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化信息在中国的回响（至公元7世纪）

从地中海到黄河

——希腊化文化信息在中国的回响

（至公元7世纪）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杨巨平

 法国学者R.格鲁塞（R.Grousset）在1948年出版了一本书：《从希腊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书的中译本问世，笔者幸得一览。当时就为希腊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犍陀罗艺术所惊讶，为希腊雕塑艺术经由犍陀罗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一路传到中国的中原大地，从而影响了中国乃至日本的所有的佛陀形象和佛教艺术所震撼。从此，笔者下定决心对希腊化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进行研究。30多年来，我的研究基本在此范围之内。本文之所以定位于地中海到黄河之间的文明的流动，只是取其大致范围而已，实际上就是谈谈希腊化文化的因素如何东传到中国并潜移默化地渗入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本文的重点是结果而非过程，所以副标题定为“希腊化文化信息在中国的回响”。

　  亚历山大东征始于公元前334年,进军到中亚是公元前330年。他在此地转战3年，东北方向最远的也就是抵达锡尔河流域。他为了追击斯基泰人（Scythians），确实跨过了锡尔河，但因突患痢疾撤回，此后再没有向此方向前进，而是在平定了中亚当地民族的反抗之后，于前327年南下进入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由于他的部下再也不愿向印度的腹地恒河流域前进，他只好于前325年开始西返，一年后回到巴比伦。10年远征的结果是建立了比波斯帝国还要大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但他英年早逝，帝国迅速瓦解，被他的继承者所瓜分。在原来帝国的版图上，先后出现了5个希腊化的国家：希腊本土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以及从塞琉古王国分裂出来的小亚的帕加马王国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些王国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但都延续到公元前2—前1世纪。值得注意的是，与巴克特里亚王国独立的同时，由斯基泰人一支帕尔尼人（Parni）建立的帕提亚王国迅速崛起。它以伊朗高原为中心，横亘于塞琉古王国与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帕提亚虽然推翻了塞琉古王国在西亚、中亚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它欣然接受了该地的希腊化文化遗产，自称“前期希腊者”（Philhellene），因此，帕提亚的统治区域也可归入广义上的希腊化世界的范畴。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战国后期向秦汉帝国的过渡时期。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还处于传说和神话的迷雾之中。即使到了秦汉之际，中原王朝的西部管辖范围也还没有越出河西走廊。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在欧泰德姆斯一世（EuthydemusI，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和其子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I，约公元前200—前190年）之时，曾向赛里斯（Seres）和弗里尼（Phryni）扩张。但综合西方古典作家的记述，结合中国史书的记载，他们至多是一次试探性地东方扩展，能否越过葱岭令人生疑。因为，目前在中国新疆境内，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力的物证。可见，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与希腊化世界没有直接的接触。然而随着张骞的西域“凿空”，中国方面开始了与仍然留存于大宛、康居、大夏、安息和身毒（天竺，印度）的希腊化文化遗产的交流对话，而且有可能与残留的印度—希腊人有了官方往来。

　　之所以把希腊化世界的文化称为“希腊化文化”，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虽然是希腊人为创造主体，希腊语言、希腊艺术形式为主要载体，但其内容已经融入了东方当地文化的因素。它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希腊文化，而是混合了其他东方文化因素在内的一种多元文化。称其“希腊化”主要是就其所具有的希腊表现形式和外在特征而言，并非指其本质上还是希腊的。而且，所谓的“希腊化文化”也只是就这些王国上流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言，而非指广大社会下层的文化。当地文化的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和触动。这也是希腊化文化为何必然会成为一种包容性文化，希腊化文化最终随着希腊化王国的衰落、希腊人的消失而融入了东方当地文化的洪流中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张骞出使西域，在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汉文化与包括希腊化文化在内的所有西域文化接触、碰撞、交流、融合的新时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从地中海到黄河之间，古代文明信息的流动、交换成为可能。原来的希腊化世界成了丝路的主要通道，原来希腊人建立的城市、殖民地，有的成了丝路上的大都市和商业中心或货物集散地，原来的希腊化钱币改头换面后成了丝路商业交易的中介，原来的希腊语字母被有的丝路国家所采用，原来的希腊式雕塑艺术、建筑艺术也被沿线的民族改造利用。于是，阿波罗（Apollo）变成了佛陀，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成了护法金刚，科林斯柱式保留了其轮廓，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摇身变为安息的公主，阿尔特米斯（Artemis）与娜娜（Nana）、阿娜希塔（Anahita）合而为一，甚至特洛伊的故事也成了印度、萨珊波斯艺术的主题……而这一切都随着丝路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地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华文化自身的历史演变中或吸收，或扬弃，或消失在茫茫沙海中，或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中。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那些曾经或仍然潜存于中国文化中与希腊化文明或文化有关的“片羽吉光”。

一

文献

  中国文献关于西域的确切记载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此后的正史中均含有西域的内容，只是大多改称为“西域传”而已。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原与西域关系一直在延续，在变化。中国历朝历代对西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晰。但本文主要集中于“前四史”，是因为这些史书关于西域的记载所涉及的时代与希腊化时代最为接近，因而有可能包含较多的、较真实的有关信息。尽管这些记述前后多有重复，但其中的差异部分正好就是新的蛛丝马迹可能出现之处。

　  《史记·大宛列传》是汉文文献中第一部对葱岭以外之西域地区的实录。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或前138年—前126年），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还耳闻到有关安息、身毒、条支、黎轩、奄蔡等国的信息；第二次出使（公元前119—前115年），虽然自己坐镇乌孙，但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这些地区大多曾在希腊化世界范围之内，因此，有关它们的报告、记载就有可能包含希腊化遗产的信息。我在《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一文中已经对张骞带回来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此不赘述。但要点可以归纳为：其一，关于大宛、大夏等城市众多的记载证实了自亚历山大以来希腊人在中亚建城的事实。斯特拉波（Strabo）曾说，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一世（EoucratidesI，约公元前170—前145年）统治的城市有1000个之多。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巴克特拉（Bactra）、坎培尔·特佩（Kampyr Tepe）等希腊化城市遗址的发现，证明张骞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巴克特拉，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或都城之一，但20世纪20年代，以A. 福歇（A. Foucher）为首的法国考古队在此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却没有发现任何希腊人在此地活动的遗迹。他们失望之极，称其为“巴克特里的海市蜃楼”（mirage Batrien）。但是最近，在现存遗址附近发现了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柱头，证明此地曾有一座希腊式城市。坎培尔遗址距离现在的铁尔梅兹（Termez）西南约30公里，有希腊人的城堡，曾是阿姆河的渡口。此地发现有希腊人遗留的陶器、陶片、钱币和防御设施，希腊式的城市存在到贵霜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I，约公元前127—前151年）时期。这些城市最初都是军事殖民地或驻防地，后来发展为城市。如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 Tepe）和第伯尔金·特佩（Dilberjin Tepe）等。其二，关于安息（帕提亚）钱币的描述，“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反映了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其三，此地出产葡萄、葡萄酒，与希腊人在此地引入或改良葡萄种植技术有关。张骞和司马迁所用的“蒲陶”（蒲萄）一词有可能来自古希腊语表示葡萄串的“βóτρυς（botrus）”。其三，关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且已被大月氏所“臣畜”的描述，与斯特拉波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亡于北方斯基泰四部落（其一应包括大月氏）的记载相符合。其四，安息“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反映的既是帕加马羊皮纸在希腊化世界的流行，也是希腊人和近东通行的书写规则。张骞之所以对此惊讶，是因其与中原的竹简、帛书及竖写全然不同。其五，“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各地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但能够沟通。或可理解为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若此，希腊化世界通行的通用希腊语（koine）极有可能充当这样的角色。阿伊·哈努姆遗址已发现的希腊语铭文和纸草文献可为佐证。最后，司马迁所记大宛王与汉交恶，被贵人“相与谋”弑之，似也反映了原来希腊—马其顿王权受到贵族议事会制约的传统在此地的影响。当然这也可能是当地部落联盟内部议事传统的延续。大宛就其方位，应在原来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之内。

　　《汉书·西域传》虽然是在《史记·大宛列传》的基础上写成，但它所记最后的年代是公元23年（地皇四年，“西域因绝”之时）。时过境迁，此时汉廷与西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域都护府早已设立，葱岭之外的地区实际上已经纳入汉廷的管控视野之中，其中印度的罽宾就与汉廷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丝路南道也经罽宾延伸到乌弋山离。这两个国家的所在地属于印度西北部，正是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活动之地，属于远东希腊化文明圈，因此，有关罽宾和乌弋山离的记载就明显包含了希腊化的信息。

《后汉书·西域传》所记东汉建武以后之事，均来自班超之子班勇。班超父子经略西域先后长达半个世纪。班超自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至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长驻西域，班勇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顺帝永建二年（127年）两度进入西域。作为镇守西域的都护，他们自然可以得到西域诸国的第一手资料。像深入条支的甘英就是受班超委派去通大秦。取代巴克特里亚、印度西北部的希腊人和塞人、帕提亚人而立国的贵霜则与中国的西域都护直辖地——塔里木盆地相邻，且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尽管由于贵霜入侵西域致使兵戎相见。贵霜在文化上也是个“亲希腊帝国”（“Philhellene empire”），在月氏时期就开始发行仿希腊式钱币，立国后继承了当地的希腊化遗产，继续发行类似钱币，正面是国王，反面是保护神，铭文还是采用希印双语。只是到了迦腻色伽时期，铭文才改为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中伊朗语），保护神也更多地采用了伊朗、印度的神，但与职能相近的希腊神认同，或者吸收了他们的一些特征，改头换面，成为集多神元素于一身的混合神。这些希腊化遗产的信息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也有反映。

《三国志》所附《魏略·西戎传》所记西域诸国事，大抵与《汉书》和《后汉书》相似。作者鱼豢是魏末晋初人，生年不详。他的《魏略》今已不存，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全文转引了其中的《西戎传》，为后世留下了中国与西域关系史的宝贵资料。但由于距离希腊化世界的消失已经3个多世纪，所以没有多少新的信息包含于其中。但它提到了大秦的都城“迟散城”“乌丹城”“乌迟散城”。据余太山考证，这三者均为“乌迟散丹”之夺误，实指一城，即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另外，还提到了大秦“作金银钱，金钱一当银钱十”，可见鱼豢与范晔使用了同一材料。但鱼豢关于大秦的记载显然比范晔的《后汉书》要详细得多。范晔主要依据班勇的回忆。鱼豢的资料显然不止于此。此传中还提到，“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鹜，从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其为人勇健敢战也”。这种上身似人、下身似马的马胫国人，似乎与希腊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有关。或许，马人的传说传到了乌孙，再传至中国，附会到了善于流动作战的游牧民族丁令人身上。安息都城尼萨（Nisa）出土的来通上就有希腊马人的形象。马人的传说通过帕提亚人或萨珊波斯人传入中原是可能的。

二

艺术

     希腊化的文化信息传入中原的另一途径是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大多不是直接的传入，而是间接地、潜移默化地通过犍陀罗佛教艺术及其他艺术品传入。对此，我们将更多地通过图片来进行说明。

　　犍陀罗艺术何时出现于印度，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佛陀形象何时出现。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公元前1世纪很有可能。印度—斯基泰人时期的盥洗石盘（toilet tray）上似乎已经出现了佛陀的坐像和涅槃时的情景。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毛伊斯（Maues，约公元前85—前60年）的钱币上有一人直身端坐，呈单跏趺坐状，疑为佛陀坐姿。如果上述二例是否佛陀尚属猜测，在阿富汗一座佛塔中发现的圣物盒（relic casket）上，佛陀的立像却赫然可见。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斯基泰国王阿泽斯的钱币。尽管它们属于阿泽斯二世（AzesII，约公元前35/30—前12/公元10年）或是后人仿制发行（约公元60年），学术界尚有争论，但至少可以证明最迟到公元1世纪中期，佛陀的完整形象已经出现。如前所述，中国方面的记载也有可能证明佛陀形象在公元1世纪时已经传入中国。若此，那它在印度出现的时间应该大大早于这一时间。佛陀形象在公元前1世纪出现完全是有可能的。尽管学界对于犍陀罗艺术产生的时间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学界是基本认同的，即佛陀形象的出现与进入印度的希腊人有关。当年亚历山大进入印度时，佛教还没有传播到印度西北部，所以，那时的希腊—马其顿人应该还没有与佛教接触。有关亚历山大在印度的历史记载都没有这方面的暗示。希腊人与佛教的真正接触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Asoka，约公元前270/269—前232年，或约公元前260—前218年）之时，是历史上有名的弘法王。他曾向仍然滞留和生活在印度西北部（包括今日的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希腊人传教，已经发现的两块希腊语石刻诏令就是明证。他还派出传教团向远在东地中海的5个希腊化王国的君主传教。虽然此行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古典作家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任何记载，但他的传教热忱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希腊人与佛教的接触就真正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再次进入印度，成了印度西北部的主人。由于印度的巽加王朝迫害佛教徒，新来的、寻找新的立足之地的希腊人自然就成了佛教徒的保护者。不少的希腊人成了佛教徒。佛教经典中米南德王皈依佛教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前，人们对佛陀的崇拜主要是通过对他的教义的信仰。对佛陀的存在主要是通过法轮、菩提树、佛塔等这些暗示性的标志来表示。由于佛教在希腊人统治区域的传播，部分希腊人、甚至像米南德这样的国王都皈依了佛教。在神人同形同性理念的影响下，印度—希腊人中的那些雕刻艺术家们在试图表现佛陀形象的时候，就自然想到了希腊人普遍崇拜的太阳神阿波罗。于是希腊的阿波罗就变成了佛教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赫拉克勒斯也被佛教吸收，变成了佛陀的护法金刚（Vajrapani），希腊人的服饰也就穿到了佛教人物的身上，希腊的科林斯柱式、莨苕叶饰（acanthus）、忍冬纹（Honeysuckle pattern）、连珠纹（首先出现在希腊式钱币上）、葡萄纹（grape pattern）、蔷薇花饰（rosette）、回纹装饰（meander）等都进入了犍陀罗艺术的殿堂。当时的巴克特里亚应该有一个希腊人的艺术流派，它不仅影响了巴克特里亚的钱币造型（其国王的钱币是希腊化时期最精美的钱币），而且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产生。那些栩栩如生的钱币人物形象实际上就是犍陀罗艺术中佛教人物的前身，巴克特里亚特有的泥塑雕像技术实际上就是后来佛教泥塑艺术的源头。因此，佛教艺术的东传，就意味着希腊化艺术因素的东传。从中国的塔里木盆地开始，犍陀罗艺术开始了它的中国之旅。但同时也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过程。我们可以从新疆图木舒克的泥塑、龟兹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甘肃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的龙门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及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都可以看出佛陀形象的演变。

三

钱币

      张骞以及其他汉使或商人到底有没有从西域带回希腊式钱币实物，就目前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似乎难以证实。但有关钱币的信息还是传回了中原，尽管这些信息有的或许有误。19世纪后期以来，和田马钱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据了解，大连旅顺博物馆有11枚，国家博物馆1枚。甘肃省钱币博物馆展出3枚，新疆钱币博物馆展出5枚。国外的收藏主要集中于大英博物馆，有256枚之多。英国钱币学家乔·克里布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对此进行了整理和解读，《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做了专门的介绍。这种钱币主要流通于中国新疆的古代和田地区。其基本特征是：圆形，铜材，正面中间是马或骆驼，周围环以佉卢文的王号或王名，反面是汉文，有“六铢钱”“重廿四铢铜钱”两类表示币值的字样。这种钱币显然与贵霜的希腊式钱币有关，其中包含了希腊、印度和中国三种文化因素。圆形无孔，1：4的比重，铜质，是希腊式钱币的特征。秦汉以后中原的钱币都是圆形方孔，所谓的“天圆地方”“孔方兄”的说法就由此而来。这是中国钱币与希腊化钱币的根本区别。希腊化钱币的银币一般分为两类：1德拉克马和4德拉克马，分别重4.24克和16~17克之间，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4；和田马钱的小钱与大钱的比例，据夏鼐的研究，也是1:4，即3.264克:13.05克，是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家族之后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采用了波斯、印度的标准后的比例。根据最新研究，此后的希印双语币出现了大幅度地减重，一个德拉克马一般是2.5克左右，一个四德拉克马在9克左右。这种比例的钱币主要在印度－希腊人的王国出现，米南德统治时期开始大规模发行，此后一直延续到贵霜前期。但无论如何减重，1:4的比例还是保留了下来。希腊化钱币一般正面是国王头像，反面是希腊的保护神；铭文或是纯粹的希腊文，或是希印双语（仅印度—希腊王国的钱币如此）。贵霜的钱币仍然沿袭这样的惯例，但在迦腻色迦之后只用希腊语字母来拼写巴克特里亚语（中伊朗语）。佉卢文（Kharosthi）是流行于古代印度的一种拼音文字，印度—希腊人的双语币上使用的就是这种文字，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的双语币仍然使用。贵霜前期国王延续如斯，和田马钱上的佉卢文应由此而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钱币都是打压而成，这是希腊式钱币制造流程中的一个特点。而中原的钱币是冶铸而成。一个使用模具冲压，一个是用模具浇注，制作方法显然不同。和田马钱属于希腊式的传统工艺。一种钱币上混合了三种文化的因素，只有在三种文化相互接近的环境下才能出现。所以，有学者把和田马钱的出现定位于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对西域的政治控制不复存在之后。但文化的影响还在。于阗人要和贵霜人、汉人通商，又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因此，结合本地的代表性动物，就创造出了这种三流合一的钱币。夏鼐先生将此定名为汉佉二体钱（Sino-kharosthi coin），只能反映上面的文字特征，但难以反映其内含的希腊化文化因素。这是需要注意的。

 至于其他外来钱币，如后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流通的粟特钱币，以及偶尔传入的萨珊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虽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但它们的传入，无疑带来了一定的希腊化文化因素，因为归根溯源，都与希腊式钱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结语

  以上从古代文献、犍陀罗艺术、希腊式钱币和其他艺术形象等方面梳理了在公元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一些希腊化文化的信息。其中大多信息只是一种猜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中国作为原来希腊化世界的近邻，后来横穿希腊化世界故地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希腊化因素的传入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就其传播途径而言，丝绸之路应是唯一的通道。所谓的丝绸之路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术语，其实在这条道路上，除了贩运丝绸和其他珍奇物品的中外商人，还有负有官方使命来往的使节，更有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和来自印度和中亚、西亚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的信徒。这些远道来华的商人、使节、僧人、信徒带来了各自所在地的文化信息。而他们的来源地大多是原来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但他们都是无意识而为。即使从西域回来的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也没有提到任何明确的希腊人信息。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希腊化文化的信息还是通过这些无心之人传到了中国。张骞是为了让汉武帝了解西域各国的方位、城邑、出产、民俗，带回了第一手的观察资料，其他汉使者，包括班超、班勇父子、甘英也是如此。犍陀罗艺术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的，希腊式钱币的信息是随着贵霜势力的扩张和影响而进入塔里木盆地的，祆教是随着粟特商人传入的，其中萨宝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商队首领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他们的墓葬石刻保存了祆教的内容，传递了一定的与希腊化文化有关的信息。波斯的艺术品是商人们带来的，但他们本身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景教虽然在唐初传入长安，但它同样带来希腊化文化有关的信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叙利亚文铭文还使用了塞琉古王国的纪年，以公元前312年为始。谁能想到，中国的景教徒竟然还使用着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希腊化王朝的纪年呢？因此，这次文明流动之旅虽然漫长，但还是完成了从地中海到黄河、从希腊到中国的旅程，犹如中国的丝绸、炼钢术（最好的铁）以及后来的造纸术传入西方一样，文明的流动是双向的，多向的，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可能无法感知它，体验它，证实它，但无法否认它，这就是人类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最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希腊化时代、对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互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愿和国内外有兴趣的朋友共求索。

原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10期，若需阅读原文，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下单购买纸质刊物或期刊电子版。

END

初      审: 刘   珊

复      审: 王雅贞

终      审: 张   玮

编辑制作: 宋耀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