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他们,默默地在人间打造“天堂模样” | 草地周刊

刘梦妮 新华每日电讯 2024-04-16

来源:1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

图片来源:除注明外,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关懿娴常常忆起这一幕,上世纪80年代,早上八九点,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最多的时候,一位病到已无法行走的老人,让阿姨推着轮椅,将她送到图书馆南门附近,静静地看着大家进进出出。

这位老人是梁启超的二女儿、图书馆学家梁思庄,她在人生暮年坐着轮椅,静静守在图书馆南门的场景,深深印在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关懿娴心中,“天天如此,没有人像她那么爱图书馆的,图书馆像是她的孩子一样”

“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关于图书馆的诗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感染着每一个热爱阅读与知识的人。但打造出这份美好的那群人,却隐没于宏伟壮观的馆舍、温暖明亮的阅览室、琳琅满目的书籍背后,即使你经常出入图书馆,也未必会想起他们。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一代代图书馆人为此付出的智慧、心血与力量,值得被铭记。

8年来,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和全国同仁一起,敲开了一位位图书馆界前辈的家门,采用口述史访谈的方式,将他们的成长经历、事业成就、思想情感一一录制下来。

留下图书馆人的记忆

回顾人生与事业,毕业于西南联大、留学欧美、1956年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关懿娴最佩服梁思庄:“她(自己)最满意的是编目,但她真正做的(是参考),就是我们各系的老先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必须来找她,而她都能够解决……她懂若干外文,不只晓得英文、法文,连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她都懂。”

但让关懿娴遗憾的是,自己对梁思庄的了解太少,没能走进她的内心,无法书写她的故事,一位著名女图书馆学家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的人生历程,她对图书馆事业的爱与投入,只能消散在历史深处。

关懿娴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在她自己也步入暮年时,有人敲开她的家门,访问她,记录她的人生故事,也留存她未曾走进梁思庄内心的遗憾。

来访者是“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项目组。2015年12月,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记忆项目资源共建共享”研讨会上,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全国30家图书馆和图书馆学院、系,共同启动“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记忆资源共建共享项目,对我国现当代图书馆界重要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并收集照片、信件、笔记、日记、手稿、音视频资料等相关文献,形成专题资源。

他们的访问填补了梁思庄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原图书馆学系主任庄守经,在回忆中提到梁思庄。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开展职称评审,那时梁思庄已经70多岁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庄守经这样形容梁思庄,“她是典型的图书馆人,干实事”,“她的快乐就是管她那摊业务,也就是西文编目、西文参考”。

但是,梁思庄没有著作,甚至没有论文,她主动找到庄守经,诚恳地说:“我不够条件,你们不要评我为研究馆员了,不要给大家做一个不好的榜样。”但在庄守经看来,如果梁思庄不评研究馆员,国内就没有人能评,“梁思庄的学术水平,就体现在目录厅好几十个目录柜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她领导进行的西文编目工作,在国内属于一流,并与国际接轨”。

庄守经和同事还访问了一些著名教授,有人提供书面意见,说明他们的学术成果里,有梁思庄非常大的功劳。“梁思庄给教授们提供了科研前期的情报服务,包括工具书和资料等。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西文工具书以及各个方面资料的来源,都在她脑子里面,想要查什么东西,她可以很自如地帮你查。

如今,关懿娴和庄守经都已经去世,但他们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记忆,已被永久留存下来。

目前,“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已开展了48位图书馆重要人物的口述史采集。此次出版的《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一套5册,共计130余万字,是该项目的第一批成果。“他们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口述资料,是图书馆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主编、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副主席田苗介绍。

拼版照片,左为梁思庄,右为关懿娴。(左图来源网络)

一辈子忠一事

黄明信、关懿娴、熊道光、沈燮元、刘德原、袁正祥、彭斐章、庄守经、李孝友、张树华、武复兴、谢灼华、倪波、卢子博、乌林西拉、高树榆、刘尚恒、沈继武、吴慰慈、张安珍、李龙如、阳海清、沈迪飞、朱岩、潘寅生、谭祥金、赵燕群、韩锡铎、詹德优——这是《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收录的29位图书馆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有的是图书馆业界的老馆长,有的是图书馆学界的老教授,有的是图书馆各相关领域的老专家,都称得上是图书馆领域的大家。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过去的图书馆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馆舍、藏书、技术、制度、服务和学术等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图书馆人向来是‘为人做嫁衣’,只知贡献而不愿自显,留下的记录与史料也很有限。”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程焕文说。

他分析:“图书馆人不像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不会走到大众面前去,也很难走到新闻媒体面前去,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图书馆工作本来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甘为人梯的工作。”

沈燮元先生在南图古籍部看书。(南京图书馆供图)

2022年1月,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上映,第一集便讲述了以上29位中的沈燮元的故事,让这位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先生破圈火了一把,网友们热情洋溢的弹幕布满屏幕,“好厉害的老爷爷”“太棒了!这样的老爷子应该被更多人认识和记得”“这个名字是不是要写进历史”……

其实,这29位在图书馆领域耕耘大半生的老者,每个人的故事都丰厚又精彩。访问中,他们终于将自己作为主角,在镜头前敞开心扉,将隐于书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能将过去一生中的工作体会讲出来,我很高兴,因为我学的是图书馆学,这一生就干了图书馆一件事,是非常有感情的。”甘肃省图书馆原馆长潘寅生说。

潘寅生的讲述展现了一个爱读书的农家少年,到被戏称为“西北王”的图书馆馆长的成长之路。

高考填报志愿时,老师建议他:“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李大钊、毛主席都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你就报考北大图书馆学专业吧。”再加上潘寅生从小爱看书,一直渴望在图书馆工作,就这样,他步入了图书馆领域。

大学毕业时,潘寅生在人民大会堂听了一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那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精彩、最难忘的报告”,周总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于是他主动申请到位于大西北的甘肃省图书馆工作。

到达兰州后,环境的艰苦让潘寅生有过思想波动,但幸运的是,他正好住进了刘国钧之前使用过的办公室,那是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刘国钧在艰难环境下创办了甘肃省图书馆的前身——国立西北图书馆。在老师曾经工作的地方,潘寅生时时想起老师的嘱托,继续着老师的事业,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延伸至更偏远的角落。一次寒冬腊月,酒泉农科站来信借书,潘寅生穿着棉衣,背着书箱,从兰州坐火车到酒泉,再在寒风刺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走了15公里,直到深夜,才将书籍送到农科站工作人员手中。

从1975年开始,潘寅生在甘肃省图书馆领导岗位上干了30多年,在馆舍建设、读者服务、地方文献研究、信息技术等方面都有所成,但在他心中,刘国钧等前辈才能被称为图书馆学家,而“我本人能当好他们的一个学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给自己最实际的定位是:西北高原图书馆战线上的一名老兵”。

潘寅生

与时间赛跑

《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出版时,29位受访人中已有十多位离开了人世,从确定访问对象开始,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事实上,“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项目一开始,就秉持“抢救性”原则,即先采访年龄较长、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

《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的目录顺序也是“年长者优先”。这套书的副主编、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记忆组副组长戴晓晔介绍,项目目前已经访问了48位老先生,但这套书里面只收录了29位。“因为我们是按年龄排序,最年长的是第一册第一位黄明信先生,1917年出生,最年轻的是第5册最后一位詹德优先生,他也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

在《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中,有两位由湖南图书馆负责访问的老先生——湘潭大学信息管理系原主任张安珍与湖南图书馆古籍专家李龙如。“我们收集资料时,也有其他成就高的老先生,为什么最后选择他俩?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是把他俩作为第一优先的抢救对象。”湖南图书馆馆员夏雨雨告诉记者。

李龙如专门从事古籍和地方文献研究。“老先生很有意思,我们一开始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一聊起专业方面的事,各种细节又记得非常清楚。”夏雨雨回忆。

张安珍特意为访问准备了文字稿,一开始打算照着念,但在夏雨雨的鼓励下,他放下文字稿,面对镜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甚至还在文字稿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比如一个地名,他在写文字稿时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们陪着他慢慢回顾,随着记忆的流淌,之前已经忘记的细节就又呈现出来了。最后他很感谢我们,说好多东西是我们一起回顾才想起来的。”

张安珍在湘潭大学执教时拍摄的备课照

如今,张安珍与李龙如都已经去世,但他们在图书馆领域耕耘的点点滴滴,被永久记录下来。

即便抓紧时间“抢救”,仍有受访者在访谈期间去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戴晓晔负责对接联络国家图书馆编目专家熊道光。熊道光对待口述访谈的认真,深深打动了她。“熊老把自己的日记本、工作笔记全都翻找出来,很认真地为每一次访谈做准备。我们每一次访谈的主题会跟熊老提前说,然后熊老就会用大概10天的时间去准备。”

就这样,与熊道光的访谈进行了十次。第十一次访谈之前,熊道光去世了。戴晓晔回忆,熊道光去世前几天,他们通电话,还在聊下一次的访谈。“完全没想到,因为前一天他还正常出门遛弯。所以挺遗憾的,访谈没有做完,没能让熊老看到最后的成果。”戴晓晔的声音低沉下去。

熊道光去世之后,夫人罗霞一直配合着戴晓晔后续的工作,包括对书稿的最后审定。“最近罗老师收到了这套书,说特别好。还有熊老的很多学生,都人手一册在看这套书。”受访者亲友的肯定,让戴晓晔欣慰,觉得没有愧对熊老先生。

对田苗来说,最大的遗憾也是关于生命的遗憾。“很多图书馆界的老前辈,他们在图书馆及相关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还来不及去访问,他们就离世了,再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项目对他们的记忆进行保存。”

不仅仅是国家图书馆,田苗告诉记者,项目开展时,全国很多图书馆都反馈,有一些非常值得访问的人物,在访问策划阶段,或者在访问开始之前就离世了。

湖南图书馆2008年开始做口述历史项目,2010年,夏雨雨加入这个团队,至今已经13年。“我最直观的感受,口述历史真的是与时间赛跑。”夏雨雨说,她有段时间很怕接电话,因为总带来哪位老先生又离世的消息。

熊道光

“推开房门容易,叩开心门难”

向国家图书馆自动化专家朱岩提出访问申请时,戴晓晔“碰壁”了。

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朱岩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介绍,也写过很多报告,他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再录口述了。

“我们就跟朱岩老师沟通,说我们要进行的是口述访谈,不是写纸面报告。我们之所以请您口述,是希望您能多讲一些细节,特别是那些在报告当中没法体现的细节。”戴晓晔回忆,经过劝说,“朱岩老师也感觉到,还是有想说的话是之前那些报告体现不出来的,所以就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朱岩

朱岩的访问一共进行了11次,访问结束后,他对于口述史的态度,已经完全发生了转变。他后来曾在公开场合说:“记忆访谈既展现了被采访人的成果及其成功的喜悦、经验、体会,个人的酸甜苦辣,乃至失误的教训,也追溯了工作团队团结合作、奋力攻关的情景,是立体的、贴心的、接地气的。”

和朱岩不同,深圳图书馆原馆长沈迪飞一开始就很乐意接受访问,但心里仍有一些顾虑,他后来回忆说:“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心里也有点忐忑,真要讲出来,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太久远,有些事情也记不太清楚。”

沈迪飞的顾虑很快被打消了,访问进行得相当顺利,这源于深圳图书馆馆员肖更浩等人扎实的准备。采访之前,他们翻阅了沈迪飞当年的工作档案,阅读了他写下的报告和书信,还找来他出版的书和发表的论文仔细研读。与此同时,他们还跟沈迪飞共事过的老同事交流,了解沈迪飞当年的做事风格和喜好。

沈迪飞回忆说,采访中,自己偶尔有记不清楚的地方时,“就跟他们提出来,大家帮着回忆”。

沈迪飞接受访问。(深圳图书馆供图)

参与这个项目之前,肖更浩跟沈迪飞没有过直接接触。“但我希望能够跟沈馆长在一些事件上、人物上、经历上,有更多的共鸣,所以我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他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工作情况,努力做到共情。比如说他提到某个人物,我可以马上反应过来,这个人物跟沈馆长的交集是怎么样的。”

年轻人的付出得到了老馆长的认可,沈迪飞这样评价肖更浩和他的同事们:“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经常跟我联系的肖更浩同志,和我成了忘年交。”

在《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中,有一篇访谈体例与众不同——谭祥金和赵燕群两位受访者的内容是编到了一起的。他们是夫妻,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到北京。赵燕群在北京师范大学,谭祥金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副馆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又一起调到中山大学,谭祥金担任图书馆系主任,赵燕群担任图书馆馆长。

在这套书出版之前,谭祥金因病去世。出版后,田苗和同事拜访了赵燕群。让他们特别感动的是,当把这套书送到赵燕群手中后,赵燕群立刻就把这套书放在了谭祥金的遗像前。

有多年口述史访谈经验的田苗跟记者感叹:“推开房门容易,叩开心门难。”凭着真诚的心与扎实的准备,他们叩开了一位位老人的心门,协助他们留下对人生与事业的珍贵回忆。

赵燕群和谭祥金

有一种精神殿堂叫坚守

国家图书馆藏学专家黄明信接受访问时,已经是99岁的高龄了。

田苗一直记得他们去拜访黄明信时的情形。老人独自一人住在国图北门对面,由一个保姆照顾生活。“老人将近100岁了,每天坚持写日记,而且是用电脑记,更让我意外的是,老人用的是藏文。”

每次访问时,黄明信都穿戴整齐,还会把自己之前的一些研究材料提前准备好。口述中的每一个点,他都能拿出依据,还提醒田苗他们可以去查阅哪些材料。

黄明信

随西南联大由长沙步行至昆明的“长征”,为学习藏文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受戒出家8年,在普通人退休的年龄开始为国家图书馆的藏文书籍进行编目……谈起一生的工作事业和一些重要的经历,黄明信仍有一份赤子之心。“老人的那种活泼,那种光彩,那种兴奋,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田苗告诉记者。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研究馆员范瑞婷是《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第五册主编,她没有直接参与对老先生们的访问,但在对口述材料的整理与编辑中,她同样深有感触。“老先生们那种特别上进、特别自律、有自己目标和理想的人生,很有感染力,图书馆人的精神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这代人很纯粹,认准了图书馆,就一心去钻研,有的是古籍领域,有的是写作领域,有的是管理领域,每个人的领域不一样,但是对于图书馆都是同样的毫无杂质的热爱,这种感情真的特别珍贵。”《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第四册主编、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研究馆员刘东亮说。

老先生们的口述就有这样打动人的力量,因为投入,因为纯粹,因为坚守。

那是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守。

“天下人之书,天下人共读”,受《澹生堂书约》的影响,李孝友放弃当大学老师的机会,进入云南省图书馆。他早年师从目录学家王謇,打下了古籍整理的扎实基础。他亲手对馆藏古籍进行鉴定、著录、上架、分编,做到部局有序,方便读者在众多古籍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还对比敦煌文书更早的南诏大理写经进行了研究。下面市县图书馆需要鉴定古籍的时候,都会找他,而他总是随叫随到。

李孝友

那是对创新服务方式的一种坚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谭祥金在国家图书馆,经历了国家图书馆新馆从规划到开馆。千头万绪的新馆建设工作之余,他还在时任馆长刘季平的带领下,思考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推进图书馆服务的创新,比如尽可能地实现开架借阅,开展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里的运用。

那是对推动全民阅读的一种坚守。

长期主持首都图书馆工作的刘德原,退休后在家乡河北省易县固村庄村自费创建了爱乡图书室,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阅读推广奖。他说:“图书馆精神从哪儿来?我认为是从图书馆里来,是从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中来,它实质上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刘德原

那是对满足读者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坚守。

古籍版本学家、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刘尚恒,1990年曾到宝坻讲课,认识了宝坻区邮政局职工宋健。宋健喜欢《红楼梦》,身处僻壤,没有老师引导仍肯下功夫,刘尚恒对他又赞赏又同情,于是就想办法帮助他。凡是天津图书馆有的文献,他都告诉宋健,为宋健的研究提供资料,在他的帮助下,宋健陆续有了学术著作出版。

……

这些被记录与留存下来的记忆,会继续传递,成为一代代图书馆人共有的精神殿堂。

对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的访问也仍在进行中,不断为这一精神殿堂注入更多的记忆与力量。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记忆资源共建共享项目对熊道光(右)进行访问


草地周刊 | 《繁花》背后讲的是什么?王家卫说了八个字

草地周刊 | 奋斗者的“江南忆”:四个年代外地务工创业者的“吴江故事”

草地周刊 | 红寺堡三部曲

草地周刊 | 黄万波:与古人类“有个约会”

草地周刊 | “知是清源留曲祖,汤词端合唱宜黄”:一个濒危剧种的守望与新生

草地周刊 | “说梦者”刘亮程:扎根乡村“回望”世界

草地周刊 | 中华文明探源:五千年文明看良渚,八千年起源看这里

草地周刊 | 国图“中国记忆”飞虎队口述史料首度公开

草地周刊 | 川大教授“红宝石婚”里的小日子与大时代

草地周刊 | 任继周:“草人”不老

草地周刊 | 这本“护照”,让孩子们看见人生另一番景色 

草地周刊 | 美国宾大为何在100年后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位? 

草地周刊 | 回乡:叶嘉莹的世纪求索

草地周刊 | 让“干粗活的手”也能弹钢琴,这里的“艺术乡建”有多神奇?

草地周刊 | “追花”三万里

草地周刊 | 教育“守山人”的见证:一名新华社记者十一年的大山教师采访手记

草地周刊 “红色中华”牌匾“回家”记 

草地周刊 | 草地青青送沈鹏:谨以此文,怀念先生

草地周刊 | 在这片无人区,读懂人类在守护什么——新华社女记者十进可可西里手记

草地周刊 | 一把铜斧“惊天下”!这里是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草地周刊 | 抗战烽火中的另一个“联大” 

草地周刊 | “师者”莫砺锋

草地周刊 | 韩美林撰文,回忆与黄永玉先生的师生情

草地周刊 | 解题者丘成桐

草地周刊 | “满堂彩”的“平民史诗”中,他把这部剧排在第一

草地周刊 | 廊桥背后的匠心:从“九代单传”到开枝散叶

草地周刊 | 马背上的“馆长”

草地周刊 | 追怀典范卢作孚


监制:姜锦铭 | 责编:刘小草、吉玲、刘梦妮、雷琨、赵岑 | 校对:饶小阳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