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

引言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主体内容、严整逻辑和基本构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指引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重要思想。本文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综合已有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成果，利用经济学、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试构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以探索提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分析纲要。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应该突出以下特点。第一，顺应并推动侧重研究外部威胁的“国际安全”向内外并重的“国家安全”回落的趋势。当代西方主流国家安全理论是在“冷战和外部侵略的威胁甚于萧条与社会变革的影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国际安全”获得了比“国家安全”更大的影响力。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统筹分析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要求。第二，倡导向“总体性”回归的理论视角。当代前沿的国家安全研究强调深入到议题或领域之中，寻找特定现象与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或相关关系，很少再提出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样的“大理论”，也较少致力于将相互排斥的“大理论”整合到更加完整的“大一统”框架之中。基于此，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关注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同时，更应强调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在汲取已有国家安全理论养分基础上，致力于回到安全的基本假定和概念来构建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倡基于较为完整的框架来研究纷繁复杂的议题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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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形式化定义了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安全困境、系统安全投入、绝对安全、相对安全、有意安全、无意安全、均衡安全等研究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并借助这些概念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七个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对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安全具有较为鲜明的政策启示。

第一，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不应以理论已经证明无法企及的“绝对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政策目标。

第二，在开展安全投入时，应该基于对安全威胁及安全成本的合理评估来确定投入水平，不能“不计成本”求安全。在确定特定领域的合理安全投入水平时，应注重利益无涉的第三方评估。

第三，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要统筹兼顾发展目标和安全目标。在进行安全能力投入规划和发展成果投入规划时，应真正做到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实现“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最大化。通过改进技术或改善管理等方式来提升产出效率非常重要。无论是提升安全能力的投入产出效率，还是提升发展成果的投入产出效率，都可以增加“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

第四，对那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出现长期下行趋势的霸权国应高度警惕。这样的国家倾向于对外“溢出”安全能力，表现为逼迫一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比它高的国家成为向其支付更多“保护费”的安全盟友，并纠集盟友共同“掠夺”另一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比它高的国家。

第五，应区分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包含主观意图，按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分类施策。在实施安全治理时，一方面应避免将无意安全威胁当成有意安全威胁处理，人为制造出“对立面”；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将有意安全威胁当成无意安全威胁处理，麻痹大意而发生颠覆性风险，还应注意辨别无意安全事件被人利用，制造威胁生出有意安全威胁的复杂现象。

第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国家之间潜在的敌意逆转为善意，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大范围内更加一体化地高效配置资源，在新的均衡安全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

第七，应重视政策空间预留和应急物资储备，为应对冲击及危机后的恢复重建留足安全冗余。一方面要保证相关政策和物资准备的充足性，及时研判形势和更新资源。另一方面要注重相关准备实施的有效性，通过压力测试、实战演练、应急培训等方式锻炼储备应急运用能力。

第八，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维护和塑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国家系统安全能力。为持续推进此类能力建设，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赋予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