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 皖

（原载《读书》1997年第10期）

这一年，高晓松二十七岁，但已经开始回忆。他给我们带来了《高晓松作品集》，好像最美好的东西都留在身后了。他开始回忆，如此旁若无人，如此铭心刻骨，如此叹喟感伤。唱歌的人哭了，他想起了他和女友一起在八中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这时，他在唱《青春无悔》。

于是高晓松说：感谢你们，还能记得那些日子，唱那些多年前的老歌。感谢你们在录音棚里还能流下眼泪，洗刷这肮脏名利场带给我们的羞耻。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这不是件令人惊奇的事吗？作为高晓松的同龄人，我不只是惊奇，简直是震惊。二十七岁，本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年华，本应该朝气蓬勃、开创事业、一往无前，但他没有，他什么也不做，只是为过去感动。

如果联系同样年龄的一群，这震惊也许还要大。从窦唯《艳阳天》到桦梓《不要匆忙》、从章鹏《走在瞬间》到金得哲《梦幻田园》……他们不也在忘情地回忆吗？或者跟回忆差不多的幻象？“这一切都让人生出恍惚之感。多么像呵！像什么呢，‘真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各种记忆中残存的声响——电子游戏机的配乐，乡村河边的桨声，社戏的喧闹，城市里现代生活的杂沓，以及花开花闭的想象空间……多么完完全全的记忆呵！看来，‘可爱’的窦唯在帮我们回忆了。回忆‘多么好’呵，连痛苦都可以细细揣摩，品尝，一点点地咽下去。”(王笑领《琥珀》)

我不得不进入“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个命题，虽然在一篇文章中，我已经否认这是一个真的命题。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代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命运。从一开始它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经历；随后它表现为对这经历的无可奈何，以后的人生都被这经历所左右。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有他们的共同经历吗？有，但只存在于他们生命的初年，对其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莫不产生于成年以后，并且，后来的这些事件，是个性的不是共有的，是分散的不是整体的。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是一个假问题”，从这一代开始，新的群体将是在新的、并非一统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新的阶层、族群。

但这生命初年的经历却开始真真切切发生作用了，在这个转型的时期，在这个过渡的时期。怀旧，早年就像暮年那样的怀旧，或者说跟怀旧一模一样的东西，幻想、漫游、疏离、感伤等等东西，从一部部作品中散发出来，竟是那么浓郁、清晰、经久不散。

我们可以从高晓松的作品里寻访这经历的部分秘密，它半露在歌词里，透露在文案中，隐藏在真情滚落的每一个音符之间。一方面他是小布尔乔亚的，一方面他又是豪情灼人的，这后一部分最深刻，我将之称为“想象中的辉煌”，一种六十年代人特有的辉煌。

《好风长吟》用了那么大的难度、那么高的腔调、那么激昂的乐器，到了人声能胜任的极限，并且说：“开大所有的音量，再开大，这将是我们最后的勇气”，而歌中所言，是歌者只在武侠书中“经历的”酒喝不醉、独骑万里、一笑泯恩仇的千古豪侠。《白衣飘飘的年代》，用大乐、合唱，我想有可能，如果条件许可，高晓松或许会拉来一个最大规模的合唱队，齐声共唱“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一句，那是一个他好像经历过的诗人的时代，剽悍的壮阔的伟大的时代。没有多少人还看月亮了。那个诗的时代死去很久以后，有一天孩子们问“那本书写的是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我唱起了歌。”这一段回答口不择言一涌而出，是已经忘记？是拷问自己？还是长歌当哭？都是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紧紧地裹住了这首《月亮》——像开头说的：你是唱挽歌，还是祈祷？

而《回声》也会用四十年代严肃歌曲的那种曲风，唱“我终于没看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而这整个都是一个回声，回声里才有生命，高晓松所认为的生命中的价值，就留在这回声里：它面对着直冲过来的社会大潮，以“向后看”的姿势标明自己的热爱永不更改，这热爱是情感、心理、未被社会教化的真情、歌，和诗。

许晖是一个对这一代有深刻体悟的论者，关于这种“想象中的辉煌”，可以引用他在《疏离》一文中写的一段文字作映照，对说明这种辉煌，这段文字有着惊人的揭示性，同时可以作为我们揳入这一代的一个极好的楔子，许晖说：

我曾经提出过“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想说：我们诞生在六十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多么大。我们轻易地被六十年代甩了出来，成了它最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崔健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专辑，其实是对我们这代人下的一个精到的定义和总结：红旗下的蛋；但是，它下得太晚了。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宿命：一方面，我们不甘平庸，因为我们毕竟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声，它使我们依然心存向往而不像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一张历史白纸；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劲没处使，因为所处的是日益规范化、组织化的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平庸有效地制约了人的创造力。

那么，我们就“只有回到内心左右看看”(张楚歌词)，在内心寻找一种渴望已久的历史完整性。时代是前定的，它恰巧轮回到了这一圈：我们出生的时辰也是前定的。这就是困境所在。

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碎片”，所以我们是“碎片之中的天才一代”，所以我们集体转向个人体验，等待着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

许晖所谓“碎片中的天才一代”，我却宁愿称之为“志大才疏的一代”，他们以“想象中的辉煌”来表达这一代征。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为深刻的另外一些代征。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童年。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时代的震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

少年。上中学，毕业后有的上大学，有的赋闲；经历平凡，校园平静。写诗、唱歌、读书、幻想。

成年。上班，进入社会。社会开始变幻。从国家而言，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就他们而言，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

这一代人的共性就在这个经历中发生了。除了高晓松，我们还可以看张楚、窦唯、骅梓、小柯、金得哲、章鹏、金武林、张亚东甚至陈劲，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因为他们的童年在漫游，他们的少年也在漫游，那漫游让他们只有一个世界——自我的世界，心灵的世界，他们就一直在一个封闭的、诗意的、远离现实、充满玩味的世界游荡和嬉戏着。不知怎么，生活一下到了他眼前，社会一下到了他眼前，漫游断裂了，同时因这断裂而更见刻骨铭心。于是他们最美的记忆，便永远留在了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园和校园、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

高晓松所念念不忘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便是他的校园时代，推想起来，那大概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是中国当代史上诗人如云、诗情如云的几年。校园里亦才子佳人，一时之盛。校园生活闲荡的特质，它的率性风流、随心婉转，刚好是对童年漫游生活的贴切延续，而毕业则是断裂的开始。确实，这一代人一生(？)无重大经历，但他所处的跨时代性(文革—改革—工业化—市场化)，却使社会的重大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对，仅仅像放电影)一一掠过他们的眼前。所以这一代人能够感知时代，但又和时代有着距离。他是夹在中间的。他的童年落在文革的尾巴上，跟他有关又跟他无关，过朴素的生活，受道德的教育；他的成年搭在新时代的车头上，几乎是突然间加速了，上班、守点、奔波、拼命。而他几乎天然的是习惯了散淡的，从童年到少年，他品味着自己的心，看着世事变化，若有所思，若有所解，而任何世事不和他发生肉体的、生存的、物质的关联。这件事后来让他感到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他知道那里面心灵的丰富，从而知道现在不得不容身的世界的逼仄，知道孜孜求利的无趣和缺陷。

于是，这代人是观望的。生活在他的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这些被他的父母、兄姊们抵挡着，使他们不陌生，却又能置身事外，若即若离。于是，他最习惯的姿势是坐着，漫无目的地随想。像窦唯坐在湖边，看着水中的光线失神，可以看一天，看一年，看十年(他一直就是这么看着过来的，但现在他不能看了)。无从表达，无物表达，业已哑默。最后想什么都不知道了，模糊的词句渐渐弥漫，成为毫无意义的单字，在脑中一闪一闪。想一想，从《晚霞》到《黄昏》，为什么正是这一节成为窦唯音乐中最贴心贴肺的瞬间？因为，这正是这一代人反复经历过的体验之一——处在生活的边缘，无所事事，无所思思，像禅宗里的坐忘，隔着尘嚣，塑造了一种——坐着的人生。

这代人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他成了历史的观看者。“文革”他经历过，远大理想的教育他经历过，但他却并不是个参与者，这些东西没有跟他发生切切实实血肉相连的关系。其后，实利社会来临了，这二十年来中国最重大的变化，他也在经历了。但这种经历因为和他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幼年根茎相悖，也产生了一种疏离，这使他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拥抱一个新时代。而在他其后出生的一群，如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拨人，却不存在这种疏离，他们一开始就处在致富、竞争、创业、发迹的现实中，所以极容易表达出彻底入世的品性，他们是崇尚功利的，他们是崇尚现世的奋斗的，这种底色与六十年代人有着鲜明的差异。而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心史什么也没留下，却令人惊异地留下了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虽然这种理想和道义的内核却随着一个时代的转型，随着这代人校园生活的结束被紧随而来的现实一层层的消解了。过去的东西没能固定他，现在的东西只是消解过去，也不能固定他，未来的信念在他最幼小的心灵中扎过根，但成长在不断地摇晃它，所以这代人和过去有距离，和现在有距离，和未来也有距离。这塑造了一种——观看的人生。距离，这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这代人身上几乎所有的特质，都和距离多多少少保持着联系。

这代人是生在城乡结合部的。这不仅因为他栖身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家长无暇，和教育要革命的学制松散，而成了无人过问的野孩子，在树林、废墟、野地、田间留下了他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像是城镇、又像是农村的日子；而且，培养了塑造了他的七十年代的城市，其清冷萧条和今日城市的繁华忙碌相比，也十足地像一个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已经塑成这代人精神上的一种形态。他对城市和乡村都似懂非懂，既熟悉又陌生：对自然状态倾心，但没经过农村的作息；城市是他的栖身地，但又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无人过问，他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他想让他的以后也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这种经历教给他的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无拘无束生活(艺术生活？)的着迷，这致使一些人在成年后不惜以流浪的方式去回味，去尝试。而他所经历的在他的生命中可以说是断裂的两个时代，使他对两种生态都有撕心裂肺的观照，他的立场和情感，永远有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本士文明/外来文明，个人体验/社会规范两种界面，这两种界面的相反相成，也是他经常所能提供给你的风景。

这代人是极度矛盾的，因为他生在现代中国变动最快的年代，这个年代刚好横过他的整个成长阶段。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他相信善良的价值。并且这几乎成了他在各个时期安身立命去除不尽的底色。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刚好是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他在成长过程中所一点点改换、一点点建立的价值观，又在这成长过程中随时地一点点地蚀落。所以他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相信着什么，同时又不信着什么。在思考和抒情中，他会一边建立，一边拆除，既保有对价值的认定对高尚的敬仰，又对这种认定和敬仰保持距离，既肯定自己，又打趣自己；既贬损自己，又赞美自己。这几乎成了他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比如，《白衣飘飘的年代》是纪念一位诗人的，是扎心扎肺的纪念，代表高晓松内心里最动情的深处，但高晓松接着就会说：谈不上纪念，找个机会抒怀罢了。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当然，这只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例子。足道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可能其先其后的两代人，都还有一种比较坚定的处事观，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塑造，面对生活可以比较坚定，背弃或投入，都可以比较彻底，而这一代却是实实在在的首鼠两端，游移不定。通常的情况是，他认可每一个价值，同时承认每一个的局限。他相信得很深沉，怀疑得也很深沉。这既不同于一个有信仰的人，也绝然与怀疑论者相异。在崇高的事物面前，他是非常深切和动感情的，不会像他的后辈那样浑不在意；在新的事物面前，他有探究的欲望，也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一味地排斥。他有历史感，他有信念感，区别于最新一代之轻；他崇尚精神境界，但又不否认世俗玩味，这又跟老中一辈判然有别。

这代人是表达不清的，在他成长过程中就不断接受一个价值，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的流失，所以他始终没获得一个稳固的、核心性的东西。他们几乎一下子无法表达了，刚要开口，他内心中的矛盾已将要说的内容抵消一空。因为无法自表，他们是甘于朦胧的，或者说，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立场。他们对已逝的东西脉脉含情，对现实的东西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这代人是天然地感伤的，像高晓松说的：“写歌是一种瘾，就像回忆是一种病，而感伤是终身不愈的一种残疾。”

这代人是边缘的，他们喜欢在时代的边缘行动。少年时期，他在“文革”的边缘，青年时期，他又在经济大潮的边缘。

总之，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看戏，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了，而内心矛盾的相互抵消，会让这一中间的一部分人失去行动能力，甚至失去说话能力。

明了了这一切，我们才可以听懂窦唯分不清哪是梦哪是现实的碎片一样的田野美景，听懂“阴晴圆缺在窗外，心中一片艳阳天”的暗示，明白为什么窦唯那颗心会变成琥珀。窦唯的大意或许可以用他的一段歌词略解：何不来抱着我，何苦要不停地说，也许最好不说，也许不必太难过。

才可以听懂骅梓对人生的幽迷和对情感的珍惜。感受他伤感的唯美情怀所连接的两个年代，原来一边是伤逝的过去，一边是匆忙的现实。桦梓的批判也可以用它的一段歌词略解：人们不知原来，似乎懂得现在，时间虽然向前，却永远经历朝代。

才可以真正听懂高晓松，懂得“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之句背后的内涵。即使那些浅浅的风花雪月，也落满了变故，落满了永恒。校园是冬季的，宁静里有着冷清，可是没有了爱情诗人和流浪歌手。青春是无悔的，因为它已远去，但总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而事也是久违的，但它想起来还是甜的，而久违的人还在相册第一篇，而最记住的话是“会永远”。俱往矣，但俱往的东西是多么好。一切都是追忆式的，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而言，追忆中的一切即便再平凡，仍会有一股强大的内心驱动把它化为永恒。他们太爱永恒了，愈不可得愈爱；不变，像一个永不企及的梦，在他们的经历中一次也没发生过。事实上，真正促使高晓松激情辗转的，是现在的生活——上班、谋生、运转——一个没有心情、匆匆忙忙、动荡不已的世界。

岁月不留痕啊！天地不仁，我们终会模糊得连相片也看不清吧。但那又怎么样呢？那过去多么美，它留在童年里，留在少年里，时时地拿出来揣摩，变得日益光滑，而经历着动荡的时代之潮的剧烈冲洗，它竟变得像珍珠一样珍贵和灿烂了。

在这个过渡的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隐约登台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随着紧接而来的科技时代，所谓的代却会瓦解。新的社会现实，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我想，也许不会有许晖所说的“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它能够留下来的，仅仅是面对方式上的一些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