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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中国越反性骚扰,性骚扰却越多?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探索与争鸣杂志 Author 黄盈盈 潘绥铭
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据21世纪三次“中国人的性”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21世纪中国人的性骚扰情况突出表现为:
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但是人们对它的担心在增加;
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
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
这一理论认知对于当前的社会对策研究很有启示:
笔者为了检验这一假设,追问了那些受到过言语的性骚扰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统计结果是:在那些自报受到过言语的性骚扰的人里面,女人报告受到女人的性骚扰的比例在2000年是24.7%,2006年是10.9%,2010年是19.6%(P=.007),呈现为显著减少的线性趋势。
在男人中,同性之间的言语性骚扰比例分别是64.9%、59.1%和57.6%(P=.001),其线性趋势也是显著减少。
回答结果是:在2000年自报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里面,被同性别的人骚扰的,在女人中占1.5%,在男人中占2.8%;
到2006年的比例为女人中的0.6%和男人中的3.8%;再到2010年则分别为7.1%和5.9%。
这表明:其一,来自同性的动作性骚扰的比例在10年间略有上升;其二,在2010年,女人中的同性动作性骚扰不但比男人中的还多,而且增长幅度也大于男人中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把性骚扰仅仅局限在男人对女人。可是由于反对性骚扰的话语的强势介入,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居然会如此之多。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男人所说的言语性骚扰,居然超过一半是发生在男人与男人之间。
从认知层次来看,这种情况进而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这究竟应不应该算作性骚扰?那些仅仅反对男人对女人的性骚扰的人们,究竟应该固执己见,还是承认和尊重中国男人和女人的主体建构?
二是,在中国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究竟什么样的言谈话语,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
三是在三次调查中,认为自己遭受过同性别的性骚扰的比例,呈现为显著的减少趋势。
但是疑问接踵而来:这究竟是由于同性别者之间的性骚扰现象真的越来越少,还是因为在社会的强力宣扬之下,人们越来越相信性骚扰“只应该”发生在异性之间,因此越来越把发生在同性别之间的情况,排除出性骚扰这个概念?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后者。
这恐怕不得不归结为:那种“性骚扰只能是男人针对女人”的说法,已经从话语介入发展为一种意识霸权,造成了人们的管中窥豹。
其次,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动作,会被对方认为是性骚扰呢?
这无疑是一种主体建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体验做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什么“客观的”事实判断。可惜,目前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个定义主要来自女性主义的“性别权势关系”理论。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
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追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于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笔者追问道: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象、谈恋爱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占6.7%和13.1%;“家庭成员、亲戚”占3.4%和2.5%;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67.1%,占动作性骚扰的51.9%。
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25.3%,占到动作性骚扰的35.0%。性骚扰是对方利用职权的情况最少——“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只占7.6%和13.1%。
相反,那些最容易仗势欺人进行性骚扰的人(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确实没有认为上级的某些行为是性骚扰。
对于“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这个问题,中国那些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自己是如何认定的呢?目前中国的文献尚未涉及。
因此,研究者就不应该把所获得的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应该视为被调查者在他们自己的定义之下,在调查当时的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构式的呈现;
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定义之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研究者更加应该去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
为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接着对那些遭到过的人们问道: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回答情况见表2。
男人或者女人,在面对异性或者同性的时候,究竟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展现?人们认定的“身体”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
可是,人们又总会依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而积淀出对于“什么是性骚扰”的主体建构。这两者之间的互构、参照系、行为逻辑、运行和调节机制,共同构成他们对于性骚扰的判断系统。
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人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人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一部分男人,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人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
可是,这种情况究竟是性骚扰这个话语的强势介入的产物,还是这样的男人的个人特质做造成的不同的主体建构,还是二者互构之结果?
其结果是: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职业等级越高;那么他们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也就越高。
同样地,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仅仅是8.0%,但是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增加到14.2%;在白领工作者中也达到12.0%,在企业家或者领导者当中则是13.2%。
此外,笔者还考察了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不是实际比例)。在文化程度方面,与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增加44%~48%,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者则增加73%~74%。
在职业等级方面,与农民和工人这些体力劳动者相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增加42%;白领工作者增加26%,而企业家和领导者则更是增加78%之多。
这样的悖论迫使笔者不得不反过来思考问题:是不是遭到过性骚扰,这是由被调查者自己来判定的。笔者作为调查者,没有丝毫办法去“客观检测”在被调查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此,本文中的所有数据,与其说是“测量结果”,不如说是被调查者的“报告”,也就是“主诉”,是他们自己的主体建构的呈现。
思路转变之后,上述数据的意义也就随之变成:文化程度越高和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就越是可能认为自己受到过性骚扰,而且越是愿意把它报告出来。
从这一视角来看,一切反对性骚扰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很可能出现“越反越多”的局面。
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遵从主流话语,不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哪怕情况越来越少,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受到了性骚扰,人们对于性骚扰的担心也会越来越多。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判定标准被主流话语改造了。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社会决定论”或者“话语决定论”,调查表明“反对性骚扰”虽然成为主流话语。
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获知、接受和认同这一话语,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成为“被介入”之人,也才更加可能运用这一话语来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究竟算不算是“性骚扰”。
相反,那些相对低层的人们更少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把它纳入“性骚扰”的范畴。
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贬义的“对牛弹琴”或者褒义的“我行我素”。
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
人们把那些不是利用职权的、男人所受到的、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
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基本上是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
21世纪前,这三者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同时来自这三者的弊端。时至今日,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出现“三原色分布”。
也就是说,这三者虽有交集而且相互建构,却日益走向相对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增加。
这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日益“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
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细化和深化为:实际遭遇否?涉及权力否?仅在异性之间否?身体接触否?具有性的含意否?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还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一共有几个人,曾经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
回答结果是:在所有被性骚扰过的人里面,被两三个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27.4%,在男人中是31.1%;被三个以上的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3.6%,在男人中是2.9%。
上述回答结果提示我们:中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情境,容易出现两三个人都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不一定同时)的情况。可是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
但是这种现象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不容低估,它足以引出这样一些研究假设:
是由于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才屡屡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吗?是由于他们被话语介入得更深,因此把自己的“性的身体”建构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敏感,才更多地报告自己遭到性骚扰吗?
是因为笔者在提问时所遵循的推理逻辑,不同于被调查者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逻辑,才造成他们的误答或者笔者的误读吗?
说明: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东亚评论转载自公众号
"雅理读书" (ID:yalipub)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作 者 | 黄盈盈
潘绥铭
编 辑 | 王阿花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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