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 | 老城厢 伟大的小商业
这是一个以老城厢为地域范围、不同类型的小商业为对象的系列报道，它试图将小商业放置在城市开发与邻里社区的背景中，观察人们如何在这个“历史之地”生活、工作、成长，籍此试图去接近一个或许很难达成的诉求：松动、修订对老城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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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相对前租界区域的研究深度与热度，老城厢从未占据优势，这种境况在公众认知层面也能得到对照，即老城厢的历史人文和空间区位处于相当重要却并未被充分认知的境地。
老城厢曾是上海这座城市相当重要的一个经济场景。明清时代，不同规模量级的各类商业图景如棉布业、饼豆业、豆米业，借助码头、沙船、仓库及其背后的钱庄、会馆展开交易；特定的商街也形成了贸易的集聚，比如里外咸瓜街遍布南北干货、蔗糖、桐油、药材，里外洋行街一带糖霜商号林立，城隍庙周边和四牌楼靡集笺扇、书画、古玩、骨牌、象牙，陆家石桥、虹桥头、松雪街等形成零售商业街市，花衣街、篾竹街、药局弄、硝皮弄等为专业街坊。
时至今日，很人多也还记得1980-1990年代的十六铺客运站以及小东门拥来挤去的人流、物流以及信息、资金裹挟其中的交响场景。人们在老西门游荡，在城隍庙吃喝，在行走、交谈、观看、倾听、闲坐中，自然而然地实践了扬·盖尔提及的那种人性化景观和生活行动。这位丹麦建筑师与规划师认为，人性化的城市“它的核心在于小尺度”。
但是，随着2004年末启动的十六铺码头综合改造的旅游景观化趋势，以及董家渡被规划为一座“60%为商务办公，20%为商业，20%为居住”的金融城，作为“厢”的沿江区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004年与2014年的董家渡路以北地块，以及对应历史地籍图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Virtual Shanghai）
从2004年与2014年的董家渡地块地图中可以看到，这片“厢”的拆除导致了城市形态的完全丧失。这不仅让城市形态演变和具体建筑类型等的研究、实践变得难以展开，而且这处重要地域的社会、经济、人文结构的彻底翻新，也以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时间为代价。
与此同时，老城厢的“城内”部分也经历着核心区域人气流失、活力衰减的过程。
这一现状，与1990年代开始的老城厢旧改更新策略、经济大背景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有几个引人关注的时间和政策节点。
1990年代中期，“上海南市区辟路指挥部”拓宽复兴东路、河南南路等5条原南市马路。当年的复兴东路拓宽工程也被叫做“中心城最大中高档住宅区‘上海复兴城’”。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了南北轴线路的拓宽，以土地开发为置换条件，建造高层公寓或商办建筑。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前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4）46号），毛地出让始被叫停。
2005年，《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出台。但原南市的不少毛地已完成出让，后因两区合并、高动迁成本、“98金融危机”等诸多原因，不少地块陷入停顿。比如2004年启动拆迁的金家坊（亚龙地块）直到13年后才能重新启动。
2011年，《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出台，拆迁转为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一年后，露香园路地块成为新政后的首个征收项目。
2015年12月，上海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旧区改造中“毛地出让”地块处置工作的补充通知》，确定了2018年12月31日未完成地块处置工作的，将解除原出让合同。
从2016年开始，大范围征收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犹如“切蛋糕”般，老城厢的整体性被逐步分割细碎。进入2020年疫情后，围绕老城厢开发和讨论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该地图为1990年代至2021年末的老城厢拆迁、征收情况。该区域旧改已接近收官，一旦启动整体性的拆建将导致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严重破损。（制图/沈玮 资料/Google Earth、黄浦区政府官网等）
围绕商业的“压力”也是逐步累积的。
每一次大规模拆除，不仅从空间上破坏了街道的连续性，一次性地抽走了小而灵活的流动商贸特性；同时，每一次局部区域、具有相当人口规模量级的“擦除”动作，让地方社区原本稳定的供求关系被打散，并持续性地对周边的社区和商贸构成消极影响。
在城市发展的Kpi指标下，小商业在经济上优势特性已经很少被人们提及：它很少经济泡沫，无需财政补贴，没有“带货”，全赖小而实的交易。人们在街道上随手购买日常需求的在地特性让它更为“绿色环保”，不需要借助快递产生能耗。但征收正通过改造物理空间的手段正加速改造人们的惯习。
而当我们重组老城厢的拆迁与征收地块，会发现目前该区域的旧改已接近收官状态，仅剩下梦花街以北地块，文庙、豫园与城隍庙等重点旅游和文物场所，以及若干含有优秀历史建筑的地块。换言之，约有3.5万居民户迁出此地，除待征收地块之外，老城厢内已几乎全部为新构筑物。巨量的人群和业态迁出，意味着老城厢可能正通向一个“半空”之城。仍然居住此间的人群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日常消费服务，其生活是否便捷同样值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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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回顾历史与当下，会发现热闹的商业节点分布始终呈现着常人的选择。这套朴素的逻辑也会在历史地理的衍变中得到不断的印证。
对于老城厢来说，某些城市主街和传统商业中心被时代所继承，“热点”效应历久弥新。比如，“方浜中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几千年的核心还是热闹的，就像蜜蜂那样会被蜂巢吸引，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磁力。”史地学者钟翀曾在研究老城厢的历史发源时如是说。
还有现成的场景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今天，当你站在中华路-梦花街的路口向西望，新场景下的盐城路树瘦街热，围合式商业地产加上零星配套，底商张贴广告娴熟地运用着“城市多样性”“活力集市”的话术，但抵不住人丁寂寥。与此对照，东侧历史肌理犹在，谁都不能撼动大富贵门口的人流和排队，尽管上街沿宽度有限，但人的流动会持续黏着，直到越过方斜路后，再次出现在中华路两侧。
这种行为偏好，不加熟虑，泾渭分明。在老城厢采访时，还有人提起外滩枫泾路市集：一个高奢的沿江商业街区，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传统的“摊儿”来攒聚活力？
《南市区志》的“商业篇”曾对此地的商贸特色做了一定程度的概括：
“在地为民”“小商品”“传统集散”
这种描述在1948年行号图录中也极为具象：五花八门的行号高密度地嵌入到空间形态中，支撑起了日常生活的序列。解放后，尽管对私营商业有过社会主义改造，南市区仍“坚持发扬商品集散、传统特色、为民便民等特点，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西门万商市场的各种小商品业态，现原址已被平整为停车场。（摄影/沈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其按照编撰者称之为“转换经营机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不如说是，重回符合其特色的商业形态格局之中。
“恢复发展十六铺、老城隍庙等地农副土特产品、小商品集散地功能。”
“在经营机制上，冲破‘捧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格局。”
“商品供应，从原来的‘抓好黑（燃料）白（粮食）绿（蔬菜）、搞活细小杂（日用小商品）’和老城隍庙市场的‘小土特、吃玩带’等工作，到调整商品结构，发展经营特色，开拓黄金饰品、珠宝玉器、家用电器、生产资料、装潢用品等新的经营品种。”
1990年代初，从空间分布上来说，小东门十六铺（自明清开始的零售商业中心）、小南门街市、地处六叉路口的老西门、人民路生产资料街等在老城厢的不同空间方位上形成了热闹的节点。同时，个体户也在这个期间快速发展。在此意义上，“小商业经济”超出了通常意义上被简化描述的“赚钱”行为，而是极为具体地驱动、影响着城市发展的空间，并且反映出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影响其未来。
老城厢的临街业态与人行形成近距离的尺度，上图为2019年的乔家路。（摄影/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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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也需要重新去理解商人这一群体的丰富面貌。
小浜正子在《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中认为，在晚清至民国，一个商业经济发达的上海曾以团体公所、同业公会、近代企业为商人组织，形成一种“社会中间层”力量，以推动、促进公共领域的进步。
这一点在晚清民国的老城厢体现得相当明显。那些地方的近代化改革人士身兼多重身份，在经济、文化、教育中间串联统合以达成社会改良的目的。比如米业公所董事姚文枏（其最后一处家宅位于老城厢曹家街）还是学务公所、教育研究会的创立者和发起人等等。
在蓬莱路，我们有幸与杂粮豆饼交易所常务理事、杂粮同业公会会董陈煜明的孙辈相遇。陈曾栋带领我们登往家宅高处远眺，提到家里会有这样一处独特的构造物皆因祖父之需。这个从小学徒做起的商人，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不断地从这个四层楼高的瞭望台上，眺望“厢”那边的油车码头街仓库是否一切无虞，远离火情。
翻阅档案，陈煜明还用一些实际行动打开了我们对商业与公共事务的理解：1935年，他在同业公会商量事务时反对“三号贡米”征全税，该米当时一般收半税，且贫苦百姓吃得多，税高则米价水涨船高。这种互动还反映在洋米来沪、战事爆发的米价涨跌讨论，或是各同业公会联合收税以疏浚苏州河的市政行为上。
在蓬莱路陈宅的“瞭望塔”上远眺（摄影/朱迪）
小浜正子将“商人”界定为包含了各阶层的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不仅指经营商业的人，也指经营工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在这些行业中从事交易活动的人。在对《上海指南》不同版本（1916、1922、1930年）的比照后，她认为“商人们以前集结在旧式同乡、同业团体会馆、公所内，而随着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他们也结成了新式的社团。”
“作为拥有港湾的经济都市，上海也是一座商人城市。”
1952年，一份统计称，邑庙、蓬莱两区共有1.7万个商业、服务业网点，无职工或仅雇一职工的小店有1.03万户，占61%。烟杂、煤炭、油酱、理发、熟水等行业比重高达75%，以及19105户固定摊贩和数以千计的流动摊贩。
小商业的再次复兴要等到1980年代以后。在当时的政策下，一种在民间被称为“百帮”的集体执照，协助烟纸店等形式的小商业开展经营，免除税收，由统一人员每月上门登记核实营业情况；等到下岗潮时期，作为居住用途的空间允许以破墙开店的方式存在，成为一种普遍的再就业选择。
《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描述了这种“政府放权”的行为。
“在上海，城市再开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级和区级政府强大而直接的力量。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地方商业街是被政府选择性的忽视所塑造的。许多商业街底层公寓的所有者将沿街房间改为零售用途，或者占街开店。尽管这种做法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合法的，地方政府却选择因为社会性原因忽略它们。这些本地商店让许多人，尤其是下岗工人、退休员工和流动人口找到了工作。”
某种程度上，国营商业系统与1990年代启动转制后的小商业并非完全没有关联。
一位1970年出师、具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前国营烟酒糖业员工，后来成为了烟纸店主。他用不无骄傲的口吻提到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柜台背后潜藏的基本功。
“烟纸店里都是细小东西，两只柜台装得扑扑满，如何摆放、理货是有讲究的。商品品种摆设，比如色调问题要注意，品种多时，黄颜色旁摆蓝颜色，蓝颜色旁边摆红颜色，显得出挑。摆酱油、醋、老酒归类分开，不要统放。我们当年包扎也要学习，瓶类的单双各有扎法，包三角包（糖）要测试从多少距离上面扔下来不能散。人家说，任何东西都要成经（精），生意经生意经，就是这么来的。”
这间位于翁家弄的小店也早已超越了“街道眼”的功能，在30多年间吃到了社区邻里“数不清”的喜糖、红蛋、长寿面，见证了这里的生活变化，直到征收前。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作者：小浜正子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译者：葛涛
出版年：2003年12月
《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
莎伦•佐金/菲利普•卡辛尼兹/陈向明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译者：张伊娜 / 杨紫蔷
出版年：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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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城市正试图通过土地征收，让所有的商业与居住人群退出老城厢。
这种变化的源头并非无迹可寻。在上述《南市区志》商业篇的末尾，悠久的“小商业”发展叙述中，摇身一变，开始出现了几个“大”字。
“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南市区商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南市商业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为目标，加快豫园商业旅游区、南外滩国际金融贸易区、老西门商业文化区等商业中心和环城圆路、陆家浜路、河南南路、西藏南路等四条商业专业街的建设步伐……”
这是一段混合了高度期待，但未必完全确真的断代叙述。
1998年，金融危机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原南市区城市开发难问题。2000年，黄浦南市两区合并。在一次受访中，一位前南市的领导提到，2000年前的南市区财政5亿、黄浦25亿，南市以小商业为主，财税少，而黄浦区大型商务楼提供了更高的税收。
另一位原南市的基层工作者则说，从1985年开始，市、区纷纷成立集管局，将空间生产资料与经济实力较强的单位与街道脱钩，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诸如小东门街道的税收表现依然不错，原因在于街道办事处努力挖潜，搞活机制，会动脑经，而基层肯干，哪怕“基础不太好，棚户简屋多，产业工人多”，依然实现了各条线上的彼此辅成。
“灵活的不仅仅是机制，也不光是经济，文化也灵活”，对方说。
上述两种说法，或许是土地财政大行其道之前，围绕着“地区商业”而引发的不同注脚。
2016年《城市中国》第73期《老城复兴》中逛街学栏目《破译老城厢之核》
小商业，这种攒聚了不同社群，反映出微观经济指数的场景，增进社会活力的业态，尤其是切实为普通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时候随着城市发展、旧城改造，急速流失，最终几乎要沦为“非必要”？
店主们在征收后常常面临高房租、择址难，选择结业，转行，或是离开这座城市。有的店主更纠结于“失去这一爿店，可能就意味着失去家庭最重要的可持续经济来源”。在这意义上，这个以“商业”为命脉的城市，是否已经陷入到一种发展的偏差之中？
当宋元大港泉州鲤城区老城仍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格局、漂亮致密的肌理风貌，街角小店主不乏殷勤而略带自豪问：“觉得我们泉州怎么样，东西吃不吃得惯”时，同样发轫于宋元的“上海历史之根”的现状，又该被如何作想？
一种快速而激进的手法正在决定老城厢的未来。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由老城厢的小商业，我们试图重新打开一个关于城市未来的追问：
第一，我们是否在还没有完全认知它的历史和当下及其中间过程时，因大规模的征收，而即将失去它的“历史地层”，令上海复杂的拼图被一种粗暴的“当代”所完全覆盖？
第二，目前的老城厢被缩限解读为耗损严重、居住价值极低的片区，但实质上，它被看重的是土地价值。大部分报道反复借“民生”之名，搁置了政权迭代、土地制度变化所带来的产权破碎，以及使用大于维护的过程。一旦绕开了这些复杂问题，普通人要如何才能理解与共情老城厢的困境，懂得老城厢的未来并非“纾困”二字所能化约？
第三，如果你看到了老城厢在历史与当下持续保持着人口高密度，也看到这个历史空间在缺乏维护却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消纳、承载着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时，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区域是“高效的”或自有一套运转的逻辑？或者说，它在极端利用下却仍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且具备了一定“自更新”能力，是否恰恰意味着这个场域既是历史的，也是“年轻的”？
第四，在老城厢正在面临历史空间重整，多元业态消失，人口大规模缩减，其未来的纵深和潜力，是否仅仅只能止步于类似露香园路豪宅楼盘这样的价值表达？它尚能延续的其他多维度价值又在哪里？未来的人们将借助何种途径进入它，并且有机会与真实、成片、原址的场景互动？
第五，老城厢困扰着所有关心其未来命运的人。但是，围绕它的困扰恰恰也是近30年来中国老城所一再遭遇的开发与改造等共性问题，在这首鼠两端之间，为何更多路径和策略始终不彰？尤其是疫情之后，政企开发部门也被这些困扰所萦绕？
“历史终将把一起纳入正轨”，“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拭目以待。
文/袁菁 制图/沈玮 摄影/朱迪+沈玮
参考资料：
《南市区志》，南市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3月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小浜正子，[译]葛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老上海百业指南》，承载、吴健熙编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6月
《破译老城厢之核》，第73期《城市中国：老城复兴》，2015年11月
《近代上海十六铺研究》，刘宪文，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董家渡将规划金融城，黄浦区官方网站，
www.shhuangpu.gov.cn/yqyw/010001/010001001/010001001001/010001001001001/20161101/09439a39-6655-4a83-9dd5-b285d691642e.html，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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