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图片说明：20世纪初期华工在新加坡码头上挑货上岸。来源：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收藏，苏爱清翻拍。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民族主义与阶层／阶级同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话语和实践。本文以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叙事如何为具体的阶层实践提供合法性框架与话语形式。新加坡的华工阶层实践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存在高度的亲和性、内在的共生性与同步的互构性。工人作为重要的历史主体，创造性地将民族主义叙事与阶层／阶级实践相结合，从而形塑了某个特定历史阶段。

【关键词】民族主义　阶层实践　新加坡华工　历史实践

　　一、有关民族主义叙事与阶层实践的讨论

　　本文聚焦于民族主义叙事及相关阶层主体实践的议题。就民族主义研究领域而言，引起学界最多讨论的是建构主义视角。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而言，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其本质是将政治共同体想象为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平行地跨阶级的叙事类型和话语形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民族是文化工程师通过伪造象征物、意识、神话和历史而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族群-象征主义者则指出，民族的建构是在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原生族群基础上，由族群领袖或族群自身策略性地重新演绎或调整的结果。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建构主义视角存在的反历史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忽视了对前现代政治群体的表述与现代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相关的民族和族群政治模式的最终确立往往符合或包含着这种历史正当性。民族主义自形成以来，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而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或边缘化其他群体的历史建构，其内涵和作用不仅由“发明者”定义和支配，而且受到国际体系、民族国家、政党政治、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多层互构。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影响20世纪至深的叙事框架和主体性实践之一，那么阶层／阶级则是另一种重要的话语与实践。与民族主义隐含了对某个地理疆界的认同相比，阶层／阶级话语所提供的分类框架往往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马克思认为，人们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同而从属于不同阶级，但此时他们仍处于“自在阶级”阶段。只有当人们在关乎本阶级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有意识地突破“经济条件”的边界，追求并实现更丰富、更重要的使命或抱负时，“自在阶级”才能转化为“自为阶级”。可见，马克思已经深刻洞悉阶级的可为性问题，并且由此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后续不少学者在马克思所提出的“自为阶级”概念的基础上，广泛讨论了阶级的意识维度与实践层面。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将阶级形成视为结构性和主体的能动性同时造就的动态过程。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而强调，阶级是在日常互动过程中做出来的，是一种“活出来的经历”。蓝佩嘉则指出，阶级是透过个人的日常生活实作来达成、实现的，即“做阶级”（doing class）。阶层／阶级已经不仅是结构上的客观位置，而且还构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施事性（agentivity）话语。在这种话语的支持下，处于实践当中的主体通过持续展演、相互区分来达成阶级差异和社会阶序的再生产。

　　如上所述，学界围绕民族主义与阶层／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还是被各种因素建构的产物，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阶层／阶级和民族主义也经常被看成对立的身份认同，且为相互竞争的历史主体角色。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二者之间若隐若现的亲和性与内在关联。杜赞奇认为“阶级”是建构强有力民族的修辞手法，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往往被置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中实现，如“阶级民族主义”。希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则指出，民族独立斗争与阶级斗争总是交织在一起，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物大多来自某些特定的社会阶级，其民族情感的表达往往与其阶级诉求重叠在一起。考克斯（Oliver Cox）发现，族群差异只有作为族裔的社会相关性或阶级政治的一部分时，才展现出其重要的政治意涵。可见，现代国家的转型与国族建构的进程通常包含两条相关联的线索：一条可称为民族主义从萌发到成熟的历程，涉及的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另一条则是相关历史主体的“做阶层”过程，涉及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阶序重构。现代民族主义（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作为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存在，常与阶层／阶级议程相互配合、借鉴、吸纳，成为理解全球社会历史转型背景下纷繁复杂的各阶层实践的重要路径。比如，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工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解放与独立建国的色彩，其阶层意识、话语动员与实践行动直接受到当时更为宏大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影响。然而，究竟民族主义话语是如何影响具体的阶层实践的？而当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不断发生变迁时，其相关历史主体的阶层实践又呈现怎样的特点呢？

　　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发展历程与其民族主义叙事的流变为上述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载体。自开埠以来，新加坡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工群体。华工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新加坡走向独立和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主体。学界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大量讨论。其中有研究已注意到华人身份认同中的经济和阶级利益维度（如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分化），并将经济活动与种族特性相关联来探讨有关阶级认同和阶级形成的相关主题，但鲜有学者将不同阶层主体的形塑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事实上，二战结束前新加坡华工的阶层实践深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而限于华人帮群内部；二战后，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反殖民特征且日益本土化，此时华工阶层实践逐渐脱离帮群结构的束缚，表现为二元的阶层叙事与激进的抗争行动；而至新加坡独立后，华工阶层实践在新的国族话语的整合下被纳入国家体制。由上，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华工的阶层实践与变化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之间的逻辑关联。可惜的是，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及相关主体实践的多样性与目前研究的深入性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匹配。

　　基于此，本文在回溯历史进程与梳理主体性实践的基础上，将“民族”和“阶级”这些抽象概念从相互割裂的时空单元中整合起来，并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叙事框架是如何为新加坡华工的“做阶层”提供合法性基础及相应的话语形式的？在不断流变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华工群体的阶层实践体现出怎样的特征？我们尝试整合新加坡各历史时期的档案文献及统计数据，华工及相关人士（如侨领、华商、官员等）的口述历史，华文及英文报刊与相关研究成果来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民族主义实际上涉及政治运动和话语形式两个层面。但本文聚焦于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即主要讨论涉及创建现代国家的民族叙述结构对阶层实践的影响。而“做阶层”或阶层实践则延续马克思有关“自为阶级”的讨论，强调行动层面的阶层划界过程，即行动者利用某种话语叙述正当化自身的主体性实践，协商阶层界线甚至实现社会阶序重构。

　　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做阶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族观念经由海外华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传入东南亚。这类政治传播活动使海外华侨萌发了作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新加坡，这一系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催生了华工群体的爱国阶层实践。

　　（一）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在新加坡的兴起

　　中华民族主义在新加坡的兴起既与新加坡作为海峡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近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实践与民族主义话语在海外传播的影响。

　　首先，殖民地的隔离治理结构与华人的整体社群结构为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进入提供了政治空间。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实行分治管理和间接统治政策，这种分化的治理结构使华人区别于“土著”与“殖民者”的族群性得以凸显，华人社群内部成员难以产生除族群性之外的明晰阶层意识或本土意识。另一方面，华人社群在二战前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整体性。各华人帮群垄断不同行业并掌控相关行业公会，帮群呈现初步分化：在客观收入上，通常一个华工的年收入大约为100元叻币，而一个华商的年收入则为数万元叻币；在主观认知上，华工视华商为“主子”，“尽管卖力拼命，主子依然毫无同情心”。虽然存在上述分歧与分化，但华工与雇主如产生纠纷，主要还是依靠行业公会来调解，华人社群的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整体性。在新加坡国家整合缺位与乡缘观念延续的背景下，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日本侵华等历史事件影响而在中国本土日渐成熟的中华民族主义话语逐步传入新加坡，并在华人社群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华文报刊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在新加坡社会的传播。20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报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南洋商报》《南洋新报》《星洲日报》等一大批华文报刊，胡愈之、夏衍、郁达夫等中国著名作家、办报人陆续南下新加坡，成为华文报刊的活跃作者，向广大华侨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华文报刊的爱国色彩亦日渐浓厚，报刊上的“祖国”“国家”等字眼专指中国，称“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有如生物与细胞般密切”，并采用了民国纪年表达政治认同。同时，随着日军对华侵略的不断升级，有关国内抗击日军的战报占据了战时海外华文报刊的大量篇幅。这些报刊报道了侨乡沦陷后的惨状，并发出了“救乡即是救国”，“救乡所以救国”这样的中华民族主义号召。华文报刊成为振奋华侨抗战信念、激励华侨爱国热情的舆论阵地。

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有些还留着辫子（来源：新加坡头条网）

　　再次，民族主义话语在一系列爱国主义宣传运动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在陈嘉庚的呼吁下，各帮群联合成立了南侨筹赈总会并发布《告侨胞书》，号召“各尽所能，各竭所能，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侨胞必须坚持不懈，出钱出力……以与祖国持久抗战”。鼓劝义捐的歌曲也传遍新加坡城乡：“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国保。”为了向不识字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工如人力车夫、码头苦力、建筑工人等开展宣传，筹赈会在新加坡的市区和乡村演讲，用方言讲述抗日救亡的意义。上述一系列对中国抗战表示支持的宣传行动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在新加坡的发展、丰富与成熟。

　　这些以原生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话语对当时新加坡华工主体意识的形塑起到了催化作用，并进而对其阶层实践形成了积极的方向指引。共同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顺理成章地演化成爱国的主体性实践。

　　（二）内嵌于帮群的爱国阶层实践

　　华工接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教导”，发展出了以弱阶层意识为主导，内嵌于帮群结构的爱国阶层实践。

　　华工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发展出具有爱国意涵的主体性意识。这种主体性意识萌发于华工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阶段，虽不具有明确的“一个阶层对抗另一个阶层”的意涵，但仍呈现出区别于华商的弱阶层意识。有关这一时期的华工口述史显示，华工会交替使用“福建人”“潮州人”等乡缘身份的表述与“估俚”（意为苦力）、“工人”、“工友”等具有阶层意识的词语。在华工看来，祖籍国利益及命运与其阶层共同利益及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唯有“祖国复兴，侨胞在外所受种种压迫与障碍，方可望有解除之日”，故而纷纷表示“抗日不怕苦、不怕死”。由此，共同抵御外侮、爱国抗日构成了华工的群体意识，成为华工在异国他乡“做阶层”的重要动力。

　　华工以各类帮群组织为载体，发展出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阶层实践。一是参与华人社团及侨领组织的爱国运动。1928年济南惨案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呼吁华侨开展和平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少华工加入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组织的监视网，专门揭发那些偷售日货的华商及他们的店铺。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新加坡华工积极配合侨领及华人社团组织的义捐活动，以声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在1937年南侨筹赈总会筹集的三百余万义款中，“最少有六十巴仙（意为60%——引者注）是由中产阶级以下的华侨大众所捐助的”。二是在侨领及社团的领导下开展罢工。1938年2月，在新加坡福建帮侨领林谋盛、庄惠泉及马来亚丁加奴州筹赈会侨领的共同策划下，全马来亚最大的日营铁矿区龙运铁矿的所有华工统一罢工并离开矿山，拒绝间接协助日本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和弹药。在这批华工来到新加坡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统一拨出经费救济他们，或为他们介绍工作，或资助他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这些华工在“做阶层”过程中受到了帮群组织及侨领的动员、领导与保护，具有鲜明的“爱国救亡”特征。

20世纪初新加坡牛车水街景（来源：搜狐网）

　　华工自发组织了具有爱国导向的阶层实践。一是参加反日活动或游行示威。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公开号召抵制日货，排日情绪不断高涨。华侨人力车夫不拉日本人，搬运工人不装卸日货，使当地日本人“不可能进行贸易，甚至连购粮、市内交通等也明显地感到不方便”。6月19日，一批学生装束的示威者冲进一些仍做日本人生意的华人商店捣毁日货。而后，越来越多的华工加入其中，进入售卖日货的商店将货物捣毁，或者把日货搬到街上焚烧，示威范围一度从牛车水一带扩大到新加坡全岛。英国殖民政府派出警察施行弹压，造成二死二伤，直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面调停后，事件才没有进一步恶化。二是消极怠工。1938年，新加坡一家日营大型船坞厂中的五千多名华工以“磨洋工”“怠工”等方式进行抗争：日本人在场时，他们佯装认真工作，不在场时便闲谈聊天，吸烟猜拳；有时还预先安排一些人得疟疾，一些人发烧，一些人头疼来糊弄日本监工。本可一周内修好的受损船舰，华工借故拖到两个月以上，以阻滞船舰这一重要军需资源的供应。上述华工的阶层实践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呈现明显的原生国导向。

　　直至二战结束前，新加坡华工不管是以帮群组织为载体的阶层实践，还是自发组织的阶层实践，主要都是以中华民族主义作为其目标动机及合法性来源。这一系列共同的援华抗日运动不仅为战后华工开展跨帮群的工人运动积累了抗争经验，奠定了网络基础，而且为反殖民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深入并影响后续阶层实践提供了前提。

　　（三）抗争性与原生国导向

　　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叙事框架的影响，华工在此阶段的阶层实践体现出以原生国为导向的抗争性。

　　首先，华工主体呈现抗争性。上文提及的一些罢工、示威等抗议活动中，华工的抗争话语显示出较强的对立性，有些甚至采取了较为激进且带有暴力特征的抗争策略。但这种抗争性是以“爱国抗日”为主要意涵的。虽然有些华工的矛头看似指向华商，比如捣毁卖日货的华人店铺，但他们总的抗争目标还是针对“日本侵略者”这一对象。而且，在这些抗争中，华工也受到来自帮群组织和侨领的动员、协助和保护。此时华工的阶层认同从属于民族认同，表现出对于外敌（如日本）的抗争性，而不是以阶层对立叙述为主线的。

　　其次，华工阶层实践具有强烈的原生国导向。华工尤其是“新客”群体在新加坡始终以暂居者（sojourner）自居，对原生国的政治诉求更为显著而无意于本土政治。尽管华工面临着受剥削的社会境遇，但他们大多将自己当下的工人身份视为过渡性的，并始终保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希望通过夜以继日的工作攒上一笔钱衣锦还乡。而对于新加坡，工人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也就不用表示忠诚。与此同时，来自原生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日本人在中国的扩张活动强化了华工的“国民”身份意识和“救国”责任。华工在英属马来亚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也让其深感祖国强大的重要性。这促发他们积极支持中国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发展出具有原生国导向的“救亡图存”运动。

　　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华工的“做阶层”内嵌于帮群，更多被视作新加坡华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抗争性及母国政治取向。

　　三、“民族独立”：反殖民话语下的“做阶层”

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指出，当人们面对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境时，很可能采取某种实用主义式的服从；而只有当政治开放或革命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时，非顺从态度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二战后，反殖民性质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为新加坡华工的“做阶层”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下面将详细探讨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建国前，反殖民话语对华工阶层实践的影响。

　　（一）反殖民话语的盛行与本土意识的发展

　　二战后，重返新加坡的英国殖民者无视民众希望回归生活常态的普遍诉求，采取了激进的政治重组计划。同时，东南亚各地都开始为摆脱殖民统治而奋起抗争。新加坡民众的反英情绪和反殖民主义话语开始蔓延，英国殖民者取代日本侵略者成为他们的抗争对象。早在1945年10月至11月，《星洲日报》就发表了两篇有关新马前途的社论，提出“马来亚人民，显然已有高度政治认识，昔日殖民地政治方式，当无法适应人民要求”，“马来亚大陆以及槟城、马六甲二地，目前固有进行独立自治制度之议，但新加坡则仍不能摆脱殖民地地位”。1950年，《海峡时报》以《马来亚应该独立》为题发表文章，并在1951年以《新加坡一定是我们的》为头条，声称独立的马来亚必须包括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反殖民口号不断升级，从相对温和的“放弃那不合人性的殖民”，“坚持人民要求自治及自决之政治权利”，到措辞激烈的“延长现任政府的寿命是可怜而且可羞的策略”，殖民者是“国际强盗”等。这些不断涌现的反殖民话语将独立民主的未来图景同当下仍陷专制殖民的现实相对比，为社会秩序重构提供了目标动力与合法性来源。

　　同时，英国殖民政府和中国的相关政策激发了本土意识的发展。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发布了回马签证、移民统制等一系列法令，使华人“南来”与“北归”的通道受到了限制。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宣布终结“血统主义”国籍原则，鼓励海外华人争取居留地的公民权。1957年，新加坡临时政府出台新公民法，出生在中国的居民在新法案下获得了公民资格，截至1958年，华人公民总数约200万人，没有取得公民权的华人只占少数。随着从“侨居”转为“定居”的华人越来越多，中华民族主义在新加坡逐渐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民族主义叙事与日俱增。《星洲日报》关于中国的社论占比从1949年的71.4%下降到1959年的0.3%，讨论新马问题的社论则从1949年的10.2%增至1957年的93%。《南洋商报》有关中国的社论从1946年的69.7%下降至1953年的2.4%，有关新马问题的社论则从1946年的19%上升至1959年的84.3%。社论标题蕴含中国意涵（谈到中国及相关事物时使用“祖国”“我国”“国人”等）的次数，在《南洋商报》中从1947年的33次下降到1951年的0次，在《星洲日报》中也从1946年的25次下降到1953年的0次。社论标题蕴含当地国民意涵（如使用华人、华教、华校）的次数，在《南洋商报》中从1947年的0次上升到1954年的16次，在《星洲日报》中则从1949年的0次上升到1952年的24次。《南洋商报》1947年仍称华侨以居留地为第二故乡，到了1951年，观点已转为：“我们愿作马来亚公民，为马来亚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南洋千万华侨应视南洋为第一故乡，华人应随时随地参加此时此地的政治运动”。上述一系列话语的流变体现了新加坡华人日益增长的本土意识。

　　在这一时期，反殖民话语与本土转向构成了民族主义叙事的主流。这些带有反抗、独立意识的民族主义框架简洁明了。殖民-被殖民，统治-被统治，压迫-被压迫等泾渭分明、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极大激发了华工的阶层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华工主体性实践的重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二）脱离帮群的“反殖民”阶层实践

　　反殖民主义叙事不仅反抗英国殖民者，还同时反对与殖民者利益相关的特权阶级。具有反殖民和本土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日益严重的阶级剥削和劳资矛盾，共同构成华工阶层从“自在”转向“自为”的动力因素。华工开始独立于帮群结构，在新的组织形式（工会、政党）和结社资源下开展具有反殖民叙事的阶层实践。

　　华工受反殖民与本土民族主义话语影响，开始明确表现出“反殖民”“反剥削”的阶层意识。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仍停留在粮食缺乏、物价高涨、失业浪潮汹涌、种族冲突频发的近乎无政府状态。对于英国殖民政府的治理乱象，华工普遍认为：“我们住的地方都没建设，都不满意。”与此同时，资本家对华工的剥削日趋明显，华工不仅工时长，薪水低，要在公共假期工作，还可能会被无理开除等。某巴士公司的华人售票员表示：“若生病，不但没有病假可请，而且还有被‘朴头路’（闽南语，意为开除——引者注）的可能。”某华人三轮车脚工提到：“车主剥削我们工友的利益，现在我们没什么好赚，他的租金那么贵，一天五、六块钱，我赚了也不够他拿。”在此情况下，华工愈发难以接受资本家的不合理剥削及殖民政府的残酷压迫，但即使在遵守法令的前提下进行罢工，仍然会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和严厉惩罚。在反殖民话语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华工不只满足于争取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还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他的帮凶”，力图推翻“伪民主”的英国殖民政府。

　　华工以工会为组织基础，以工运为主要方式，展开一系列以反殖民、求独立为目标的阶层实践。不少华工开始拒绝加入由“头家”（意为老板）组织的工会，而是建立或加入一系列独立于帮群，更具本土倾向的工人组织，如巴士工友联合会（1948年成立）、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1954年成立）、粪业工会（1955年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1年成立）等。这些新型工会将华工团结起来，还让马来亚、印度的工友加入。其中，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还将马来语作为召开会议所用的主要语言，汉语和泰米尔语则为辅助语言。凭借工会超越个体性和帮群主义的集体力量，广大华工在工会的支持下开展以罢工为主的一系列工运活动。这些工运活动不仅将斗争矛头指向“贪婪的雇主”，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还通过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反对殖民政府的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福利巴士工运是华工“做阶层”的高潮。1955年4月底，福利巴士公司资方无理由开除7名工人。巴士工友联合会派出代表进行交涉，资方不仅不肯收回成命，还将隶属巴士工友联合会的250名福利巴士员工全部解雇。在此情况下，巴士工友联合会采取罢工行动，但资方始终不与罢工工人谈判。同时，殖民政府还派警察到场镇压，并用高压水枪扫射罢工工人，引发市民不满。5月12日，全新加坡开始罢市、罢工、罢课，数万名华校学生和其他工会及社团代表到场慰问，现场的罢工工人和华校学生还呼唱“团结就是力量”和“我爱马来亚”。随着聚集群众不断增加，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并开枪射击驱散示威人群，人群则以石头、锄头等作武器回击，一辆警车被群众推翻并纵火焚烧。罢工共造成31人受伤，4人死亡（包括2名警察）。5月14日，各方终于达成新的劳资协议：福利巴士员工可自由加入工会，所有被解雇的员工可以复职。在这起事件中，福利巴士公司资方与这届政府选举获胜的是马绍尔和林有福共同组建的政党，故称“劳工阵线政府”。一起被塑造为“红毛人”（指英国殖民者）的支持者，成为主要抗争对象。而原先单纯的劳资纠纷逐渐演变为反帝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并最终以华工的胜利而告终。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工潮此起彼伏。仅1955年一年，工潮即剧增至373次，参加罢工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万人。这一系列工人运动除了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外，还明显带有反对殖民者、要求自治的政治诉求。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极大地动摇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并推动了新加坡的自治进程。

　　华工通过政党政治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杜赞奇指出，如果“人民”只能在街上从事大众化政治活动的话，是不能成为新秩序合法化的源泉的。在民众反殖民、求自治的压力下，英国殖民政府于1954年开启宪制改革，不仅成立了由民选议员占绝对优势的立法议会，还规定“人民自动参与选民登记”。“一人一票”的民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使华工群体崛起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选民自动注册制度使具有选民资格的总人数从7.6万人增加到30万人，其中大多数为华工。在历次区／市议会选举中，有超过一半的选票来自华工，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劳工选民（20世纪60年代保持在70%左右）加入了基层工会组织。工会实际上成为选举动员的重要平台和选举获胜的保证。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宣称代表广大华工的利益。在创党初期，人民行动党的1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至少有8人具有工会背景或与工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1955年第一次立法议员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李光耀发表《告选民书》，极力争取华工选票并明确表明反对殖民统治，宣称“我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奋斗”。在同年人民行动党提出的参选纲领中，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止《紧急条例》，并取消《职工会法令》中禁止工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条款，宣布任何借削减之名把经济衰退的后果转嫁到工人身上的企图，人民行动党都要抵制。这些政治纲领得到了广大华工及工会组织的拥护。从1955年的新宪法选举到1959年的自治邦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广大华工及其组织的鼎力支持下登上了新加坡的政治舞台。在其领导下，华工的经济和政治诉求部分被整合进新加坡的政治框架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经济诉求方面，工人的收入与工作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各项法令普遍惠及新加坡工人，如1955年颁布的劳工法令，设定了每周44小时工作制、有薪公共假期和年假等。在政治诉求方面，华工的反殖民目标得以实现。新加坡于1958年获得自治州地位，并于1965年独立建国。

　　可见，带有反殖民与本土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深刻影响了二战后新加坡华工的阶层实践。华工开始独立于帮群结构“做阶层”，通过发动工人运动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的方式，不仅反抗资本家的剥削，还试图创造新的政治秩序——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加坡。

　　（三）强抗争性与本土化倾向

　　在具有反殖民特征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二元对立的阶层意识开始凸显。华工呈现出对于殖民政府及资本家的强抗争性，并逐步将反殖民独立叙事整合到其“做阶层”实践中。

　　一是华工主体具有强抗争性。华工的抗争对象和诉求已发生转变，抗争形式和策略都更为激进与暴力。一是抗争对象已由日本侵略者转为英国殖民政府和资本家。华工潜藏的集体情感受到他者的激发，其抗争意识日趋强烈，目标诉求逐步扩大：不仅包含经济诉求，还带有浓厚的反殖民建制色彩；不仅反对资本家，还以结束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治为目标。二是抗争形式和策略呈现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华工群体已经发展成具有鲜明工人主体意识的“自为阶层”。他们通过工运和选举，将“反剥削”的阶层叙事整合进“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线中，其主体性实践具有极强的颠覆现有秩序的暴力性质。

　　二是华工阶层实践呈现本土化转向。从二战后到独立前，新加坡所建立起来的具有反殖民求独立、民族自治特性的叙事框架并不完全是本地民族主义形态的。很多华人依然保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帮群结构也未彻底解体。即便如此，华工与跟他们经济地位悬殊的本帮群资本家的共识基础日趋减少，而与籍贯不同但处境遭遇一样的工人的关系则日益密切融洽。在这种杂糅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华工的阶层实践最终超越了帮群结构。同时，华工们积极参与选民登记，并为代表华工阶层的人民行动党投票，其愿景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府和国家，而不是如之前一样支持原生国的国内政治。这种积极参与新马地区独立自治事务的态度，表明华工的阶层实践已经日渐呈现本土化趋势，成为新加坡反殖民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框架中所隐含的反殖民独立话语为二元对立的阶层叙事提供了有力支撑，华工通过开展工人运动和支持政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以“反剥削、反殖民”为主线的阶层实践，重构了新加坡的政治社会秩序。

　　四、“体制化”：新加坡国族话语下的“做阶层”

　　新加坡建国后，急需将国内各族群纳入统一的国族框架。在此背景下，华工阶层实践逐渐体制化，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与社会特征。下面将详细探讨新加坡建国后民族主义话语对战后华工阶层实践的影响。

　　（一）现代性与一体性的国族话语建构

　　独立后，新加坡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从“反殖民独立”转向了“建立统一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把不同族群的民众改造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新加坡借助现代性与一体性的国族话语，建立起“新加坡人”的集体认同。

　　新加坡执政者围绕“生存”（维护新生国家独立）和“必需”（现代化建设）的原则，建构了工具理性的国族话语。时任总理李光耀及其他政府部长反复强调生存意识，如“新加坡要自力更生”，“新加坡处在各大国环绕中人民要有自求生存意志”等。同时，新加坡政府不断宣扬现代化与工业化是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方式：“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势在必行”，“把这沼泽岛屿变成一个亚洲最巨大的现代都市”。这一系列极具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国族叙事有着明确的现代性指向和内涵，并在新加坡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成熟。

　　除现代化实践外，新加坡也在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资源，以推进国族一体性话语的建构和发展。新加坡政府有意识地淡化各族群文化，宣扬各族群共享“一种独特、具有本地色彩的新加坡文化”，并在不断创造新加坡“自己的文化”。新加坡社会还将自身的经济奇迹归功于各族群的共同努力：“我国不分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籍贯，共同为我国繁荣而建设”，“新加坡人”创造了“新加坡”。越来越多的人把作为新加坡公民视为“荣耀”，认为“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新加坡，我们是幸福的”。随着新加坡国族一体性话语的深化与发展，其国民的国族身份与国家认同被深刻重塑。

　　新加坡民族主义在建国后也逐步建立起来。在1970年的国家认同调查中，当地91%的华人认可自己是新加坡人，并有81%的华人“愿意或者非常愿意为新加坡战斗和牺牲”。兼具现代性意涵与一体性特征的国族叙述结构对独立后的华工阶层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政治吸纳下的“体制化”阶层实践

　　新加坡建国前，华工“做阶层”是基于“反对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提供的是强而有力、敌我分明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新加坡形成事实上的民族国家后，反殖民求独立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建基于其上的阶层实践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在国族话语成功建构的背景下，华工“做阶层”的组织载体被国家建立的官方组织所吸纳，华工的阶层实践被逐渐“体制化”。

　　随着新加坡政府建立起战后经济体制及具有广泛庇护性质的社会福利体系，华工开始对激进对立的阶级叙事失去兴趣，其阶层意识逐渐被“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所覆盖与模糊。1965年独立后，左派工会愈发激进且受到严密控制，在华工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华工认为“买两块钱米回家比较重要”，不愿“本来不必要罢工也罢工”，乃至“好人被坏人拖累”。而随着新加坡国族话语的成功构建以及新加坡经济的极大改善，华工认为“这边愿意工作的话，实在很方便”，开始在新加坡“慢慢停下来”。

　　华工“做阶层”的组织基础在国家一统的话语框架下逐渐被政治吸纳。1965年后，在促进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发展的叙事下，人民行动党政府将“国家合作主义”作为工会发展理念，国家主导是其最为本质的特征。政府认为“不负责任的工会过度发展，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奢侈浪费行为”，因而加强了对工会的政治吸纳，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1966年颁布的《职工会（修正）法案》规定非新加坡公民或有犯罪记录者不得在工会任职，工会在罢工前必须举行匿名投票，注册官有干涉投票的权力等。在上述背景下，许多原隶属于其他工会或被吊销注册工会的会员转而加入官方建立的“全国职工总会”（以下简称“职总”）。1968年，隶属于“职总”的工会会员占新加坡全体工会会员的70.4%；1978年，这一比例已达到95.5%；到1990年则为98.4%。尽管许多个体劳工并未选择加入“职总”，但他们也能利用“职总”和政府所提供的渠道解决大部分劳资纠纷，并享受全国工资理事会制定的福利标准。“职总”实际上成为新加坡建国后华工“做阶层”的主要组织载体。而在“职总”之外的工人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力量，也没有意愿进行激烈的抗争活动。

　　华工阶层实践在国家建立公共制度化通道的过程中逐步“体制化”。建国后华工的阶层实践有以下四类：一是在工会选举中，通过“匿名投票”和“多数票原则”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职总”工会支部。华工可以投票选择代表本工厂、机构与资方进行劳资谈判的基层工会。得不到半数以上工人支持的工会或在竞争中未获得多数票的工会均无法成立。二是通过“职总”维护劳工权益。国家会为每一个“职总”工会支部配备工业关系专员，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咨询，支援基层工会开展劳资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等。据林枝春口述，如果“大小事情自己办不到，职总就为我们办理”。三是借助公共渠道解决劳资纠纷，即通过提请劳工部（现人力部）或工业仲裁法庭进行劳资纠纷的调解。这是建国后华工主要的阶层实践方式之一。从官方数据看，建国后至1990年，劳工部介入调解的成功率有九成左右。如果劳工部调解仍然无效，则可提请工业仲裁法庭等合法渠道解决。进入仲裁法庭的纠纷往往能得到公正地解决。如1979年的“国家汽水厂”劳资纠纷案中，汽水厂以裁减冗员和重新改组为由开除6名华工，工会代表华工谈判无果后提交工业仲裁法庭仲裁。法庭上，资方又以遭遇亏损为解雇理由进行辩解。法官认为此理由并不确实，谕令资方恢复6名员工职位，补发其停工期间的工资。四是开展罢工示威等激进行动。较为激烈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工运多集中于建国初期，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诉求来看，皆可视作反殖民独立运动的尾声。比如1971年4月爆发的“樟宜巴士公司工潮”。樟宜巴士公司的华工为反对新加坡政府关于提高车费、延长行车线路的巴士交通改组计划，以及资方利用新计划另组新工会，剥夺原有工会代表权的行为，先是开展延迟出车、张贴布条标语、拒绝做超时工作等怠工行动，而后举行罢工和示威。其他巴士公司的工人也先后声援。最终，华工的部分诉求得到满足，并从资方处获得了超时津贴。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华工的罢工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1979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只有1986年发生过一次跨族群联合罢工。总的来说，前两种“体制内”的阶层实践是通过“职总”及其附属的工会组织体系完成的。通过这些制度化的通道，华工能够顺利解决大部分劳资纠纷，从而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人权利与可预期的申诉渠道。

　　由此，随着华工原有的斗争目标和内容失去合法性支撑，华工的组织基础和利益诉求被政治整合与吸纳，华工的阶层实践最终被纳入国家的正式制度渠道。

　　（三）弱抗争性与制度化趋势

　　在现代性与一体性国族话语的框架下，新加坡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对国内各利益团体进行体制化吸纳与整合。这使得华工的二元对立意识逐步淡化，其“做阶层”实践呈现出制度化趋势。

　　第一，华工主体呈现弱抗争性。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去华工化”。随着产权分离的现代股份制兴起，新加坡企业的家族式管理模式退居次要地位，新加坡华工逐渐摆脱“群内劳务市场”的束缚，成为“新加坡工人”。二是华工规模缩减。20世纪50年代前，进入新加坡的第一代华工已陆续退休。退休的华工可享受新加坡政府相对全面且几乎免费的老年关怀服务，其抗争意愿和能力大大降低。三是华工子代向上流动。随着新加坡政府将经济发展重心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科技工业，新加坡华工的子代有更多机会成为白领并跻身中产阶层。数据显示，新加坡华人从事制造业、服务业或运输业等蓝领职业的比例，从1966年的79.8%下降至1990年的54.5%。这使得原先建基于经济分化、激进对立的二元阶层叙事越来越失去现实载体，华工的抗争动机被极大削弱，抗争策略与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二，华工阶层实践具有制度化趋势。“职总”是新加坡政府与广大工人建立的重要公共制度化通道：“职总”在配合人民行动党，动员工人爱国热情的同时，满足了华工的一些利益诉求并保护了华工的整体安全性。如“职总”会员可凭“职工会卡”享受“职总平价合作社”（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的折扣价，“职总”设立的劳工基金在发生工业事故时被用于救济受害者及其家属等。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通过一系列公共制度的设置，为华工提供了表达诉求、回应处理以及缓解情绪的正式渠道。在这种背景下，华工的利益诉求表达脱离宏大叙事，呈现出日常制度化与去政治化特征。

　　在新加坡国族叙事的框架下，新加坡华工经历了“去华工化”的政治吸纳过程，其阶层实践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五、结语

　　进入20世纪以来，新加坡一直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因政治情境变迁而不断更迭，从中华民族主义到反殖民话语体系，再到新加坡国族话语的成功构建。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华工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做阶层”过程。二战结束前，在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叙事框架下，华工将自身的阶层实践与爱国主义运动进行整合，表现出以原生国为导向的抗争性。二战后，民族主义叙事的主流转向反殖民，华工逐渐脱离帮群束缚，积极通过工运和选举表达其反剥削、反压迫诉求，成为具有强抗争性的“历史主体”。其阶层实践建基于二元对立的阶层叙事而呈现出本土化倾向。而至独立建国后，在新加坡国族话语的框架下，华工的阶层意识淡化，呈现“弱抗争”的主体性。其阶层实践在现代性与一体性的国族话语整合下最终被政治吸纳而呈现出制度化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华工阶层实践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亲和性、内在的共生性与同步的互构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主义叙事为华工阶层实践的开展、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相应的话语形式及合法性支撑（见表1）。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结构位置并不能完全决定群体的行动倾向，而是成为一种反思性中介。群体在运用不同类别资本“做阶层”或者改善其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具体过程里，总是涉及使用某些旨在使社会地位基础得以合法化的象征性策略。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以及人类历史心性的存在，是其中极为重要且可资凭借的叙事框架之一。从本案例以及更多的经验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分化作用的群体意识形态和主体性实践，在对不同历史主体的行动都产生一定框架效应的同时，也将部分历史主体从其与领主、行会、家族、部落等之间传统的结构性关系中解放出来。民族主义透过其跨国界的想象力，以一种反普遍主义的普遍模式，成为全世界很多社会阶层运动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并为现代世界的社会阶序提供了更具现实地域基础的话语形式与叙述结构，甚至为秩序的继替、变更与稳固指出并描绘了更为宏伟的目标和图景。民族主义叙事及实践在支撑着不同阶层的权力及其社会基础的生产或重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应对具体社会政治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熟与完善。不少国家借助民族主义框架赋予了不同阶层主体同一“国民”社会身份，尝试将各方阶层主体整合起来，以期实现“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造国民”目标。

　　当然，有关阶层／阶级的叙事及实践本身就具有某种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倾向的可能。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往往有重大的现实利益。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共产主义革命者通常会在实践中选择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将自身暂时上升为“民族的阶级”，从而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全面解放。在应对抽象的阶层意识形态和现实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张力时，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实践活动，创造性地将地域化的民族主义叙事整合进“去地域化”的阶层／阶级议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改造世界”的目标，从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我们在重申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广泛探讨宏大历史叙事与历史进程中各个主体及其微观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真正去探讨“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对于我们避免实证主义传统的无历史意识，抵制阐释学传统的知识碎片化趋势，持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黎相宜：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陶雨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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