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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 | 傅雷:“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

2016-04-07 傅雷、罗新璋 读书杂志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
——傅雷

 

论翻译书


文 | 傅雷  罗新璋

(原载《读书》1979年3期)




新璋先生: 大扎并尊译稿均陆续收到。René与Atala均系二十一二岁时喜读,归国后逐渐对浪漫派厌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飞,无从校阅,尚望惠寄。惟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课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订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为之,而友朋见访又多打扰,尊稿必须相当时日方能细读,尚盼宽假为幸。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é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é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烈热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草草先行布覆,即候文绥。 


傅雷拜启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狱中书简》不知何人所译,来书误为拙译,未审何故。辱排鄙人译事年表,以记忆力极差,又无记录,无法补充或纠正。

 足下在何处工作,能见告否? 拙译巴尔扎克三种均将于一二月内出版(内《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一种已收到样书,不知北京市上已有发售否?),丹纳《艺术哲学》正在上海印刷,二月中下旬可出书。 文言中“祈”字作“希望”解,不宜于信末代“颂”字或“候”字用。 又及


 

  附 记  

六六年底,听到傅雷已成古人的传闻,不胜叹惋。慑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不得已而“坚壁清野”,把傅雷先生的多次来信和批阅的译稿,忍痛牺牲,投入炉中,付之一炬。现在影印的这封信,可称是劫后余灰:烧信时,趁家人转背之机,悄悄藏在后面的裤袋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是较有内容吧。

 

早在大学毕业前,为了练笔,译了一点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贸贸然寄去,请傅雷先生斧正。先生并不因为是学生的习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为是稚拙的学步而降低要求,前后回了几封信,译稿也经仔细批阅,用红笔和蓝笔作种种记号,一一指出毛病所在。来信则结合译稿提出若干原则性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盖叫天说得好,“慢就是快”,这是指开始学艺的人,必须走得慢,要打好基础,以后才能走快。

 

踏上工作岗位后,学习条件甚差,周围也无师长,只好向傅译请教:对照原著,含英咀华,苦读四年。开始把妙笔佳句注在原文上,慢慢越注越多,最后发觉几乎大半都已注出,那何必不全文抄录呢?于是发心把傅译六本巴尔扎克,一本梅里美,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函中所说,“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全部傅雷译文中,只差服尔德的二十万字没抄,因为没有行距较宽的原版书,故函中有“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的询问。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谈到打基础,限于我当时的条件,对照阅读,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抄书是笨办法,未必可取,要紧的是能记在脑子里。在自己跨出第一步之前,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走下来,看来是慢,实际可以省却徒劳的摸索,避免无谓的弯路。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傅雷先生的翻译,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达到较高水平的。当一个人能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他的本领就大了。这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有所借鉴和没有借鉴,大不一样,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六三年一月三日,我的工作有所调动。报到的当天发了一封信,把多年来对照阅读的心得和译事方面的疑义求教于傅雷先生。京沪间平信一般要走三天左右。先生收到信后,即于一月六日作复。原信已影印出来,阅者自有慧眼,毋庸赘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傅雷先生解放后共出版十八本译著,计四百余万言,但关于翻译理论的文字,除《高老头》重译本序和《翻译经验点滴》外,尚不多见。这跟先生“翻译重在实践”的一贯主张有关。此信谈翻译和语言问题,都能言之成理。行文也较自由,从复信时间之紧接,可推知带有相当的急就章性质。



 

来信中说:“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先生认为文学翻译,对原作不仅要“彻底理解”,而且要能“深切领悟”。所谓领悟,就是“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表达方面,要旨在于“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神似形似倚轻倚重的问题,我在当时甚感困惑,来信就这点作了明确的答复。而“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又与“重神似不重形似”有直接关联,过分注重形似,先不说传神达意方面的阻隔,译文文字也容易照搬原文句法,拼凑堆砌,形成翻译腔。傅雷先生不认为,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当然,对这一见解,完全可以有不同看法,可以持保留态度,也可以有所争议。我们不妨把傅译作为一种译派,把他的主张作为一家之言对待,同时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以推进整个文学翻译事业。

 

傅雷先生对我是严师。严格是他的性格特点。从其译著及注释中,可看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我当年的翻译习作,花了不少力气,结果颇受先生指摘;具有调侃意味的,是我去信的文字倒反受称道。——且看后文,便知先生用意所在。记得有一封来信曾说:阁下来书文字流畅,风格浑成,一涉翻译,笔墨即判若两人。平日以自写书信与译稿对照,即可看出毛病所在。——这点对我启发很大。翻译时一般以语句为单位,上下句之间往往缺乏照应,文气不够连贯。傅雷先生要求译文能琅琅上口。文字要能读来上口,下笔时就须加以注意。一边译一边要低声念,自己听听字的多少是否能使句子站稳,节奏是否得当,音节是否和谐。经过这番指点,后来自己在行文方面就比较注意。现将有关内容追忆录出,或可为同病者鉴。

 

傅雷先生给我不少教益,但由于自己资质鲁钝,加之一直没搞法译中工作,缺乏实践,至今还站在文学翻译的起点线后面。友人李文俊同志为研究翻译问题,曾见过此信,这次推荐给《读书》杂志发表。征求我意见时,开初不免有点犹豫。倒不是想把先生的指教当作独得之秘,看成为学捷径,实在因为自己学习傅译尚未入门,有负教诲,披露出去,会使自己今后难于着笔。但这封信,是傅雷先生自己谈对译事的看法,有助于了解他的翻译事业。当年没有烧毁,幸存下来,那就让它重见天日,以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文艺事业的翻译界前辈,说不定也能津梁后学,对像我当年那样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的年轻同志或可有所助益。

 

罗新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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