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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青年学人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浮出历史地表——《探索与争鸣》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综述

韩旭至 |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探索与争鸣》特约编辑 

3月29日，由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资助的《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办。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解超，以及来自上海市社科规划办、上海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学术月刊》《复旦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社会》《文艺理论研究》《国际比较文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报》、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等管理机构、学术刊物、理论媒体的代表分别为一二三等奖及提名奖共26位青年学人颁奖。

本届征文活动的一等奖获奖者李旭东和连续两届征文活动的获奖代表冯庆分别发表感言。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教授与《复旦学报》主编汪涌豪教授分别作为学者代表和期刊代表发表感言。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就青年扶持、理论创新、期刊发展和文化服务做了重要讲话。本次大会由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解超主持。

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解超对《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做了介绍与回顾，并对《探索与争鸣》做了简要介绍：

在上海市社联党组领导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下，“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已于2014年和2016年成功举办两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适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以“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为主题，得到了全国各地高校的青年学者的大力支持，共收到900多篇投稿，经编辑部初选、专家匿名通讯评审、专家现场评审共三轮评审，最终评出了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9篇，提名奖13篇。

长期以来，《探索与争鸣》杂志坚持追踪时代和改革大潮，捕捉学术前沿问题，将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相结合，在全国思想学术期刊中独树一帜。近年来《探索与争鸣》杂志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有学术的思想”，坚持“思想温暖学术，学术关怀现实”的办刊理念，坚持“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的办刊风格，坚持以当下性、公共性、跨学科、思想性为核心的办刊特色，通过加强选题策划、组织高端论坛、创新传播方式、支持青年发展，形成了刊物、论坛、新媒体、丛书与青年共同发展的五位一体的良好格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汇报了本次征文活动的基本情况：

第一，编辑部自2018年1月1日起面向全国青年学人组织，历时一年，得到全国各地尤其是上海各大高校、学院、各大期刊媒体的大力支持，共收到900多篇来稿。2019年1—3月，编辑部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经过编辑部初审、专家匿名评审和资深学者终审，最终选出26篇获奖论文。

第二，此次征文把学术问题的研究与中国新时代改革发展当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鼓励青年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来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不仅锻炼了青年们学以致用的精神，同时也让青年们更有担当，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来稿看，这些征文分布在法学、管理学、文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十多个学科，论文呈现集中关注我国现代化的进展，尝试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和学术范式来解答新时代的新问题，论文集中关注社会现实、积极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视农村问题、聚焦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积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关问题的特征。

第三，相比往届，本届获奖作者一个突出的特点是，29位获奖者中，14位获奖者为90后，占总获奖人数的近一半，一二等奖获得者共5人，90后有4人，这标志着90后青年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浮出历史地表。新生代学人受过更加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视野较为开阔、能够自觉将学术问题的研究和中国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对学术充满自信和敬畏。

第四，征文活动提升了刊物品牌效应和学术水准，青年学人也通过征文活动等加快了学术成长的步伐。如第一届征文活动二等奖李涛于2019年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计划。《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长期致力于实现学术期刊与青年学者的共同成长，通过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三个组合拳，不断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学人。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教授为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解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周智强、上海市社科规划办主任李安方、上海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副调研员顾月明、《国际比较文学》主编姚申为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获奖代表颁奖

来自上海各大学术期刊的主编为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三等奖获奖代表颁奖

来自上海各大理论媒体和学术期刊的主编为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提名奖获奖代表颁奖

上海市社联各处室负责同志为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提名奖获奖代表颁奖

本次征文二等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冯庆作为获奖代表发言。作为连续两届在青年征文活动中获奖的作者，他对《探索与争鸣》表示感谢，也特别分享了学术生活中“坚忍不屈”的核心感悟。他在象牙塔和外部世界的脱节中追问读书和治学的意义。他认为青年学人要与世俗的逻辑保持距离，与既有的利益保持距离，把青春投入到长远的计划当中，刻意为之的脱节是必须且必要的。而要让学术的心志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坚忍的性情作为其基础。他最大的体会就是，从事学术工作必须在当静的时候静，不断蓄积自己的可能性与能量，才能为将来的喷薄做好准备，而非汲汲于瞬间出成果。新时代在人文的、精神价值的探究方面，还有很多奠基性的工作尚未完成，有很多整合性的、开辟性的任务召唤年轻人去从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和“五四”一代人面对的困境是一致的。正如“五四”之后中国学界开始尝试回归传统、修补文明自信，如今的我们在经历4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风暴之后，也需要开动脑筋、提出总结性的判断来回应时代。这就要求在这个历史关头坚忍不屈地夯实基础、提炼观点、回到传统，回答那些悬置未解的伟大难题，深化积累每个学科的知识基础。

本次征文一等奖获得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旭东作为获奖代表发言。他对《探索与争鸣》、评审专家与导师表示感谢，认为这一奖项是他硕士研究生期间获得的最有意义的奖项，也是他继续学业的出发点和动力。以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为题，源于他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对中国代耕菜农群体的长期关注和与之朝夕相处。青年学人既要有傅斯年先生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耐心，也要有诗人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恒心。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教授李友梅作为学者代表发言。在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论文的书写当中，她感受到中国青年后学用学术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和蓬勃热情。《探索与争鸣》已经意识到现有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时将会不断碰到困难，推进思维转型方法论创新、新知识的生产动力和能力还很不够。因此，必须加强对传统知识体系的再认识，而且要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和世界相通的知识体系，特别要把握好三对关系的统一。

第一，敬惜字纸与知识自觉相统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出发点。读书人要对自己写的每句话都要有敬畏之心，要对自身历史文化有敬畏之心，同时要反思西方知识传统与本土知识传统至于当下学术研究的局限性。

第二，学术话语与实践认知相统一。要在东西方知识的相互比较、相互映照中，通过构建有效的理论话语体系，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体系在中国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将学术问题、核心概念和理论创新与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和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经历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三，知识自觉与文化自觉相统一。知识自觉的目标是要达到文化自觉，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都要拥有能够解释自己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目前迫切需要提炼中国本土的新知识体系，实现传统知识体系的当代转换，而且迫切需要一个让世界理解当今中国的知识体系，实现对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世界性表达。

《复旦学报》主编、教授汪涌豪作为学术期刊代表发言也谈到了三对关系：

第一，分业与综合的关系。以前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今天随着学问的进展而分得越来越细了。此时，一方面要做一个专家，另一个方面在分业的时代始终要有一个综合的视野。今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有严格的逻辑对象的，从来都是和周围联系在一起的，尤其研究中国问题更是如此。

第二，问道与问学的关系。当我们把知识外延扩大的时候，纷纭的问题随之涌来，所以问学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晏子春秋《问篇》说道：“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问学的目的是为问道，不可做一个专注于一个问题，而不关心更广大问题的书呆子。

第三，知道和知识的关系。知识界有两种人，一种是知道分子，一种是知识分子，知道分子是对他所研究的东西都知道，知识分子是对知道的东西要解构、批判，使这个对象长出新的东西，这叫知识分子。所以千万不要做知道分子，要做知识分子。国事家事风声雨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知识分子哪有不关心社会发展的？一个读书人既要有书斋求知的意识，也不能忘记惦记苍生。做学问要抛弃功利，同时不能忘却社会责任。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最后总结讲话。徐部长在致辞中肯定了《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众多专家学者的辛勤付出，鼓励上海市社联与《探索与争鸣》多发现和培养青年理论人才。他就青年扶持、理论创新与期刊发展、文化服务等方面做了重要讲话。

第一，要更加重视发现和扶持青年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发现和扶持青年理论人才的工作始终是艰巨而紧迫。《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这两年持续推出的青年学人支持系列计划，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力。特别是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将全国高校的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聚拢到一起，使得刊物的青年作者团队在深度和广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和理论创新。这次征文活动的一等奖就是一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论文。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对参会文艺界、社科界代表的讲话，鼓励青年学人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嘱咐的那样，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和理论创新，“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第三，要重视上海学术期刊的发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的精英汇聚上海的重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充满活力的文化机构和内在的吸引力。要吸引文化人才，除了要打造配套的硬件设施，更要注重激发出版社、期刊社、报纸等文化机构的内在活力，增强上海文化辐射全国、服务全国的意识和能力。

颁奖大会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外交学院施展教授、复旦大学薛小荣副教授三位入选《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代表，分别就“北京-上海‘双塔’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时代变迁与知识体系的演化”、“超大规模国家的变革与治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考”，聚焦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为与会者做了内容丰富、严谨生动的主旨演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辑嘉宾瞿骏关于《北京-上海“双塔”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的学术报告指出：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中国近现代史这些年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何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中国的。

就五四时期北京-上海“双塔”而言，北京之“塔”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上，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仅有学界，而缺少舆论界和出版界。第二，仅有城市，但缺少城市周边。第三，以“反传统为爱国”之士不少。同时期的上海与北京相比，有三个特殊之处。第一，上海有出版界，舆论界，也不缺少学界；第二，上海不仅有它本身的城市，它还有城市周边，即江南；第三，上海不止十里洋场，而有更为丰富的多元的面相。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可把中国的认知状态区分为“所见之中国”和“所闻之中国”，江南叙述的便是“所见之中国”的故事。首先，明清时代江南读书人建立起了充分的文化自信，如科举世家、江南抗清，苏州定天下之雅俗即为例证。其次，即使到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屈辱黑暗的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经常亲历亲闻一个温情脉脉、饱含民族生力的中国。最后，江南并不是一个守旧的，纯粹保守的状态。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也不拒斥变革，亦不抵制新潮。

由此，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面向。这又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上海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新思想，包含着红色文化的输出端。第二，江南作为接受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推动起了磅礴的浪潮。第三，红色文化并不仅仅是传播出来的，更是在上海产生，在地方社会开始扩展的。

总的来说，观察五四运动不应再执着和聚焦于胡适、傅斯年、北大等，在一个中国话语的五四运动的叙述中，关于江南的所见之中国故事和党如何扎根地方是日后需要去着力建设和探索的领域。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辑嘉宾施展关于《时代变迁与知识体系的演化》的学术报告指出：

五四时期的知识变化体现为知识精英在拒斥传统，以一种“反历史”的方式，力图推动中国进入现代世界，回应挑战。而当下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与传统相脱节，却又以一种回归历史的方式出现了“历史热”。如呈现出一系列的历史著作的大卖。

从史观或者历史哲学来看，五四是以“反历史”的方式在面向未来，但所谓“反历史”不是本质上拒斥历史，而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讲历史，来确证一种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而近年来中国的快速成长，引发了内部、外部各种既有秩序的失衡，既有的意义参照系开始失效，于是有了重建参照系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带来了今天的历史热。这两个阶段对于历史的正好相反的态度，实际上都是在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该如何理解自身，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对这种问题的回应，表现之一就是对于历史的重新定位与讲述。

回顾历史还可以发现，任何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为了回应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想出来的解决办法被体系化、系统化，就成为一个理论，甚至成为一个学科。在这个学科内部又有两个层面，因其实际上要回应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内在于人性的亘古问题，理论因此有其亘古性的关怀，而是该问题在具体时代的特定呈现形式，理论也有其特殊性的关怀。理论的亘古性一面可能会呈现出对于问题的大量回应之路，但是其特殊性则只会在其中选择特定的若干条路，顺着这若干条路把这个学科进一步地精细化、技术化。到一定程度后，这个理论会产生内在的自我驱动机制，使其成为越来越成为自洽、自驱动的逻辑框架、意义体系。一旦时代出现剧烈变迁，有可能当初所选的路在新的历史处境之下已经不奏效了，其适应性被突破了，于是就无法依靠它理解这个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参照系失效。此时，就需要回溯到理论的亘古性层面上，去重新寻找可能的道路。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便通过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回应当下的时代。当时代剧烈变迁、参照系失效后，理论便可能会呈现出两个意向，一是往学科、理论诞生之初的“元问题”追溯，二是对当下时代给出一个有效的诊治。一个学科要看到它的亘古性，同时要看到它的时代性。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三辑嘉宾薛小荣关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变革与治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再思考》的学术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历来是中西观瞻所在，社会主义大国改革更是世界瞩目之重心。社会主义大国改革之所以会有这种政治影响，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二是“超大规模国家”；三是“改革”。这三点实际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大国改革最鲜明的总体性特征。“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既表明了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制度上都需要根据客观实践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内在规律性，也显示了社会主义作为探索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人类新路的普遍性政治觉醒和主观努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在思想价值层面或者意识形态层面引起各方关注的原因所在。“超大规模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实质上凸显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之下的实用主义价值理性。即面对迅速变化且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超大规模国家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并在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时构建起新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实际上代表了人类在面对日益精巧复杂的超大规模社会时实施有效控制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能力的发展程度。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社会主义大国改革都超越了意识形态屏障成为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改革”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第三个显著特点。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讲，“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自我革新的政治标签和符号。事实上，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思想到制度再到行动进行自我革新的逻辑延伸，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从来都不是一枝一叶的零敲碎打型改革，而是涉及思想更新和制度重构的全面深化型改革。改革，实际上是主政者在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超大规模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等关键问题上的政治远见、政治定力和政治智慧等国家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引起普遍关注的又一原因。正是这三个层面所包含的深刻政治内涵，使得已成为历史但又极具象征意义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事实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联改革（亦可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又是影响全球格局的战略性事件。在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和全球性问题，民族国家内外问题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勾联性和全局影响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处在新的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时期，重新检视苏联改革并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极为重大的世界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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