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图片说明：王亚南（前排左五）与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师生。来源：搜狐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踏入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十年，也是王亚南经济思想较少获得关注的阶段。本文将以30年代王亚南与同时代中国思想界的互动为线索，分析其经济思想的形成。其中包含四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的社会性质，二是如何建构适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体系，三是如何看待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及其理论观点，四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建设能力。上述问题虽然在30年代并未得王亚南的彻底解答，却为其40年代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锚定了理论进向。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生产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社　经济建设能力　《资本论》

　　一、引言

　　提起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会忘记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王亚南首先是一名翻译家。他与郭大力精诚合作，共同译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德文版《资本论》三卷全文。除了翻译，王亚南也是有独立创见的理论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始终坚持研究中国经济及其历史，1946年首次刊行的《中国经济原论》为其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旧中国经济，也因漫长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然后持续修改至50年代中期），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经济的重大变迁。

　　王亚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工作既是他见证和参与的第一步，也是他在40年代写作《中国经济原论》的铺垫。然而，目前少有论者具体介绍他在30年代的活动和理论工作。作为既有研究的补白，本文将以王亚南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互动为线索，重建其经济思想的早期阶段。

　　二、起点：与郭大力共约翻译政治经济学名著

　　王亚南的20世纪30年代，需要从1927年的大革命谈起。生于湖北黄冈的王亚南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期间，他前往长沙加入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上海、杭州等地，一度想以小说创作来排解革命失败的痛苦。由于身无分文，他便借居杭州大佛寺，结果意外认识了正在寺里翻译《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郭大力。后者曾说，《资本论》“这个经典的翻译，是1928年在一个寺院内开始的；在同年，我把第一卷译完了。在一个寺院内着手翻译这部书，虽然表示一个滑稽的对照，但到现在还使我感到心悸的，倒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一件事。在那时，我对于这个大理论所从以出发的古典派经济学，且也为这个大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还是连初步的认识都没有”。

　　大佛寺里的二人一拍即合。“由于在大佛寺古庙中认识了郭大力，我专攻经济理论的信心因以巩固，我终身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志愿因以确立。”王亚南确信“经济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学问，在社会科学风靡一时，且变为时尚的中国，颇需要人来做这种切实的笨工”，因此，“在学无素养，而又置身在主义满前、意见庞杂的中国的我们，自觉埋头做这类译述工作，是再好没有的，因为这不但可以稔定我们学问的根基，且可以抑止我们偏见的发露”。

　　郭大力提议二人共同研究经济学，并制订了一个以1929年为起点的翻译计划，预定在6至8年内，以《资本论》为目标，翻译多部欧洲经济学名著，然后再合写一部经济学说史的专著，预命名为《由亚当斯密到马克斯》。

　　计划启动，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的翻译著作（见表1）与各自的译著（见表2）逐渐落实，但曲折不少。首先，二人并未合撰《由亚当斯密到马克斯》，而是分头写作。王亚南的成果是《世界经济名著讲座》（见表3）、《经济学史》上卷和改写后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郭大力的成果则是精炼的理论小册子《西洋经济思想》。

　　其次，《资本论》的翻译因郭大力译出的第一卷原稿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火而大幅推迟，一度“把原来的目标遗忘了”。直到抗战爆发前夕，郭大力与王亚南才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支持下重启译事。他们以《资本论》1932年德文版（即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阿多拉茨基编辑版）为底本，埋头翻译，终于在1938年成功推出了首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代表地下党支持郭王译事的郑易里评价此译本“细纹米色布封面，居中套印三厘米宽、突现着《资本论》三字的红带，庄严美观”。如此装帧实际上是1932年德文版和1937年日文版（即前者的日译本）的共同样式。而且，抗战胜利后分别出版的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和郭大力的《生产建设论》沿用了相同的封面设计，这本身也向读者提示他们的研究是《资本论》在中国的继续。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初步探讨——从《读书杂志》到“闽变”

　　《读书杂志》是王亚南发表《世界经济名著讲座》等文的重要阵地。他不但为该刊长期撰稿，还曾在1932年9月和该刊主编王礼锡及同人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另创《文化杂志》。后者是只刊一期的短命刊物。如果说欢迎各方投稿的《读书杂志》属于公共论坛，《文化杂志》就像是《读书杂志》核心成员抒发己见的同人志。另创刊物的理由虽不可知，但王亚南无疑是核心同人。

　　《读书杂志》时期的王亚南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认为其研究对象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近代经济学，即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这门学问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附产物，是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会弥留一天；一旦资本主义消灭了，它也要宣告中止”。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因“人类经济生活简单”，故无“把经济关系成为科学研究”的必要。

　　王亚南上述观点就是苏联学者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以下简称“有限论”）。王亚南的有限论思想来自他所征引的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卢森堡主张，政治经济学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且将在社会主义社会消亡。这样的观点刚好对立于恩格斯所提倡的，以人类历史各阶段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卢森堡及其有限论对王亚南的思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曾有读者批评王亚南的有限论，但他仍坚持己见。

　　主张有限论之外，王亚南还主张中国的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我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有封建制度，我同样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有封建势力。”此论以《封建制度论》为题发表在1931年《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然而王亚南没有坚持此文论点。同期杂志中的《编者的话》称：“王亚南的文章印出以后，忽然得他希望暂缓发表的信，因为他自己认为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不过已经印好，只好请他再来一篇更正的文字吧！”

　　1933年11月至次年1月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为王亚南再次思考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契机。“闽变”的策动者是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日而闻名全国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等人。十九路军原被蒋介石派往福建“围剿”红军，却在福州发起反蒋运动，成立由“生产人民党”执政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生产人民党由两拨力量构成，一拨是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在“闽变”中自称“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拨则是以陈铭枢和胡秋原为首的《读书杂志》同人。虽然《读书杂志》只是思想集团，却是促使第三党解散重组为生产人民党的主力。卷入“闽变”的《读书杂志》同人包括王礼锡、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他们大多被编入“人民革命政府”的文化委员会。

　　王亚南卷入“闽变”的时间稍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胡乱指控，“王亚南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于是被迫走香港而追随梅龚彬到福州”。最迟在1933年12月10日之前，王亚南便已抵达“革命的首都”福州，并通过陈铭枢与胡秋原的介绍而加入他们的反蒋运动。王亚南接替胡秋原成为人民日报社社长，并任“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他亲自为福州《人民日报》创办副刊，以期成为全国“革命的志士们”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他在“闽变”失败后流亡欧洲和日本，仍继续展开研究，并以笔名“王渔邨”向国内投稿。直到国内不再紧迫追捕“闽变”参与者，他才在1936年春返国，并于同年11月在上海创办政论刊物《大众论坛》。郭大力及部分“闽变”参与者都是该刊供稿人。

　　1933年，福州《人民日报》刊发了王亚南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中国社会性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2月16日他以《新经济学》为题发表的演说稿，另一篇则是他从同月18日开始连载于《人民日报》副刊的论文《生产经济学》。《生产经济学》将经济学分为三种：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二是马克思的“新经济学”（“新经济学……亦即严格的马克斯主义的经济学”）；三是王亚南为中国设计的“生产经济学”。“我所探究的生产经济学说，大体上虽是以马克斯经济理论为张本，但在叙述的方法上，在论证的对象上，在探究的范围上，均自成一个特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之完成，在目前是颇为必要的。”至于“把‘生产的’这种形容词来限制经济学，一方面固可指示那种经济学之独特内容，另一方面且可使我们明认其独特功用”。

　　“生产”是“闽变”参与者偏爱的用语。他们主张纠集“生产人民”组织“生产人民党”，并以各级“生产人民代表会”形成“生产人民革命政权”。“闽变”失败后，“生产人民”还常见于王亚南的论文，特别是《中国经济原论》这类重要著作。这是“闽变”烙印在王亚南思想上的痕迹。

　　《新经济学》演说稿将农村改造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首先，在农村实施“计口授田以扫除阻碍农村生产的封建残余”，然后发展工商资本，复兴都市，阻止帝国主义入侵。其次，逐渐扩大“集体农场”，消除农村的土地私有，进而带动广泛的限制私有资本，扩张国有资本。第三，从农村影响到城市，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而达新经济学完全适用之阶段”。——既然农村“还受着半封建主义的支配”，而革命目标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有必要超出有限论的束缚，探索非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在此浮现。

　　王亚南对中国社会存在封建残余（即半封建性）的进一步确认，是他从日本返国后推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1936年）和《中国经济读本》（1937年）。前者是王亚南对日本历史学家森谷克己《支那社会经济史》的汉译和增补，后者则是他第一本获得日译的专著。王亚南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就是由原始社会或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而现在则还在封建制度的解体过程中。”虽然封建制度迄今不能完全解体，但“这种经济与殖民地经济通是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或可说是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下之一派生经济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计口授田以扫除阻碍农村生产的封建残余”不是王亚南的个人想法，而是“人民革命政府”无法推翻红军的土地革命成果而推出的继承政策，这一政策在闽西落实了。尽管闽西地方政权在“闽变”失败后仍有更迭，但分田状态大致得到保留。1945年王亚南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曾派遣余志宏、章振乾等人到闽西调查分田保留区的情况。或许，这也是王亚南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实践的某种回顾。

　　四、对话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经济学体系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王亚南来说，同时活跃于论坛的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1953年）是其构思自身体系的重要参照。中国经济学社是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界的核心社团，该学社的学报《经济学季刊》主要发表社员论文。学社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让王亚南不敢苟同，但他更不赞成学社成员独创的经济学体系及其叙述方式。其中，学社领导人李权时自创的消费决定论体系和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的叙述方式是王亚南着重商榷的对象。

　　李权时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领导者，也是《经济学季刊》的创刊主编。1930年，《新思想》杂志（即后来引发社会性质论战的《新思潮》）曾刊文评价著作等身的“李权时博士”是“马寅初博士以外的中国唯一经济学专家”。——语气虽带讽刺，却也体现其名气。但因李权时日后投附汪伪政权，故其大名在中国经济学史中消失。

　　李权时主张经济学应以最能反映人类主观心理的范畴为起点，而“消费”集中反映人类欲望，欲望反映人类主观心理，所以应把“消费”置于“生产”“分配”和“交换”范畴之前。有评者言，李权时把人的欲望视为与生俱来、亘古未变的经济首要因素，从而将“经济心理”在其经济体系中上升到极致。其实，李权时对欲望和消费的重视是中国经济学社其他成员也共享的前提。比如，赵兰坪的《经济学大纲》把“欲望”摆在全书开头；吴世瑞的《经济学原理》则将“消费”置于全书之首，并将欲望视为消费之本。

　　《经济学原理》是李权时落实消费决定论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学社的朱通九认为此书特色是格外重视消费问题，消费论不但被置于卷首，还占了全书约五分之一的篇幅。这一篇幅占比甚至比麦夏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消费论（只占十分之一）还多。虽然朱通九注意到李权时的消费决定论其实有国外的马歇尔为先驱，但仍有论者认为李权时所论正是“打倒外国教科书”的国产创新。

　　王亚南认为，消费决定论不过是马歇尔经济学的中国版，而“消费者”实乃“剥削者”遮掩自身立场的伪装。为反驳消费决定论，王亚南进一步引用了马克思论证生产决定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此文主张生产属于决定性范畴，它不但优先于分配范畴、交换（流通）范畴与消费范畴，还可将这几个范畴重新联系起来，获得统一的解释。此文成为王亚南以生产决定论批判消费决定论的论据。虽然王亚南没有注明引文出处，但其征引译文可以确定来自郭沫若以《经济学方法论》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的文本。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马寅初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领导者。他在1935年刊行的《中国经济改造》是其首部谈论中国国民经济应当如何建设的专著。该书共有十篇，第三篇至第九篇是全书的主体。如只看目录，并不能知晓章节安排的逻辑原因，所以马寅初特别以第二篇为“本书提要”，讲解第三篇至第九篇之间的“连锁”关系。然后再给全书加上第一篇（总论）和第十篇（结论）。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注意到马寅初的观点，但专门商榷其观点的左翼论文，当以王亚南对《中国经济改造》的评论为首。

　　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观点衡量以“连锁”构成全书的《中国经济改造》，后者的缺点就是缺乏有意义的叙述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应以最根本的抽象规定性作为开端，然后其他规定性再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依次出场，逐渐丰富，构成思维上的具体。因此，具体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

　　王亚南没有搬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同马寅初对话，但其评论仍近于此文之精神。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造》的章节安排缺乏逻辑联系，全书松散，故必须“为补救那种缺陷而强行插入”一个“本书提要”来主动说明各个环节之间的“连锁”。王亚南准确掌握了马寅初著作的特点，因为马寅初日后的重要著作也重复使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比如，马寅初在1943年发表的《经济学概论》一书再次以“本书各篇之连锁”来说明全书各章节之间的关系，但将其置于全书之末。

　　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商榷都和经济学体系的叙述方法相关：李权时等人涉及叙述的开端，马寅初涉及开端后的逻辑展开。虽然此时的王亚南只能商榷而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体系，但马克思主义者为夺取经济学话语权而战斗的姿态已通过王亚南的批判而充分得到体现。

　　五、评估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能力——抗战爆发前后

　　抗战爆发前夕，王亚南的理论批判进一步触及南京国民政府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主体的问题。若其足为主体，封建残余就能在南京当局推动的近代化建设中被克服；反之，南京当局便只能是与封建残余相适应的落后政权。南京当局在1935年至1936年间提出的经济建设政策是引起论坛评价其建设能力的关键事件。其中包含了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1936年3月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及6月正式发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计划经济为内涵，当局期望这场运动能让国防需要在五年之内获得充实并使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马寅初以南京当局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全体主义论是王亚南介入此议题的契机。全体主义论是马寅初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造》中提出的。为使全国经济能在南京当局的统制下获得改造，他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必须摒弃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具体而言，“吾人今日所应建立之经济学说，应以团体的利益为前提，使团体之各部分，皆有其应负之责任。各部之间，更应有有机的联系，而后方能成一整个之经济团体”。他将国家重于个人的这种思想托于德国斯盘（O. Spann）的全体主义，并称全体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大经济学说体系。马寅初还主张中国经济应通过重商主义关注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富国，从而实现全体主义。

　　王亚南反对马寅初的见解。他认为，所谓中国不需要再论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说法，让人看不清中国仍然存在的“封建孽障”。其次，欧洲重商主义始终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为前提，但马寅初以重商主义发展中国经济的构想不包含殖民地市场的占有。加上中国经济各领域都受帝国主义势力操控，中央政府依照全体主义改造全国经济更属难事。“我们每项国民经济建设，或国民经济建设的每个部门，都已经或将要碰着帝国主义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与捉弄。”“必要中国民族获得解放，才能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总之，王亚南不看好南京当局成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可能性。

　　各方舆论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积极靠拢让王亚南的见解显得相当边缘。除了中国经济学社迅速为运动发起征文，建言献策，供稿人以左翼学者为主的《中国农村》也开始响应运动，尤其是首次刊文谈及此次运动的第2卷第7期（1936年7月刊行）。虽有作者和王亚南一样强调反帝是建设国民经济的前提，但同期发表的钱俊瑞的《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一文却试图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为运动提出论证，震撼论坛。

　　正在进行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的写作背景。论战中，以《中国农村》为阵地的中国农村派主张研究以农村生产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突出农村阶级斗争，反对民族资本、地主和富农。与中国农村派相对立的中国经济派则主张研究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关系，因而努力论证农村阶级斗争已无必要。相较于两派的对立态势，《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试图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弥合双方差异。钱俊瑞主张“一定要纠正过去把技术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机械地对立起来的错误”，使过去在论战中被对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成为共同的研究对象。“我们要研究全民族对敌抗战的物质（或称物资）与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用更多的注意来研究中国资源的分配、生产，以及金融交通运输的技术机构，为的是要完成我们经济上的总动员，保证我们对敌人抗战的胜利”。他还主张，民族资本、地主和富农也可能支持抗日，因此不能再拘泥于生产关系上的阶级对立。

　　为论证上述观点，钱俊瑞撰写了小册子《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和《我们要建设国家资本主义》两篇文章，引发了著名的国防经济论争。论争也让左翼经济学家逐渐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虽然王亚南也赞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他认为钱俊瑞的新论点不够彻底。首先，农村的土地问题仍然只能依靠生产关系的解放才能获得最终解决，不可能依靠当局各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其次，任何形式的国民经济建设乃至资本主义发展都必须以中国“排除”帝国主义为前提，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无力为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钱俊瑞以执政当局为建设主体的设想“完全建立在假定上面，即（国民党能够）建立革命的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假定上面，如其说一切政治形态，是受决定于其社会经济结构，那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企图实现那种型态的政治，其希望就极渺茫”。

　　六、结语：从20世纪30年代向40年代的转换

　　王亚南的20世纪30年代结束于1939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译著，40年代则发端于1940年9月获得的大学教职。年届四十的王亚南成为广东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从此开启了他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教育事业和学院生涯。教职让他首次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刚译成的《资本论》如何应用于中国实际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路径。以他为中心的师生在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社群，并创办专门学报《经济科学》。30年代形成的基本观点和《资本论》的理论支持，让40年代的王亚南如水银泻地般写出一篇又一篇论文。1946年集结论文成书的《中国经济原论》，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代表作。

　　与20世纪40年代丰富的著述生涯相比，30年代的王亚南更多通过名著翻译、论战，以及时论写作去充实自我。他对主流经济学界（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不断商榷，更是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少见的战斗。王亚南在30年代形成并坚持到40年代的思考，在《中国经济原论》中得到发挥。首先，他摒弃了主流经济学的叙述体系，将自己的作品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次，他确认国民政府直到40年代仍未有效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导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他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三，基于有限论，他确认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论》体系不能直接解释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其四，为了发展广义政治经济学，他主张应用“比较的”“全面的”“发展的”原则，比较《资本论》体系与中国现实的落差，然后从落差中指出中国社会如何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而畸形。其五，比较《资本论》体系与中国现实之落差的具体方式是，大致依照《资本论》的叙述次序，从商品讲起，然后依次说明货币、资本、利息利润、工资、地租、恐慌等范畴。

　　凝结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原论》中的方法，其实已经在王亚南30年代的思想探索中酝酿。在王亚南诞辰120周年后的今天回望他的学术生涯，20世纪30年代正是塑造其经济思想的“轴心时代”。

　　邱士杰：厦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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