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一百年前关于苏俄的超前争论

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

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地土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毫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 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什么?

——张奚若，1925年10月8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笔者在上篇文章《一场一百年前关于苏俄的超前辩论》中详述此场论战的时代背景，并着重介绍执掌《晨报.副刊》的主笔徐志摩。

这个时代背景是什么样子呢，笔者不怕饶舌，再简单交代一下：

1.在内忧外患之际，除极少数知识分子外，国共两党救国的大方向皆是“以俄为师”，国内亲俄气氛浓厚。

2.“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由苏俄传到国内，群众爱国运动及我进步人士与国民党的宣传下深入人心。

3.此时代，集体主义盛行，南方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方也暗潮汹涌。

国族、人民已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个性、自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在绝对正确的群众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4.苏俄的野蛮行径，与它的对华宣言大相径庭，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作风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怀疑。他们认为，英美如果是（白色）帝国主义的话，你苏俄就是赤色帝国主义。

在这种背景之下，不信邪的徐志摩恰于此时接掌北京的《晨报.副刊》。我们看他在开场白上怎么自承办副刊主旨的：

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冯注：《晨报》总编陈博生）可不能怨我.....

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埋，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1925年10月1日，《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载于《晨报.副刊》

明乎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何这场一百年前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超前争论能够发生。

（一）论争的主题

1925年10月6日，陈启修在《晨报.副刊》旗下的《社会周刊》（刘勉己主编）上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为苏俄辩护。两天后，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马上有了回应，以张奚若的文章《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作为反击。

于是双方以《晨报.副刊》为主战场，针锋相对，你来我往，一共发表了50多篇论战文章，直到一把大火烧毁晨报馆为止。

这50来篇的文章，主要围绕“苏俄是否帝国主义”，“友俄还是仇俄”两大主题，它同时也涉及到苏俄政拳的本质，中国寻求独立的道路上是否应该“以俄为师”等重大问题。

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也是为何笔者将这场论战称为“超前争论”的原因，而这一点徐志摩看得最清：

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徐志摩，1925年10月22日，《记者的声明》

这场论战异常激烈，仅10月一月，徐志摩就在副刊上辟出两个讨论专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供读者来稿。

因为双方人数较众，论战文字较多，本文为篇幅计，只能拣其大概，以飨读者。

（二）从两篇引发论战的文章说起

作为国内首位翻译《资本论》的北大教授陈启修，首先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10月6日）一文，为苏俄辩诬。

陈的观点有两个：一、苏俄不是帝国主义，二、（除苏联以外）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陈说，政治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了，现存的帝国主义只有经济的含义。而“从经济的意义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的一种经济的侵略”，它应该具备雄厚的资本，可是苏俄资本匮乏，所以称它为“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

为什么苏俄会有“赤色帝国主义”这个雅号呢，陈认为这是波兰、芬兰等缓冲国被帝国主义怂恿而喊出来的。

最后，陈说，我们千万别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把真正的敌人甩到一边，而把矛头指向苏俄。“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

陈启修这漏洞百出的论点，马上遭到张奚若的反驳。

张奚若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10月8日）一文中直接说，苏俄是敌而绝非友人。

张认为，苏俄比帝国主义的危害大多了。帝国主义最多只想要榨中国人的钱财，苏俄却要收买中国人的良心，帝国主义还能喊喊“尊重主权”、“门户开放”的高调，苏俄却直接对外蒙出兵。苏俄的恐怖，在于它这样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占领我们的土地，国内还是有群它的朋友为它辩护。

张最后质问，“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 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什么？”（张奚若，1925年10月8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三）论战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我们若把论战双方简单划分为友俄派、仇俄派。我们不妨看看双方都说了些什么。（若无耐心，直接读“仇俄派的反击”）

一、友俄派的“高论”

1.陈钟琴首先根据列宁于1918年1月18日的宪法宣言的条款，证明“苏俄立国精神，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他认为，苏俄同情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宰割”的民族，所以要会跟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一起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应与苏联“一同打倒帝国主义者”，“然后世界总有和平的希望”。

至于张奚若的仇俄论调，陈认为，那是中国人多疑，帝国主义又趁机造谣，所以才有人把“赤色帝国主义”的帽子扣在苏俄头上，这种做法真是“认贼作父，以友作仇”。

陈还替苏俄解围，说苏俄不可能自打嘴巴，自己沦为“帝国主义”；而且中国被帝国主义和军阀盘剥地那么穷，“无产可共”，不知道神经敏感的中国人怕苏俄，怕编者略，怕些什么？(《为苏俄仇友问题告双方》，陈钟琴，1925年10月25日)。

2.陈黄生也和陈钟琴一样，认为攻击苏俄的人都是出自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唆使，“你们不用专攻打我们，其实苏俄也是与我们一样，都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注意罢。”

至于“苏俄何以来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呢，“一方面是为自救，一方面依列宁主义的见地，即指明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即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为自救，为打倒敌人为什么不与苏俄携起手？”（《驳张奚若并告青年朋友》，1925年10月20日）

3.北大张荣福认为苏俄总体上对于我国还是“友人”。

至于苏俄唆使蒙古独立，张认为苏俄也有自己的苦衷。“而他今日之引诱蒙古，一是实行他民族解放的主张，二是防备日本和白党以自固”。苏俄最多可算个“莫有赤胆忠心的邻居”，“哪里就说得上是仇人”。

张荣福认为，中国真正的敌人还是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可以底于亡国灭种”；而苏俄“还不配称为中国的敌人”。因为苏俄是帝国主义的仇人，我们为了共同仇人的缘故，可以因大忘小，与它联合起来。（《苏俄真是中国的敌人吗？——质张奚若先生》，1925年10月8日）

4.陈启修认为，苏俄对中国之功至少有两点：一是在外交上帮我；二是因其取消不平等条约，提升中国民族之自尊心。而帝国主义对中国却罪恶多端，若将苏俄比帝国主义，“则前者功二过一，后者无功而有六过，所以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害，比苏联大得多。”

陈说，中国“事实上被帝国主义者压迫了八十余年”，我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应该联合“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苏俄，“我们所得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而我们所失的不过现在帝国主义者束缚我们的这付锁链”。（《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1925年11月9日）

二、仇俄派的反击

最一针见血的还属梁启超。他也承认普通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敌。但是苏俄呢？“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他是帝国主义的.....”

梁启超认为俄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冯注：从沙俄换成苏俄）就改得转来吗”？“俄国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所以，“中国从前是沙皇的梦想汤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哪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

梁启超说，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代我们革命。“以一个外国来代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不管做的好事坏事，总之已经把我们当作被保护者，儿孙，奴才。这样不算帝国主义，怎样才算帝国主义?”

而且，梁启超认为苏俄压根就不是“共产国家”，搞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的侵略压迫，还要比私人资本主义加十倍百倍干倍万倍”。

梁启超对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们”高呼，“听啊！你信仰communism，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斯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编者略人'的大成功，却是communism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己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1925年10月23日）一文。）

我们再看《晨报副刊》的读者陈均来书。

陈均认为，不管怎么定义“帝国主义”，它都是“侵略主义的一种”。陈均承认苏俄经济薄弱，可以避“帝国主义之名”，但它处处却行“帝国主义之实”。如果苏俄不做一些侵略的动作，如“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中国人何至于对它反感？

陈均对苏俄政拳的本质洞察地异常深刻，他说，“苏俄名为工人砖政，实则编者略一党砖政；名为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实则愚弄、压迫劳动者；名为扶助弱小民族，实则以政治手侵略弱小民族”。

陈均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有一种依赖心理，缺少独自求中国解放的勇气。所以，他期望陈启修这样的友俄派，在赞美苏俄之前，要对苏俄的实情加以详细观察，再发赞美的言论。否则，国人很容易像期待林肯解放的黑奴一样，期待天国的拯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1925年10月25日）

曾留学苏俄的秦抱朴认为，“凡用政治或经济手段去侵略他国的，都可叫做帝国主义”，所以苏俄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

至于有人会问，苏俄是“communism”国家，怎么会搞帝国主义的把戏？秦抱朴答复，苏俄的communism只是一个招牌，“俄国有编者略，而无communism”。其实，列宁现在搞得新经济那一套，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观点和梁启超一样）。

苏俄对弱小民族，“其实苏俄本非劳农握权的国家，编者略仅假借劳农的名词，去征服前俄治下的弱小民族。.....实际俄皇治下的弱小民族，除一部分以武力脱离外，其他仍受苏俄的压制”。苏俄对华呢，“自中俄协定成立之后，苏俄凭着防御白党与帝国主义者的题目，驻兵外蒙擅捕华人，延宕会议等等！其手段恶辣，使人不胜大彼得主义复生之感”。抱朴用以上历史事实证明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论。

其他温吞水的文字，我就不再引了。论战接近尾声时，常燕生的《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1925年11月16日）一文特别值得一提，这是对国内青年“以俄为师”的反击：

“我说苏俄之最可怕者：即在以其专制之榜样暗示于青年，使青年……不但不为砖制主义之敌，反而成砖制主义之拥护者，其结果则促进民族死亡而已”。

（四）尾声

苏俄三次对华宣言之后，在中国形成“友俄狂潮”，国民党与进步人士一时皆“以俄为师”。在此背景之下，能有一场较为理性且以国家为本位的舆论论战，实在难能可贵。尤其可喜的是，论战中出现一些极有洞察力的超前言论，这些文字能刺穿苏俄本相，发人深省。

可惜的是，在国民革命的狂飙下，“疯癫大于理性”，群众听不得《晨报》这种不同的声音。

争自由的人，却不允许不同意见者同享自由。于是，一场极有象征意义的大火，由我先进群众所放，燃烧了整个《晨报馆》，也烧灭了这场关于苏俄“仇友”“赤白”的争论。

这一场象征性的大火，似乎也在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全文完，486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