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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袁澄兰:我苦难深重的母亲

2017-05-07 袁澄兰 新三届

         老编的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节将临,本号特辟“春晖”专题,邀约缅怀母亲的一组文图,以为慎终追远、不忘来路。



  每当提到自己的母亲,我的眼里就会涌满泪水。因为一想到母亲,就会想到辛酸、悲苦和不幸这些词汇。母亲的一生,是用血泪与哀愁导演的一幕人间悲剧。


  1921年的深秋,母亲出生于周至县小寨村一户姓张的贫苦农家,外婆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孔雀。这个吉祥美丽的名字,没有带给她富裕康健和幸福美满,却使她遭遇到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1929年(民国18年),是关中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年。年仅8岁的母亲就跟随外婆逃荒要饭,跌跌撞撞地北渡渭河,在离家60里的乾州阡道村停留下来。逃荒的村民看到疲惫、难困的外婆母女,便鼓励她就地嫁人。为了生存,外婆只好嫁给年轻未婚、家道殷实的郭十一(家族排列序号,也是一种公开的称谓),也就是我小时候见到并深感厌恶的外祖父。


        母亲16岁时嫁给了父亲,书写名叫郭彩莲。她的长相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洁白的肌肤,乌黑油亮的头发,高挑的身材。母亲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灵巧,织布纺线,扎花刺绣,做饭洗衣,伺候公婆,样样能干,深得长辈与妯娌们的夸赞。


  婚后第三年,母亲生下头一个男孩,取名宗娃。他雪白雪白的皮肤,黑亮黑亮的大眼睛,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巴,唇红齿白。在家族和亲戚圈子里,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尤物,人人见了人人喜爱。母以子贵。母亲抱着自己的杰作,经常回到外婆家,享受着外婆和郭家族亲的关爱。因为外婆知道自己苦命的女儿将在夫家确立自己的地位。


        宗娃3岁那年夏天,母亲抱着他探望外婆时,他突然发起高烧,从早到晚,仅仅一天时间就死亡了。年轻的母亲简直措手不及,悲痛与恐惧如同五雷轰顶。外婆和许多年长的堂舅们,焦急地商量对策。决定如实地向高家说明一切。在堂舅们的支持帮助下,冒着瓢泼大雨,用一辆牛车载着母亲回到高家。当母亲捧着宗娃冰凉的尸体,跪在公公婆婆面前时,十几名彪形大汉也唰地一下跪了下去——他们是护送母亲的郭家堂舅。


  祖父和祖母一看这样的架势,以处乱不惊的绅士风度听完大家的陈述,摆摆手说埋了吧。可怜的宗娃像一朵瑰丽的流霞,消逝在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消逝在遥远的天边。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母亲的劫难似乎化解了。可是,失子之痛,加上一家人的责备、折磨,依旧让母亲陷于痛苦的深渊。


        1944年年初,母亲生下第二个男孩,漂亮白净、丰满圆润,如同第二个宗娃。祖父母脸上露出少有的笑颜。许是怕再有闪失,就给他取个乳名叫钩子,意思是要像金钩一样,牢牢地勾住,再也不能失去了。1946年,母亲生下第三个男孩,取名恒恒,有长久永恒的寓意。



        1948年,母亲生下第四个男孩——我,由祖父名都督,指望将来成为兵马大元帅。1950年,母样生下第五个男孩,取名墩子。可是品种太单一了,没有女孩怎么行?几个婶子一商量,要那么多男孩干啥?将来给他们娶媳妇都成了难题。于是,便用厚厚的被子要捂死墩子。


        捂了半天,打开一看,墩子没事一样,好好的。那就算了吧!或许老天爷不让他死。墩子一直没闹过太大的疾病,只是顽皮不听话,不知挨过多少打骂。在健康活泼的四个男孩中,钩子忠厚老实,喜静不喜动,深得母亲疼爱。恒恒机灵聪明,善解人意,最得父亲赏识。都督深静端庄,总是睁着若有所思的大眼睛,祖父母对他疼爱有加。墩子爱哭好动,模样也不如几位兄长,大家似乎都不喜欢他。1952年,母亲生下唯一的女儿票子,取这样一个名字,既有金贵之意,也有珍爱之意。


  1953年,老天爷对母亲实施了又一次打击。这年的冬天,长我两岁的恒恒哥死了。现在想来,可能是外感风寒引起的急性肺炎。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硬是耽误了。母亲和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中,我依稀记得,那时我也在发烧,全身酸痛,不见恒哥陪我,只见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在不停地抽泣,几位婶子在规劝,祖父母在叹息,一家人都陷入怪怪的氛围里。后来才知道恒哥死了,死得太突然、太离奇。


        恒哥的死亡在整个家族中都引起了震动,大家都非常惋惜,毕竟七岁了,已经开始上学了。他的懂事、听话和机敏,在所有同辈的孩子里都是少有的。恒哥的夭亡,是母亲心头第二个最惨痛的创伤。至此,母样膝下健在的儿女有四个,即大哥、我、三弟和妹妹。


  1955年,母亲又生下一位弟弟,取名都行。从两岁开始,都行就经常闹病。他的病可不是一般的感冒发烧,而是动不动就口吐白沫,作休克状。他每次发病,都把母亲吓得够戗。一家人跟着手忙脚乱,除了急忙掐救,便是请大夫抓药。母亲生怕儿子再有闪失,经常整夜整夜地守着都行,把自己的身体也熬垮了。母亲经常说自己头晕头疼,有时都不能下炕做饭。


        很快就到了1958年,母亲又生下一个弟弟,取名长军。这时,家庭的经济情况非常差,吃饭的多,干活的少,母亲身体又不好,确实没有抚养长军的能力了。万般无奈之下,就把长军送人了,送给白家庄的白三老汉。白三老汉的过五旬,膝下无子,家道殷实,为人善良。白三老夫妇求子若渴,得到长军如获至宝。


        好在白家庄离我村不远,母亲随时都能看望。母亲看到长军的生存条件优越,宽慰地说,长军真有福气,遇到了好人家。外婆经常提醒母亲,吃不上穿不上,可别在要孩子了。偏偏地,1960年,母亲又生下了爱民。


  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岁月,爱民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母亲贫病交加,家庭劳少人多,粗粮野菜的生活,饥寒交迫的现状,迫使父母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爱民?要会怎么样?不要又会怎么样?最后,在一些年长的乡亲建议下,决定为爱民找一条生路,把爱民送人。



        1961年三四月间,已经八个月大的爱民被樊家河村一家国富裕的人家抱走了。当时的爱民开始认识人了,每到晚上,他都要母亲抱他。母亲已经没有奶水喂它,家时穷得连熬小米汤的东西都找不到了。说实话,围绕在母亲身边的所有孩子中,爱民是最漂亮的一个。双眼皮大眼,长长的睫毛,标致的五官,白里透红的皮肤,人见人爱。


        让人抱走这样一位可爱的孩子,父母顶着双重的压力。一是外婆、舅舅和我们兄弟姊妹的反对,二是家族和左邻右舍的闲话——“怎么混的,把自己生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送人,配当父母吗?”可是,家中那些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只能让父母作出这个痛苦的抉择。爱民被抱走后,母亲当晚就病倒了。那是又一次从她心头挖肉呀!


        为了缓解母亲对爱民的思念,每隔十天半月,我就牵一头生产队里的毛驴,驮着母亲,走五十里山路,到了樊家河村去看望爱民。开始几次,樊家还比较热情,到了第四次,樊家用一句带刺的话伤了母亲的自尊。那句话是,“你们也太黑暗了,三番五次地来想干什么?”母亲虽然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她觉得这句话比骂人还重。每提到这话,她都气愤不已,接着就是泪如雨下。


        当时已经上高小的我,对这句话也不甚理解。不过我把这句话整整琢磨了四十多年。其实,说这话的人,是一位中年农民,估计文化也不高,充其量是借用了政治术语。照他的本意,可能是,你们既然同意把爱民送给我们,就应当兑现承若。这样三番五次地来看望,会影响爱民融入我们的家庭。


        再有一层意辗转,就是该村人的议论,“这么漂亮的孩子,人家就能舍得送给你樊四?别做梦吧!”所以樊四也生怕爱民得而复失,就决心断了母亲的念头。后来,许多人对母亲说,以三斗玉米的代价,放弃那么俊美的孩子,太不值了。


        母亲在委屈、怨恨与后悔交织的网里挣扎,叹息和眼泪是她那时的表情。可能由于长时间的心情不好,免疫力下降,母亲患上了肺结核。我经常到县城的药店购买一种叫雷米封的药,就是专为母亲治病用的。


        1962年,母亲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都民。可以说,母亲是拖着病体,用生命的余光照耀着自己的儿子。由于奶水不足,都民从小就不太健康。好在国家困难时期即将过去,农村的状况有所好转。更主要的是,我同大弟弟在节假日能都帮大人干活,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都能挣到半个劳动力的分值。每年所欠的债务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到了1965年,母亲只能勉强给一家人做做饭,平时的洗洗涮涮,都靠年仅13岁的妹妹来承担了。在母亲病痛严重的时候,我同大弟弟用一辆板车(即架子车)拉着母亲到县医院求医。大多看的是中医,由大夫诊诊脉,抓几副中草药,由我给母亲熬煮。



        为给母亲看病,父亲借了人家许多钱。记得有次母亲又犯病了,身无分文的父亲满脸焦躁。正好我领了那个月的助学金——四块钱,再加一位要好的同学资助的一块。当我把这五块钱塞到父亲手里时,看到父亲脸上露出了一副可怜而无奈的笑。这副狼狈与惭愧交织的笑,雕像般地刻在的记忆深处。


        1966年的麦收之前,我与父亲拿着大哥从部队寄来的钱,带着母亲到西安求医。在第二附院,医生说母亲的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要首先从治疗高血压入手。联想到这些年,为断地借钱给母亲治病的经历,我觉得都可能是误诊,那些中草药好像在母亲身上没起过作用。这让我对中医产生了怀疑,并暗暗下定决心,将来长大了做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为像母亲一样的患者解除病痛。


        就在母亲积极配合治疗,症状有所减轻的时候,她不断地向我们述说自己的身世和往事,述说对自己早已夭折的两个儿子的思念。他常常流露出不想活下去的想法,说要不是有小都民在眼前跑来跑去,她早就要撒手人世了。她常常迁恨于父亲,以一种反叛的精神,斥骂父亲。


        贫贱夫妻百事哀。确实,父亲这辈子有许多对不住母亲的地方,而母亲是个心气特高的人,总想让自己的生活体面一些,可偏偏的事事不如人。正是这些不利于养病的心态,使母亲的病状没有跟本好转。


  1969年,母亲突然摔了一跤,造成半身不遂,父亲立即把我与大哥从部队唤回家。大哥面对五六年日夜思念的母亲——基本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母亲,几乎泣不成声。这位远近闻名的孝子,恨不得用自己的身体背负母亲所有的病痛。回到部队后,大哥经常给家里写信,询问母亲的病情,把自己节衣缩食的工资都寄回家里。


        1976年的9月份,大哥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回家探亲,我也一路陪同,回到母亲身边。已经半身不遂卧床五年的母亲,用啊呀之声同大哥一家人进行交流。这是人世上多么悲苦的一幕啊!


  就在我们归队两个月的时候,突然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由于我们都已经用过了自己的探亲假,部队已不可能再批我们回家。我们只好从战友处借钱寄回家,让父亲和在家的弟兄们操办母亲的丧事。每忆及此,我就感到很大的遗憾,没能再看一眼母亲,没能当面用赤子之泪送别母亲。


        据部队的医生讲,以母亲53岁的年龄,只要照顾得好,完全可以再活十年左右时间。后来才得知,母亲之死,完全出于一场阴谋。


        原来一些好心的本家老妇人,私下时给父亲出主意说,女儿出嫁了,三儿媳妇刚进门,谁还能给她端屎倒尿伺候,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叫她走吧!于是,暗夜里有一双罪恶的手,伸向了母亲。可能由于母亲的反抗和良心的发现,那双手停止了用力。


        第二天,母亲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啊啊地比划着,谁也不明白她的意思。几天几夜,母亲不吃不喝,执着地比划着,指着门外。到了第四天,1974年11月24日,死不瞑目的母亲,以手指向门外的姿势,告别了这个让她无比憎恨又无比留恋的人世。


        在安葬母亲的那天早晨,天降大雨。村人说,十一月下旬的天气,要么是下雪,要么是小雨,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村人扛抬着母亲的棺材,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母亲送进墓地。老天爷为饱受人间苦痛磨难的母亲流下了旷世之泪,这冬月的雨水,似乎要冲刷掉淤积在母亲命运中的所有不幸,也似乎要冲洗掉人世上的灾难与不公。


  母亲的不幸,首先是社会的不幸,其次是家庭的不幸。在她的同代人中,她与贫穷结缘太深,与疾病结缘太厚,与多子的负荷结缘太重,唯独与幸福无缘。也许在人间的极苦,能换取西天的极乐。愿母亲在天之灵得到慰藉和幸福,因为儿女们以成功的事业为她争得了荣光。

                      

        写于2008年冬至


 

(原载《百姓秋叶》文集,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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