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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志孝等 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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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志孝:忆先父蒲辅周的治学经验(节选)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

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

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

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


岳美中:无恒难以做医生(节选)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进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作依托,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

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

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药石之力。

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说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彷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奋力读。

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注于研讨原著。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疾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之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

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过,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也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

一方面也觉得经方毕竟是偏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则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

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

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于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他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路可循,走到相对主义。

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

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演进变化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綮。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

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何其晚也。

学医离不开读书。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

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整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一字字一句句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其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主义的简单方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

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间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做今义的“稠则为痰,流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涩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本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

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象童时读《论语》、《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今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彭坚: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节选)

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医生。为了使受教育者毕业后,能够开方治病,迅速在临床上站稳脚跟,在安排各门课程时,必须突出重点,必须给学生指出一条临床成才的正确方向,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至于被各种知识充塞了脑子,将来一到临床,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以方剂为重点,把经方、时方、验方统一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方法论之下,在全面学习其他中医知识的同时,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于引导,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高中毕业,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跟随伯父学习中医。

当时,已经24岁,用中医的行话来说,已经没有“童子功”了。要强记许多内容,实在难以做到,但理解能力,生活阅历,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在对我的“因材施教”方面,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甚至先不读《黄帝内经》,直接读《伤寒论》。

这是一种取法乎上、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伯父的理由很简单: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总是“先入为主”,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学中医,方向要选对,第一步走好,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但经过伯父的改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伯父还说:“我从医几十年,到老来才大彻大悟,读《伤寒》、用经方,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多么值得后人重视!每年秋天,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虔诚地把《伤寒论》从头到尾温习一遍。

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不必问“为什么”。

除了熟练背诵《伤寒论》原文之外,与我朝夕相伴的是一部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近百年来,《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和观点总是遭到质疑和批判的话,那么,《伤寒论》在近代则处境好得多。

因为《伤寒论》是一本临床著作,经方在医生手中天天创造疗效,看得见,摸得着,任何人都不敢信口开河、随意否认。在《伤寒论今释》中,陆渊雷先生运用当时的西医原理,对《伤寒论》大部分原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非常透彻,令人信服。

我第一次感到:中医治病的道理,并非用现代科学语言讲不出一个“为什么”,中医与西医在临床方面,其实有许多共同语言,并非格格不入。在陆渊雷的著作中,除了他本人的精彩论述之外,还引用了大量近代日本汉方医家的观点,多达600多处,近40余家。

我进一步了解到:在日本,在中国,近代有一大批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有的出身于西医,有的是中医临床家。他们在阐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科学道理,推广、发展仲景学说的临床运用方面,成就斐然。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是学习《伤寒》、《金匮》最好的入门著作。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 本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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