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做过很多年的记者，在一家时政类杂志。写的报道，也大多是所谓的“负面报道”，也会报道一些企业的“负面”新闻。这常常被企业和政府不喜。有些单位甚至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后来，因为媒体环境和收入原因，转行去了互联网公司，做公关。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危机公关，会处理企业的负面新闻。之前我的工作是想尽办法把报道发出来，那么做公关则是，想尽办法别让报道发出来。这种互相矛盾的彻底转变，很让人痛苦。用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我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做记者是自己理想所在，是出卖体力。做公关，那是出卖了灵魂。出卖灵魂比出卖肉体要痛苦得多。我发现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害怕批评。不管批评的对错，哪怕是基于事实的报道，也觉得是故意抹黑。企业想把报道删除了事，相关部门就更别提了，一纸禁令，常常让记者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个中苦乐，容我以后慢慢讲。这显然不是面对批评最好的态度。最近读《江同志传——他改变了中国》这本书，江同志面对批评时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他处理批评时的方式，以及态度，都值得我们借鉴。这则故事发生在1987年。江同志主政上海期间，他深刻理解媒体力量，定期会和上海市的报纸以及媒体编辑们开会。1987年夏天，《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为《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做了高度赞美。它写到，当人们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经3个多月，却没人管，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几周后，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头版刊发文章，不点名的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这个文章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做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到江同志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就是他。文章里说，一个领导应该鼓励或者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的起来呢？”这篇文章也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是“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更糟糕的是，有媒体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宰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上哪去了，他们在干什么？作为很关注媒体的江同志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篇文章。很多人觉得，对江同志的冒犯，会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的工作保不住了。但这些担忧并没有发生。江同志不这么看，他只是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觉得一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如果领导人关心这事儿，就为下级官员带了好头，其他官员就更加责无旁贷。随后，上海举行了一次政府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同志特意在会上朗读了文章的几段。他反驳了对他的批评。江同志说，这位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同志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书生。江同志要求在场的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受到批评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担忧的对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记者听说自己受到了市长的批评，也很担忧，甚至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继续在上海写作，能否继续做记者。记者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了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办公室，信里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记者在信里说，我没有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做的努力，我的观点是偏颇的，请您原谅我。江同志看到信后感到意外，第二天就用毛笔回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回信中，江同志用道歉的口气说，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的说法，但他希望记者“不要在意”。江同志说，我欢迎你继续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候我的态度过于生硬，有时过于严厉，也时常用嘲讽的口气说话。记者在江同志批评之后，曾一度担心自己失业，但收到了江的信之后，他就放了心。几天后，这位记者又在报纸上批评了官员把权力商品化的问题，江读到之后，告诉一位正在报道市长活动的摄影师同事，说他这篇文章写的很好，请向我转达我衷心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