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 | 几代香港人踏迹寻中40年

来源：《亚洲周刊》2022年37期

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蕭鳳霞在華南地區田野考察四十年，她的學術論文集被翻譯成中文版《踏跡尋中》，這不僅是作者個人的感性遊歷，還代表了幾代香港人的尋中旅程。

編註：《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蕭鳳霞著、余國良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零二二年出版。文中提到的長篇書評發表於《二十一世紀》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號。　

要為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蕭鳳霞剛出版的學術論文集中譯本《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寫一篇兩千字的書介，感覺比二零一六年為她的英文文集寫一篇萬多字的書評更加困難——應該說，更加沉重。畢竟在今天看來，二零一六年的我們對當時的未來即便不至於天真地以為會一片光明，但也不會像二零二二年此時此刻但覺滿眼陰霾。當原來出版在學術期刊的英文論文結集再翻譯成中文後，那種因語言和格式產生的距離感和「客觀性」部分地消解了，致使這個中譯本竟比起英文原本多了幾分溫度和濕度，也得到較多香港和內地讀者的關注（儘管我不敢說翻譯會否漏脫甚或扭曲了一些原文的意思，而作為譯者之一，我想我有資格以「帶罪之身」寫下這句按語）。還有，中譯本也比英文版更厚重，厚重得讓我不敢輕易掀開。厚重不止是由於用紙和封面精裝等物質性的原因，而是源於種種大環境和主觀的因素。當我掀開它的時候，讀到的不只是一位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的學術性著作，而是映照出我的生命史的一面鏡子。這部文集涉及的時段上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下至二十一世紀初，它見證的不只是作者一人的研究歷程，影照的也不止是一人的生命史，而是幾代香港人「踏跡尋中」的平行體驗。

扣連生命的牽動

因此，當我在長篇書評以電影《貝隆夫人》中貝隆夫人與那位冷眼旁觀的男士共舞來比喻人類學家與歷史、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關係時，在構思這篇書介時，首先閃現在我腦海裏的，是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三部曲」。在這三部電影中，人物和意象交疊呈現，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在同一時間的不同空間或同一空間的不同時間勾連牽動，就是我掀開《踏跡尋中》時迎面襲來的場景。作為博士候選人的蕭鳳霞「帶着馬克思的希望」到新會某公社做田野調查時，是七十年代，是我小學假期時隨家人經澳門到拱北排半天隊領一張「回鄉介紹書」才能坐上岐關車回到鄉下過上十天八天「落後生活」的年代。蕭鳳霞博士到中山小欖研究夾縫中的鄉鎮時，是八十年代，我先是帶着一盒又一盒的粵語流行曲錄音帶回鄉探親，讓徐小鳳《隨想曲》經卡式錄音機徐徐播放，在村裏飄揚；再是與高中和大學同學自發到各省旅遊、交流、訪問、實習、為課程作業找材料。我可能沒有如年輕的蕭鳳霞般帶着馬克思的希望踏足祖國大地，但誠心誠意地用人民幣四點六元買了一整套平裝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抱回家，至今仍高高在上地擱在書架上。蕭鳳霞教授開始研究廣州的城市消費和城中村的現象時，是九十年代，我從一個經常到廣州的圖書館搜集論文材料的博士生變成一個中山大學的「幹部」，也就是在這個階段認識她的。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我和中山大學某老師到舊廣州火車站接了從香港坐直通車來的蕭鳳霞，還沒來得及打招呼，便在附近的流花車站跳上一部破爛的小巴，與鄉親和外省民工們顛簸地直奔番禺沙灣。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她的田野，後來還跟隨她行走在中山小欖、江門潮連的鄉村，還有廣州的城中村，當然，還有香港。漸漸地，汽車渡口消失了，坑坑窪窪的公路換成高速公路，瀰漫着汗味的殘破小巴換成了用手機預約付費的租車服務，像沙灣這樣在清代民國時期的富人社區而後來一度衰敗的大鄉村，也變身成為到處是景點的「古鎮」，我們仍然可以在當地吃一碗價錢已漲了幾十倍的「薑埋奶」，但也可以找到一個舒適的地方喝上一杯由年輕人經營和製作的手沖咖啡。就這樣，我們走進了廿一世紀。

花那麼多筆墨「話當年」，令人懷疑我是否在寫一篇書介。的確，我是抗拒為出自一個亦師亦友的學人之手的熟悉作品寫一篇「書介」——簡述作者履歷，介紹全書內容，這種例行公事的介紹，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更讓我難以下筆寫一篇平庸書介的，是上述這種「平行時空」的電影感，不斷入侵我的理性思維。每掀開這本文集，我便感覺到很可能我小時候在拱北過關的當兒，蕭鳳霞也在新會某處做着她的田野；我大學階段在上海或北京「關社認祖」的時候，蕭鳳霞正在小欖和村民們一起在茶樓聽着香港的電台新聞廣播。儘管當時我倆互不認識，但冥冥中有着某種勾連和牽動。她、我、我們——還有七十年代以來許多香港人——不少都生於或長於香港，都踏過不同的步伐去「尋中」——去讀懂中國，從而也了解自己。二零二二年的陰霾，不足以掩蓋了我們過去數十年不約而同地「踏跡尋中」的軌跡。

六把關鍵鑰匙

但如果這本文集只能勾起我們的集體回憶與懷舊，則未免削弱了它作為一本學術著作的價值。我在長篇書評裏開宗明義便指出，要理解蕭鳳霞這部書，最重要是掌握兩組核心概念。第一組包括「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結構過程」（structuring）和從語義上看來無甚特別的「過程」（process）；另一組是「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細胞化」（cellularisation）和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共謀」（complicity）作用。眼前的研究對象，不論是村民或資本家，的確曾經或仍在竭力地發揮着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為個人的前途奮鬥，但同時也共謀地參與着一個國家內捲化的結構過程。這個過程在某些歷史時刻導致地方社會甚至個人的極度內捲，自我收縮成一個最基本的單元即細胞，在最極端時一度與外界絕緣，在大多數時間則難以離開自我生成的又異化於自己的體制。

帶着這六把鑰匙，當我們進入華南的城鄉時，便不只是一味的懷舊。當出版社宣傳這本書是蕭鳳霞「從華南展開的知性之旅」時，強調是「知性之旅」，恰恰是因為它也是「感性之旅」。感性的感受經歷史人類學的訓練和思考轉化為知性的書寫，這便是學術。將研究別人的六把鑰匙也用來打開自己的心扉，問問自己有沒有內捲，有沒有細胞化，在多大程度參與了「共謀」，這便是把看似外在的「學術」與自己聯繫起來的靈魂敲問。主編余國良博士說，他在編譯此書的過程中，最感共鳴的是蕭鳳霞所強調的「結構化過程」和「過程」等核心概念，因為這也是他多年來探問的德國哲學的核心議題——Being（存有）。開啟「鏡像功能」來閱讀蕭鳳霞《踏跡尋中》一書，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一個美國人類學家的知性之旅，或一群華南人民的生活歷程，而是我們自己。這是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這就是要讀（此）書的原因。 

（本文作者程美寶是香港人，牛津大學博士，曾任教廣州中山大學，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