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读书|《语言的诞生》（2020，丹尼尔·L. 埃弗雷特，中信出版集团）
领读：王亦斌、刘锦涛、王玮振
弘毅学堂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
一、引言
大家好！今天由我们为大家介绍《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故事》。
作者将语言称为一种发明。什么是发明？作者说：“发明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比如电灯不是爱迪生完完全全自己发明的，他的工作是建立在200年前富兰克林电力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人发明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创造力、想法、早期尝试及其所在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项发明都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语言也是如此。语言，是我们复杂的大脑在文化层面逐渐塑造而来的。”可见，作者非常强调文化对语言形成的重要性。
实际上，作者的这种观点驳斥了另一位被普遍认可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乔姆斯基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人脑有着一种先天遗传下来的特定属性，没有这些属性，人脑的语言系统就不可能发育成长，它是人脑的初始态，并成为人类学会使用语言的内因根据。普遍语法可以看成计算机的硬件或者软件，乔姆斯基断言，人类先天就具备了学习某种语言的能力，即语言习得机制，并认为语言的诞生是由于大约5万年前到10万年前的单个基因突变而产生的，这种基因突变使得智人拥有了建构复杂的递归句子的能力。*
通过以往的证据，的确可以发现“普遍语法”和我们日常经验有相符合的地方，比如世界上许多语言之间有类似的语法和习惯等。那么作者为何会驳斥这样一个看似已经相对成熟的理论呢？这需要从作者在亚马逊雨林几十年的经历讲起。
（若想了解作者的更多经历，可观看纪录片《幸福的语法》）
作者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巴西亚马孙州的皮拉罕人聚居的村庄，十余年里，皮拉罕人的生活态度不仅改变了他的信仰和生活，还带给他一些奇特的发现，比如：
一些音的发音依说话者的性别决定；
没有数字，只有“很少”“很多”之类的描述词；
没有关于颜色的抽象词；
一个词汇同时可用于很多不同的意思，只是语调轻微的变化；
皮拉罕语可用口哨或哼唱交流；
最重要的是，皮拉罕语的句型结构极为简单，不存在递归的复杂句子。
正是这样一种语言，作者发现了和“普遍语法”理论矛盾的地方。乔姆斯基说，基因让我们拥有建构递归性的能力，而递归性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基础，可是现在这种语言却没有递归性。因此，面对无数争议，作者正是要反驳语言诞生于基因的说法。作者强调的是文化的塑造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从而有了语言的进化。而本书正是作者主要观点的阐释和论证。
二、主要观点
这本书主要展示了以下观点：
（一）以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为模型描述语言诞生和进化过程，即：语言进化过程是符号演进过程，从指示符号至象征符号，再至抽象符号，抽象符号的线性组合产生语言。
（二）语法的进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线性组合结构至层次结构，再至递归结构。语法的复杂性程度由文化决定（至今依然存在线性组合结构的语言，比如皮拉罕语提供了一个反例，没有递归结构，并没有遵循乔姆斯基所说的普遍语法），语法不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不是语言天赋的特征。
（三）在强调语言产生依赖于生物和文化因素协同作用的同时，更加突出文化的重要性。
（四）在考古证据的基础上，论断直立人拥有较高水平的文化和抽象符号，大胆推断直立人是最早拥有语言的人属物种。
三、第一部分“最早的人族”（第1-4章）
人类是在对符号的运用和积累中掌握语言的。
在第1-2章，关于语言如何诞生的问题，埃弗里特认为象征符号是将人类推上语言之路的发明，并提到语言起源的符号发展理论，即语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标引符号（如熊的脚印与熊对应）到图像符号再到最后的象征符号，简单的象征符号又会建构成复杂的象征符号，最终达到语言进化的一个阶段，将各种符号结合起来形成语法。
为了论证语言起源于符号的观点，埃弗利特举出“语言鸿沟”这一概念：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鸿沟，迄今为止这种现象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产生鸿沟的更合理原因是漫长积累，而非缺少实质证据的基因突变。有的人认为这种鸿沟是因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生理构造，还有人声称是因为上帝设计，但更可能的是，这种鸿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由文化激发的相应变化形成的。因此，人类的语言最开始并不起眼，它与其他许多动物的交流系统没什么不同。人类是在对符号的运用和积累中掌握语言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人属物种发展出了比其他所有生物都要优越的社会复杂性文化以及生理构造和神经构造。
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被埃弗里特看作研究语言进化阶段的最佳模型。埃弗里特称“皮尔士的理论间接推测了从自然符号到图像符号再到人为创造的象征符号的发展过程”。作者在这里表达了一个主要论点：语言是从符号演化而来的。之所以提到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是因为它证明了符号能够向复杂化发展，“间接推测了从自然符号再到人为创造的象征符号的发展过程”。而象征符号由于其意义与形式之间产生约定，因此实际上已经是语言的雏形。
这一假说得到了考古记录的支持。300多万年来，从南方古猿到智人，人类一直在收集视觉图像符号，这表明图像符号拥有者很可能掌握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
（人们在南非马卡潘斯盖洞穴发现了这块5厘米宽、8厘米长的石头。它显然不是某种工具，且明显是被人为带入洞穴的。其他所有石头都被制成了工具，唯独这块卵石没有。因此目前最好的解释是：这块卵石是因为看起来像人脸而被收藏的。）
在第3章题为“人族启程”，内容聚焦直立人，依据考古证据详细描述其行为、认知、文化，推断直立人拥有“真正的”语言，尽管这种语言可能只有线性结构，缺乏层次结构或递归结构。因此论证了作者的观点：直立人（而不是智人）是最早拥有语言的人属物种。
第4章围绕“什么是语言”展开论述。语法和语言不是等同概念，复杂语法并非语言的必要成分。语法既非最先出现，也非最后出现，而是在与抽象符号和文化协同作用中发展，是交际中信息加工复杂性需求的副产品。
作者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交际，而非思维。歧义和含糊的语言表达不是否定语言交际功能的理由。语言进化过程是符号的演进过程。虽然符号演进过程漫长，但从概念而言只需迈出一小步（如：把树根误以为蛇，可能使树根变成象似符号、甚至抽象符号）。一旦抽象符号产生，就可以通过线性组合构成线性语言。直立人的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体现于手工制品和工具，与语言符号一样具有任意性、意图性和移位特征，因此与语言符号应该同现。**
四、第二部分：人类对语言的生理适应（第5-8章）
经验和文化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和基因
第5章题为“人类拥有更好的大脑”，认为人类的非凡成就（包括语言）取决于智力提升，智力提升归因于大脑和文化进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具体观点包括：
（一）人类文化成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语言，而应归因于智力提升。
（二）智力提升离不开生物进化（如：妊娠期和未成年期的延长，大脑月状沟不断后退、后联合皮层的形成和发展，脑容量增加，大脑左右半球功能不对称性增强，布洛卡区形成）和文化进化（如：群体增大、社会复杂性和合作需求的提升）。而文化进化能有效解释为何人类自智人产生后大脑没有发生明显宏观进化但却取得非凡成就。那就是，由于大脑的弹性，文化促使大脑发生微观进化，提升了智力。直立人大脑布洛卡区的出现、左右半脑的功能不对称性、工具（尤其是非石器）制造技术都表明他们拥有较高的智力、文化水平和某种形式的语言。
（三）直立人在解剖特征（如：凸颌、缺乏现代人的舌骨）和基因特征上与现代人的差异暗示他们的语言可能因元音数量有限而比较含混不清、难以传播较远距离、他们可能更加“沉默”。
（四）工具制造的复杂性与语言句法的复杂性没有直接关联。
第6章“大脑如何使语言成为可能”主要讨论人类大脑中是否存在语言的专业化区域。迄今，虽然大脑中的一些区域（包括基底神经节、布洛区、韦尼克区、BA44 等）被认为与语言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区域的功能并非是单一的。因此，语言在大脑中存在专业化区域、且由基因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语言涉及到大脑很多区域的协同活动。即使大脑的某些区域呈现专业化的倾向，这也是经验和文化的影响所致。
第7章“当大脑出现问题时”聚焦所谓的特定性语言障碍（SLI），旨在为否定大脑中存在语言的专业化区域的观点提供进一步证据。作者对SLI 这个术语表示质疑，以布洛卡区失语症、韦尼克区失语症、自闭症为例指出，这些所谓语言障碍并非是性质单一的病症，影响的并非是单一的认知功能。尤其是自闭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更是道出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不存在语言独有的病症，也不存在专门负责语言的大脑区域。
第8章“用舌头说话”探讨言语能力是如何进化的。本章的要点可以归纳为：
（一）人属物种的言语表达和感知能力是在几百万年过程中同步进化的。（二）言语能力的基础是呼吸道（尤其是喉部及其相关的声道特征）和大脑的进化。
（三）相比现代人类，虽然直立人在发声器官（如：舌骨、喉上声道）上存在差异，也没有现代人类的 FOXP2，且基底神经节和大脑皮层的联系不如现代人类那么强，但这只表明他们能够区别的音素数量有限、言语控制能力更弱，并不是直立人缺乏言语的证据。鉴于直立人能够记忆大量抽象符号，在文化和语境支撑下，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抽象符号。而且，他们对语言的依赖会产生鲍德温效应，促使其后代言语能力的增强以及大脑相关控制中心的进化。
（四）黑猩猩和直立人有着类似的声道特征，黑猩猩不会说话的根本原因并非与声道有关，而是与大脑有关。
五、第三部分“语言形式的演变”（第9-11章）
文化不仅影响语言的词汇，并影响语言的整个语法
在第9章，作者认为，话语跟会话是语言的顶峰。语法是语言在象征符号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明，它是一套组织原则，可以让象征符号按照结构组织成更复杂的话语。一来，它可以让说者更加有效地组织语言，二来可以让听者知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和分析。语法同时以垂直方式跟水平方式两种方式组织，把信息打包成话语和短语来促进交流，比如把无意义的声音按照一定顺序组合成有意义的词语。例如a、c、t这三个声音本来是不具备意义的，但是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可以成为cat这个单词，表示猫的意思。作者称这种组织形式为规则的双重性。当人们掌握了象征符号跟这样一种规则之后，便可以用它来造句交流，或者用它来分析符号象征符号的内部结构。而且，在这一规则的运用、发展中，产生了音节跟词语的体系。
音节是言语的单位，通过对音素的组织和约束，使得语音能够让人更好地感知和记忆。它也可以进一步组织为单词、短语、段落、篇章、会话等。从语音角度而言，这就构建出了完整的音位层级。而对于文字而言，也可以这样层层组合。
而在会话中，这种组合规则也有所体现。比如John saw Mary，横向的这几个词组合成了一句话，它们彼此就属于横向的横组合组织关系；而纵向上saw可以替换为called等词，纵向上可供选择和替代词语就属于纵向的聚合组织关系。
在语法层面，作者主张人类语法只有线性语法、层级语法和递归层级语法这三种组织模式，其适用于任何语言，简称G1、G2和G3。
线性语法是最简单的，仅需要按照文化规定的顺序从左到右排列出话语，不需要额外的结构，易于掌握。在作者看来，只要拥有具备象征符号、语调和手势的线性语法，就可以形成G1语言——最简单的人类全语言。而G2语言中就会出现“小张听小王说小刘人很好”这样的一种层级结构，但是没有递归。G3语言在作者看来则必须同时拥有层级结构和递归。但是他也强调，对交流来讲是否存在递归并不重要，使最初的人类语言成为可能的是G1语法这样的基本人类语法。总的来说，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是成熟的，没有哪种语言高于或者逊色于其他语言，具体使用哪一种语法组织模式则是由文化在发展中决定的。
在第10章，作者从别的角度继续寻找文化对语言的作用的证据，他从我们说话时会使用的手势说起。对于手势，作者也格外强调：“手势不是语言的扩充。没有手势就没有语言，二者密不可分。大多数手势都是无意识的使用，利用的是隐性知识。手势是由它们所增强的语言以及它们产生的文化的需求塑造的。”而手势的目标是“言后效应”，即说者希望其语言对听者产生的影响。对于手势和言语的关系，作者认同戴维·麦克尼尔的观点，即手语或模仿性手势等可以代替言语的手势，实际上与言语互相排斥，它们可以取代言语，而不会被言语取代，因而言语早于手势出现，否则便不会出现了。因此，手势和语言协同进化，不是先有手势而后再过渡到言语。
手语尤其特殊（在这里“手语”和“手势”是被严格定义区分开，二者完全不同），作者这样表述：“手语是成熟的语言，具有口语的所有特征，如词语、句子、故事，甚至还有代替口语中以手势和语调表示强调的表达方式。手语是借助不同种类的身体和手部动作以及面部表情来进行这些表达的。在我们讨论语言的进化时，记住基于手势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是，手语既不增强口语，也不与口语互动。”因此，手语虽然看似可以在群体中自发产生，但是，手语知识和结构并非天赋，而是在文化和交际压力下产生。手语知识可以学得；手语中的符号组序与言语词序一样，是文化压力和信息组织的效率需求使然。
说到手势对交流的促进作用，作者介绍了汇集点这一概念，意指话语中的两个时间不连续的部分聚集在一起——通过重复相同的手势，表示具有这种手势的点构成一个单位。实质上，汇集点是通过手势来标记话语连续性的一种方式。比如在一次对话中，你每提到刚刚和你共进午餐的一位朋友，就张开一只手，手心向上握拳，这个手势就会和这位朋友相关联，突出你谈话中和他有关的部分，使听者更容易理解你的话语。
在交流中，说者会自然地让手势和言语协调一致，来突出表达的内容。一些相关实验证明，即便是因病对自己的手缺乏感知的人，也在交流时使用手势。并且，手势和言语之间的联系也具有文化可塑性。例如，据考古研究人员证明，澳大利亚的阿伦特人（Arrernte）经常在说话后才使用手势。作者认为，他们只是喜欢将手势放在言语之后。手势和言语之间缺乏同步只是一种文化选择，一种文化价值。在这里，手势的作用是回应并加强言语。
总而言之，手势充分受到交际需求的推动，因为非常有用，所以各种手语和手势都会出现。其有用性解释了其普遍性。
在第11章，作者再次强调引言中的观点，即：语言不是完美的交际系统，不可能传达所有意欲表达的思想；但是，语言同时又“足够好”，因为语言层面未表达的内容可以在文化的支撑下推断出来。作者联系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强调了文化和语境对交际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认为直立人由于发声、社会复杂性等局限，其语言交际可能更加依赖于文化和语境。“语言从不把一切都表达出来，细节由文化来填补。”
在作者看来，“就语言而言，人类语法和声音系统并不要求最佳——事实上，它们从来都不是最佳的。语言把任务完成得还可以，但从来不完美。语言的这一特点有力地表明，语言是一个古老的发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不断被修补。基本沟通策略通常是有效的，但也经常失败——例如，一个人省略了自认为对方共享的信息，或是在将一种文化、个人或者语言中的概念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时，由于不记得或者缺失一个词，甚至缺失一个句子，导致交流失败。人类语言有漏洞。人类语言不是数学的、完全合乎逻辑的代码。任何一篇文章或评论都充满了没有陈述出来的判断、观点、价值观和知识。”在人际交往中，这种信息的‘语义欠明’及其隐含的性质意义重大，没有陈述出来的内容总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文化，就没有语言。
在实际交流中，说者不会试图解释清楚话语中每一个概念背后的含义，这要靠听者运用自己的经历、知识等等加以解读，两者都知道这一点。语言、心理和文化共同进化，产生了世界、个性、文化理解、当下事件等之间的语境联系，这样才可能全面解读语言。
五、第四部分“语言的文化演变”（第12章）
作为文化要素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等对于语言进化至关重要
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基于相似经历，能够形成共有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的理解，从而产生相似的感知、思维、交际、饮食方式，甚至是相似体型。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极易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规约，也就没有语言。
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化。语言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地理上的分离，或者是因为年龄、经济、种族和许多其他因素的不同偏好。比如年纪大一些的长辈有时候和我们用词的偏好就不太相同。再比如英语是撒克逊人穿越英吉利海峡后，从德语演变而来的。语言进化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这三要素都归属文化之中。
文化，包含种种生活方式，是培养出来的。模仿是文化的种子，人们会无意识地采用与他们交谈最多的人的发音、语法模式、词汇和会话风格。荷兰人不同于比利时人或英国人，因为其心智接受塑造的方式不同,他们在特定价值观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以及他们对其价值观、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定义不同、优先级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鉴于直立人拥有文化，其每个群体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的理解，作者因此说：“直立人社会有文化。从一开始，人类就有了更大的大脑和新的经历，创造了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使他们能够在地球上漫游、航行和建立地球历史上最初的社群。我们来自这些创建于6万多代以前的文化。我们欠直立人的债是不可估量的。它们不是穴居人。直立人是男人、女人和儿童，是最早的开口说话和生活在由文化联系的社群里的人。”
七、总结和评价
语言的语法既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存在线性组合结构的语言，如皮拉罕语和儿童最初阶段的语言，也存在层次结构的语言和递归结构的语言。而线性组合结构已被许多实证研究证明是语言的最基本结构。因此，递归结构是基因突变所致的语言普遍特征的观点令人质疑。递归能力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是否是交际适应，能否体现在语言中，则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适应等因素。
文化在语言进化过程中有极大作用。文化不仅是抽象符号产生的基础、制约着语法结构的复杂性，而且，在整个进化过程与生物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甚至当我们说“生物进化为语言奠定基础”时，我们也必须考虑生物基础从何而来。
至于直立人是否拥有语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方面，作者为直立人的抽象符号使用和文化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证据，另一方面，如作者所言，现代人类的发声器官不是语言的必要条件———手语是有力的佐证。总之，该著作对语言的句法中心论和基因突变论提出了挑战，对语言进化的符号演进假设和文化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证，是语言进化研究的有价值参考文献。***
注释：
*递归指反复使用相同规则来生成无穷的短语或句子的语法手段，比如：张三说李四说王五搬了新家。
**这里的论证思路是：直立人的手工制品和工具体现出这些符号特征，语言的进化就是符号的演变进化，因此直立人必然有简单语言。
**参见：姚岚.《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述评[J].当代语言学,2020(04): 622-626.
“弘毅读书”栏目来自杨旭老师所代的《现代语言学》课程，参与者为弘毅学堂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文稿是在他们读书报告的录音转写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目包括：LeraBoroditsky观点介绍（非书）、《思维是平的》（2020）、《汉语的语词理据》（2001）、《表情包密码》（2021）、《嬗变中的网络语言》（2019）、《一本正经说“脏话” 》（豆瓣）、《人类语言的故事》（2021）、《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了不起的身体语言》（2020）、《动物的秘密语言》（2017）、《语言的诞生》（2019）、《风格感觉 21世纪写作指南》（2018）、《语言、演化与大脑》（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