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图片来源：新浪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今天西方学界对“帝国主义”的讨论，绝大多数将其视为一种源自政府的政治与军事政策。同时，通过斩断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将“帝国主义”概念去政治化。本文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维持霸权秩序——特别是垄断经济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对欧洲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造成了不可消磨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在欧洲社会政治语境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很早便面临着民族团结与国际团结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今天的欧洲，体现为国家主权与欧洲一体化诉求之间的矛盾。这一难于调和的矛盾，恰恰是西方中心世界观对“民族主义”认识的基础与历史记忆。

【关键词】种族主义　帝国主义　南非　契约劳工　社会民主主义

　　一、导言

　　1903年至1910年间，南非政府希望通过引入中国劳工来解决布尔战争之后出现的矿山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特别值得注意却几乎没有详细研究的是，欧洲及白人殖民地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问题，也在南非华工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1904年5月，第一批一千余名来自中国汕头、福建的劳工被送往南非，一直到1910年最后一批华工被遣返，这期间共有接近十八万中国“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在《中英招工章程》的框架下被送往德兰斯瓦尔（Transvaal）的黄金矿，从事包括井下作业在内的最危险与最低级的“无技术劳力”工作。然而，华工的到来引发了南非白人社会，特别是布尔人农场主，以及来自英、美、澳等国的白人工人阶级移民的恐慌。

　　这种对华工到来的恐慌也影响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左翼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19世纪末，诸如英国的费边社、独立工党，澳大利亚、美国等主要白人新老定居殖民地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波兰、巴尔干等在旧帝国冲突夹缝中谋求独立的流亡社会主义者与工人组织等，结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政治重心、活动形式，以及主要诉求都受到当时欧洲政治状况的极大限制。欧洲工会组织与工人政党除了被细碎的民族、语言界线分隔之外，行业保护主义以及极端的地域主义更进一步消解了阶级这个范畴的革命意义。能够将这些团体凝结在一起的主要议题，是诸如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劳动权益保护问题。

　　南非华工问题的背后，是两个影响了20世纪全球秩序的关键词——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1902年南非布尔战争之后，欧美各国自由主义左翼，以及第二国际内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各国保守党势力，都开始对本国海外军事与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在这场讨论中，种族问题也开始获得普遍关注。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与谷歌N元语法查看器（Ngram）的词频统计，种族主义（racism）在英语中于20世纪初期正式出现。在帝国史研究中，一般将19世纪末在欧洲“瓜分非洲”（the Scramble for Africa），以及美国通过美西、美菲战争向加勒比与西太平洋等热带地区扩张时涌现出的种族观视为“伪科学种族主义”（pseudoscientific racism）的开端。

　　今天的帝国史研究，普遍将种族主义视为对某一个特定族群先天优越性的强调。作为一种决定论，种族观为霸权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特别是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基础。“种族主义”则是特指在这种种族观基础上形成的，对特定种族或民族群体的偏见，以及系统性歧视与敌意，及其在国家政策、社会生活和文化态度中的反映。种族主义与欧洲民族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热点之一。英语世界帝国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看法是，种族主义仅仅是19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用来合法化扩张主义，构筑帝国治下不同人群高低贵贱秩序的诸多思想资源之一，并且在帝国历史中仅仅昙花一现。

　　然而，种族界限非但影响了帝国秩序下自由的实际边界，更在帝国中心（metropole）对边缘（periphery）的经济与政治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英语学界中更提出了“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概念，强调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在于对“人性价值不平等的区分”。但是，这类讨论主要将视角局限在一国之内，且主要关心资产阶级对本国有色人种的剥削。然而，种族主义在帝国主义全球经济垄断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左翼政党的影响很少有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强调，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维持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它不但将诸如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榨取结构化、合法化，也帮助消解了中心内部工人的阶级意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是支持英国“退欧”，欧盟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排外，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等政策的主体。作为中心国家内部边缘的工人阶级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抛弃的失落感为何能够轻易地受中心的精英集团利用？为什么许多中心国家的左翼政党与知识分子，也乐于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与全球环境问题归咎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崛起？只有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将种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那些以反帝国主义面目出现的论述，本质上与帝国主义是同流合污的。

　　二、帝国主义观的去政治化

　　今天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左翼会将帝国与帝国主义观念强加给中国，将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新帝国主义”。这实际上类似于20世纪初考茨基（Karl Kautsky）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列宁认为，考茨基等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尝试去“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从“实践上”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同流合污”，客观上助长了帝国主义金融寡头消除自由竞争，并对弱小民族进行全面压迫的趋势。

　　列宁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帝国主义，其存亡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政策改良无关。这一点在他对考茨基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针对考茨基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的认识，列宁明确表示，不能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策。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进入垄断阶段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时代所出现的一系列战争、殖民暴力，以及第二国际内英国工党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本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服从，都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渗透的结果。

　　作为对20世纪初期欧洲帝国主义问题讨论的总结与有力回应，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表明，不平等是帝国主义赖以存续的结构性基础。20世纪欧美帝国史研究者们也无法绕过列宁的批判。然而，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欧美学术界对帝国与帝国主义的讨论仿佛出现了集体失忆。20世纪初期那种对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的认识重新成为共识。在麦可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二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上，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权力“超越边界的使用”，并由此提出了“帝国主权”的说法。这种被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称为“时髦的空话”的判断，忽略了早已被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实质，即作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的霸权基础是工业中心垄断集团对非工业化外围地区的系统性剥削。这种系统性剥削既能够以“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形式展开，也可以表现为工业中心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暴力干涉。

　　今天欧美学界对帝国主义的讨论，以及将种族主义身份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出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彻底遗忘。这类讨论狭隘地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国家对外政策，仅与实力政治有关，它着重表现为领土、文化、经济影响力的对外扩张。存在扩张现象的国家便是帝国。除了领土扩张之外，近些年的欧美帝国研究者们还在这个脉络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帝国作为一种普世政治秩序，控制与发挥霸权方式的多样性。现代的“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秩序可以绕过旧帝国那种低效的直接占领模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其所宰制的其他政治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非正式帝国”也被许多欧美学者视为保证今天全球秩序和平稳定发展的必要手段。

　　这种去政治化了的帝国主义概念，包含了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几个关键概念的重塑。其表现之一，是斩断上述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与历史联系。这个过程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断开帝国主义政策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将帝国主义窄化为一种源自政府的政治与军事政策；第三，否定种族主义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

　　具体来看，在针对帝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种植园奴隶劳工，以及对本土白人劳工的剥削。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前者被归咎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者的恶。到了19世纪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工”的兴起，种族主义仿佛迅速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当中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批判重点则落到了资本主义秩序对劳工的剥削上。进入19世纪末期，金融资本主义大规模兴起，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中心的产业工人工会制度完善了之后，讨论的重心才开始重新转向全球南方。在许多研究中，全球南方的出现被视为是资本主义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正是在同样的逻辑下，“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大分流”，被视为19世纪西方，特别是英国产业革命、消费主义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

　　其次，针对帝国主义概念本身的讨论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演变。“帝国主义”一词最早作为贬义词，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英语中。它仅被用于描述法国“军事政府”的扩张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作为波拿巴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同义词，仅出现于公共媒体。拿破仑主义在公共媒体上则意味着“命令与控制整个世界”的恐怖企图。同样，作为“独裁者们精神实质”的帝国主义，则更是不符合“民主主义者”独立精神的“专制主义”，是真正爱国、热爱自由的“宪章主义者”们所必须摒弃的“伪装的暴君”。

　　而到了19世纪末帝国史研究诞生之初，帝国主义逐渐被等同于一种能够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互相替换的国家政策形式。它能够在广大的跨区域空间中，统合多个文化、民族各异的群体。因此，帝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落在帝国（empire）这一政治实体上。帝国主义则被视作帝国的意识形态附庸。它缺少稳定的概念内涵，且容易被党派利益侵染。

　　英帝国史研究中最早尝试为帝国主义一词“脱敏”的论著出版于1924年，是丹麦历史学家博德森（C. A. Bodelsen）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帝国主义观的研究。博德森将帝国主义视为“英帝国维护与稳固其帝国统一的行动”。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学者们一般以古罗马的政治实践中出现的“治权”（imperium）这一公法概念为基础，将帝国主义作为帝国对其所辖范围内领土及人民行使治权的系统表现。

　　英语世界较早在英帝国之外系统阐述帝国主义概念的研究，是1935年威廉·朗格（William L. Langer）对1890年至1902年间欧洲列强全球竞争的讨论。朗格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国家间的“实力政治”，与资本全球流动和资本对国家行为的支配作用无关。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由于“欧洲霸权竞争进入死局”，越发强大的内部压力让欧洲工业强国转向海外，寻找市场，并相互竞争的结果。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观批判的回应，朗格通过将帝国主义一般化、制度化的“客观”方式，为欧洲帝国及其全球扩张进行了辩护。他在一战前后欧美学界对诸如亚述、埃及以及希腊、罗马帝国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帝国主义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因此，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并“加以谴责”，对“重建与理解历史”毫无裨益。朗格将帝国主义一词的起源追溯至罗马时期的“大将军”（imperator）概念，其基本特点则全部来自于罗马帝国的经验，即“独裁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以及对地方独断专行的管理模式”。

　　与先前的英帝国史研究者不同，在朗格笔下的帝国问题，不再是一个英国及其全球扩张的历史，而更带有欧洲中心式的“普遍主义”色彩，成为欧洲列强以及日本这一新兴帝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霸的现实主义强力政治博弈。在朗格看来，19世纪末英国的帝国主义，即等同于同时期德国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观，究其本质，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工业化国家对亚非落后国家市场通过“和平渗透”形成暂时的稳定，且随着德国这一“快速崛起的竞争者”出现，对英国霸权优势形成挑战的结果。朗格对于帝国主义观念与政策的区分，以及从实力政治角度出发，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国际层面上国家之间经济与军事竞争的看法，影响了之后美国学界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过，对包括朗格在内的美国学者而言，将帝国主义视为霸权竞争仅仅处理了问题的一半。它回答了国家向海外扩张的内驱力，而并未对国家能够扩张给出道德合法性叙述。后者恰恰对英国，以及二战之后迫切希望开启“美国世纪”的美国而言更为必要。

　　帝国史研究中，正式尝试从理论上割裂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工作开始于约翰·贾力格（J. Gallagher）与雷纳德·罗宾逊（R. Robinson）。与19世纪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不同，两人不得不面对二战之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独立浪潮的现实冲击，以及列宁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批判。在他们的名作中，两人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视为理论对手。但是，他们尽量回避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其他所有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关于帝国主义论述之间的根本差别，尝试将其视为对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帝国主义论的延续，并提出了“霍布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一说法，夸大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当然，与先前的帝国主义辩护士的研究不同，两人的研究承认，在自由贸易的“反帝国主义”叙述掩盖下，英国的帝国扩张从未停息。甚至到了19世纪末，当遭遇诸如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其他欧洲新兴工业列强的挑战时，英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精英们毫不犹豫地重新拥抱了重商主义。这种用国家力量，保障本国资产阶级在全球竞争中优势地位的现象，在19世纪末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贾力格与罗宾逊则提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试图消解帝国扩张背后的重商主义色彩。强调扩张不是帝国政治的需求，而是私人贸易与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观本质上推进了朗格的现实主义帝国观，不但用竞争简化了欧洲列强在全球霸权扩张过程中的合与分，更重要的，它切割了霸权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这种现实主义的逻辑下，贾力格与罗宾逊还隐藏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基本道德判断，即商业扩张必然带来社会平等与文明进步。帝国这台政治机器，既能为商业扩张提供保障，也能从商业扩张中获取政治优势。恰是这一点，使得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观成为自由主义帝国观的精神延续，并且为帝国主义的全球干涉政策，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述。

　　为帝国主义脱敏的另一个层面，在于尽量切断帝国扩张与战争暴力的联系。为此，贾力格和罗宾逊引入了查尔斯·莱利·费（Charles Ryle Fay）在《剑桥英帝国史》中提出的概念——“非正式帝国”。在贾力格和罗宾逊之前，非正式与正式帝国主要指代的是两种不同的帝国统治形式。后者指通过军事与政治扩张，正式行使治权的殖民地，前者则是“非政治性”的，由商业扩张而获取势力范围。而在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论述中，“政治”与“商业”这两种影响正式与非正式帝国产生的力量则密切关联。贾力格和罗宾逊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官方意志”（official mind）有意识地通过“自由贸易”而非军事行动，在全球构造一个“非正式帝国”。由此，帝国仿佛变成促进全球贸易联系和人类进步的仁慈世界君主。

　　将帝国主义概念去政治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将“种族主义”从帝国的秩序观、发展观中彻底分离出去。一个常见的认识是，种族主义是国家官僚制度，而非资本主义的恶。对这一观点的系统论述来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世界秩序想象中，种族始终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普遍道德构建起的“人”的概念。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明等级秩序，则仅仅是基于不同文化习俗推导出的衍生性观念。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教育”，则是抹平这类差异的根本途径。对于19世纪英国推崇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而言，教育与商业，提供了消解“自由”与“帝国”这组矛盾的关键路径。帝国也由此被美化为促进人类普遍文明与商业繁荣的制度保障。由此，被自由主义去除了种族范畴的帝国主义秩序，堂而皇之地披上了一层“自由世界主义”（liberal cosmopolitanism）或是“共荣联邦”（commonwealth）的外衣。

　　但是，随着19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秩序地位而开启的“帝国时代”，其历史进程绝不像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与国家相互竞争，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资产阶级摧毁民族国家”，最终获得“得不偿失的胜利”。相反，自19世纪以来的欧美全球霸权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恰恰是在资产阶级与国家共谋的情况下才得以成为现实。形成帝国主义秩序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资本主义对资本全球流动，以及对海外原料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暴力保障的霸权秩序，创造了能够将世界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确保另一个极少数的群体能够稳定获利的基本结构。同样，在同时期兴起的欧洲左翼政党也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现出与资产阶级政党类似的暧昧态度。

　　三、种族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

　　19世纪末，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紧张气氛日渐加剧。在英德经济霸权竞争的基础上，俄国、奥匈帝国、德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与中东地区的地缘野心，以及英奥、英俄在东地中海权益上的矛盾，都令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欧洲和平显得岌岌可危。因此，各国工人与社会民主党主要关心如何反对各国的军国主义倾向，达成欧洲劳工阶层的跨国谅解与合作，进而避免战争。然而，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各国工人政党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甚至到了20世纪初，欧洲列强间战争威胁越发明显之后，各国左翼政党中也开始出现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到了一战前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坚定地选择捍卫德国民族主义与殖民扩张事业，彻底转向了右翼。这一困境不但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失败，也构成了欧洲左翼政党，乃至今天欧洲左翼对“民族团结”“国际主义”等观念认识的原始记忆。

　　在19世纪的欧洲，工人与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伴随着自由贸易与工业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以对欧洲之外地区的压榨，以及欧洲各国内部普通人民的无产阶级化为代价。深受行业甚至地域保护主义影响的工会组织与工人政党在殖民地问题面前则态度更为暧昧。不少欧洲工人阶级政党还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态度。第二国际中的许多欧洲社会党与工人党，主要关心的是国内普选权以及劳工待遇问题。只有当殖民地同上述两个问题产生交集之后，欧洲工人阶级政党才会想起对此发表一些意见。许多第二国际成员对国际的空间想象实际上并未超出帝国主义者描述的范畴。回溯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我们很容易看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全世界无产阶级”，“两个半球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世界各国劳动者”等表述。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代表名单就能发现，自1889年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至1912年巴塞尔第九次非常会议为止，第二国际基本上都是“白人国家”的技术劳工的集会。直至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殖民地问题甚至不是大会的讨论主题。到了1904年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时，第二国际才迎来了第一位欧洲及其殖民地之外地区的代表——代表日本社会党人联合会的片山潜。

　　然而，早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以雇佣劳工的形式，在全球进行劳动力剥削。因此，有色人种劳工政治意识的觉醒，更多发生在其祖国之外。以中国劳工为例，有证据表明，在白人政府与资方的双重压迫下，南非华工很快开始工会化。然而，从19世纪欧洲工业国家中兴起的第二国际劳工运动，其“国际”视野未能真正超出帝国的差序世界观所厘定的“文明”范畴，且始终存在倒向民族主义右翼，乃至种族主义的倾向。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包括德国、英国在内许多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都能在工人运动中找到大量的支持者。

　　1900年9月23日至27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以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为契机，围绕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也是第二国际成立以来，殖民地问题首次被纳入国际代表大会的议事范畴。荷兰人亨利希·万-科尔（Heinrich van Kol）代表大会第五委员会发言。他断言，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已陷入绝境”后出现的丑恶行径。然而，在他的讨论中，对殖民与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仅有寥寥数语。相比之下，他更担忧扩张本身给全球带来的战争危险。他表示，“欧洲就像一只把脚伸向全世界的巨大蜘蛛，当它使所有劣势民族衰弱不堪时，战争将必然爆发。”万-科尔强调，这样的扩张政策必然反噬欧洲工人阶级。他以中国为例，认为欧洲的殖民扩张“将会使4亿朴实的劳动者领悟到竞争的必要性”，进而导致“欧洲的无产阶级没饭吃”。来自英国社会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代表亨利·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同样也从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的角度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表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参与这场我们所憎恶的非洲战争”，并对英国在中国与非洲的战争行动表示“羞愧”。

　　然而，海德门曾明确表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1911年英德矛盾趋于紧张时，海德门便开始坚决推动联合俄法孤立德国的政策，并支持对德战争。这一看法在英国议会中也得到许多成员的积极呼应。他强调，应当认识到德国在旧普鲁士政策驱动下进行的海上与陆上扩张是对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体系最大的威胁。海德门对英国执政党将外交注意力停留在印度、埃及问题上的政策深感不满，认为这回避了英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对维护欧洲和平无益，更对实现他从1881年便开始提倡的所谓“全体人的英格兰”（England for All）理想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作为“英国人和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政府将政策重心转向防止德国侵略，维持英国海军绝对实力。

　　海德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本质上与霍布森类似，都将其视为一种军事扩张主义的政策。甚至较之霍布森，海德门更明确地将军事实力与工业实力视为国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强大的陆军、海军是“工业有机体的自然组成部分”，三者结合构成了英格兰“目前的国际道义基础”，保障了“经济发展”。他认为，作为一个“贸易国家”，占有大量殖民地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会使国家更容易遭受外来攻击，无法有效展开防御。但是同时，他也否定了不干涉主义政策，将其视为欧洲大陆国家的绥靖主义。而英国则有必要无视不干涉主义，“照顾好自己的事务，照顾好我们的贸易，保卫英吉利海峡，积累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所有阶级的舒适生活”。在默认了英国作为世界霸权中心地位不变的前提下，海德门站在霸权中心，用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反帝”语言，丰富了帝国主义的霸权叙述。在他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20世纪末，那些主张进行全球军事干预，维持美国霸权“和平”的新自由主义右翼们的影子。

　　即便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笔下，资本主义国家对古老文明的征服，同样也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坚决主张，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发展生产力。其生存的条件，就是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虽然，马克思在思考东西方关系时，也遵循了“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亚洲”这组二元关系，但是，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照下，殖民与被殖民变成了一组辩证关系，文明发展不是一种目的论式的先进教化后进，后进模仿先进的刻板过程，而变成一种具体的“自己解放自己”的生产实践。

　　从这个角度出发，英国在全球的扩张，就绝非是希里（John Robert Seeley）笔下那种超然于历史之外的种族神圣使命，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不自觉的工具”。资本主义帝国的世界征服承担了两个历史使命，其破坏的使命是“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其重建的使命，则是“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由此，资本主义的帝国不再是历史的神圣主体，而变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中间物，是落后地区开启自主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获得政治自主意识的进程一样，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到来，最终将触发落后的亚洲社会“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在这个通向解放的实践过程中，被压迫的“落后”者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至少在修辞上，马克思笔下被西方统治的“东方”同资本主义社会内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发生了关联。

　　然而，在19世纪末欧洲的工人政党中，马克思那种将资本主义扩张视为“历史工具”的看法则变成对继续保有殖民地的辩护。来自帝国主义中心的左翼，时常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对殖民地表示同情。然而，在面对本国通过殖民剥削获取的利益与霸权地位时，他们便毫无障碍地与帝国主义者站到了一起。除了海德门之外，作为20世纪英国霸权的积极挑战者，来自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帝国观也包含类似的态度。在1900年就殖民地问题发表的文章中，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者进行了区分。他反对“先进国家之间的殖民战争”，认为社会民主党为了自身利益，有义务阻止这种战争。但是，他又表示，如果某些“文明民族”试图通过“扩张本国经济领域”，去占领别国已经占有的殖民地，就必然会导致“文明民族发生冲突”，因此需要“从原则上加以反对”。为了说明“欧洲殖民十次有九次是用文明的手段”，伯恩施坦甚至像霍布森那样，举了“北美、新西兰、南非”这些“白人的国家”的例子，认为这种殖民就显著地改善了土著居民的状况，“制止了土著居民的退化”。

　　在伯恩施坦的讨论中，国际上的不平等仅存在于先进国家，是“在殖民地的分配和对海路的控制”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损害“文明世界”里“处于较不利情况中的国家”。因此，可以“通过彻底地继续发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条约来消除这种不平等”。至于殖民者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剥削，这在伯恩施坦看来，是“较高的文化”对“落后的文化”所行使的“文明权力”。来自“每一个强大的种族和每一种强大的经济以及在它基础上的文化”都必然会进行扩张和传播，这是促进“进步的发展的强大因素”；不应当“打着社会进步的旗帜”，把这种“扩张意图……加以唾弃”。

　　伯恩施坦的干涉主义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由“文明国家”掌握的，通过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实现的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在该体系中，先进的“扩张的民族或帝国”应当尽可能地保障落后文明“按照自己的特性进行发展的权利”。但是，“较高的文化”有权“督促落后的文化建立保障交往安全的机构”，而且甚至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必要的情况下，宣布滥用自己财产的人丧失其对财产的自由支配，并规定把他们置于监护之下。”这种监管权力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民族”。他举例，如果“一个被野蛮部落或半野蛮部落占领的地区蕴藏着一种矿物……对于文明世界的技术异常有用”，那么国际社会便不容许那些拥有原料的部落“永久地拒绝别人开采”。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协定，要求这种矿物的开采权，甚至在“必要时”，有权“用强力迫使一个不服从的民族遵守这样的协定”。

　　万-科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万-科尔的报告中，殖民地就被看成是历史的必然，且“在以后许多世纪里还将存在”。让“在政治上根本没有自治习惯的经济殖民地……自行其事，是不可能的”。各国是否保持海外殖民地的问题，则“取决于历史关系”。因此，“不应当简单地放弃旧殖民地，因为这些殖民地还没有自治的习惯，一旦长期的托管有所放松，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和贫困”。万-科尔将殖民地视为“没有独立意识”，且“非要帮助不可的孩子”。他一方面将维持殖民关系视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神圣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宗主国的社会党”应当与宗主国合作，“防止土著居民的极端贫困化”，帮助殖民地土著“成长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第二国际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篡改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这与帝国主义者建立在种族差序秩序上的“文明使命”观并无两样。帝国主义者对“文明程度”落后社会的征服，开启了白人对“野蛮人”的教化，是“野蛮”通往“文明”，消除落后状态的唯一途径。帝国主义者同时还是判定这种教化是否成功的终极裁判。他们超然于历史之外，站在文明发展的尽头，像神圣的父亲一样，启迪、监护，乃至鞭策人类文明的“孩童”们走向成人。当然，在“父亲”眼里，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因此，可以说，伯恩施坦与万-科尔等这些来自新兴霸权国家中的左翼，在20世纪初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尝试建立的霸权体系勾勒出基本框架。这种“文明化”了的霸权主义，将20世纪之后的帝国变得更为隐秘。

　　四、要帝国不要战争

　　20世纪初在非洲与中国，欧洲列强进行了两场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战争。这两场在亚非大陆上几乎同时开展的战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竞争世界观在欧洲之外的表现。虽然帝国的辩护士们很希望将19世纪英国的全球扩张视为一种自由贸易和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结果，将19世纪70年代后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一种商业对手间的竞争，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1815年通过维也纳体系建立起的欧洲协调，本质上是霸权者在欧洲内的暂时和平。这种有限的和平以狭小的欧洲为边界，在欧洲之外，霸权间的竞争则更加肆无忌惮，更为暴力。这种霸权竞争主要目的是占领殖民地与扩大列强在欧洲之外的势力范围。这是国家机器与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相互裹挟、博弈、协作的结果。在欧洲之外，霸权国家的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则更多采用协作的模式，通过国家机器获取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资本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进行系统性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活动，意图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欧洲霸权国家及其资产阶级对财富的垄断。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左翼对欧洲之外世界的认识，也主要从殖民地问题这个帝国知识的脉络中产生。20世纪初，第二国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主要还是将其视为一种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政策，是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结果。因此，20世纪初欧洲左翼政党对帝国暴行的认识，其地理范畴基本也仅局限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之内。帝国主义在欧洲之外半殖民地的暴行则未进入欧洲左翼的视野。

　　1900年9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其提出反对军国主义促进“世界和平”的决议，但并未注意到正在中国发生的沙俄暴行，仅仅谴责了“英国政府对南非布尔人的残暴行径”，以及俄国沙皇“对波兰和芬兰人民的野蛮压迫政策”，并代表“东西两个半球的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漠视土耳其在亚美尼亚的“暴行和屠杀行为”进行“愤怒地抗议”。针对殖民政策的决议则更能显示欧洲社会党国际观念的局限。其视野围绕着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展开。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也导致了各国“煽动沙文主义”，“扩大开支，加强军国主义”等帝国主义政策的出现。而社会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要求“各国社会党”在“经济条件允许的一切地方研究殖民地问题”，并且鼓励在殖民地建立社会党，同时“吸收”这些殖民地社会党“加入宗主国的组织”。

　　然而，帝国主义秩序中不仅包含了大国对世界的正式瓜分，更有“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对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瓜分。并且，后者早已超出列强国内以及殖民地的范畴，在更广大的空间里，“形成国际卡特尔”。虽然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做出如上的阐述，但是他在1900年《火星报》创刊时发表的《对华战争》一文中，便已经表现了与第二国际不同的认识。他不但将视野扩大到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而且还展现了从被压迫者反抗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秩序的态度。在这个视野下，中国出于“憎恶”来自欧洲的“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而自发进行的对“欧洲人的袭击”，可以与“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和“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放在同一个脉络里来理解。它们都是“欧洲资本家”挟持欧洲各国政府，向“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扩张之后引发的被压迫者的自主反抗。同时，列宁还注意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与俄国人民一样，都在帝国主义秩序下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他们遭受着“亚洲式政府的压迫”，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着“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这也使得俄国人民对沙皇统治的反抗，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反抗一样，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相互发生了联动。

　　除了在殖民地反抗问题上未能认识到被殖民者“自己拯救自己”的能动意志之外，社会党在面对国内无产阶级夺权问题上同样也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姿态。与列宁建设革命党的认识不同，来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与工人党派在政治行动上与传统的议会政党几乎没有差别。他们更乐于视自己为依靠工人群众选票支持的议会反对党，坚持对“资产阶级政府”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通过“占据议席”，来“夺取社会权力”。因为，依照考茨基的意见，“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突袭的结果”，而是长期的，在工人阶级“体质上和精神上”复兴过程中，“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比利时工人党的领袖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作为大会主席对此意见进行了积极呼应，强调“无产阶级在体质上、道德上和智力上”做好准备之后，才能够“成熟到可以统治世界”，并“在资本家阶级面前站立起来”，承担起“自己的伟大任务”。

　　大会决议一方面以工人阶级“不成熟”为理由，反对工人阶级独立执政；另一方面也从形式上禁止工人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但同时也表示，“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时建立这种联合是必要的”。并且，来自法国、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的社会党人还强调，除了作为议会反对党之外，社会民主党人通过选举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也是一种必要的斗争手段。他们甚至还表示，任何反对这一立场的意见，都会“造成混乱”，并进一步“搞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

　　欧洲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不成熟”的看法，几乎复刻了文明等级论中对有色种族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中的“孩童”的认识。本质上，这种社会主义的改良态度更像是19世纪中期福利自由主义观念的左翼政治变体，它不但在行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在政治意识上同样也难以摆脱那种具有浓厚精英主义色彩的欧洲中心世界观。同一时期，列宁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在1899年年末至1900年年初，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起草的《宣言书》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拒绝号召俄国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立场已经偏离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原则”，几乎要与“伯恩施坦同流合污”，且必然会“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拖到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化的泥潭中去”。

　　列宁认为，政治斗争是工人运动“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必须积极介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只有在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中，工人群众才能获得“政治教育”。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不单必须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还需要发挥领导作用，鼓动和宣传政治斗争的思想，调动“不觉悟工人”，并在运动过程中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在两年之后的《怎么办？》中，列宁更将这种政党的领导作用具体化，强调社会民主党要成为“先锋队”，将阶级意识“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并深入“一切阶级”，让工人超出部门利益，将工人运动从工联主义的“自发”运动，转变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

　　列宁敏锐地注意到，种族主义是最容易为工人群众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俄国的环境下，这种种族主义表现为反犹与排外。这种种族主义话语还极容易为帝国主义政府所利用，作为转移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手段，通过“煽起民族仇恨”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并用文明使命的借口，进行对外战争，不但将本国“人民变成奴隶”，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

　　然而，欧洲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左翼的讨论，大多对种族主义问题视而不见。因此，如果政党不主动地通过参与并鼓动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却把自身视为谋取选票的议会党，那必然会被动地“迎合工人”，“鼓吹反犹太主义”。的确，列宁所预见的情况，在同时期的欧洲大陆新兴工业国家、英帝国及其白人殖民地已经普遍出现。排外与种族主义恰恰是工人政党与工会组织抨击执政党，谋求部门利益最常用的政治鼓动工具。同样，即便在今天欧美世界出现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种族主义就像是议会党的隐疾，一旦条件合适便能够席卷意识形态光谱的左右两端。

　　五、结语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其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建构的讨论中向我们揭示了，种族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从“基因种族主义”发展成“地理种族主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先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东方”这种文化偏见。然而，本文希望进一步表明，种族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更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结构的组成部分。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即从资本主义跨洋全球贸易开始，全球秩序中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分野，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恰恰是以白人与以有色人种为主体国家之间的种族分野。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发挥的经济作用，并未随着废奴运动而消失，而是以“自由劳工”的形式，继续在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今天，种族主义在全球的不均衡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基本格局表现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系统性劳动价值剥削。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淡化了这种中心对边缘国家的系统剥削。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便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进程也创造了一批形态各异的，且“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民族并不友好”，因为如果“新自由主义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脱离镶嵌型自由主义的模式，切断国家和民族间的纽带”。恰是在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时候，哈维的批判开始显得捉襟见肘。他一方面认为资本全球散播的基本趋势，就是要从国家的约束中“脱嵌”出来，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对国家在资本全球散播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视而不见。在这个矛盾中，韩国、日本、中国、印度、伊朗与美国、法国、英国各自不同的民族情绪都能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参与世界市场竞争时出现的副产品，或是竞争需要下的机会主义工具。

　　这种认识几乎像是“世界是平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观念的左翼表达。它忽略了全球经济格局中仍然存在的差序格局，忽略了中心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仍旧垄断了绝大部分利润的基本现实。生产力落后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仍旧被锁定在全球生产链的底端。即便是被新自由主义视为“经济奇迹”的那些少数国家，也没有真正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而自2016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全球“贸易战”以来，那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想象的资本在全球网络中扁平化散布的神话已经彻底被打破。资本对于国家的“嵌入”依然是基本事实。19世纪资本主义中心的“白人的国家”，迄今为止仍旧保持并希望持续保持对全球财富的垄断。来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边缘的国家，绝大多数仍无法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与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状况。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仍旧基本沿着一条种族线展开。

　　不均衡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前提下的不均衡的世界格局，不但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与全球劳动分工的合法性论述的逻辑基础，也构成了“本土-外部”这一地理分隔观念的认识论前提。在全球劳动分工以及“本土-外部”这种内外观的作用下，垄断资本主义才得以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民主浪潮的挑战下，最大限度地稳定“本土”潜在的巨大社会矛盾。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恰是这个认识的反题。第三世界通过内部互助合作，尝试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去殖民化的努力，更是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新世界秩序的可能。也只有在这一条脉络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崛起的未来意义。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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