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陈志霞、郭金元｜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研究
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研究
◉ 元帅 陈志霞 郭金元
【摘要】基层政府负重运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对于缓解基层政府治理负荷、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以434名基层公务员为样本，构建并检验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显著激发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使命效价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使命效价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且增强了公共服务动机经由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间接作用。结论为深化相关研究和激发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发
【关键词】主动性行为；公共服务动机；使命效价；组织支持感
【作者介绍】元帅，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志霞，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郭金元，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元帅,陈志霞,郭金元.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研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3):52-63.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公共服务动机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
（二）使命效价的中介作用
（三）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
（二）变量测量
四、研究结果
（一）同源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二）描述性统计
（三）假设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二）理论贡献
（三）管理启示
（四）不足与展望
一、引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基层政府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主体。近年来，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以及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政府的治理负荷愈加沉重，“小马拉大车”的现象长期存在，削弱了基层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日趋沉重的基层政府负荷最终都转移到了基层公务员身上，“5+2、白加黑”工作方式成为基层公务员工作中的常态，使基层公务员普遍面临着繁琐的工作任务和不断增强的工作压力。在政治生态转型大背景下，寻租空间的压缩和权力监督的加强以及狭窄的晋升渠道，导致部分基层公务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职业倦怠问题凸显，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现象屡见不鲜。然而，作为公务员队伍中最为庞大的群体，基层公务员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其实干精神和担当能力直接体现着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关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如何激发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变被动回应为积极行政、主动服务和主动解决问题，以应对动态化和复杂化的基层治理生态，成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遗憾的是，目前研究者对于非公共部门员工的主动性行为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于如何激发公共部门员工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仍缺乏足够的探讨。
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主动性行为是员工为改变自己或环境而采取的积极行为，是一种自愿的、具有前瞻性和以变革为目的的行为。根据已有研究，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受个体和情境双重因素的影响。在个体层面，研究者们剖析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知识与能力、人格特征等因素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但对于动机因素探讨不足。Parker指出，“有理由做”（Reason to）是主动性行为的关键动机之一，指向个体的内部动机、整合动机和认同动机。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一种内部动机和一种维护公民、国家或人类利益的利他动机，是预测和解释主动担责行为和建言行为等主动性工作行为的动机因素。据此，本研究推测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作为“公共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集合体，并非所有的基层公务员都可以始终秉持利他主义信念，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增大但待遇并未明显改善，导致单纯强调其工作中的公共服务动机可能是片面的。因此，刘帮成指出，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激励功能还需得到深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将探讨公共服务动机是否能够提升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
在情境层面，研究者构建了工作设计、领导方式等因素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关系，却相对忽视了组织因素的影响，如组织使命，但研究发现，公共部门员工对组织使命的认同能够激发其角色外行为。实现组织使命是员工工作行为的根本指向，因此组织使命的吸引力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工作行为。组织使命的吸引力通过使命效价得以衡量，使命效价是员工对组织目标及社会贡献的吸引力或重要性的感知。使命效价能够显著提升公务员的工作动机，促使他们做出更多的角色外行为。同时，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由于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使命目标与其利他价值观的契合而更可能认为公共部门使命是重要的，即公共服务动机可能有助于提升基层公务员的使命效价。基于此，本研究假设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此外，由于主动性行为后果的不可预知性和风险性，使得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还受到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因而使命效价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结果可能因组织支持感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即组织支持感影响着基层公务员对主动性行为后果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着其将使命效价激励付诸行动做出主动性行为的意愿。因此，组织支持感在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中可能存在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以使命效价为中介变量，以组织支持感为调节变量，剖析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明晰其作用路径和边界条件，以期为激发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公共服务动机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
主动性行为的变革导向性和挑战性需要员工具有较强的意志力以克服来自技术、他人以及自身惰性的阻碍，因此，主动性行为首先强调员工的行为动机，即员工需要构建“有理由做”的自主动机和内部动机。基层公务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他们既需要执行政策对上级负责，还需要回应公民需求对群众负责，导致其可能面临工作中的压力和角色冲突。作为一种自主性动机，公共服务动机是基层公务员主动创新变革、服务群众的内在动力，能够激发基层公务员维护公共利益的内驱力和责任感，降低其工作压力感知，引导他们做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如主动创新行为，以平衡政策执行与公民需求回应的关系。具体而言，受公共服务动机的驱使，在政策执行中，他们表现出更高的敬业度，不仅会主动提升职业技能，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努力有所作为，而且会在团队意识的引导下主动做出有利于部门的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等，帮助基层政府提升行政效率；在服务公民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更强的服务意愿和热情，重视公众的多元需求，认同并践行“为人民服务”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激发基层公务员的主动变革行为和创新行为。治理负荷的纾解要求基层政府积极推进改革，而基层政府的深化改革离不开基层公务员的参与。公共服务动机越强的基层公务员对其工作意义感、工作中的自我决定感和造福他人的能力感知越高，因而更愿意参与和做出主动变革行为及创新行为。同时，公共服务动机可以提升基层公务员对政府变革的接受度，减少他们对有损其个人利益的变革行为的抵触。换言之，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则会更愿意接纳和做出主动性行为以提升基层政府回应性和效率，帮助基层政府缓解治理负担。
此外，根据角色理论，当员工认为某一行为是其角色内而非角色外职责时，会表现出更多的这一行为。虽然主动性行为被认为是员工的角色外行为，但研究者指出，员工对某一行为的角色职责认知决定了该行为是角色内还是角色外行为。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主动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做出贡献，因而他们对个人工作职责的定义更为广泛且将其视为分内职责。换言之，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更可能将角色外行为内化为角色内行为，将主动性行为内化为角色内职责，进而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使命效价的中介作用
公共部门不同于企业部门，对基层公务员的行为激励无法依赖经济、晋升等手段。近年来，使命效价成为公共部门吸引和留住公务员，激励公务员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重要因素，即使在控制经济激励的前提下，其对公务员仍表现出较强的激励功能。
作为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评价，使命效价受到个体认知及价值观的影响。据此，本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的使命效价存在正向影响。首先，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越高，则会更加认同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使命，进而促使其形成更高的使命效价。基层政府的最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作为基层政府职能的实现者，基层公务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核心使命是服务群众。公共服务动机在本质上是一种利他动机，在利他动机的驱使下，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越倾向于从事能够体现公共价值的工作，渴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满足公众多元公共服务需求。因此，他们对自身服务群众的工作内容和使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进而对基层政府的公共性使命和服务性职能会表现出更高的认同感。换言之，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使命契合了基层公务员的价值追求，满足了其为公众和公共利益服务的需求，表现出个人和组织价值观的匹配，能够提升其组织使命认同，进而促使他们相信基层政府的使命和目标是有吸引力的和有意义的。其次，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更相信践行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使命能够体现其个人价值，进而有助于其形成更高的使命效价。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更倾向于积极寻找机会参与到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作中并体现个人价值。然而，公共部门员工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往往面临着烦琐、细微、重复性强的工作任务，处于“位卑权轻”的境况，相较非公共部门员工难以在工作中获得个人成就感和体现个人独特价值。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使命赋予基层公务员帮助他人、造福公众的机会，有助于基层公务员在服务公众过程中提升对其工作价值的认知，而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越倾向于认为其工作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进而促使他们相信作为其工作目标指向的基层政府使命是有意义的。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对使命效价存在正向影响。
使命效价是激发基层公务员积极工作行为的重要因素。基层公务员使命效价越高，意味着其个人价值观与基层政府使命契合度越高，因而对基层政府使命具有更高的认同度和支持度，进而会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更高的工作绩效和更低的工作压力、工作倦怠、离职意愿。因此，使命效价不仅能够增进基层公务员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联度，而且能够提升基层公务员的组织承诺和工作热情，促使基层公务员做出角色外行为，加大工作投入，提升工作效率，主动分担部门压力，推动基层政府变革，帮助基层政府提升回应公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性和及时性，缓解基层政府治理负荷。同时，当基层公务员感知到践行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使命对于体现个人价值的意义时，会产生更强的职业认同和工作动机，促使其做出主动性行为在帮助基层政府提升绩效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综上，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基层公务员越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造福公众，而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公民福利的使命契合了其利他价值观，使其相信践行政府使命能够体现个人价值，促使其形成较高的使命效价。在使命效价的激励下，基层公务员对其工作重要性的感知将引导其做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以帮助基层政府实现目标并体现个人价值。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公共服务动机对使命效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主动性行为的变革特征蕴含着行为后果的风险性，组织支持是降低员工行为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根据已有研究，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不仅受到个体内部动机与使命效价的影响，还会受到组织支持感的影响。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重视自身贡献和关注其幸福感的全面感知，影响着基层公务员对待基层政府的态度，进而影响着其工作行为。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程度不同的员工在工作行为和态度等方面显现出较大差异，相对于组织支持感较低的员工，组织支持感较高的员工更愿意做出主动性行为，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常常面临着治理资源短缺的境况，基层政府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手段和条件是确保其履行职责的重要前提，这使得组织支持对于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可能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推测，作为一种精神引领，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激励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基层政府提供的必要的信息、物质等工具性支持和尊重、亲密等情感性支持，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可能因个体组织支持感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当组织支持感较高时，基层公务员会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开展工作所需的资源，相信自己在面临困难情境时会得到部门、领导及同事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提升其应对复杂治理场景的能力感知，减少工作压力对其个体资源的损耗，降低其对主动性行为后果的风险感知，使基层公务员不仅“愿为”而且“能为”“敢为”，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他们会做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同时，高组织支持感有助于满足基层公务员面对工作压力时的心理情感需求，提升其对组织的心理归属感和回报责任感，激励基层公务员采取主动行为，提升自身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从而使得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精神激励能够体现于工作行为。反之，当组织支持感较低时，基层公务员难以得到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激励与支持，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减少的压力可能降低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产生离职倾向，为了维持既有资源和既得利益而为官不为、消极怠政，抵制政府变革，导致使命效价的激励作用仅能停留于思想层面，从而削弱了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组织支持感在使命效价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即组织支持感越高，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越强。
综合以上假设，本研究进一步推论，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和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会因组织支持感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当组织支持感较高时，基层公务员可控资源较多、干事担当的积极性更高，在使命效价的激励下，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因而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增强，继而公共服务动机经由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正向影响也会被强化。相反，当组织支持感较低时，基层公务员面临着较大的行为风险，缺乏做出主动性行为的必要资源和支持，因而使命效价对其主动行为的激励功能会被削弱，继而公共服务动机经由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b：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通过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即组织支持感越高，公共服务动机通过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越强。
综上，本文构建了理论模型，具体如图１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
依托在读MPA学员和校友资源，本研究以湖北省、山西省县乡级政府公务员为被试，具体选取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交警、民警、城管、街道办事员、政务大厅办事员等来自政府不同部门岗位的一线公务员为调查对象，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发放和回收问卷。为了降低同源偏差，研究分两次发放问卷，时间间隔为１个月。第一次问卷发放主要测量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支持感，共发放问卷550份，收回517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漏选较多的问卷后得到498份有效样本。第二次问卷发放主要测量调查对象的使命效价和主动性行为，共收回问卷473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漏选较多的问卷后，得到455份有效问卷。最终成功匹配两个时间点的问卷４3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8.9％。在有效样本中，男性206人(47.5%),女性228人(52.5%)；25岁及以下45人(10.4%)，26~35岁331人(76.3%)，36~45岁47人(10.8%)，46~55岁9人(2.1%),56岁及以上2人(0.5%);硕士及以上学历121人(27.9%)，本科学历279人(64.3%)，专科及以下学历34人(7.8%)；在岗时间1年以下44人(10.1%)，1~3年146人(33.6%)，4~6年115人(26.5%)，7~10年82人(18.9%)，10年及以上47人(10.8%)。其中，本研究以基层一线公务员为样本，因此样本年龄相对公务员总体而言偏低。
（二）变量测量
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５点记分法，１代表“非常不符合”，５代表“非常符合”。
本研究所用量表均为国外成熟量表，均被国内研究者所使用且被证明在中国情境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中，公共服务动机测量使用Wright等开发的量表，共五个题目，样题如“对我而言，从事有意义的公共服务是很重要的”，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7。主动性行为测量采用Frese等开发的量表，共七个题目，样题如“在工作中，我经常主动解决问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2。使命效价测量采用Wright开发的量表，共三个题目，样题如“我的单位提供了有价值的公共服务”，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9。组织支持感测量采用Eisenberger等开发的量表，共六个题目，样题如“我的单位确实关心我的福利”，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5。
参考已有研究，本研究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和在岗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同源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为了降低问卷调查中自陈报告法可能存在的同源数据偏差，首先，在问卷中向被试明确采用匿名方式填答问卷，以降低被试社会称许性干扰。其次，研究使用控制非可测潜在方法因子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如表１所示，在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度有所优化，但各项指标变化量（△RMR=0.005，△GFI=0.006, △IFI=0.004，△CFI=0.004，△RMSEA=0.001）均未超过0.02，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为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研究利用Amos24.0对测量量表中除控制变量题项外的所有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χ2/df=2.362，RMR=0.042，GFI=0.914，IFI=0.946，CFI=0.946, RMSEA=0.056），优于其他备选模型，说明本研究所涉及的公共服务动机、主动性行为、使命效价和组织支持感可以相互区分，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如表２所示。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与主动性行为显著正相关（r=0.512，p<0.001），同时，公共服务动机与使命效价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394，p<0.001），使命效价与主动性行为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401，p<0.001），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为研究假设H1､H2a､H2b提供了初步支持。此外，组织支持感与公共服务动机（r=0.308，p<0.001）、主动性行为（r=0.401，p<0.001）及使命效价（r=0.518，p<0.001）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假设检验
1. 公共服务动机与主动性行为
使命效价的中介作用检验。本研究采用分步回归方法对公共服务动机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页表３所示。模型４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对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85， p<0.001），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公共服务动机可增加解释主动性行为22.7%的变异量，说明公共服务动机越高，基层公务员表现出的主动性行为越明显，假设H1得到验证。
模型２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对使命效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399, p<0.001），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公共服务动机可增加解释使命效价15.4%的变异量，说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越强，使命效价越高，假设H2a得到验证。模型５显示，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391, p<0.001），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使命效价可以增加解释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15.1%的变异量，说明使命效价越高，基层公务员越可能表现出主动性行为。假设H2b得到支持。
本研究运用Baron和Kenny提出的中介检验方法检验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和主动性行为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由模型２、模型５和模型６可知，当公共服务动机和使命效价同时预测主动性行为时，公共服务动机（β=0.389，p<0.001）和使命效价（β=0.239，p<0.001）对主动性行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但公共服务动机对主动性行为的回归系数由0.485下降到0.389，说明使命效价部分中介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假设H2c得到验证。为了进一步严格检验中介效应，本研究运用SPSS24.0 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检验，重复抽样5 000次，结果显示，使命效价的中介效应为0.091，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使命效价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2c得到进一步验证。
2.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利用SPSS24.0分层回归检验组织支持感在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第一步进行控制变量对主动性行为的回归；第二步进行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回归；第三步加入调节变量组织支持感；第四步加入中心化处理后使命效价和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分层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使命效价和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对主动性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41（p<0.01），表明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了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假设H3a得到验证。图２以正负一个标准差作图显示了组织支持感对使命效价和主动性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表明组织支持感越高，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烈。
利用SPSS24.0 Process程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重复抽样5 000次。结果如表５所示，当组织支持感较低时，公共服务动机通过使命效价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33，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间接效应不显著；当组织支持感较高时，公共服务动机通过使命效价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111，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随着组织支持感的提升，间接效应从不显著变为显著，置信区间在变大，说明组织支持感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经由使命效价的中介效应，组织支持感越高，使命效价的中介效应越强。同时，根据表５中INDEX等指标可知，组织支持感对公共服务动机通过使命效价进而间接影响主动性行为存在调节作用的INDEX值为0.044，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组织支持感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假设H3b得到支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和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使命效价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二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能够调节公共服务动机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经由使命效价的间接效应。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丰富了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激发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框架。当前，针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结论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和使命效价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丰富了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个人层面因素和组织层面因素，回应了公共服务动机激发基层公务员积极组织行为的相关研究，亦回应了使命效价已有相关研究。同时，本研究基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激发机制，拓展了组织行为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第二，本研究发现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揭示了二者关系发生的过程机制，为丰富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启示。本研究回应了刘帮成关于拓展中国场景下公共服务动机激励功能研究深度的呼吁。同时，关于中国背景下使命效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较为缺乏，本文丰富了使命效价的传递功能研究，拓展了国内使命效价研究领域。
第三，本文验证了组织支持感在使命效价和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廓清了二者关系的一个情境条件。研究结论显示，组织支持感强化了使命效价对主动性行为的正向影响，支持了已有关于组织支持感的研究。同时，组织支持感亦正向调节了使命效价在公共服务动机和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这一结论为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找到了一个情境条件，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公共服务动机影响主动性行为的路径机制。
（三）管理启示
第一，注重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培养，进而激发其主动性行为。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有助于提升其个人工作效率和工作绩效、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但主动性行为的发生强调个体的内部动机。本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因此，政府部门要注重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培养，通过拓宽参与途径激发其参与政策制定的兴趣和热情，开展使命教育增强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公仆精神等，切实提升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而激发其干事担当、改革创新等主动性行为。
第二，开展常态化使命教育，提升基层公务员的使命效价。使命效价是激发基层公务员勇担当、善作为的精神力量，是提升其行政动力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表明使命效价不仅直接影响着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而且是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重要桥梁。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针对基层公务员的使命教育，建立常态化使命教育制度，通过专家讲座、集中学习、典型树立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公务员使命效价，从而增强使命效价对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传递作用。
第三，重视提升基层公务员的组织支持感，加强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和心理支持。组织支持是基层公务员“愿为”“敢为”且“能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结论表明，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受到组织支持感的正向调节。因此，政府部门在提升基层公务员使命效价的同时，也要重视提升其组织支持感，通过完善工作资源分配机制、建立心理干预机制等，增强对基层公务员工作中的工作资源支持和心理情感支持，进而激发其主动性行为。
（四）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积极作用，但公共服务动机可能存在“双刃剑”效应，研究未明确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发生消极作用的情形，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过犹不及”理论探讨公共服务动机在激发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过程中的失灵场景。其次，研究采用西方背景下开发的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虽然量表被国内其他研究者使用并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仍然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中国情境下基层公务员的真实工作态度和行为，未来研究应立足中国治理实践场景开发本土化量表，以深化基层公务员组织行为相关研究。最后，研究采用两时点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虽然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后续研究可以综合使用自评和他评的方法获取数据，以降低同源误差。同时，本研究样本集中于湖北、山西，其中一部分样本为在读ＭＰＡ学员，且样本平均年龄偏低，对基层公务员总体的代表性不足，未来研究可以扩大调查范围与被试年龄跨度，提升结论的说服力。
扫描二维码免费下载全文
本期目录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本期专稿
李俊清、付秋梅丨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服务路径
专题研讨：公共服务动机研究
王亚华、肖亚洲丨公共服务动机可以被形塑吗？——干部教育培训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王晔安、兰菁、郑广怀丨承上启下的公心：领导-成员交换对街头官僚服务效果的作用机制
葛蕾蕾、陈昱睿丨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情绪衰竭的中介作用及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
元帅、陈志霞、郭金元丨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研究
专题研讨：城市跨域合作研究
徐换歌、王峰丨纵向干预下的城市群协作治理何以降低雾霾污染？
任皓丨府际交流网络与区域间市场分割——来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的证据
匡贞胜、王妤丨政治动员、角色冲突与跨域经济协作
论文
杨宏山、李悟丨技术嵌入、双轨学习与城市治理的机制设计——基于B市基层治理改革的案例分析
杨文明、杨佳玥、刘梦露丨基层城管执法的行动逻辑：从策略到行动的权衡与选择
王惠娜、马晓鹏丨政府注意力分配与政策执行波动——B制革区企业整合重组政策的案例分析
宋文娟丨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政府效能、国家汲取能力和PPP引资
研究综述
张剑、李鑫丨复杂情境下系统性政策问题的应对：政策组合理论的研究评述
微信推送·2022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