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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张俊杰:我把新三届高考题虐了一个遍

2017-08-23 张俊杰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张俊杰,安徽歙县人,民盟盟员,195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黄山市政协副主席、安徽省政协常委。论文曾两次获得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政府奖)。喜爱散文写作,有作品入选《大学生作文选》《全国大学生优秀作文选》,出版散文集《神州走笔》,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作者

   

原题 

人生拐点

——我的三次高考


                                  

 中断11年的高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7年得以恢复,由此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成为中国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拐点,更是我们这些新三届幸运儿的人生拐点。


 1966年夏,我从歙县南乡的一所乡村小学——大阜小学毕业,这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而伯父又在美国,右派子弟加海外关系,使我的学习生活戛然而止。


于是,一个酷爱读书成绩优秀的少年被迫告别了校园,顺理成章成为歙县北岸公社阜西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员,稚嫩羸弱的肩膀扛起了繁重无比的劳动生活。那一年我12岁。


我是真想读书啊!听说半耕半读的呈村降农中录取政审要低一些,就赶紧约上与我类似的同学潘正惠,顾不上七月的中午骄阳似火,步行五六里赶到学校报名,最终潘正惠幸运地进了农中,而我却依然被拒之门外。


这时我们家六口人(姐姐已出嫁),九岁的大妹妹、两岁的小妹妹,一双小脚的外婆已年近七旬,曾是大阜小学解放后首任校长的父亲,历来不擅农活且疾病缠身,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当教师的妈妈每月43块5的工资艰难维持。


12岁的少年只能算半个劳动力,生产队每天出工,晚上评工分整劳力十分,而我就是从五分开始算,不过我态度非常认真,脏活、累活、苦活总是主动干抢着干,水稻耘田时大家都不愿意撒石灰,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承揽下来,朴实的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手把手教我做农活,一年又一年,我熟悉了农村的各种活计,挣的工分也不断提高了。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并没有在意,高考与一个小学生有何相干?一天晚上,许多小伙伴到我家里玩,大家聊起高考恢复的事,这个打算考大学那个准备报中专。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妈妈从学校回家了,听大伙儿说得热烈,她伤感地说了一句话:可惜我家俊杰没读过中学,不然也可以与你们一起去试一试。


大家默然了,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年考试可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呀,那一瞬间我萌生了念头:我要报考,哪怕只是了却妈妈的心愿!


到了第二天我又犹豫了,真的让我参加高考吗?会不会让别人笑话?这时老同学潘正惠动员我,他也只读了一年多农中就去学了篾匠编织竹器,这一次想考大学,如果我也考他就有个伴啊。


就这样,我们在公社教育专干程政远的支持下,顺利拿到了准考证,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


第一天考试是12月10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第二天分别考数学和政治。记得语文考试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第一次坐在考场里真是感慨万千。


这一年没有公布成绩,到1978年春节过后的2月15日录取结束,我们大队有三人考上,一个大专两个中专。


我落榜早在自己意料之中,这次能够有资格参加高考,能够看看高考试卷是啥样子,我就十分满足了,我的预定目标也就达到了。


1978年的高考是在7月,公社里3月底组织考生复习,由于当时我在生产队种蘑菇,菇房是一项技术活,人员是固定的,我也就没有参加脱产复习,买了点复习资料,借了几册中学课本,利用晚上看书复习。


三个多月后参加了高考,8月31日接到通知,我以高考文科305.3分被初选,这一年全公社大约七八十人参加高考仅四人进入初选,公社大院用大红榜进行公布。


我的入选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当然包括我自已。虽然最后以3.7分之差没能跨入大学校门,但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1979年是我人生的拐点。此前的1978年5月6日,父亲的错划“右派”得以改正,随后恢复公职安排在北岸中学任教,还应邀参加歙县侨务工作代表会议,应邀担任县政协委员。在家人的鼓励下,1979年春节过后,我就到北岸中学文科班进行复习。


这半年的正规学习,我十分刻苦,课堂上认真听讲,回到家做题看书。那时村里的火电只发电到晚上十点,十点以后就只有用煤油灯。每晚我总是盛上一大盆凉水放到房间,实在困了便把头伸进盆里清醒一下,有时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我的复习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父亲用他补发的工资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大妹妹承担起家里家外的所有事情。北岸中学的老师也特别好,许元涛老师、汪风老师的语文、方升杰老师的地理等,都是我最爱上的课。


我数学底子差,曹碧旺老师每天中午给我补习一小时,使我的数学测验由最初的几分十几分,提升到二三十分乃至四五十分。许老师则把我的作文印成复习讲义发给全校高三年级。


方老师在地理测验评分时对我特别严格,督促我答题要精准再精准,果然在高考时,地理卷满分一百分,我居然考了94.5分,是全省历届最高分,也是我复习时在方老师手上从没拿过的高分,这大概就是分类施教严师才能出高徒吧。


1979年的高考我考得很轻松,但有一次特别惊险的意外,记不清是哪一科考试,我开考前半小时到了学校,但发现准考证没带,没带准考证是绝对不能进场的。当时我慌了,赶忙以最快速度骑车赶回家,取了准考证再到考场,仅剩不到一分钟就停止入场了,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得知并让我感动的是,学校领导老师与我一样紧张,他们已准备让负责打铃的老师等我进教室后才打铃开考呢!


1979年高考成绩下来,我以334.5的高分位居全县文科第一名,当年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330分。北岸中学这一年考得特别好,比我分数稍低的应届生朱龙杰和汪雷两位同学,分别进入了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我则被录取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新三届中的一员。


我考上了大学,在四里八乡引起了轰动,我的家人自然也特别开心。去芜湖安徽师大报到的那天,父母亲与我在歙县照相馆照了张合影,他们心底的喜悦流露在眉梢。


转眼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17年4月,我带队到芜湖考察智慧城市建设,下榻在与安师大一墙之隔的铁山宾馆,晚饭后我散步来到熟悉的校园,在我们当年的教室里,年轻的学子们正在静静地自习,我悄悄走进去在后排坐下,请一位同学为我照了张像。


这些年轻的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走来只要靠自己努力就行,他们或许不知,这种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老一辈新三届的坎坷人生中,是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拐点,受教育权的公平公正,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当年小平同志力排众议而率先恢复高考,其魄力和远见将永载史册。


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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