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在北京就喜欢唱戏，来上海自从认识了翁瑞午而跟他学戏，因体弱多病多亏翁瑞午擅长推拿手到病除，又跟他吸上了鸦片，徐志摩为此仄逼无奈。这一段家庭隐私给小报《福尔摩斯》作了影绰可辨的色情渲染，致使陆徐等人将该报告上法庭而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凡陆小曼传记也都讲到她唱戏，但本文根据当时上海的报纸，颇多有趣的细节。其实陆小曼演戏这件事远非这么简单。我以前已提到她力捧小兰芬含有戏剧改良的意涵，实即推动了女伶崛起的潮流。而她所参与的妇女慰劳会更涉及当时上海的政治舞台，其间的戏中戏、戏外戏牵动各界名流、文化势力、传媒与大众欲望，比起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三角恋爱”的小说段子实在要闹猛复杂得多。

说来也是气数，起始于《思凡》和《汾河湾》，终于《玉堂春》，前后五个月陆小曼一塌刮子串了五场戏，灵光一现就此告别了舞台。算不上退出历史舞台，但从此这位名震南北的“交际明星”几乎在交际场中销声匿迹。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十七、十八日一连三天，在南洋大学举办了对上海人来说颇不寻常的“妇女慰劳前敌兵士游艺会”。以往这类游艺会有过不少，一般以赈灾募捐为目的，但这次游艺会借的是慰劳北伐兵士的名头。从游艺会节目单来看，三天里从下午四时开始到午夜，像大世界游乐场一样各类表演不下四五十种，除了个别小提琴或歌剧，武术、魔术、电影、话剧、京剧、滑稽戏、口技、大鼓书等应有尽有，极具本土特色。许多演艺界名人如胡蝶、郑正秋等都来串场子，特别是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承担多个节目，其爱女黎明晖的《大葡萄仙子》大出风头。当然演出出自自愿，比如节目里有杨耐梅唱《乳娘曲》，结果放了白鸽。会场里兜售东西是募捐的一种方式，洪深花一元四毛买了花和糖果，分给朋友吃。

陆小曼没跟这次游艺会沾边，然而七月十五日开幕前一日，《上海画报》特地制作了“妇女慰劳游艺会特刊”，她的玉照却出现于头版，标题曰：“北方交际界名媛领袖陆小曼女士”，介绍说：

小曼女士为徐志摩君之夫人，芳姿秀美，执都门交际界名媛牛耳，擅长中西文学，兼善京剧昆曲，清歌一曲，令人神往。顷任妇女慰劳兵士会委员，并于本月三十日在中央大戏院该会开游艺会时，表演昆曲《思凡》，及与名画家江小鹣君合演《汾河湾》云。

有种说法是游艺会没能完成募款目标，所以要继续办，但《上海画报》这么预告月底将再度举办妇女慰劳游艺会，那时南洋大学的游艺会还没开始，募到多少还不清楚，这说明慰劳会早有计划，且不再是综艺大杂烩，而是以租借大戏院售票的方式，因此像陆小曼这样的“名媛领袖”出场，意义就非同一般。

徐志摩、陆小曼来上海之后很快成为社交界新宠。六月里《上海画报》已刊出过陆小曼的大幅照片，接着该报记者鄂吕弓的《陆小曼女士的青衣》一文说她喜欢唱戏，“倜傥风流，有周郎癖，天赋珠喉，学艳秋有酷似处”。但是这回她担任妇女慰劳兵士会委员，要登台亮相确是个大动作，促使她这么做恐怕有各种因素。虽说小曼于京昆情有独钟，毕竟是个性要强，不甘在“诗圣”的光罩之下；她与徐志摩结婚已备受各方压力，与徐家关系也闹得很僵，从这角度她似乎要争口气活个样子出来。而且素来在交际场上迷倒众生，来到上海要么冷冻这文化资本，要么不鸣则已。果然一出场就盖住了南斗星唐瑛，就在这张《上海画报》上也有唐瑛的大幅照片，却被放到第四版上去了。陆小曼担任妇女慰劳兵士会委员也多少带点政治性，这也有家庭渊源，她的父亲陆定早年留学日本便加入了同盟会，在北京历任税务司长等职，现在国民党得势，表示支持也顺理成章。

陆小曼演戏很可能是受唐瑛等人的鼓动，然而她答应担任慰劳委员会的干事，详情不清楚，有个人物不能忽视，即郑毓秀。徐志摩在一九一九年的留美日记里写道：“郑毓秀女士，革命巨子。曾与汪兆民谋炸摄政王。其后历经印度、东瀛，留法巴黎大学，新以法律学士卒业，由美回国。今晚大放厥词，讲当日不签字经过情形，声容并茂。此君浓眉高额，雄喉杀眼，真女丈夫佩真、群英之俦匹也。”（《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所谓“不签字经过”指的是一九一九年六月郑毓秀随从外交总长陆征祥赴“巴黎和会”，而中国政府没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起了重要作用。徐志摩对她敬佩之至，却以“雄喉杀眼”来形容，大有吓煞宝宝的意味。徐陆在上海时，郑毓秀是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夫妇俩对她十分恭敬，这在下面还会说到。

1927年7月15日《上海画报》上的陆小曼

八月三日（报道原说演出在7月30日，后延期至8月4日）陆小曼演出前一天，《上海画报》又刊出“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特刊”，不少戏装照片预先曝光，蹊跷的是陆小曼和唐瑛的照相。唐瑛的题为“少奶奶扇子中的少奶奶”，登在第三版。而陆小曼的一幅出现在第一版，直视镜头的双瞳笑意微漾，风情含蓄，前刘海发型，穿皮大衣，胸前一把打开的折扇，雍容华贵——分明一副少奶奶扇子的扮相！无论有意无意，似不免有抢风头之嫌。这张照片后来又用作九月号《良友》画报的封面。

1927年8月3日《上海画报》不同版面上

刊登的陆小曼（左）、唐瑛照片

陆小曼演出之后传媒一片叫好，风头一时无二。看来陆小曼不仅有表演天赋，也可理解为何对唱戏如此迷醉，似乎在戏中更能安放她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八月七日炯炯的《妇女慰劳会剧艺拾零》写道：“陆小曼女士昆乱俱擅，《思凡》与《汾河湾》，体贴戏情，前后俨若两人，思凡壮情窦初开之尼僧，《汾河湾》写极目天涯之思妇，均曲曲入微。”又如她所选择的《思凡》和《汾河湾》，一面是憧憬感情解放，一面恪守妇道，对于她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来说也很富有象征意义。把新旧放在一起，不可能完全分而治之，有融合也会有冲突，但是不管发生来自内外的冲突，其中有着她一贯的感情逻辑在。

陆小曼演《思凡》

（《上海画报》，1927年8月3日）

陆小曼演戏，徐志摩鞍前马后须臾不离。夫妻俩唱戏的美名已流播人口，妇唱夫随似乎体现了徐志摩的民主价值，堪作现代丈夫的典范。陆小曼在台上，他颇觉失落之时，机会在向他招手。原来节目单上欧阳予倩有一场演出，此时他与田汉都在南京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负责培养话剧人才计划。据《新闻报》上空我的《艳歌趣屑纪中央》一文，欧阳予倩被徐志摩催促着赶过来，根据节目单他要演《人面桃花》一剧，但角色道具等均未齐备，临时改演了《玉堂春》，徐志摩自己扮演了押送苏三的崇公道。（8月7日）另有人报道说：“徐志摩先生演《玉堂春》，人咸其疑非饰王金龙，即饰刘臬司，孰意饰解差崇公道。滑稽突梯，全场鼓掌，当堂开枷后，徐仍侍立，院子不能忍，乃令下去，徐鞠躬而退，台步亦有诗人之风焉。”（《上海画报》，8月9日）《玉堂春》也称《三堂会审》，除了巡按大人王金龙，另有地方官潘藩司和刘臬司，此文替徐志摩抱不平，怎么连个刘臬司也轮不上。说实在，我们的大诗人不是演戏的料，这个小角色也演得笨拙，这一点没有分享陆小曼的专业精神，不过能在同一天演出，他大概也很满足了。

一连数日有关慰劳会演出的不同叙事，犹如众多的纸上舞台，同一场戏透过各人的视窗可见文采纷呈，趣味各异，有不少涉及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的浇头，有时道听途说，有时听旁人说，常以“趣闻”为标题，皆有关名人的隽言妙语，这里摘录一二个。

关于志摩的表演，有不同说法。空我说徐志摩在台上“目插眼镜，身穿西装，气宇昂昂。当察院点名时，崇公道既承认兼任崔公差使后，徐君似乎慷慨而谈的发过几句议论，惜予立稍远，未聆其果作何语”（《新闻报》，8月7日）。因为站得稍远，空我没听清楚志摩在讲什么。照周瘦鹃的《红氍三日记》，徐志摩“登台跪公案之前，诉其连日筹备剧事主持前台之苦，累累如贯珠，闻者鼓掌不绝”。如果周氏没有听错，这里传递了一个暧昧却重要的信息，即这么“慷慨”陈词中我们听到的不是崇公道而是徐志摩自己的声音。换言之，徐志摩在表演中为表彰陆小曼把自己的私生活掺和了进去。须知这种募捐剧艺毕竟与专业演出有区别，本来以陆小曼、徐志摩等人作招徕，是因为名人效应。徐志摩是深度近视眼，脱不了眼镜，穿紫色花衣，光脚拖着鞋，这幅模样够发噱，观众报之以掌声，因为知道是“诗圣”徐志摩。当他自诉连日因为筹备演剧而不辞辛苦时，其实在当众秀他对陆小曼的一片至诚，观众报之以掌声，因为明白了其中的戏中戏，显然愈加过瘾。

周瘦鹃又说：“小曼女士见之大笑，几不复识其所爱之大大矣（按：愚曾倩志摩释‘大大’。‘大’者，英语‘大灵’，亲爱者Darling也）。叠呼大大者，以示亲爱之至也。”（《上海画报》，8月9日）陆小曼看了开怀大笑，不知在真实生活里徐志摩能有几回赢得她这样的笑声。本来这次义演中陆小曼就是主角，周瘦鹃捕捉到她的笑声，并使之出现在他的报章叙事里，说明陆小曼台上台下一颦一笑都成为公众的焦点。事实上很自然的，就像陆小曼以“大大”称呼徐志摩这一家庭细节一再经过周氏渲染已经传为美谈，且不断被炒作，如三天之后八月十二日《晶报》上一篇题为《大大大大》的豆腐干短文写道：“或戏问徐志摩君，夫人是否呼君为‘大大’？徐云：‘小曼固呼余为大大，余有时亦呼小曼为大大’。”（按：实即“太太”，记者故意误读为“大大”）像这样的问答尚无伤大雅，但是小报是一架感情机器，主要靠消费名流为生，在满足大众窥私欲的时候也承担着某种道德监察的义务，而作为名流来说，聪明的知道如何在保持公众的好奇心与保护自己之间拿捏分寸。

不光徐志摩有这种私密化冲动，《汾河湾》即将上场时，鄂吕弓在后台听到江小鹣和陆小曼之间一段对话。剧中薛仁贵在窑屋里看到一只男鞋，顿生疑心，怒声责问柳氏此鞋的来历。柳氏没直接回答，反问道：“你问这穿鞋的人儿么？”薛仁贵应该回答：“我不问这穿鞋的，难道是问靴子的么？”江小鹣想改成“难道问戴眼镜子的么”，“戴眼镜子”明指徐志摩。跑离原剧，给朋友幽上一默，对于这类表演并无大碍，也是为了讨好观众，期望博得观众会心一笑，由是给演出增加气氛，然而这么一改动就把薛仁贵变成了徐志摩，却触及徐陆的私生活。对于这个主意“小曼极力反对，故在场上并未更改”。（《上海画报》，8月9日）

陆小曼、江小鹣合演《汾河湾》

（《上海画报》，1927年8月3日）

从“极力反对”来看，小曼头脑比较清楚，她对唱戏是认真的，并不欣赏这类玩笑。的确再仔细一想，不管她是否意识到，表面上秀夫妻恩爱，实际上涉及偷情之嫌，这个玩笑开得不得体，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漏嘴”理论，其中有力必多潜意识在起作用。

这些趣闻或如饭后擦嘴剔牙了无痕迹，却能映射出一种看戏的文人生态与报纸的文化消费，虽是娱乐消闲，却与社会习俗法规等息息相关。它们与本文后面要讲的故事多少有点关联，或许留存于记忆之中，说不定哪一天发起酵来会发生“蝴蝶效应”而成为一连串典故段子或脚本戏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七日上海美术社团天马会在夏令配克戏院举办了两天的演出，陆小曼演了两场戏，第一日与翁瑞午、徐志摩、江小鹣合演《玉堂春》，第二日与著名坤伶琴秋芳合演《奇双会》（也称《贩马记》）。对于陆小曼这两日的表演，剧评赞多弹少，一致首肯其演技的进步。其实大多数观众是来看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两人来上海已经一年多，传奇色彩仍浓郁，正如一篇报道写道：“陆小曼徐志摩伉俪亦欣允加入串演，盛会罕觏，群欲捷足。”（《小日报》，12月8日）另一篇报道说:“陆小曼饰苏三，将上场时，新闻记者纷纷至后台，环立而观。票界怪人王燧之曰：‘他们都去观新娘子，我也去瞻仰瞻仰。’遂急趋而入。”（《小日报》，12月8日）记者忙于追捕幕后花絮，如《晶报》上转陶的《天马剧艺中之一对伉俪》一文：

陆小曼女士，尤为群众注意之点。陆所演之玉堂春及奇双会，博得好誉最多。新派诗人徐志摩在会场中，亦极奔波劳碌，然与陆形影不离。第一日郑毓秀博士戾止时，徐陆夫妇引入包厢；郑博士就坐，徐陆夫妇亦随侍于侧，文农即为速写一像。未几，陆女士戏将上场。化装时，徐亦随侍于旁，为调脂粉。陆有小婢，伫立以待驱使，而陆挥手令去，独让其夫婿在旁照料，可知徐诗人体贴夫人，别有独到处也。女士上装后，徐则时加慰问，陆女士亦屡问：“扮相佳否？”徐必答曰：“漂亮，漂亮。”陆女士始冁然微笑，从容登台。（12月9日）

文中透露出徐陆与郑毓秀的亲密关系，对此周瘦鹃的《天马剧艺会琐记》一文有所补充：“是夕司法界名人如王宠惠、魏道明二博士与郑毓秀女博士俱戾止。郑女博士与陆小曼为素识，特探之后台。会玉堂春将登场，因亲为化装，涂脂抹粉，有若内家，小曼称谢不已，化装既毕，款款登场。”（《上海画报》，12月15日）转陶此文给配上漫画家黄文农的速写，一幅是徐志摩牵着陆小曼的手，另一幅是徐陆站在郑毓秀的背后，形象颇为滑稽。

现在我们的聚光灯须移至《玉堂春》里的另一要角——翁瑞午。在开演前三天，《上海画报》刊登了他的一幅《春香闹学》的剧照，并介绍说：“翁瑞午君吴县人，幼承家学，书画并皆精妙，而推拿术更为海内独步。暇时喜研究戏剧，昆乱均所要优长，为票友中不可多得之人材。天马会因请其客串，翁君因事关提倡艺术，概允加入表演。翁君原青衣花旦，近改习须生，天马会串青衣。”（12月3日）在这次天马会演出中他有四场戏，戏份最足，作为名票友，无论是生是旦，演来皆当行里手。

翁瑞午《春香闹学》

（《上海画报》，1927年12月3日）

翁瑞午字恩湛，其父翁绶祺是翁同龢的门生，官至广西梧州知府。说他“幼承家学，书画并皆精妙”，此言不虚，在四月一日的《联益之友》刊登了翁瑞午的一幅画，题曰：“名票友翁瑞午君之艳荷图，绘赠无锡花国总统谢文玉者，并有文学家赵眠云先生题句，为可珍。”所谓“花国总统”即经由选举而居榜首的花魁女，大多是文人品题的结果。看来翁是花界常客，颇有袁寒云的做派，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翁瑞午（《联益之友》，1928年4月）

而对《玉堂春》的评论则集中在王金龙和苏三身上，且对两人的默契搭配赞叹有加，如迪庄的《天马会之第一日》：“小曼上妆后，娇小玲珑，较平时益美，嗓音不高却还清脆，叫板一声‘大人容禀’，如出谷雏莺，惟运腔转折处，略有特殊声浪，谅因久习昆曲之故。翁君本以青衣名于时，忽易钗而弁，居然能落落大方，一段南梆子唱来珠圆玉润，耳鼓一新。”（《小日报》，12月8日）陈小蝶说陆小曼演《玉堂春》，“得瑞午之王公子为配，顿觉生色不少，瑞午聪明隽逸，无角不能，予谓瑞午小生犹胜旦角，一片清新俊逸之神，与振飞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振飞为王公子，必不能胜瑞午”（《天马聆歌记》）。说王金龙这个角色如果让俞振飞来演，也绝对没有像翁瑞午那么出色，这等于说翁瑞午把王金龙演活演绝了，而对于小曼来说也幸亏得到这样一个绝配。至于剧中的江小鹣和徐志摩，有人也会提到，如周瘦鹃的《红氍真赏录》：“陆女士之苏三，宛转情多，令人心醉。翁为王公子，潇洒可喜。江被蓝袍作吏，一洗其法兰西风，亦居然神似”，而徐志摩则“台步如机械人”，令人发噱。（《上海画报》，12月24日）

其实就戏论戏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像抛空一枚铜板卜彩头，对于艺术世界的虚构与真实，中国人善于翻云覆雨，最精粹的莫过于《红楼梦》中的表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戏里的一对情人演得如此情深意真，观众也看得如此如痴如醉，在一旁穿着红袍的徐志摩是否会突然眼皮一跳，会把此当作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事实上据一则报道说，就在小曼演唱《玉堂春》时，“有人台下大叫：‘大家自家人，还要问些啥？’”看戏发生这种情况似乎很突兀好笑，也很可怕。正如作者解释的“盖江翁俱徐陆之好友也”（《罗宾汉》，12月9日）。说明有人不是在看戏，而是在看人，对真人的相互关系更为好奇，而“大家自家人”似话中有话。陈小蝶在《春申旧闻》里说自从翁瑞午演了《玉堂春》，“小曼的五百风流孽冤，却从此引起”。这么说过于戏剧化，可是对于徐志摩这恰恰是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情景，而《玉堂春》像一场噩梦，几乎击碎了他的“妇唱夫随”的价值观。

关于陆小曼几时遇上翁瑞午有几种说法，陈小蝶的肯定不可靠。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说陆小曼时有晕倒不省人事，对这种“奇疾”医生束手无策，“后经人介绍，请瑞午推拿，他一搁小腹穴道，立即清醒如恒了，故志摩及陆氏夫妇遂认瑞午为最知己之人了。同时小曼遂向之学习《汾河湾》、《玉堂春》二剧”（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照这么说在八月演出《汾河湾》之前小曼就认识了翁瑞午。很有可能是通过江小鹣的介绍，同是票友。翁瑞午曾跟名医丁凤山学习推拿，得其丹田运气的真传。圈里人都知道翁瑞午，坤伶们也找他看病。再有徐志摩的《小言》、陆小曼的《自述的几句话》以及其他一些报道都说陆小曼跟徐老太太学的《思凡》，至于《汾河湾》是她原先学的还是来沪之后受高人指点，则未见说明。

靠谱的是周瘦鹃的《曼华小志》一文，刊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画报》上，说晚上“与小鹣、小蝶饭于志摩家，肴核俱自制，腴美可口。久不见小曼女士矣，容姿似少清臞，盖以体弱，常为二竖所侵也。女士不善饭，独嗜米面，和以菌油，食之而甘。愚与鹣蝶，亦各尽一小瓯。座有翁瑞午君，为昆剧中名旦，兼善推拏之术，女士每病发，辄就治焉”。这给徐陆的私密空间露出个裂隙，可知在中央大戏院演剧之后陆小曼已是奇疾缠身，好似身边总要有翁瑞午在。翁瑞午开始浮上媒体的台面，应当说在朋友中间已算不得秘密，如陈小蝶《春申旧闻》所述，翁瑞午“常为小曼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是爱，朋友的是情，以此罗褥襟掩，妙手抚裟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甚么避嫌可疑的”。很可能因为陆小曼与翁瑞午的关系令人产生疑问，才会有志摩“坦然”的回应，且有他一套“爱情哲学”，对此陈小蝶作了深度评论：

瑞午本世家子，父印若历任桂林知府，以画鸣时，家有收藏，鼎彝书画，累箧盈厨。小曼天性爱美，则时时袖赠，以博欢心，而志摩不能也。又常教吸阿芙容，试之，疾良而已。于是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志摩哲学：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有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叙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暗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志摩不反对小曼吸烟，而反对小曼叉麻雀。实则志摩的爱小曼，无所不至，只要小曼好，甚么也都能牺牲。但是女子的心理，是复杂、神秘的。小曼确是爱志摩，但她也爱瑞午，爱志摩的学问，爱瑞午的风流。

志摩的“爱”是从概念出发的，对陆小曼的爱也难说完全无条件。即使在狂热的追求期间，“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徐志摩没有花好桃好的满嘴涂密，对于“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之类的道学家训诫，陆小曼好像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却也暗示两人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新婚之后必须面对各自和对方的真实，他送给小曼的“年礼”是一本《曼殊斐尔的日记》，代表他的“美的理想”。当陆小曼被置于这样一个“纯粹性灵”的模特儿旁边，不免会逊色。他说：“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了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结果到了上海，却坠落到失乐园里，他开始发现“最容易最难化的一样东西—女人的心”。这些日记里的话记录了他的理想的破灭。在陆小曼方面，也不外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几年的婚姻生活感情上千疮百孔，说她任性也是有限的，最终也是为了一纸婚约如戳不破纸糊的灯笼。

千不该万不该演了这么一出《玉堂春》，徐志摩、陆小曼和翁瑞午把私密空间中暧昧的三角恋搬上舞台。如果徐志摩演的是王金龙，或者他干脆不参演倒也罢了，然而恰恰让这本戏造成角色错位，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实了小人之心的猜疑。如媒体反复提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苏三的出场，如前面提到叫板一声“大人容禀”，“如出谷雏莺”，或如周瘦鹃说的“一声哭呀，已博得彩声不少”。（《上海画报》，12月15日）有人问唐瑛对《玉堂春》中陆小曼的观感，她回答：“扮相既美，唱工亦佳，几声‘大人容禀’，叫得人心花怒放。”（《罗宾汉》，12月9日）“心花怒放”的这个“人”，难道仅仅指观众？反正此时此刻无论君子小人在迷醉之余莞尔一笑，舞台与人生浑然一体，也不由人不浮想联翩，更堵不住人们嘴五舌六。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是有身份要体面的人家讲的，乃上流社会的金科玉律。梁启超在徐陆的婚礼上的严厉训斥，与其是关乎两人的私德，毋宁是针对其高调炫耀的浪漫，也是讲给自家子弟听的。两人逃离北平而落脚上海，颇有冒险家色彩。上海固然更为包容，但在放逸风流的表象之下潜规则处处在是，其中首重家庭价值，而且尤其在半殖民五方杂处的条件下，家庭是激烈商战中凝聚战斗力的桥头堡。从这个角度看《玉堂春》这场戏是徐陆高调浪漫的余波，却踩着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徐志摩与陆小曼，黄文农速写

（《晶报》，1927年12月9日）

的确徐志摩有苦说不出，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徐志摩全集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一般认为徐志摩是被陆小曼硬拉演了《玉堂春》，其实很难说是小曼一个人拿主意，一只碗碰不响，何况卷入四个当事者。江小鹣几乎是局外人，有人认为他是“胡调”（即“掏浆糊”之意），故可不论。最受伤害的是徐陆，当然对于女人更为不堪。就徐志摩而言，你说他百依百顺也好，忍让也好，说到底做了他自己“美的理想”的牺牲。自来上海后大秀特秀其新婚幸福感，藉此显示自己无边的爱，似在对公众作一种自由浪漫精神的启蒙。常言道“入乡随俗”，他反其道而行之，不懂上海人的游戏规则，而且总觉得世上最优越之物莫过于“主义”，这也是中国精英阶层的通病。

在陆小曼方面，在演出《汾河湾》时反对江小鹣改动台词，不管她是否意识到“出轨”的陷阱，至少在舞台上下公私分际上她还是清醒的。按理说《玉堂春》的角色安排更为犯忌，她却迷糊了，此时她入戏已深，台上比台下更为真实，戏里人生更为过瘾。其娇弱资质堪比捧心西施，美人心不止有七窍，而陆小曼宁愿万窍生烟，当“一榻横陈，隔灯并枕”之时，香烟萦绕中雾里看花，什么都不真切，但是眼中的他——宁愿与她朝夕相处喷云吐雾谈戏说艺的俊俏小生，却万分真切——是她千载难逢的捧心人。因此此刻使陆小曼唱戏获得一种新生的意义，这次却是终极性的；而徐志摩与她渐离渐远，戏是唱给知音知心的人听的，就像苏三一声“苦哇——”只有王金龙能听懂，徐志摩在不在场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的确《玉堂春》给陆小曼的人生带来了转折，接下来发生的《福尔摩斯》“侮辱”案使她颜面扫地，也无法改变或者更加固了这一转折。陈小蝶说“小曼确是爱志摩，但她也爱瑞午，爱志摩的学问，爱瑞午的风流”。但鱼与熊掌岂可兼得？这令人想起李笠翁的一篇叫《合影楼》的小说。代表“道学”与“风流”的两户人家各有一女一子，道学家长怕他们谈恋爱，在两家庭院之间建起一道高墙，神不知鬼不觉俊男靓女却隔着墙通过水中倒影互诉衷情，最后冲破道学的禁锢而高奏风流的凯歌，正所谓“机心一动，任你铜墙铁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负窃的负窃而逃”。这可说是当日陆小曼的心理写照。徐志摩要飞，她也要飞，飞来飞去飞不到一块，她的心已经飞到别人的怀里，你要咋办也没戏，就陆小曼个性中的任性坚执而言，此刻在她内心里完成了一种选择——对于她可说是最疯狂、对志摩最残酷、在名人婚姻史上最具反讽与真谛的选择。

说到翁瑞午，男人遇到这样的情敌，就好似情场末日。可叹徐陆已给梁启超贴了封条，再也冲不破铁屋子，唉，说自由婚姻也是作孽。当日徐陆等把《福尔摩斯》告上法院的新闻轰动一时，如果发生在今天，翁瑞午必定要被网友狂轰滥炸千刀万剐。而网上的翁瑞午照片比《人间四月天》里的形象要好得多，这大概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是站在徐志摩或张幼仪的立场，而是从陆小曼或她和翁瑞午的两人世界来看的缘故吧。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书城201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