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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王世浩:一份红卫兵大串联的真实记录

2018-01-11 王世浩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世浩,1966年在北京高中毕业,1966年~1968年文革期间在校逗留,1968年~197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0团5营9连(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九队)务农。


原题

那些年,那些事


      

那场骇人听闻的、几乎令国家走向崩溃边缘的大革命,使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学习权利被无端剝夺,身心健康被严重摧残,精神世界被极度扭曲。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对革命二字的理解,一直认为是正面和褒义的。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二字似乎就成了血腥、暴力和残忍的代名词。于是乎远离它、躲避它就成为唯一可选择的取向。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中最令我难忘的也只剩下这两件事了。一件是高中毕业了,我报考的大学外语专业,在面试、口试、政审都过关的情况下,大学停止招生了,这件事让我终生耿耿于怀。好在后续努力自己又打开了这扇大门。

 

另一件就是大串联,它给了我走遍祖国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的机会,饱览祖国的辽阔、壮美。今生绝不会再有这种美事了,所以有些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红卫兵后,周总理等來到金水桥和我们执行标兵任务的首都红卫兵合影。左5未戴帽者是作者

 

记得那是1967年的7月中下旬,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决定到外地串联。之所以这么晚才出去,是因为1966年高中毕业后,大学招生就全面停止了。原以为只是暂时停止招生,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于是我们几个人不谋而合,就坚持在学校边“闹革命”,边复习功课,等待高考恢复。

 

我们能下决心这样做,完全是听取教政治的安菊英老师的劝导。她原来是中南海毛主席警卫部队的理论教员。她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参与进来,你们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认真复习准备高考。”


可是我们苦苦等了半年多,最后希望还是破灭了,正应了郭沫若的那句“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破烂诗句,如此一来也就彻底死心了,万念俱灰。不过那段难忘的复习经历,为后来自学考上经济管理大专打下了基础。回首往事,安老师的谆谆教诲真是言近旨远、师恩如山呀!

 

其实到外地串联,也是我们四个人翘首以盼的了。听串联回来的同学讲外面的见闻、风景和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场面,心里早就“痒痒”了。特别想到外面社会闯荡,就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经风雨见世面”,当一回真正的“逍遥派”。我们制定的第一阶段串联路线是南京、长沙,最后返回来,去古城西安、延安等地。第二阶段是去上海,青岛、济南。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们一行四人准时到达丰台火车站。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清一色的红卫兵,人人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有的举着红卫兵大旗,有的抱着毛主席像。口号声、歌声、读毛主席语录声以及车站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

 

大约9点钟一列火车进站了,车体上挂着北京至广州的牌子。车还未停稳人们就跟着列车跑起来,待列车停稳车门打开,大家仿佛像开了闸的潮水一般蜂拥而上,场面十分混乱,实在挤不上去的,就从车窗爬进去。

 

我们几个一看这情况,就想打退堂鼓,这时小东说:“别着急呀,咱们到车头去,给司机读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然后就借机留在车头里。”“嘿!你小子鬼点子说来就来”,我们齐声赞许,一起向车头跑去。

 

因为这趟车要经过毛主席家乡长沙,所以车头是东风内燃机车。我们站在驾驶室门口读毛主席语录,司机一看马上把驾驶室车门打开,我们就势上车。正好这时车站的开车铃响了,司机说你们也别下车了,走到车厢就来不及了。我们四人互相对视一下,心里按捺不住的兴奋,略施小计,遂心如意得来全不费功夫!

 

列车缓缓起动了。司机问我们读几年级到哪里去,我说:“今年高三毕业了,我们要去湖南,到毛主席故乡,师傅什么时候到哇?”


司机叹了口气说:“唉!真可惜呀,大学也考不成了,白耽误这12年的时光了。什么时候到我也说不准,现在是逢站必停,一停下来就没有准时刻。有些站本不该停,但是人们都站在铁道上,只好停车上人,这么热的天严重超员,人很容易中暑。在这种危险状态下开车我内心非常担忧。”


听师傅说完,我们庆幸在车头上很舒服,同时在想车厢里的人像鲨丁鱼罐头一样挤着该多难受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师傅把我们叫醒,告诉我们长沙马上就到了。我揉揉眼睛往窗外一看,漆黑一片,师傅说现在是晚上10点多,我们匆忙和师傅告别下车。站台上人头攒动,熙来攘往,我们四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找到省体院接待站住下。

 

在长沙的三天,这身绿军装、红卫兵袖章就是通行证,无论到哪儿吃饭、住宿、乘车都不用担心。长沙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语文课本中所描写的湖南名胜:韶山、湘潭、橘子洲、岳麓书院、爱晚亭、黄兴墓……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在橘子洲头,我们站在毛主席当年站立的地方,思绪万千,高声朗诵毛主席的诗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们这么漫无目的游蕩算什么呢?成了废物、碌碌庸才!

 

       第四天早晨,我们四人逛街,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在一条很小的胡同口看见一位老大爷,推着平板车卖柚子。在那个年代小商贩被视为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抓住了不但东西要没收,而且人还要被批斗。

 

大爷看见我们过来,吓得扔下车就跑。我们说:“大爷,您别跑哇,我们买柚子。”大爷停下来转过身说:“你们自己拿吧。”大伟说:“我们是买,给钱的,多少钱一个?”


大爷半信半疑地说:“一角钱一个。”“给您四角钱我们买四个,您赶快过来,把钱给您呀。”大爷犹豫片刻,步履蹒跚地走到他的板车跟前,颤巍巍地伸出他那手背爬满“蚯蚓”的、瘦骨嶙峋的双手接过四角钱,苍白干瘪的嘴嘟嘟囔囔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我们四人每人挑一个大的,扭头便走,心里暗自高兴,真他妈合算这么大个才一角钱,也不知道真的这么便宜还是大爷害怕不敢多要钱。我得意忘形地把柚子抛向空中,然后接住,似乎在打篮球。


大伟则迫不及待地拿出水果刀,小心翼翼地剥着,生怕扎得太深把肉扎烂,剥了一层没看见肉,又剥一层还未见肉,接着又剥了二三层还未见肉,我拿过水果刀,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哧一刀,深深地扎进去,然后剥开,这才看见柚子肉。


我们顿时楞住了,接着大笑起来,一角钱买一个橘子,真它妈“合算”!这成了我们后来的谈资笑料,今年在我们古稀之年的校友聚会上,大家还津津乐道地说起此事。

 

12点多吃完中饭,我们到了火车站,这里已是人声鼎沸、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正播送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小队红卫兵押着一个老头,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从办公楼里走出来。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波澜壮阔,和北京毫无二致。

 

     列车徐徐进站,人群片刻骚动起来。今天没那么幸运去车头了,是一台蒸气机车。我们四个人紧挨一起,随着人流往车上挤,啊!总算挤上去了,但是已经没座了。大伟突然捅我后背一下,悄悄地说:“你看那个头顶皮箱的人,被人潮挤进去退出来,半天也挤不上来。只见他走到一个车窗口,把皮箱递进去,然后他回到车门处,终于挤上来了。”大伟说完冲我诡秘地一笑。

 

车厢内充斥着汗臭味,不论男女,个个都汗流夹背。可想而知,盛夏时节好几天未换衣服能没有味吗?我们被挤到车厢中部。列车开起来了,总算从车窗吹进点风来,但仍然感觉热。小东脱了衬衫说道那天在车头里真美呀。这句话似乎提醒了大伟,他笑眯眯地说:“看见行李架上的皮箱吗?别着急,一会儿就有好戏看,瞧我的,听我指挥”。

 

只见他拍拍手,大声喊道:“大家请安静,刚才大家看见有个人从车窗递上来一个皮箱吧?这个人到现在也没出现。红卫兵战友们,前边马上就到长江大桥了,假如皮箱内装有定时炸弹,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伟话音刚落,车厢里顷刻间鸦雀无声,只见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行车架上的人轻轻跳到地板上,座位下边、厕所里的人迅速跑出来,呼啦一下全退到车厢两头门口,唯恐丝毫的震动引爆炸弹。

 

忽然有人压低嗓音喊道:“赶快把皮箱扔出去。”有人说不能扔,一震动炸弹就有可能爆炸,那火车也炸了。忽然,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小个子说:“赶快把皮箱打开看看,万一没有炸弹呢?”


大伟噌的一下跳到椅子上,拿出水果刀说:“按照大家的意思,马上打开皮箱。现在我数到五,皮箱主人再不来我就……”大伟话音未落,那小个子吓得比免子跑得还快,车厢里顿时也乱起来,赶快打开吧,别啰嗦了!

 

只见大伟拿着水果刀假惺惺地、小心翼翼地撬锁。我、二青和小东时刻准备着卧倒,远处的女生用手捂着耳朵。其实我们几个心里还真不清楚箱子里是否有炸弹,主要是箱子主人不見面,才让我们顿生疑虑,当然,真正目的是要找座位。

 

正在这时箱子主人出现了,他满头大汗地挤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打开吧,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令人钦佩。”他主动拿出钥匙打开箱子准备把东西倒在地上,只听有人厉声说道:“不要倒,慢慢拿。”这时那人用两个手指轻轻的把箱子里的衬衫、袜子、裤衩、毛巾等一件一件慢拿出来,然后举起空箱转一圈给大家看。

 

“呜……”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列车驶上长江大桥,车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说:“你赶紧把东西装起来,以后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大家急急忙忙抢座位,哈哈,我们终于不用站着啦。

 

列车走走停停,到达南京己经是傍晚5点多。走出火车站,我们四个人围在一起,哈哈大笑,为我们的恶作剧找到座位庆贺。“好了别在这儿笑了,赶快走吧,好多人在看咱们。今儿个咱们的事做得有点过分了,火车那些人这会儿肯定琢磨过來了,指不定怎么骂咱们呢?尤其是那提皮箱的傢伙,真是哑巴吃黄莲。”

 

大伟说:“拉倒吧,你別猫哭耗子假慈悲了啊,我看你坐在椅子上笑眯眯,挺滋润的嘛。”“现在我们去找接待站,洗澡、吃饭,然后好好休息一下,今晚哪儿都不去了。”


我话还没说完,二青说:“咱们今晚别去找接待站了,我带你们去警备区司令部找我侄子,在他那儿吃、住。”


我们感到很奇怪,你侄子?他工作了吗?你才多大呀?他比你更小了,住那儿哪行啊?“走吧,我侄子是警备区司令员!”

 

哈哈,我们两个大笑起来,正在喝水的小东忍不住,喷了个二青“满脸花”:“你什么时候成了二叔了?还有个司令员的侄子?”二青伏在小东后背边擦脸边得意的说:“怎么着?你们还別不服气!我这是萝卜长在畦埂上,辈儿大。你们不信是吧,等一会儿看,这事要是真的,你们每人喊我一声二叔。”

 

笑归笑,我们还是跟着他走,不一会儿来到警备司令部。站岗的卫兵问我们:“找什么人”?二青说:“找司令员”,“你是谁”?“我是他二叔。”


卫兵打量一眼二青,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你是司令员二叔?开啥子玩笑哟?你等着我打电话报告一下。”说完转身走进岗亭,过一会儿他从里边出来,“你们先到值班室去休息会吧,司令员马上就到。”

 

不一会,一辆苏联嘎斯69吉普车开过来,停在值班室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军人走进值班室,看样子像军官。一见二青先是敬个军礼,然后腼腆地叫声“二叔”,二青说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我们三个人凑在一块低声说:”还真是他侄子。”在南京待了两天,看看总统府、中山陵、雨花台。晚上在警备司令部招待所洗澡、洗洗衣服,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在司令员家吃完早饭,坐着嘎斯69吉普车去火车站,开始向古城西安进军。

 

二青这回真成了二叔了,一路上大家不停地叫他二叔,后來改叫他二青叔。开始他沾沾自喜,“有叫必应”,慢慢地叫得他烦了,突然他大吼一声::“别叫了”。


大伟嘻皮笑脸地拍拍二青肩膀:“给每人买根冰棍就不叫了。”“呸!做梦娶媳妇,想美事呢。”大伟一缩脖子:“哟!翻脸了。”


文革中在北京香山“鬼見愁”

 

几经周转,到达古城西安。列车上连餐车也没有,一个个饿得无精打采,下车后每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碗羊汤泡馍,在西安体院住了一夜。第二天早5点坐上一辆带棚卡车去延安。


车厢里没有座,坐在车厢板上,那山路不平,颠得人受不了,站起来那棚又太低,还得弯着腰,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过了洛川路稍微好点,多少能坐一会。这真有点像革命战争时期,志士仁人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一样。

 

晚上6点终于到了,天己黄昏。隐约能看见宝塔,大街上马车、驴车一过尘土飞扬,朦胧中能看见昏黄得像萤火虫般的路灯。我们四人被安排在一所中学住下,这学校条件很差,桌椅很破旧。第二天早上去食堂吃饭,吃的窝头、小米粥、咸菜,几只大狗在桌子下边钻来钻去,吓得我们没吃饱就走了。

 

我们抓紧时间去了“七大”会址、枣园、毛主席当年办公的窑洞、宝塔山、鲁艺,杨家岭,王家坪等,由于早上没吃饱,加上路上奔波,饿得前心贴后背了。这地方连个小饭馆都没有,居然找不到食品商店。

 

正着急呢,忽然看见几个老大娘挎着小柳条篮子,过去一看是卖大红枣的。嘿!枣又红又大,有鸡蛋那么大,不行就买点枣吃,也能填饱肚子。我走过去问打头的老大娘:“大娘,您这枣怎么卖?”“一角五一斤。”“太贵了,”我说。转身问第二个大娘,她告诉我:“五分钱三两,”嘿!这个便宜,于是我们称了三角钱的,顾不上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吃着吃着,越琢磨越不对劲。五分钱三两,这一角五分才称九两,三角钱才称一斤八两,那个老太太三角钱称二斤。堂堂的高中生,而且是学校的高才生,还不如革命老区的老大娘。怪不得延安能成为革命根据地呢。


唉,可悲!这书算是白读了。亏得大学招生停了,既便是不停招,想考也不一定能考上,无疑这也成了校友们聊天的“孜然粉”了。

 

为期十余天的串联结束了。

 

我们从祖国的中心北京出发,首先来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然后到南京拜竭孙中山先生大总府及陵墓,最后到达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越过长江,跨过黄河,两眼看到满墻的大字报,到处是标语、横幅,充斥两耳的是口号声、革命歌曲声,所接触的同龄人都成了狂热、徬徨、忧郁乃至颠狂的一代。


我们既没有播撒什么革命的火种,也谈不上有什么收获,除了茫然和不知所措,就是无所事事,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命运呢?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2012年在南京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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