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图片来源：我苏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自从世界被数字媒体高度组织化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人们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数字媒体在各层级的行为主体克服困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主体包括居家隔离状态的个人、寻找疫苗方案的科学家，以及试图利用追踪系统控制病毒传播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上述联结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如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化数字平台的控制，易感群体的脆弱性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以阶级、社会性别、年龄和种族划分的跨领域社会不平等，以及数字技术对个人和家庭的休闲、学习、工作的影响等问题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对抗，而最根本的对抗指向的是数字媒体在大流行病与环境危机的关联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平台资本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

　　自从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来，“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是人们在当下传播环境中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对旅行和社交接触的紧急限制强化了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活动每个领域的核心作用，从实施政府策略到管理家庭日常事务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围绕互联网组织起来。

　　过去一年中，世界各国和各城市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封锁状态。许多工作地点、学校、商店、餐厅和娱乐场所至今关闭着，旅行和会见朋友家人都受到严格限制。鉴于常规的社会活动和社交接触受到多重制约，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线上数字生活，继续工作、购物、学习、获取信息和参加娱乐活动，以及维持人际关系、交流观点、沟通情感。政府推行了针对紧急情况的应对策略，并在利用现有的印刷和广播媒体进行公共传播的同时，广泛运用数字化网络技术追踪病毒感染者和接触者。

　　在撰写本文时（2021年4月），新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多地肆虐，出现了多种变异并可能对目前用于保护个体免受感染的一些疫苗产生抗药性。因此，想要全面了解这场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尚需时日，这也意味着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时段性。但值得一提的是，人们首次尝试通过将现有研究加以汇总来梳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研究趋势和议题，并从学术视角考察数字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的过程中被大范围使用的种种情境。中国读者对关于本国疫情形势和成功抗疫经验的研究已经多有了解，因此相关研究旨在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实践，从而为更全面地考察其社会影响奠定基础。

　　一、新冠肺炎的语境化：从技术到政治经济学

　　面对数字媒体的中心地位，围绕数字产品的技术特性展开研究确实充满诱惑，但这是条死胡同。数字媒体的生产、被推广或被抛弃从根本上取决于数字媒体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政府的监管政策。从技术视角切入会使数字媒体中立化，将数字媒体从决定其发展和应用的核心力量中抽象出来，从而排除了其中蕴含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和有关权力关系的核心议题。通过借鉴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思辨传统来考察商品生产、国家干预和自愿联合等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型构了数字媒体的使用实践，我们可以矫正这一偏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治经济要素在当代资本主义运作实践中各自所占据的权重并不相同。数字积累的主导模式围绕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 ［Srnicek，2016］）展开，由以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主要数字公司运营，通过提供免费的数字平台服务换取用户个人信息的垄断所有权。这些数据被挖掘和分析后形成各种细分市场，使广告商能够更有效地开展营销活动。此类商业模式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出现根本性重组后的产物。

　　以监管企业活动、提供普惠型公共资源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曾经支撑了1945年之后的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时代，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社会基础逐渐被主导了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中心制度所取代。这一信奉市场经济和利润至上原则的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从根本上压缩了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受保护的市场向竞争开放，包括电信网络在内的核心公共设施被私有化，对一般企业的管制也放松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建立时间最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尤其热衷于推动市场化，但整体而言，上述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均得到了采纳。

　　西方的主要数字企业（均位于美国）建立了相对不受监管的网络传播空间，而这是美国立法者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决定将数字平台归类为中立载体（如电话公司）而非出版商（如报纸和广播机构）的直接后果。这使得数字平台能够规避政府对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内容所施加的正当监督。结果导致公共传播的中心区域被一种商业模式所主导：该模式激发了一种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文化，增加了大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加深了气候危机，同时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侵蚀了对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公共讨论。

　　与此同时，市场化政策导致用于福利和公共资源的资金大幅减少，并降低了对企业和富人群体的税收。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群获得了不成比例的经济收益，整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迅速扩大。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的交叉性不平等问题。在记录着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失业、失去教育机会、贫困加重、数字鸿沟加深的数据中，这些问题被以最尖锐的笔触描绘出来。正如范德维尔（Chad Van de Wiele）和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所观察到的，“当我们向内撤退以对抗一个无形的病毒对手时，我们可能同时发现自己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注于对抗那些存在已久的、更为普遍的社会不平等，那些因为可见性增强而显得更为触目的不平等”（Van de Wiele & Papacharissi，2021：1142）。

　　那些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秩序收益之外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从前的特权地位受到侵蚀的人，他们在政治领域所体会到的被抛弃和不受尊重的感受推动了西方独裁民粹主义的复兴，这是一种基于“真正的人民”（true people）与“自利的精英”（self-serving elites）之间的想象性对立而产生的政治取向。愤怒和蔑视集中指向国家官僚集团以及那些质疑“常识”的知识分子、专家和记者。这种世界观助长了围绕大流行病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大规模生产，它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扩散，甚至得到了那些为自身寻求政治支持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右政客的选择性背书（Murdock，2020a：874-899）。

　　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时刻提醒我们，数字网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中立性传播渠道，它们的可用性和应用实践永远被对抗和争议所环绕。

　　二、紧急状态：治理模式

　　对抗的主轴之一存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为了阻止病毒传播，政府制定的政策严格限制了日常行动自由，人们被要求长期留在家中，旅行和社交活动普遍受限，许多商业店铺和休闲场所也都关闭了。根据专业的医学建议，人们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并严格遵守社交距离规定。

　　这些旨在减缓病毒传播和保护公民不受感染的干预措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激发了示威活动，美国首当其冲，在其数字媒体平台上不断有人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反对限制政策。2020年4月，八百多人聚集在明尼苏达州州长官邸外抗议该州发布的延长居家令提案。抗议组织方的脸书页面上声称“政客”并不是公共安全的守护者，他们的意图是“控制我们的生活……在议会暗箱操作通过法律，迫使我们交出自由和生计”（Chute，2020）。这些人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和鼓励，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在推特（Twitter）上发文敦促他们“解放明尼苏达”。

　　这一事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在动员公众参与反封锁示威游行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国家元首公开表示支持虽属特例，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模式已经在其他具有强烈民粹主义倾向的国家中不断重复上演。

　　使用数字定位技术追踪感染者和接触者造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间另一层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截至2021年1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的定期评估项目已经确认有48个国家使用了“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contact tracing apps）。这类干预措施在某些国家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监督和不负责任地使用公民个人数据的长期关切，并使人们怀疑针对特殊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性干预措施可能转变为永久性的治理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官方声称如果政府要履行其保护公众免受可预防性伤害的职责，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定位和追踪，但这一说法一直被质疑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行动自由。即便人们围绕这些相互对抗的观点达成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于2020年2月推出了“健康码”应用程序，率先引入了数字联系人追踪技术。该应用将个人身份数据与旅行记录和症状报告进行关联，并设计了一个三色分类系统管理日常活动和交往：红色表示感染者，黄色表示可能与感染者有接触，绿色表示“一切正常”并获准不受阻碍地进入公共场所。一项抽样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接受这一管理模式，仅有2％反对，中国的疫情治理效果明显。然而在同一项研究中，只有39％的美国公民支持使用“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近四分之一（22％）的人明确反对，其余则表示无法决定（Kostka & Habich-Sobregalla，2020）。

　　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之一，正如马克·瑞安（Mark Ryan）在其文章中所述，韩国政府通过收集用户使用商业服务而产生的各类数据追踪感染者，这一政策得到了韩国民众的广泛支持（Ryan ，2020：383-407）。杰拉德·戈金（Gerald Goggin）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作为另一个相对成功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其公众也普遍接受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定位追踪程序；而类似的应用程序却在澳大利亚遭到了强烈反对（Goggin，2020：61-75）。

　　为了解释上述差异，有些人重回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范式，用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对比亚洲社会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和遵规守纪传统。与所有二元对立思维一样，这种粗糙的划分过度简化了一个复杂的权力场域。

　　事实上，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率在西方社会差异很大。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和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一二名：英国每十万人中有190.88人死亡，美国则为168.41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新西兰的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与新加坡相当，两国均为0.53人（John Hopkins University，2021）。显然，我们需要同时考察治理模式和相关经验才能理解这一差异。

　　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英美两国分别以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唐纳德·特朗普为首的独裁民粹主义政府自视独一无二、与众不同，都认为他国的抗疫经验毫无借鉴价值。特朗普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约翰逊则主持完成了英国“脱欧”。

　　在上一次重要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病——“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中，英美两国均未受到严重影响。相比之下，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经历的严重疫情促使他们制定新的政策举措以确保能够有效应对未来可能暴发的疫情。因此，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韩国政府有能力迅速采取严格措施在大范围人口中消灭病毒，并及时控制局部疫情。

　　虽然英国和美国为应对大流行病进行了模拟演习并制定了详细计划，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实践经验，这些计划被束之高阁。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特朗普和约翰逊都将其比作季节性流感，并声称它只会略微干扰日常生活且很快消失。基于这一判断，两国政府采取了缓解而非消除病毒的应对策略。他们对遭受疫情的国家发布的经验和信息视而不见，甚至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更为接近的国家——如意大利的经验也未能受到重视。两国政府都优先考虑保护易受感染的老年人，却允许病毒在年轻人群中传播，其计划是等待感染者恢复健康并获得自然抵抗力后建立群体免疫。因此，英国和美国的封锁措施执行得太晚，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又解除得太早，导致感染率和死亡率进一步上升。

　　相比之下，新西兰倚仗海洋国家的地理位置当机立断关闭了边境，实施严格封锁的同时全面引入定位、追踪和隔离系统。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与科学界之间总是发生龃龉，摩擦不断，导致其向公众提供的建议不一致；而在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和卫生总干事阿什利·布鲁姆菲尔德（Ashley Bloomfield）则会在每日的媒体简报中清楚地解释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特朗普和约翰逊都强调必须尽快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个人行动自由；阿德恩则呼吁民众一齐为公民理念的核心价值——公共利益（common good）承担责任，在全国唤起了一股体育事业一般的献身精神，将新西兰打造成了一支“500万人的团队”。阿德恩所属政党在2020年10月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这是自1951年以来新西兰执政党取得的最好成绩，有力地证明了政府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而严格采取的紧急措施获得了公众支持。

　　当然，要充分了解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其历史经验、自我定位以及其对自身在世界秩序中所处地位的认知对其治理模式所产生的关键性影响，我们需要超越当下的事件去探索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而成的复杂因素。

　　三、直面灾难：在世的遗产

　　新冠肺炎是第一次在数字通讯技术发挥核心作用的情景下暴发的全球大流行病，但它并不是第一次大范围内导致众多死亡病例的大流行病。曾经的灾难留下了鲜活的遗产，既包括为遏制感染而采取的各类应对实践，也包括由此建立而成的更广泛的社会响应和文化建设机制。

　　1347年秋，12艘来自黑海的船只停靠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船员身上长满了渗出鲜血的黑色疖子，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亡。他们感染的是淋巴腺鼠疫，以手臂下、颈部和腹股沟出现的淋巴腺肿胀而得名。这一疾病的晚期症状是肺部感染；与新冠肺炎相似，它也可以通过咳嗽产生的空气飞沫传播；另外，鼠疫的传播途径也来源于动物，其致病菌存在于一系列小型哺乳动物中，尤其是老鼠。中世纪时期，老鼠在航船上和城市中随处可见，它们身上携带着大量跳蚤，因而很容易通过跳蚤将细菌传染给人类。鼠疫一经出现，便在城市及周边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沿着贸易路线呈扇形扩散至欧洲的几乎每个角落。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鼠疫在当时堪称绝症。

　　曾被称为疫病（pestilence）或鼠疫（plague），后来因为深色肿胀的典型症状而得名“黑死病”（black death）的这场大流行病从西西里岛席卷整个欧洲，五年时间夺去了两千多万条生命，几乎占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近两个世纪后的1500年，欧洲人口才恢复至1300年的水平。此后，鼠疫在欧洲持续复发——包括1665年至1666年间的伦敦大瘟疫，夺走了该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约10万人在那次瘟疫中丧生。

　　尽管我们与鼠疫的受害者之间隔着漫长的时空距离，但面对这起事件——西方历史上最具创伤性的事件之一，那时人们的反应至今仍回荡在历史上空，而彼时为了防止鼠疫感染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今看来更觉似曾相识。鼠疫暴发后，作为一种隔离（quarantine）手段，在港口扎营的水手被要求在船上停留40天，这一术语后来被用以指涉各类强制隔离活动。许多人被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或面罩。那些能够承受失业的人将自己隔离在家，并努力寻找打发时间的新方法。欧洲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写于1353年，正是鼠疫肆虐佛罗伦萨的五年之后。书中记述了一群年轻人为躲避瘟疫而隐居在城市旁的山丘别墅时互相分享的有趣故事。而梅兰妮·肯尼迪（Melanie Kennedy）在论文中描述的一群创作幽默视频和表演即兴舞蹈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平台抖音海外版（TikTok）上的年轻人，正是佛罗伦萨那群年轻人的后继之士（Kennedy，2020：1069-1076）。

　　1894年，法国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最终鉴定出了导致淋巴腺鼠疫的细菌，即杆状耶尔森氏鼠疫菌，为抗生素治疗铺平了道路。他的发现与如今可以被称为现代社会第一次大流行病的暴发时间相契合，这其中，加速了的全球联结状态发挥着核心作用。

　　1880年至1883年期间，一场流感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至少100万人死亡，此后的一些估算统计甚至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归功于新铁路系统提供的快速运输线路以及取代了马匹和帆船运输的水运航线，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现第一批有记录的病例后仅两个多月，疫情就传染至美国。新的洲际电报网络使各种信息和猜测几乎瞬间被传达给了正迅速扩张的大众媒体。

　　围绕着全球重大传染病从何而来，如何暴发，以及谁应该对此负责等问题持续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又与国家内部和更广泛地缘政治领域的权力转移形成共鸣。在西方，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与专制民粹主义转向和西方日益增长的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情绪产生了共振。这两种政治潮流在过度党派化的主流媒体上，以及热衷于传播未经证实的猜测和阴谋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获得了充分曝光。

　　四、数字化失真：虚假信息和阴谋论

　　西方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推特、“YouTube”（归谷歌所有）、脸书及其拥有的另外两个社交软件“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在传播和放大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们的经济属性内在地包含一种偏见，即更青睐那些可能持续吸引注意力的消息，因为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它们生成的数据就越多。这导致大量耸人听闻的言论和宣扬阴谋的消息在平台上泛滥。通过算法监控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内容进行把关，如今被证明是无效的控制机制。美国主流有线电视频道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进一步为新冠肺炎疫情阴谋论在美国的传播推波助澜。此刻，我们再次看到政府监管后撤为新的传播空间开辟了道路，这一案例中退出的监管即是此前要求广播公司必须展示竞争性观点的“媒体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已于里根政府时期被废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阶段，日益增长的公众焦虑和不确定性为这些扭曲的报道提供了广泛传播和获得公众支持的沃土。五花八门的阴谋论塑造了不同版本的中央集权民粹主义者形象——一群意图巩固其对“人民”统治的影子精英。一个广泛分布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户声称，微软（Microsoft）公司创始人、根除可预防疾病运动的主要捐赠者比尔·盖茨（Bill Gates）参与了一个利用新冠肺炎疫苗来植入控制芯片的阴谋（Thomas & Zhang，2020）。因为顾虑可能的潜在影响而反对先进技术的声音，也为那些鼓动人们破坏5G（下一代无线数字连接）设施的社交媒体信息提供了支撑。这一现象与上文描述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出现的言论相互呼应，致使当时的抗议者拆掉电线杆，坚信感染是通过电线中不可见的电脉冲进行传播的。抗议5G的活动还受到西方流行文化中另一个长期存在的主题——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惧——的影响。特朗普总统决定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国领先的5G供应商华为公司合作或从华为公司购买设备，这类官方表态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焦虑。

　　包括实验室阴谋论在内的诸多阴谋论生动地展现了民粹主义政治倾向与社交媒体平台和已然党派化了的主流媒体相互勾连后生成的复杂传播形态。正如蒂莫西·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与其同事的研究揭示，2020年3月下旬的十天时间里，生物武器阴谋论在推特上的传播量超过500万人次，最核心的882条推文获得众多用户的转发和点赞。而绝大多数原始推文来自28个消息源，均属于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右翼的支持者（Graham，2020）。这些阴谋论的广泛传播充分证明，有组织地利用推特的“趋势话题”算法完全可以将源自政治辩论边缘的言论主张推入公共文化的主流视野。

　　格雷厄姆·默多克的研究与马特·莫塔（Matt Motta）及其同事的研究共同揭示出实验室阴谋论和其他阴谋论变体的传播范围正是经由右翼媒体而被进一步放大的。具体到美国，研究显示，福克斯新闻发挥了核心作用。莫塔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的两个关键月份，即2020年2月和3月，美国右翼媒体报道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3839篇）是主流媒体（1541篇）的两倍以上（Murdock，n.d.；Motta，et al.，2020：335-342）。

　　在担任总统期间，特朗普有意将上述分裂的报道倾向政治化，以此作为动员其核心支持者的主要策略。他一再驳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其他主流媒体为了坚持新闻准确性原则而针对其言论和政策提出的批评，一边称其为“假”新闻，一边几乎完全依赖在推特发表的个人言论以及福克斯新闻的背书，如此分裂的媒体系统塑造并强化了整个社会中的两极化认知。

　　拉斯摩斯·尼尔森（Rasmus Nielsen）及其团队于2020年3月至4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印证了上述分裂的顽固性。在自称右翼的参与者中，相信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消息的人（68％）接近相信主流媒体（35％）的两倍；那些自述持左翼倾向的人则几乎完全相反，其中70％的人相信主流新闻机构而仅有30％相信政府。研究还表明，那些右翼群体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Nielsne，2020）。同时，莫塔的研究显示，那些仅接受或有时接受右翼媒体信息的人更倾向于相信新冠肺炎病毒是在实验室制造的（Motta，et al.，2020：335-342）。

　　当人们急于寻找新冠肺炎疫情的替罪羊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的印度成为又一个独裁民粹主义在国内获得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国家。莫迪自上台以来一直拒斥曾经支撑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意图重新将印度教文化塑造为印度的核心价值，法蒂玛·尼扎鲁丁（Fathima Nizaruddin）对印度国内的“WhatsApp”小组进行非参与性观察研究后发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小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将矛头一致对准了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指责那里的人故意传播病毒；而一场针对大多数人的线上“新冠圣战”（Corona Jihad），又加剧了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紧张局势。针锋相对的网络对抗不断上演，其结果是使印度国内孵化出了一条闭合的传播回路，维持着尼扎鲁丁所描绘的“仇恨生态系统”（ecosystem of hate）（Nizaruddin，2021：1102-1119）。

　　五、线上和线下生活：创造力与社群行动

　　搜索信息只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方式之一。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主流网络平台已经被塑造为个人表达的主要场所，连接四散各地的朋友和家人的关键节点，以及建立新型合作模式的必要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封锁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行为模式，加强和扩大了互联网的上述应用范围。由于被困家中，旅行和社交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互联网上。正如凯瑟琳·利特克·桑达（Kathrine Liedtke Thorndahl）和拉塞·内尔高·弗兰森（Lasse Nørgaard Frandsen）在他们的自我民族志反思中所指出的，熟悉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坏，社会经验被重新配置为一个由诸多碎片化的异质性元素组成的拼贴（collage），有些元素在屏幕上相遇或生成，另一些则锚定于家庭空间里的物质性存在中（Thorndahl & Frandsen，2021：870-877）。

　　罗米娜·艾莉松多（Romina Elisondo）和玛丽亚·梅尔加（Maria Melgar）于2020年3月底至4月初在阿根廷强制封锁期间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在其他地区也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模式：人们通过参与创造性活动寻找快乐和自我肯定，在封城隔离导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尝试探索一些即兴活动，将有限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从而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在这项包含三百多名参与者的研究中，仅有三人表示他们在隔离期间没有从事任何创造性活动；超过一半的人将烹饪从一项必要的家务劳动转变成一个做实验和表达的空间，第一次尝试了新的食谱和烹饪技术；相当一部分人重新开始制作手工艺品，或是开始绘画、摄影、跳舞、演奏乐器；许多人参加了虚拟聚会、生日庆祝会和其他社交活动，或是在网上分享他们的创作来为社群建设贡献力量（Elisondo & Melgar，2020：230-250）。

　　集体性音乐创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普遍回应模式。意大利是第一个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上升的欧洲国家，那里的人们站在公寓的阳台上一起唱歌或敲锣打鼓表示团结。表演被拍摄下来并通过数字视频网站广泛传播，雷米·赵（Remi Chiu）的研究表明这些“阳台表演”（balcony performances）再次与历史产生了强烈关联：1576年瘟疫在米兰肆虐时，公共宗教游行活动被禁止，然而，尽管经历着空间上的隔离，市民们仍然保持着情感上的联络，纷纷相约在家中吟诵祷告，寻求神的怜悯（Chiu，2020）。

　　其他围绕集体团结的仪式化表达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出现，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英国封城期间，每周四晚7点市民们被要求站在家门口或窗前为在卫生部门工作的医护人员鼓掌。除了“为护理者鼓掌”（clapping for carers）的活动之外，人们也在网上为那些因抢救新冠肺炎患者而去世的医务人员发表悼念帖（Sumiala，2021）。后来，人们在伦敦市内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心形的手工制品，上面写着病逝者的名字，以此纪念这场大流行病中的死难者。这面墙正对着伦敦议会大厦，它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对政府处理紧急情况时的失职和本可避免的牺牲进行了无声而有力的谴责。

　　同时，数字联结在许多国家公众自发组织的社区团体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团体为人们提供了本地化的社会支持。其中一些倡议来自比较成熟的志愿者协会，另一些则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产生的特殊需求而出现的。正如英国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社区层面围绕“微型”（micro）志愿活动已经形成了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宗旨的多种“超本地”（hyper-local）干预模式，这些干预活动侧重于特定目标，例如为贫困家庭运营食品银行，以及为独居的弱势群体提供实用性帮助。为社区建立的脸书小组、以社区为基础的“WhatsApp”小组和本地在线论坛提供的数字空间在组织和协调这些志愿倡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传单和海报也助了一臂之力，为人们联络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同伴提供了帮助（The British Academy，2021）。

　　“处于安全状况下的人们应当关照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道德义务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自我形象的核心要素——而这也是迄今人们参与志愿活动的基本信念。然而，数字资源可得性的不平等现状重演了基于阶级划分的数字化参与图景。正如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志愿者依然主要来自于“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这凸显了与现存不平等结构紧密相关的经济和资源条件限制是如何阻碍低收入群体参与数字化社区生活的”（The British Academy，2021：68）。另外，网络联结所具有的核心地位还强化了志愿活动中数字技术使用的代际鸿沟。在这一因素的推动下，社区的青年志愿者数量节节攀升，而作为传统志愿者主力军的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数量却下降了。

　　社区中的志愿合作、技能共享和可用资源的有效支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医疗紧急状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安妮卡·里奇特里奇（Annika Richterich）在英国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中所讲述的：由于英国的医务工作人员长期缺乏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来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源于政府缺乏相应预案），业余的手工爱好者和本地的“手艺人”（maker）团体成员就利用开源软件来生产口罩、面罩甚至医疗设备（Richterich，2020：158-167）。

　　六、居家工作：机会、不平等和剥削

　　与此同时，许多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在封锁期间关闭，人们的出行也受到限制。这导致各行各业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者必须居家办公，利用先进软件技术来完成工作，并通过数字网络与同事、客户保持联系，然而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正如查尔斯·戈特利布（Charles Gottlieb）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所显示的，可以在家中有效完成的工作几乎都是非体力劳动——它们往往属于体面的上层社会群体。研究表明：76％的管理人员、70％的专业人士和49％的文职辅助人员能够居家办公，而在机器操作员和组装厂的工人中这一数字下降至7％，对贸易工人而言，这一比例更是锐减至4％。至于那些拥有大量非正式工作者和农业劳动力的低收入经济体，其内部的差距更为严峻（Gottlieb，2020：71-91）。

　　疫情期间，在家中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律师、会计师、银行家、建筑师、大学教师、软件设计师和其他专业知识工作者，这加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作机会和报酬的差异——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两者就存在显著对立。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网络联结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通过数字网络在家工作可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避免长时间的通勤，并为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创造更多机会，但这也使得雇主可以将生产成本转嫁给员工并对员工的管理拥有了更强的控制力。顶尖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初级职员曾详细描述了他们如何需要自己承担居家办公的所有设备支出，被迫工作八小时（这本是过去的劳动者抗争而来的工作时长限制）以上，不再获得餐费补贴并被要求保持24小时可联络；此外他们还要接受电子监控，以便公司随时掌握他们的有效工作时间和工作进度（Markortoff，2021）。同时，脱离数字网络会给个人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七、数字鸿沟：驱逐与断联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突破性研究表明，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正统地位”（orthodoxy）加剧了英美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使收入和财富系统性地流向了顶层社会（Piketty，2014）。现有证据表明，在英国和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和少数族裔家庭的影响最大。其中缘由不言自明，经济压力迫使这些群体不得不在疫情中继续工作。公交司机、货车司机和超市收银员——他们被归类为“关键”岗位工作者，为社会提供着无法转移到线上的基础性服务。许多人可能与病毒携带者接触，或者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如食品加工厂）保持社交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适龄劳动者死亡率在2020年3月至2020年10月期间总体上升了22％，其中面包师和流水线厨师的死亡率则分别上升了50％和60％（The Economist，2021b：5）。除了恶劣的工作环境，低收入群体往往也只能居住于拥挤的社区，病毒在那里更容易快速扩散，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被感染的风险。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日常活动向线上转移突显了结构性的社会分化如何围绕数字媒体的使用持续产生不平等现象。大量贫困家庭和老年人群没有数字设备或上网条件。英国媒体监管机构——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最新报告显示，网络可用性的不平等还广泛存在于社会其他领域。在专业人士和管理岗位中，只有4％的人无法使用网络；而这一比例在非技术型的体力劳动者或仰赖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中攀升至27％。年龄造成的分化更为明显，75岁以上的人群中超过一半（51％）无法使用网络；65岁至74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0％；而年龄介于16岁到44岁的群体中只有2％无法使用网络（Ofcom，2020：4-5）。

　　这些无法使用网络的人在疫情中遭遇了双重断联：不仅人际交往被切断，数字网络的联结也丧失了。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的关闭让人们使用公共数字设施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这些不平等现象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贫困家庭中没有计算机的儿童无法访问在线学习资源——线下场所长期关闭的情况下，这些资源已经取代了学校教学，而连续数月的教育缺失将进一步扩大班级中现有的教育水平差异，致使穷人更难以获得必需的职业资格认证。另一方面，由于封锁期间无法远程保持社交联系，致使孤立感加剧，贫困家庭中成年人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对大多数“被驱逐”的人而言，经济问题是根源，他们无法承担上网所需要的费用；而对于那些可以使用一些网络的弱势群体，缺乏自信和实用技能也是重要因素，这使得他们往往无法充分利用数字网络提供的各类机会。

　　正如理查德·布兰戴尔（Richard Blundell）和他的同事在研究中所述，既存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在形塑疫情经验和应对能力的差异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人们在疫情中遭受的不平等处境也将进一步固化当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Blundell，et al.，2020：291-319）。米尔卡·马迪诺（Mirca Madianou）指出，即使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得到控制，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次生灾难也将持续摧残弱势群体（Madianou，2020：1-5）。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47％的人口未能连接到互联网（World Economic Forum，2021a），而低收入国家的用户还需要为使用网络付出更高的代价。美国用户工作52分钟的收入就能够支付最低价位的宽带连接费用，巴西用户需要工作8小时24分钟，而尼日利亚用户则需要工作33小时42分钟（Buchholz，2021）。这些障碍使得世界上许多贫困的劳动者无法获取那些可以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支持，但仅能从线上获取的信息和服务。

　　八、对抗的未来：网络联结、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变化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许多国家肆虐，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持续攀升。正如有关学者所强调的，疫情凸显了整个社会对网络联结日益增长的依赖，由此也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与矛盾紧张，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持续不断的对抗。

　　一方面，数字网络为追踪和遏制感染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工具，扩展了虚拟社交的空间和创造力的表达渠道，并为社区志愿合作网络提供了支持。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欣慰地感慨，数字网络“始终被视为进行远距离创作和协作的平台，很高兴看到它现在也能让人们对远方的人和事表达恻隐与关怀”（Berners-Lee，2020）。但另一方面，数字网络在日常生活中日益中心化的地位加剧了对无法接入网络的群体的“驱逐”，也将商业监视的范围扩展到了市民和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同时，它还为定制化广告、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它们正在破坏和扭曲理性的公共讨论。

　　如何消除网络联结的负面影响？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带来了严峻挑战。随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物联网为核心构建的下一代数字技术逐渐融入家庭生活、城市管理和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迫在眉睫。 

　　同时，更为全面的分析需要超越眼前的社会图景，并认识到——如果不对当前支撑着社会生产消费的数字通讯系统进行改革，那么未来疫情的传播和全球气候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

　　自18世纪末以来，化石燃料、煤炭以及后来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而非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动了工业体系的发展，也造成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阻碍热量向外散发，产生了“温室效应”。其影响是多重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越来越多地区的农业生产难以为继。最近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转型，南美洲的新兴工业国加入了以欧洲和北美洲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又一个资源生产和消费的中心地区，导致全球变暖显著加快。

　　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审视人类生存环境中基本资源的长期消耗与分配趋势，这些资源既包括能够将废弃物转化为作物生长所需养分的生物多样性，也包括空气和水资源自我净化的自然过程——这些自然资本长期被排除在传统经济核算体系之外，然而一旦将其囊括在内，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资源伴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呈明显下降趋势。1970年以前，人类生态足迹的迈进速度尚小于地球的再生速度，但此后，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进程的干预已经超过地球自身恢复能力的56％（WWF，2020：5）。消费中心主义的经济模式与气候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联结之间的连锁反应并不直观可见，为了理解这层关系，我们需要回顾全球森林生态的演变史。

　　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气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体而言，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是其排放量的两倍。研究显示，2001年至2019年间它们从大气中清除了76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数量约等于美国道路上所有汽车排放二氧化碳的1.5倍（Harris et al.，2021：234-240）。然而，这一重要的碳汇正在加速消失。2019年至2020年，遭到破坏的主要热带雨林面积增加了12％——这相当于荷兰的国土面积；同时，这一损失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5.7亿辆汽车——这一数量超过美国现有汽车保有量的两倍——每年的排放量（Weisse & Goldman，2021）。

　　除了气候危机加剧之外，森林砍伐也助推了疫情传播。新冠肺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与其他冠状病毒一样，新冠肺炎病毒由蝙蝠携带并由动物宿主传播。

　　在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领导的巴西独裁民粹主义政府治下，曾经的自然保护区被获准进行商业开发，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伐木业因此迅速发展。森林砍伐驱使“蝙蝠、猴子和蚊子等流离失所的动物进入新地区，同时使该地区向更多适应草原的物种（包括啮齿动物）开放。随着人们向森林深处迁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互动越来越紧密，这增加了病毒、细菌或真菌在各物种之间传播的可能性”（Zuker，2020）。新冠肺炎病毒最具毒性的变种之一起源于亚马孙河流域中心的马瑙斯（Manaus），这绝非偶然。更不用提整个巴西——在这里，博索纳罗追随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对疫情的严重性矢口否认并反对佩戴口罩和面罩，致使巴西成为世界上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一些砍伐活动是由伐木业和采矿业推动的，但相当面积的森林也被改造为牧场以满足全球对肉类、棕榈油和大豆日益增长的需求——它们都是快餐业的关键原料（Goldman et al.，2020）。畜牧业所造成的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近三分之一（30％），而甲烷是另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尽管它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少于二氧化碳，但其影响更为强烈。甲烷被排放入大气的十年内，每吨甲烷造成的气温升高比二氧化碳高86％（The Economist，2021a：68-70）。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其公民以肉类为主的饮食偏好和消费方式，七国集团（G7）主要成员国的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需要消耗约3.9棵树，这进一步增加了未来大流行病暴发的风险（Hoang & Kanemoto，2021）。

　　实施植树造林项目以及鼓励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这类公共政策将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上述污染链并控制甲烷对气候的影响，但它们无法解决过度消费和快速消费文化这一核心问题——快餐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基于当下数字媒体创造的社会情境，回归积累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accumulation）才能帮助我们展开全面分析。

　　平台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以免费使用权换取用户个人数据的垄断权——在推动过度消费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挖掘有关用户兴趣和偏好的大数据，广告商得以更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此外，除了商业广播和故事片中司空见惯的赞助广告之外，由于监管缺失，包括广告游戏和“网红”带货等在内的一系列新颖的整合营销模式层出不穷。广告内容与社会表达和公共讨论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被自然地嵌入视觉场景和叙事话语之中，成为一种视觉文化形式，其后果是人们日常接触的环境中充斥着营销宣传。

　　平台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也是产生前文提到的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主要因素。研究证实，用户可能会在那些耸人听闻且离奇的文章下停留更长时间并充分参与其中，因为此类信息能与他们的焦虑和不满产生共鸣。深入参与传播会产生更多的个人数据并增加经济价值，这使得平台公司缺乏内容审核的动力。

　　公共表达的商业殖民化趋势促使人们呼吁政府进行更为严格的线上内容审查和广告监管，同时将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归还给用户。

　　这些干预将推翻那些商业数字平台所依赖的既有商业模式，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有两种：订阅和公共补贴。但是，订阅服务会进一步造成社会分化，个人数字服务用户已经为宽带连接和设备支付了费用，要求他们再为获取基本信息和文化资源付费，无疑将“驱逐”那些低收入群体，加剧现有数字资源可用性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保障人人充分参与数字化社会的迫切性，但同时也提出了“获取什么”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线上时间围绕少数大型平台公司的利益组织而成，公司的研发部门决定着数字产品的功能和用途。随着社交活动转移至线上，这些公司在疫情期间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增长。通过参与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项目，有些公司扩大了对用户个人数据的访问规模。这种权力在私人手中的整合，正被广泛地比作20世纪初美国工业扩张初期拥有石油、钢铁和铁路公司的富豪们对关键资源的集中控制。这种观点促使立法者再次考虑使用当时的干预措施，迫使数字巨头出售关键业务板块。然而，更大的市场竞争本身并不会改变当前社会所仰赖的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资本增殖逻辑和过度消费文化。

　　如果我们要避免各类大流行病在未来接连不断暴发，挽救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就必须意识到共同利益之上的共同责任，以与时俱进的公民身份意识克服过度消费。这就要求将公共传播的核心机构转型为促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而非生产利润的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用公共资金支付基本服务已有很长的历史，税收承担着广泛的向公众免费提供的文化资源，包括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和公共广播。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抨击，但当前的危机重新引发人们对其价值和未来发展的争论：如何通过将更多的公共资产和专业知识转移到网上，并在保留用户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同时开放更多公共参与的空间，使人们得以更好地享受这些公共服务？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非商业性的数字共同体（Murdock，2018：41-56），这反过来又重新激活了将互联网重新定位为公共事业的提议。正如伯纳斯-李所说，“就像上个世纪的电力以及在此之前的邮政服务一样，网络是必不可少的实用工具”，对网络的访问应被视为“基本权利”（Berners-Lee，2020）。

　　这些讨论围绕可行性、政府资助和控制权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如何组织数字联结最终取决于在两种对立的社会观和社会身份之间进行选择——身为消费者还是公民。消费主义将市场上的个人选择定义为自我实现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理想形象的主要舞台，它促进并确认了人们与社会的个性化关系。公民身份则以社会契约为基础，人们拥有个人权利、资源以及自我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要承担为集体生活做出贡献的义务。成为公民就是成为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对他人生命的共同责任。

　　从历史上看，理想的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而生，民族国家的权利和资源被赋予那些因出身或合法性而被接受为其成员的人。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社会联结不止于国界。对于那些提供了我们所依赖的数字设备的工人，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的责任——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出的问题。支撑着数字媒体的全球供应链也迫使我们直面一个全面数字化的社会所必然造成的环境成本。

　　数字通讯系统的物质基础在有关其实践和影响的讨论中经常被忽略（Murdock，2021）。数字联结需要大范围的电缆、卫星、发射机和服务器集群网络，并通过各种机器（智能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游戏机）将用户连接在一起。这些基础设施和电子设备的生产要消耗多种稀缺的矿产资源，并在其生产、运输和使用的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最终成为堆积如山的电子废品。

　　数字产品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环节都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Murdock & Brevini，2019：51-82）。随着围绕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新兴技术逐渐融入未来的家庭和城市规划，排放量还将急剧上升（Obringer et al.，2021）。

　　上述发展呈现了一个联结的悖论：我们越是利用数字化的包容性成功地消解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就越使得自然环境陷入危机。要改变这一状况，除非我们能够确保未来的数字媒体由非破坏性开采且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材料制成，同时可以被回收利用，不产生废品。

　　正是因为数字媒体现在是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围绕其未来的辩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对于一个“好的”社会的定义，促使我们质疑单纯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国家成就的标准，并将社会公正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作为个人和集体福祉的重要基础。

　　在工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概念基于对量化指标的迷恋。它计算了主流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人们为其年复一年的增长而庆贺。这种计算排除了破坏环境的社会和生态成本，也忽略了为个人和社区生活质量以及环境完整性提供必要支持的无偿社会劳动。为了代替这种“增长”，我们需要将“关爱”（care）化为一种“社会能力和活动”，以滋养“生活的福祉和繁荣所必需的一切”。“将关爱置于中心位置，意味着承认和接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亲密关系到互助的邻里网络，再到对自然界的共同监护，均包含其间（The Care Collective，2020：5）。关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种和每一种自然资源，是建构社会正义和坚守环境可持续性承诺的生动想象。

　　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全球最偏远的角落，对特权阶层和穷人一视同仁；同样，没有任何一处空间能在气候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中全身而退。太平洋上的贫困岛屿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森林大火也摧毁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百万富翁的豪宅。但是，应对和恢复的能力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正如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所指出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巨大，发展中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这可能会使“最新落入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增加到1.1亿至1.5亿之间”（The World Bank，2020：v）。最贫困的人口往往也生活在气候危机对粮食安全和居住空间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为确保疫苗的公平分配和为下一波疫情做准备，相关提议已提上日程。但有关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挑战远远超出了医疗危机的范畴，它已然触及我们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分水岭的到来：持续积累和增长的经济正遭遇其系统性制造的大流行病、气候灾难和极端不平等所反作用于其自身的限制和冲击。

　　然而，根本性的变革之路依然举步维艰。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打断了国际社会达成协议并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未来可能暴发的大流行病和气候危机所进行的努力，这些担忧在当下表现为特朗普总统的粗鲁言行和弥漫于网络的阴谋论，但事实上它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巩固了巨无霸商业数字平台的经济中心地位，并将其影响范围扩展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增量中70％将来自于数字化平台商业模式”（World Economic Forum，2021a）。对于资本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实现这一价值的同时避免因传染病、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气候危机而造成的商业成本——这是该论坛在全球危机的年度审查中确定的主要风险（World Economic Forum，2021b）。这种分析忽略了“平台商业模式”在导致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的核心角色。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数字化联结的组织和使用置于未来经济社会生活的政策竞争的核心，以及从无限增长驱动模式向可持续关怀伦理模式转型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核心。

　　公共互联网建立的最初目的是搭建一个无边界的交流、相处、协作的普惠性平台网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无论是发起自线上的诸多本地互助支持活动还是规模空前的国际科学合作，都再次肯定了公共互联网发挥积极作用的想象空间。这些共享模式能够重新创建一个全球公共领域，培养一种广为接受的关怀伦理价值观并探索出一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吗？此次疫情是否能推动建设新的、持久的电子丝绸之路（electronic Silk Roads），并跨越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传播知识、专业技能、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在承认共同挑战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新的团结？抑或，它将见证新长城（new Great Walls）的建立？

 （译／张艾晨、杜怡蒙）

　　格雷厄姆·默多克：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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