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温斯莱特：非常多的成年女性被“文盲羞耻”所困
《朗读者》剧照
什么是“文盲羞耻”？
本哈德·施克林在小说《朗读者》中写道：
对于这种文盲群体对于自身不识字的状态会产生自卑、羞耻心理的现象，我们按照杨旭老师的说法，称之为“文盲羞耻”（illiteracy shame）。个人的尊严与羞耻实际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内心有着深刻羞耻感的人，往往会表现出特别的自信与尊严，为了维护尊严，他们不惜以谎言来掩盖内心的羞耻。视“文盲”为奇耻大辱的文盲群体，在生活中会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不识字的状态，避免一切需要与文字相关的活动，他们害怕旁人向他们投来鄙夷的目光，害怕受到社会的嘲笑。许多文盲向他们的雇主、同事、子女、甚至配偶隐瞒他们无法识字。有研究表明，53%的文盲成年人从未告诉过他们的孩子他们没有阅读能力。[2]
“文盲羞耻”的心理不仅对文盲群体的生活造成了阻碍，也加重了精神压力，敏感的心理状态使他们过度关注外界的评价，催生暴躁易怒的情绪。这种负面情绪会阻止个人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来识字，使这个问题在个人的一生中长期存在。
在电影《朗读者》中，汉娜同样视文盲身份为耻辱，谨慎地掩盖不识字的事实：在米夏向汉娜吐槽学习无聊并且自己可能会被留级时，汉娜忍不住大怒，让米夏滚，并情绪激动地表示做售票员才是真正的无聊和呆板；在与米夏外出吃饭时，汉娜看不懂菜单，只好假装让米夏先点，自己要一份和米夏一样的，并且当邻桌的小孩子发出笑声时，敏感多疑的性格使她认为自己受到了嘲笑，无地自容；在做售票员时，汉娜因为出色的工作曾获得了在办公室工作的机会，可是汉娜却选择逃走，因为在办公室工作就避免不了与文字的接触，也就无可避免地要暴露文盲身份，汉娜的自尊心使她不能容忍任何暴露身份、受到他人歧视的可能性，所以她宁愿放弃工作机会，放弃与米夏的爱情而远走他乡。“文盲羞耻”心理甚至让汉娜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个罪犯更丢脸”：在审判中，汉娜受到其他5位看守的污蔑，法官提出要汉娜进行笔记鉴定，以确定关于教堂惨案的报告是否为汉娜所撰写的，汉娜明明可以说出自己是个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事实，这样一来，汉娜的罪责将被减轻很多，但是汉娜却选择撒谎，不惜以承认所有罪责的代价来掩盖文盲身份，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主演凯特·温斯莱特正是在参与《朗读者》电影的过程中，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她曾在国家扫盲信托基金项目（National Literacy Trust project）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有非常多的女性可能会被文盲羞耻（a sense of "shame" over illiteracy）所困，她们倾向于隐瞒问题而不是寻求帮助。英国近十分之一的年轻成年女性阅读和写作技能较差，在温斯莱特看来，这些文盲成年女性错过了“基本人权”。温斯莱特说，当患者无法阅读药瓶上的说明或父母无法理解从学校寄回家的信时，人们可能会“孤立和恐惧”，缺乏任何控制感，“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由他们无法阅读决定。”
主演凯特·温斯莱特
对于这些羞于承认自己文盲的女性，“这就像一种躲藏的生活，”温斯莱特说，因为文盲女性想方设法避免暴露她们的读写能力有多差，“他们会假装混入其中。”她说自己认识一个女人，每当她认为她被要求填写表格时，她就假装摔断了手，并打着石膏。“她一生都在羞愧和谎言中度过，”温斯莱特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阅读完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相当多且看不见的少数人被困在识字水平低下，这压垮了他们的机会。“这就像生活在一个国家，从不学习语言。”温斯莱特说。[3]
文盲羞耻的成因
要搞清楚文盲羞耻的成因，可以从文字与文明，以及“文盲”的污名化入手；对于汉娜这一具体案例，我们还要结合德国的语言文化教育背景来理解。
对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教材中会说“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但是文字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文字将语言的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拓展了语言的功能和使用范围，使语言除了原有的口语形式外还具有了书面语形式。其次，语言的声音形式转瞬即逝，难以保存，不能远距离、长时间传播；而文字通过一定的书写载体，借助可长久保存的、可视的字形，弥补了口头语言的时地局限，有利于保留和继承过去的历史和文化。自从有了文字，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手段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文字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界碑。
《朗读者》剧照
也正是由于文字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文字与文明挂上了钩。历史学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相当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所谓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有理性知识成果的时代，所以划分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界限就是看有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即历史文献）。20世纪70年代，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学说：第一世界是“客观的外在物理世界”；第二世界是“人的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第三世界是“人类群体共同拥有的客观精神世界”。第三世界的东西是指“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这些成果不是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是可以说是记载在书本上、存放在图书馆里、或者在大学里讲授的东西”，是以文字为载体的知识成果，由此可见文字与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4]
在这一背景下，“文盲”逐渐带有了负面的语义色彩。从字面意义上看，“文盲”与“非文盲”是对“一个人在面对文字时的状态”的描述，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盲”的语义色彩应该是中性的。但是，基于文字与文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人们往往认为文字能力代表着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文明程度。由此，“文盲”与“非文盲”之间演变为了“野蛮”与“文明”的对立关系，并且具有了明显的优劣判断，即“文盲”就是“没文化”“野蛮人”“低等人”的代名词，而“非文盲”就是“有文化”“文明人”“高尚人”的象征。
“文盲”在实际的语境中具有了明显的贬义色彩，正如前一段时间流行的“绝望的文盲”一词，[5]其中的是非对错我们不置可否。然而当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们的思维中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学历很低”“这个人没文化，是可以嘲笑、攻击的对象”。在文明时代，人们自觉地崇尚知识、学问，可想而知，缺乏文字能力的人在文明社会中会承受怎样的压力。当我们用“文盲”这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去形容他们时，文盲群体便会不自觉地产生出羞耻、自卑的感受。
最后来看德国语言文化教育发展影响下的文盲羞耻心理。自德意志帝国时期至战后德国时期，德国的教育体系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中，而在学校教育中，语言与文字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学校教育覆盖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广，人们的语言文字水平普遍得到提升，以汉娜为代表的文盲群体的生存舒适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个人尊严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面前不断受挫，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或有形或无形的精神压力。汉娜跟不上社会文明发展的速度，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汉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掩盖自己的文盲身份。
正如英国学者富里迪所说：“一个人的恐慌是另一个人理性的反应的看法贯穿于这一话题的文献中。”[6]从这一角度而言, 汉娜对于文盲的恐惧应该就是他人对于知识的拥有这一事实的反应。身处文明发展、社会文化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汉娜对于知识怀有深厚的崇敬感，她在集中营做看守时，时常挑选年轻或者瘦弱的姑娘为自己朗读，后来在与米夏相处时，她也会要求米夏为她朗读，并且常常为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力量所打动。汉娜喜欢文字、热爱文学，羡慕会能识字、会读写的“文化人”。日复一日的售票员生活并不能满足汉娜的精神需求，她认为能在学校学习文化、获得知识才是真正有趣的生活。“因为热爱所以渴望，因为缺失所以自卑”，在与拥有知识文化的人的对比中，汉娜对缺乏知识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因此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文盲身份。
综上所述，普遍的“文盲羞耻”心理产生于文字产生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式意义，根源于“文字代表文明程度，象征文化水平”的社会普遍看法。除此之外，德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社会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加重了汉娜对于文盲身份的羞耻与恐惧心理。由此可见，汉娜的人生悲剧，是“文盲羞耻”心理的悲剧，是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遭到无情碾压的小人物的悲剧，更是文明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
注释：
[1] （德）本哈德·施克林.朗读者[M].南京：译林文学出版社，2021.3.
[2] Illiteracy Among Adults in the US, https://ballardbrief.byu.edu/issue-briefs/illiteracy-among-adults-in-the-us
[3] Kate Winslet warns of 'shame' of illiteracy, 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45435973
[4] 曹念明.文字哲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6.8.
[5] “绝望的文盲”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是指那些文化储备不足、脑袋空空，对所饰演角色缺乏理解甚至连剧本都读不明白的演员。这个词的起源是因为一位叫王一博的演员，在他主演的电影《无名》的路演现场，被问到一些关于作品和角色的问题时，表现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甚至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这个词后来被央视网和其他媒体用来批评娱乐圈中一些缺乏文化素养和专业精神的演员，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和反思。
[6] 文九.多数的暴政与自我的救赎——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生死朗读》[J].电影文学,2009(13):35-36.
作者：黄嘉洁、王翰林
来源：“现代语言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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