然后租给人家让他帮忙供楼,是个好生意。香港地少人多,房屋价格总体一定向上,而且香港的租务市场一直活跃,监管较严,租房没有什么风险。投身股市呢,则要牵扯很多精力,而且风险特大,买楼不管怎样还有砖头握在手,而股票则可能成为一张废纸。所以,在港25年,基本没有玩股而是做了房奴。


        过了罗湖桥,除了为住房所忙。最深切的体会是,从内地的“无冕之王”变成地地道道的打工仔。在内地,见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等等,也不过是“矮半级”;市宴、省宴、国宴,也曾是座上宾。而在香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媒体工作,也不管你做到多高的职位,不管是什么背景的机构,是港资还是中资,是拥共还是反共,你都是彻头彻尾的雇工,都要看老板脸色行事。



        在香港,我杂志做过《南北极》《财富》《开放》,报纸做过《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和《香港商报》,电视做过凤凰卫视、亚洲电视;还为《东方日报》《文汇报》《太阳报》《大公报》《明报月刊》等报刊撰写专栏。也曾在《台湾财讯》杂志、《中央日报》兼职,为《香港镜报》杂志、《九十年代》《香港联合报》《中时周刊》以及日本《每日新闻》《共同社》等刊物撰稿。


        也许,在我的笔下还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但是总免不了与报酬挂钩。自然,内地现在也都市场化,真正有事业心的也无几,但是至少有人格,不是可以随便吆喝。


        过了罗湖桥打的第一份工,就被老板吆喝了。那是在南北极。老板王敬羲也是当年香港有名的作家,面试第一天,他告诉我他写的李嘉诚赚钱的故事,买断市,的士司机人手一册。在人大的课堂,我是学过资本主义社会新闻的商品性的教义,没想到的是一过罗湖桥就有这样生动的事例。当然,现在全中国都走市场之路,办媒体首先要赢利已经成为新信条。不过,那时我还是觉得很新鲜。



        王敬羲办南北极,后来多做一本财富,共两本月刊,除了他自己当总编辑,还雇了一个版面编辑,一个校对,还有就是我。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王老板自己确定每期的内容,自己约稿,然后每天给我们分派工作,主要是校对。每次,他把稿子交来,总是说看你本事,找出多少个错。于是,我就以找得多为荣。


        爱屋及乌,这个成语,也怪我学业不精,一直以为是“爱屋及鸟”。那天,人家本来是写对的,我却挑出来,将“乌”圈改为“鸟”。王老板一看,脸色变得黑黑的,把稿子往桌面上一扔,就吆喝上了,什么“你的书是怎么读的”,“乌鸟不分”,“人家对的,你还将它改错”,“你是白吃饭的”,“你还是人大毕业的”,“你是我付人工请的”,“请你是做事的,不是要拆台的”,“你来我这里做事,就只能做好不能做错”“不能像在大陆,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


        王老板的口水喷我一脸。自打出世,没有人这样对我吆喝过,父母没有,同学老师没有,大陆工作的单位的同事和上级也没有。我知道我也没有好脸色给老板。要是在过去,可能要给他一脚了。要知道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足球运动员证书,踢过广州市少年队,也是人大足球队的主力前卫。这一脚也有百斤之力。



        不过,我忍住了。自然,首先是我改错了。其次,这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无论如何都不能由着性子。后来在香港混的时间长了,知道你的上级就是你的老板是你的上帝,他不高兴你就可以炒你。香港的工会组织薄弱,炒人是等闲之事。只不过当时心里想,错了你指出就是了,也不能如此吆喝。我虽然打你的工,拿你的钱,也不是白拿的呀。


        那时那刻,心里是有些后悔,不过那个罗湖桥,怎会受这窝囊气。


        在香港,生存是第一法则。适者生存,低能淘汰。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由于王老板认为我还是能写,还是喜欢用我,还给我加了人工。后来,倒是我不甘困在这个小编辑部,炒了他鱿鱼。那时,倒是他忍声吞气说,“你在经济日报是晚上上班,下午就在我这里做,还是拿原来全职的人工。”我给了他面子,这样我打两份工,供起楼来更轻松。


        在香港工作,我被炒过3次鱿鱼。第一次,是在《开放》杂志。1989年6月的一天,老板突然说你以后不用来上班了,也没有说什么原因。第二次是在《星岛日报》,因为派系斗争,我是前任总编辑请的,后任找个漏新闻的理由就炒了。离开星岛,《苹果日报》刚好开办,先是当港闻编辑,后来转当中国版主任。


作者与大学同学徐世平。


        1997年初,从一个朋友处知道的一件事中,我敏感邓小平身体不行了。即使当时明报还报道从官方管道得来邓小平还健康的消息,我坚持与其对着干,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虽然,这件事争了光,但是该年底一名手下从北京回来说一名副总理的老婆贩毒,报道出街后北京方面辟谣,老板黎智英就将我和那名同事炒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那些年,由于要供楼,又由于连续被炒,为人处世都是小心翼翼的,身心极其压抑。黎智英办苹果日报采取高薪策略,被炒后收入大幅下降,不过便有了机会做香港商报的主笔,在写评论方面有所提高。同时,也开始涉足电视业,先到了凤凰,再到亚视,直到为文此刻。


        到底,为什么要过罗湖桥,后不后悔这一步?


        我的儿子刘晏石在香港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也许可以解释。


作者与大学同学胡舒立。


不说话的爸爸

 

刘晏石

 

        我的爸爸大概算是一个患职业病的人。他干新闻这一行,已近30年了,香港什么报馆都做过,好像《星岛日报》、《经济日报》、《苹果日报》、《香港商报》等等。爸爸说,报馆的每一道工序,校对、划版、记者、编辑、主笔,他都干过。他现在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新闻总监,每天还兼写专栏文章。


        听爸爸的朋友说,他在香港算是多产作家,小有点名气。所以我爸对新闻这一行,可谓无所不晓,了如指掌。不过,与那些口若悬河的新闻记者不同,我爸干新闻时间越久,越变得沉默寡言。或者说,我越长大了,爸越和我没话说。有时,我见他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就生气说他是“没反应的爸爸”、“不说话的爸爸”。


        记得我小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虽然只有9吋的小电视,但其乐也融融。每天清早,爸爸就骑着单车送我去幼儿园,晚上也是他接,到了家爬5层楼也是“骑马马”(骑在脖子上)上去。回家的路途很远,爸爸一路或讲故事,或说路边所见,或解释突发的人和事,滔滔不绝,回到家也没完没了……在幼儿园,我按部就班地接受知识,爸爸常给我讲大人话,我似懂非懂,但又很爱听,好像有一种魔力。


        爸爸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当记者,见报率很高,受到领导赏识,可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神差鬼使,他一个人去了“闯香港”,展开了他的新生活。


        可能,“闯香港”正是爸爸变得没话的开始和缘由。一次,听他和妈妈说,“闯香港”比下乡插队还要苦,那是另一种精神上的苦——歧视。香港“寸瓦寸金”,租金昂贵,爸爸初入新境,为安身立足只好在亲戚和熟人家打游击,因此日日遭受白眼。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由于爸爸是“大陆仔”,不但人工比同级的香港人低二三成,而且工作也多很多,甚至连信差的活也要干。但是,当时“大陆仔”能跻身香港新闻界是凤毛麟角,因此这份工作对他来讲,已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他一干就是一年,而我已上小学二年级了。他这时要在香港坐“移民监”,整整一年没有回家,我也整整一年没见爸爸,没有听他说话,所以天天都想着爸爸,想他能早些回广州看我和妈妈。


        日盼夜盼,等人,可能是我小小年纪最早领会的情感。那时,一放学就恨不得能见到爸爸,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他在坐完“移民监”的第一时间回到家里,他紧紧抱住了我,亲我的脸蛋,很久很久没有放开,甚至比拥抱妈妈还要久。但是,猛然间,我觉得爸爸老了,皱纹爬上了眼角。也就在重逢的第一刻,我就“feel”到他的话比过去少了。


        离开了我们一年的时间,爸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还听人劝告,咬紧牙根,供了幢小房子。不过,虽然小但还舒适可住。自坐完“移民监”,他差不多每星期周末都会回广州探望我们。我经常嚷着爸爸给我买玩具、电子游戏机、小人书,他从不拒绝我。他给我买的一把黑手枪,我至今还好好收藏着。不过,那时当他把礼物塞到我手里后,倒头就去睡了,醒来后又说要坐火车赶回香港报馆上夜班,一周一次的见面也没有两句话。


        又一年过去了,我也上了小学三年级,爸爸也照样每星期回一次广州。后来,妈妈为了一家团聚,和我也移居到香港去。刚到香港,什么都感到陌生,不过适应力很强的我很快就习惯了,不过倒是和爸爸越来越生疏。


        我上学,过的是正常生活,爸爸在报馆上夜班,昼夜颠倒。我说我是白人,爸爸是黑人,白人见黑人时黑人在睡觉,黑人见白人时白人也在床上。有时节假日,父子俩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我很想像小时那样对爸爸亲热,也想爸爸还像小时候那样给我讲故事,可是他总是问我学习成绩怎样,然后就是那句“你耳朵不好,要靠勤奋弥补,中文要好,英文要好”,然后就没话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香港住了11年了,跟爸爸的感情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淡薄。爸爸坐“移民监”时我总希望天天能见到爸爸,可是后来我面对爸爸也没有昔日的情感了,两人之间仿佛没有太多话可说,宛如隔了一堵墙似的。每每见到他,也只是默默地望一眼,擦肩而过。


        我知道,我长大了,爸爸也跟我一样,不再把我当成童年时期的天真小孩了,父子俩是中年人对青年人。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的疏远,不是因为有“代沟”,他搞新闻的,香港最前卫的事物他知道得比我还快,还多。我也知道,他忙,时间不多,除了那些写不完的专栏文章,还攻读博士。他还努力地挣钱,又供了一幢新房子,比原来的要大得多。但是,他的“无言”却越来越使我受不了,也就在那时,我开始称他“没反应”,“不说话”。也许,这是因为我开始有思想了。我想,难道钱还重过亲情,挣钱就一定冷漠?


        那天晚上,我从广州华文学院回到家里,爸爸和妈妈似乎早在等着我。我推开家门时,妈妈扑了过来,爸爸还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过看得时间比以前长,深沉里有点闪光。那一瞬间,爸爸还是没话,妈妈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一家子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在分享我考上暨南大学的喜悦。


        跟着,爸爸又埋头写他的专栏文章,好在截稿前传真出去。也就在那时,我呆住了──爸爸,他流泪了,泪珠滚过脸上的皱纹,滴湿了稿纸。刹那间,我也哽咽,我觉得他又老了很多,可是又像回到我儿时的爸爸。


        晚上,我们父子俩谈了很多很多。爸爸讲他在广雅中学成绩的优秀,曾经那样想为祖国造原子弹;说他在“文革”的天真和狂妄,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他对那逝去的遥远的岁月,还是那么依恋,甚至说起了雷锋、牛虻、保尔、董存瑞,要我一定要读写他们的书。他还聊了那些我们这一代不太感兴趣的话题,什么国际战略,世界格局,台海局势,中国入世……那些我都似懂非懂,不过,我有点触摸到他的内心底层,仿佛他不应该属于香港这个世界。


        “你耳朵不好,要比健康人用多10倍工夫”。大概整个晚上,爸爸最想我记住这句话,并成为大学和人生的座右铭。最后,他带着人死过又重生的平静说:你读中文系,将来一定会看到许许多多万念俱灰的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但相信那一切一切的万念俱灰,都及不上妈妈和爸爸知道你确诊弱听时的“灰”,再活着已失去了意义。但是,我和你妈,还有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发誓,一定要补偿给你。


        爸爸说完了,我才知道,小时候,助听器很贵,爸爸两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香港弱听儿童不但有买助听器补助,还可受特殊教育,所以爸爸才去香港。到香港后,才知道谋生艰难,为了我的未来他才埋头挣钱。


        这一刻,我知道什么叫百感交集,那一刻,我有很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说出来。


        天亮了,一缕阳光穿过百叶窗,穿过我的心。我在沉思,爱,不一定要说话。


本文作者在云南。


(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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