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还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为了研究方便，本文设定研究范围包括中亚 5 国、东南亚 11 国、中东欧 16 国、南亚 8 国、西亚18 国以及蒙俄2 国（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关系，本文将蒙俄作为一个版块进行统计），共60 个国家和地区(见表 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核心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和自然遗产、演出和节庆、视觉艺术和工艺品、出版物、视听和交互媒介、设计。本文的出版贸易主要指图书、报纸期刊、其他出版物（包括儿童画报、成册印刷的地图及类似图表、贺卡、挂历、日历等）贸易和图书版权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ited NationsCOMTRADE database) ，根据HS2007 的分类精确至6 级编码进行整理及归总^[2]。

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虽然发展迅速，但文化产品贸易额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见表2），但2011—2015 年，其占中国对60 国全部商品出口额的比重在0.03%-0.04%之间，出版物进口占全部商品进口额的比重在0.01%左右，占比非常低。此外，“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将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贸易合作创造有利契机，中国与60 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但是出版产业的合作程度远远低于其他领域，例如，2015 年中国对60 国出版物出口在中国出版物总出口中的占比为5.56%（见表2），远远低于中国对60 国的货物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25.54%，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出版贸易有进一步大力发展的空间。

2011—2013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 国的出版物进出口贸易小幅增长，2013—2015 年又小幅下降，出口额略大于进口额，出版物贸易总体呈顺差格局，2013 年顺差最大，达到1.78 亿美元（见表2）。在三大类出版物中，图书和其他出版物贸易呈顺差态势，报纸贸易呈小额逆差态势（见表3）。虽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 国的出版物贸易呈顺差格局，但总体贸易额较低，与出版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在全球图书市场中，美、 英、 法、 德、 日等少数国家，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10% ，但其图书销售额和版权贸易量却占到了全世界的 50% 以上，其中美国为22% ，法国为14.7% 。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却仅仅占世界份额的0.2%^[3]。我国出版贸易状况与世界出版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大国的地位也极不相称。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全面实施“零关税”促进了中国与东盟间出版物贸易的大发展。2013 年中国向东盟国家出版物出口额达到1.09 亿美元（见图1），出口占比达到50%。在出版物的进口贸易中，2013 年中国从东盟进口额达0.37 亿美元（见图2），2011—2015 年从东盟的出版物进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进口总额发比重平均在90%。

而从图2 中可知，中国从中亚5 国进口额几乎为零，出口额也很少，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基本没有翻译出版过图书，彼此间文化交流较少；中国从蒙俄、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国家的进口额也很小，中国与六大区域间的出版物贸易不平衡。南亚、西亚、中亚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只能借助西方媒体的信息认识中国，与此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也不够全面，这影响了“一带一路”阐述和传播工作的有效性^[4]。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和国家扶植奖励出版业“走出去”政策的出台，大大增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走出去”的形式由过去单一的出版物实物出口贸易、赠送版权等扩大到版权输出、合作出版、海外投资等领域，而且近年来图书版权贸易严重逆差的状况有明显好转，2014 年引进输出比降到1.92∶1。但是，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在全球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外部失衡状态。目前，我国对俄罗斯和新加坡的版权贸易在中国版权贸易总量中占比很小（见表4）。但相比“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俄罗斯和新加坡成为主要引进地和输出地。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出版企业应积极探索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新路径，积极参与文化传播和图书版权贸易。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把中国图书出版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与当地人民的图书出版合作和文化交流，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给中外出版业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为出版工作提供了丰富的选题资源和市场空间。出版业要借此东风，不断寻觅拓展“走出去”的新商机。

表4 2011—2015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情况/种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局网站中的版权统计（）

版权贸易本质上是基于文化而运行的知识传播活动，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更是显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其显著的外部性特征是政府要进行规制尤其是激励性规制的必然逻辑^[5]。中国政府特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为出版企业搭建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图书展、图书交易和信息咨询平台，形成了与“一带一路”国家信息共享、内容共建、渠道互联互通的出版合作格局，从国家层面加大了对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对各出版社来说，依靠自身资源寻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合作，成本较高、难度也较大。出版企业要用实际行动实践国家战略，借政府的政策、资金扶持，运用政府搭建的平台，完善自身的品牌建设和对外营销能力，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制定对接国际市场的工作实施方案。

出版企业已开始重视“引进来”与“走出去”齐头并进的产业发展路径，把开拓国外市场作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创新目标，积极探索以多渠道的方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

一是扎实做好图书输出和版权售卖。出版企业应注意研究目标市场各类文化背景下的图书市场消费特点，深入探索中华文化、中国故事等的出版表现形式。有针对性地创作市场化的出版产品，塑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自主出版品牌。我国边疆省份的出版机构已经率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发行当地语种的图书，宁夏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大力挖掘回族优秀文化的民族特色，启动了“阿拉伯语十年千部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中阿双百经典图书互译出版工程”，开启中阿版权贸易新篇章，与“一带一路”国家100多家出版社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出版发行、数字出版、文化交流等多维度的合作，将中国文化依托出版产品这一载体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传播，进一步促进图书出版产业的国际化发展^[6]。

二是通过海外投资、合作出版等方式创新“走出去”的内涵。出版企业在做好图书版权贸易的同时，也要积极在资本层面寻求合作。例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合资成立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建立“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将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图书出版相结合，倾力打造“E 丝路”数字出版平台，为中华文化的全媒体、全方位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7]。

三是充分利用国际书展平台走向世界。出版企业特别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予以充分关注，一方面要关注参展作品的文化特性和语言特性，深入挖掘沿线各国风土人情、文化渊源和民族习惯，另一方面配合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战略，积极寻求与参展企业的国际合作，推动我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在第32 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上，中国21 家出版单位展出了650 多种图书，中国文化类和对外汉语教材类图书大受热捧，《体验汉语》《汉语乐园》《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等对外汉语教材在土耳其非常畅销^[8]。此外，我们自身也要积极打造有品牌影响力的国际图书和版权贸易平台，把外方出版企业“引进来”，如北京国际图书展（BIBF）经过多年经营，现已跻身于世界四大书展之一，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企业积极参展，加强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信息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和技术标准相容性的逐步实现，出版企业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更加便利地为其上下游企业提供跨国服务。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出版业要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大力开发数字产品形态，创新内容服务形式，驱动传统出版媒体的转型升级，实现向全媒体产品服务商转型。通过一系列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翻译、出版、推广，相关期刊数据库、电子书、网络出版等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采用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等方式，实现对外出版发行，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发行渠道。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内容是根、编辑是本，版权是内容的法律赋形，出版业还要围绕经营版权这个生命线做大做强，注重版权资源的多元化开发，将优秀的版权资源与动漫、游戏、影视和其他衍生品的开发相结合，同时加大客户端等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用中国优秀的版权作品占领国际市场，实现版权和品牌价值的最大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习俗差异大、语言多种多样，大部分普通民众使用的是本国官方语言，只有少数中上流社会阶层会使用英语和其他外语，所以，中国图书在“一带一路”国家出版发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翻译，我国出版界缺少专业的翻译人才队伍。而且“一带一路”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不太可能投入专项资金大规模地开展中国图书等文化产品的翻译出版活动^[9]。

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翻译队伍建设，实施系列国家民族语言互译工程，立足国内，面向国外，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翻译人才。同时，还要加大对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训力度，帮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图书市场，从而加大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图书出版从题材的选择，到文字的翻译，从营销的方向到合作的模式，再到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研读，对输入国文化和市场的了解，都离不开专业的版权贸易人才^[10]。而我国目前还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缺乏跨文化传播和经营的版权贸易专门人才，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一起协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质和国际眼光的版权贸易综合性人才。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启了新的发展机遇，既是贸易交流通道，又是人文交流通道。通过出版贸易，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以此为载体，将我国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理念传播出去，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增进交流、理解、沟通、尊重，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