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意义的调配

意义的调配

一件衣服，一辆汽车，一碟菜肴，一个姿态，一部电影，一曲音乐，一个广告形象，一件家具，一个报纸标题，这些看起来都是种类各异之物。

它们之间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至少可以说：都是记号。当我在街道上——或生活中——穿行遇到这些东西时，我对它们全体，也许并无意识地，施以同一种行动，即某种读解(lecture)行为：现代人，城市人，是花时间阅读的。首先，他阅读的是形象、姿态和行为：这部汽车告诉了我车主的社会地位，那件衣服非常准确地告诉了我衣服主人的符合潮流和偏离潮流的程度，这种开胃酒(威士忌， Pernod，或cassis白葡萄酒)显示了主人的生活情调。甚至在有关书写文字时，在第一信息字里行间我们经常读出一种第二信息：如果我在报纸标题上读到：Paul VI a peur(保罗六世害怕)，这也意味着：如果你读下去，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所有这些“读解”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很重要，它们蕴涵了如此众多的社会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并不企图在此对它们加以系统的思考：这种思考，至少此时此刻，我们称其为符号学。关于社会信息的科学?文化信息的科学？第二种信息?对世界上作为“剧场”的一切进行的理解，从教会的浮华到披头士的发型，从客厅睡袍到国际政治辩论?此时关于定义的多样性和模糊性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能够使大量表面上混乱的现象服从于一种分类原则，而且正是意指作用提供了这种原则：在种种意指作用(经济的、历史的、心理的)之外，我们因此必须预见到一种新的现象性质：意义。

世界充满着记号，但是这些记号并非都像字母、公路标志或者像军服那样简单明了：它们是极其复杂的。多数情况下我们把它们看作“自然的”信息。一架捷克机关枪在刚果叛军手中被发现：这是一则无可争辩的消息。但是，就当时想起世界各国政府使用的美国武器数量而言，它显示了一种政治选择。

揭示世界记号永远意味着与对事物的某种无知的斗争。我们对法语都了解得这么“自然”，以至于从未想过法语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其记号和规则绝不是自然的；同样的，我们需要经过不断观察以便不是研究其信息的内容，而是研究其信息的构成：简言之，符号学家，像语言学家一样，必须进人“意义调配”。

这是一个巨大任务。为什么?因为一个意义永远不可能在隔离的方式中加以分析。如果我确定蓝色牛仔裤是某种青春放荡的记号，或者由一家时尚杂志所拍摄的牛肉汤具有一种戏剧性的乡村风味，而且如果即使我扩大这些明证，以便构成类似于词典字行中的记号清单，我也不会发现任何东西。记号是由区分构成的。

在符号学研究计划开端，人们认为，用索绪尔的话说，主要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的核心研究记号的生命，而且因此去重构对象的语义系统(服装、食品、形象、礼仪、音乐，等等)。这是有待去做的。但是在符号学进入这个已然庞大的计划时，就遇到了新的任务。例如，为了研究这种神秘运作，按此运作任何信息都可能具有繁杂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第二意义，而且此意义被称作“蕴涵的(cannoté)意义“,如果我读到下面报纸标题：“一种热烈氛围弥漫于孟买，却不无奢华，也不无炫耀”，我当然获得了一定分量的关于欧亚大会氛围的书面信息；但是我也看到一种定式句，它由诸否定的微妙平衡所组成，这就赋予了我某种关于平衡的世界观。这些现象是常在的，我们因此必须按照语言学的一切资源对它们进行大量研究。

如果符号学任务在不断扩大，这肯定因为我们不断更多地发现世界上意指作用的重要性及其规模之广大。意指作用成为现代世界的思想方式，有些像“事实”先前在构成实证科学思想单元时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