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
社会网络分析与
“《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
赵 薇
[ 摘要 ] 本文从信息传播和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借助于“数字人文”中一种支柱性的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对中国现代小说家李劼人的代表作“《大波》三部曲”前后两个版本、共五个长篇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网络进行了适用性分析、数据挖掘、中心性计算和可视化呈现以及结果阐释分析等工作，就加权网络中最高中介中心性节点所提示的关键人物的叙事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以此能够直观地还原小说家对上世纪初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风潮所引发的共和革命的复杂态度，将其历史小说形式的真正价值公之于世。
[ 关键词 ] 社会网络分析；李劼人；信息；中心性；数字人文
李劼人（1891-1962）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大作家、文学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并不短暂的一生跨越了两次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转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短短一百年的历程中，有他这样经历的作家少之又少，而更其稀少的是，他还十分自觉地承担起了在第二次社会转型中重新叙写和解释第一次“转型”的文化使命，这一史诗般的改写、重写计划贯穿李劼人的后半生，直到其离世前的最后一刻。[1]近几十年来，针对作家的接受和研究状况，学界一直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呼声：李劼人的作品自从问世以来，在接受上便遭遇“冷遇”的局面。[2]为此，郭沫若早在1937年便曾发出疑问：
“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像李劼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中国左拉之待望》，（《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这篇有名的《中国左拉之待望》多少有些为老同学摇旗呐喊的意思，却也道出了一种实情。在研究界，另一个屡被援引的说法是李劼人的作品“被各种权威史志刻意遗忘”，19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被任何一本现代文学史提到，更不要说专门性研究。[3]凡此种种，似乎都和小说家毕其一生蔚为大观的著述状况及其应获得的文学史地位并不相符，由此甚至引发了困扰学界的“李劼人难题”、“李劼人接受之谜”的相关说法。
事实上，从备受冷落到逐渐引起一些关注，尽管李劼人作品的接受自“新时期”以来便经历了一个逐步升温的过程，长篇处女作《死水微澜》已成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1996年以来，随着李劼人研究学会的成立，先后有六本研究论文集、一本专著问世，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辟专节论述其创作成就，香港学者吴国坤于2016年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4]但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李劼人的影响更多还局限在成都或川省范围内，很多数情况下依旧被作为一个“地方作家”而得到谈论，至今缺乏与其“重要性”相称的研讨氛围，其知名度和“热度”远逊于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些纷纷被“重新”耕出历史地表的现代小说家，其文学意义和成就，也很难被纳入现有的文学史叙述脉络……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这本身就构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
本文的讨论对象是李劼人的代表作“《大波》三部曲”（《死水微澜》（1935）、《暴风雨前》（1936、1956）、《大波》（1937、1957-1962）中的社会信息网络与小说人物功能。作为“联络小说”或“大河小说”的“《大波》三部曲”同时也是历史小说，素有“小说的近代的《华阳国志》”之称，详细揭示了从清末（1894）至辛亥年间（1911），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给川中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从“死水微澜”到终于掀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不断发酵，各方势力间的矛盾斗争激化，成都市民社会显形，争路风波终至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就其历史叙事而言，回顾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史，李劼人的出现都是罕见的，他的三部曲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历史和文艺的边界，最后一部《大波》既可以作为小说解读，又可以当作保路运动的历史文献来对待，常被视为“文史互证”的典型。[5]关于这一点，此前的研究多有推进，并在“地方志”书写的意义上予以彰显，小说中的风俗场景和地方色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小说对地方文献的贡献也被大量提及。
应该看到的是，尽管作者对蜀地史志的兴趣无不从各类文章中流露出来，但在“《大波》三部曲”（而由其是在前两部）中，历史叙事仍旧要以“故事”讲述的形态道出。到了《大波》，历史叙述编织在书写世情悲欢的故事脚本中，时而潜成背景，时而走向前台，而将这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贯穿三部曲始终的社会信息观念，以及由此得以彰显的戏剧化的小说修辞手法。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三部曲绝不仅仅是一次史志编纂类的写作，它更是一组雄心勃勃、架构恢弘、持之有据的社会政治小说，在“历史”的表皮之下，小说家更想通过对晚清新小说连缀故事和“话柄”等手法的改造，来传达现时代泥沙俱下的海量社会信息，有机地反映动荡剧变中的社会现实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最终弄清楚这场社会政治革命的来龙去脉。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部曲更是一种面向同时代和未来的“当代史”写作，一些重大的近代史问题，在文本中都有表现，像近代的地方自治与宪政问题（地方性问题），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官僚政治的解体、城市的近代化、革命的发生学等等，皆被以一种包罗万象的杂语形式维系起来：即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小说话语。也正因此，“四川交通和信息的近代化”这一问题本身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大波》三部曲”想要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很多时候，李劼人是在以社会学家的姿态写小说的。应该看到的是，即便在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崛起的1930年代，像李劼人这样的作品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它的出现带来了诸多解读和阐释上的难题，事实上，它始终在呼唤着一种真正“对路”的批评方法和研究视角。
然而，这一关乎小说价值实现的关键性角度很可能恰是此前研究所欠缺的。到目前为止，注意到这一点的有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李思屈（李杰）教授和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的谢天开先生。前者曾从舆情危机的角度将《大波》中的保路运动视为社会危机的先兆，后者则将李劼人的小说作为史料对待，以之印证清季四川的铁路、水运与电报电话的发展状况。[6]这两篇文章都启发了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去揭示三部曲是如何以小说话语的形式建构起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空间的。也就是说，三部曲所再现的特定历史内容不仅决定了小说形式，更决定了本文所选取的总体视角无疑将是文学社会学的。
在《艺术的法则》中，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成功运用关系主义的原则，对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文学空间进行了经典的结构性分析，勾画出作为“中间人”的小资产阶级阿尔弗雷德摇摆于大银行家、大资产者集团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的行动轨迹。近一、二十年来，这种以“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和社会权力分析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思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渗透力之强已毋庸置疑，几乎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思考角度、一种前提性的素养，而尤其体现在对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的文化研究方面，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ckx)、学者陈建华、倪伟等都曾做出过卓有成绩的研究。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这些研究也大都集中在文本的社会空间分析层面，由于绕过了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中介性环节——文学语言，而无法将社会分析深入到文学的文本层面，而更多停留在了“外部研究”的阶段。
应该看到，无论是“文学场”还是“社会资本”，其根底都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即马克思所谓真正作为现实性而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在各种关系中发生的复杂的社会联系，一种主客相互作用的存在。布尔迪厄曾指出，此种“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变革’的机制”（《国家精英》），可见，这也是一种深层的社会结构分析，用以发现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和相对位置，探索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更的因由。所以，从宏观上说，场域即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领域，由社会行动者、团体、各类规则和制度组成，其本质是这些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从微观上讲，在此将“场域”视为某种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理论等价物大概并不为过。“社会网络”的概念来自于网络理论，它将人类社会的不同活动层面都揭示成关系网。社会成员或集团之间通过信息交流、互动，和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创生和再生产改变着网络自身的结构及其资源配置。一般认为，“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社会理论解释为网络理论，一方面说明他的理论受到了网络结构理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理论可看作网络结构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7]由此可见，本文所用到的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观念和方法其实是由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伸展出来的量化分支，只不过又吸纳了网络理论、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可视化呈现的技术手段。同时，考虑到小说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语言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所以我们将以小说对话语言为主要分析变量，力求将量化文学社会学与传统的文本细读更加深入、精准地结合起来，希望通过对一些重要的统计概念在人物和情节研究层面所提示的叙事学功用的讨论，去发现新体长篇小说形成期的“李劼人叙述”为现代中国小说的体式探索和文体实现所提供的独特价值。
一
社会网络分析与汉语小说情节分析
近年来，在结构社会学和信息网络科学的交叉影响下，社会网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成为颇受瞩目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将社会关系看做节点（node）和边（tie）组成的网络（network），节点表示网络内的独立行动者（actor），网络则用来表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关系（interaction）。通过数据提取、分析和输出图象几个步骤，逐步得出关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如中心性、直径、平均度、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等社会学方面的指标，继而从数量上和形态上来把握网络的整体特征，找出网络中的关键性节点和结构组件。尽管社会网分析的方法在社会科学诸分支领域中已大展身手，但在人文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中仍处在起步阶段，仅就当前视野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曾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教的Franco Moretti（弗朗科·莫瑞蒂）所在的文学实验室（Literary Lab）近十几年来做过的某些试验性研究”。他本人所提倡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概念，与传统文学研究的“细读”（Close Reading）相对，建立在对巨量文本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分析基础上，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广为人知，也已经引起一些汉学界小说研究者的注意。[8]
当今时代，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一门基于一定规模的数据处理、呼唤跨学科合作才能开展的前卫研究。然而，诚如莫瑞蒂所言，对于个人能量有限的人文学者，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是困难的，其所最擅长的细读本领便很可能让其在最初回避掉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转而选择别有意义的“情节分析”（Plot Analysis）。这一转移，便将关注点拉向了对文本中的空间与时间、网络社群集团的划分、核心人物的发现等等与小说叙事研究倏忽相关的几个方面上。在此，莫瑞蒂实际上涉及到了情节分析与传统叙事性文本研究的对接之处：一张网络结构图，可以带来情节的“可视化”，把随时间发展的“情节流”用一个二维的符号系统共时地呈现出来，简化和抽象为本文中诸多由“边”和“节点”组成的人物关系网——既是关系网，又是情节结构，就如同X光的成像图，通过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呈现，我们可以在瞬间对故事情节一目了然。
然而，一张图即便包含了文本的全部信息，也并不意味着什么，文学研究者的本职任务更在于分析和解释。而阐释高手莫瑞蒂正是从一张《哈姆莱特》的人物关系图出发（图1），看到了所谓悲剧的本质，再从关键人物Horatio的网络空间出发，就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再次做出精彩诠释。而经由Horatio所勾连起的市民社会的存在，正提示了以宫廷秘政所代表的英国王权统治向官僚政体的转化之必然。值得注意的是，莫瑞蒂所谓情节分析，是建立在对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亦即对核心人物的发现之上的。[9]
在这一类研究中，莫瑞蒂实际上借助了社会网研究中最重要的“中心性”（centrality）概念，重申了人物系统中等级秩序的存在。也就是说，按照传统人物观，人们习惯上会将焦点聚集在所谓“主角”或“主人公”身上，然而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真正的关键性人物之所以不可或缺，却并非因为他有什么本质化的属性或角色认定，而是由于通过精密的观察和计算会发现，他的“位置”对整个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他的存在对于网络而言更是功能性的，因而他的风格（style），无论是言辞风格还是人格特征，都关乎文本主题的生发。在《哈姆雷特》的整个行动空间中，次要人物Horatio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戏剧中，情节的关键信息是靠这个哈姆雷特的老朋友送向宫外的，Horatio无疑成为联结宫廷与更广大的市民空间的重要节点。尽管在Distant Reading中，莫瑞蒂并没有明确使用“中介中心性”这一类统计学概念，也没有将情节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联系起来，但这种针对人物网络映射结构所做出的文学社会学分析无疑是令人信服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网络理论可以帮我们颠覆和重建传统人物理论的等级秩序，从大容量、多人物文本中发现真正具有叙事潜能的关键角色。
如果说，莫瑞蒂还仅仅是为小说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初步构想，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则需要人们将其推向具体的量化实践。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诱人却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其主要难度，首先在于应如何界定节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两点间可以“连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两者之间有关系的话，关系的“深浅”又如何？如何衡量加权网络（weighted degree）中每条边的权重？[10]这对于小说叙事研究来说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首先，在一部小说的文本空间中，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并不等同于真实的社会关系，即使在最严格的写实作品中，我们也不能把叙述者通过“讲述”（叙述）和“显示”（对话，即直接引语和转述中的间接引语）精心建构出来的人物关系网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网络，将文本叙述空间等同于社会空间，亦不能将这两种话语的网络相等同。那么，这便需要从小说文本中有效地提取我们需要的数据，确定哪些人物之间“有关系”，关系如何，进而才谈得上文学社会学和叙事学角度的人物-情节-风格分析（character-plot-style analysis）。目前在英语世界中可以看到的研究大多采取了共现词频（co-occurrence）的统计方法来界定人物角色之间的关系程度，但诸如此类的提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技术的限制，将文本中的多种叙述话语做通约处理，未必具有借鉴意义。[11]在莫瑞蒂关于“远读”的一些研究中，作图时的“连线”标准是两个角色是否同时出场，并产生了言语交流，至于每条边的“权重”(weight，即以具体的数值来表示人物间关系的程度)，由于莫瑞蒂还没有引入更精确的量化测量手段，故而无法统计表示出来。所以，图1只是一张十分简易的人物网络关系示意图，而非加权网络（weighted degree network）图。在我们关于长卷本长篇小说的研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到底如何，仅仅以是否同时出场并且“说过话”为标准是不够的，还需引入更多的测量变量，如对话字数、对话频次和是否为主要信息交流者等等。而且，与戏剧剧本不同，戏剧中的对话行为几乎代表了戏剧行为的全部，但在小说文本中，对话（discourse，即直接引语部分）却并非叙事的全部，还会有一定量的间接引语的存在（“转述体”），也能提示人物关系的程度。但好在对某些小说来说，言语信息（直接引语）的交流，表现了情节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使得以相类似的方式来从文本中提取信息成为可能。这一点后文第二部分还会谈到。
如果回到汉语文本和中国长篇小说（Chinese Novel）的研究中，必须提到的是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学院网络与多媒体所廖儁凡的论文《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社会网路关系：以<儒林外史>为例》（2010）为此类研究开辟出的崭新路径。在该文中，作者延续了前辈研究者的思路，从网络聊天室使用成员的对话模式得到启发，开发出一种可用于描绘戏剧角色关系网络的会话模式。[12] 廖儁凡在他的论文中将其用于《儒林外史》人物网络的数据提取和演算，并为这些人物的关系（边）设计出一套算法来计算其权重。具体说来，即以“会话”为单元切分小说中所有的对话，如果两个人物角色同时参与一场会话，则可视为“有关系”，而关系的程度如何，则由对话字数、对话情形（分为说话者-主要听众、说话者-次要听众、听众-听众三种情形）和会话总量几个变量来决定赋值情况。[13]
廖儁凡为小说网络研究贡献出他的专长，一举完成了从数据抓取、算法开发到网络绘制及主要特征计算等一系列工作，但由于这篇论文将关注点放在了用SNA建构小说人物关系网的可能性上，所以作者的视野和考虑大多还局限在技术层面，而未能就方法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做更深入的甄别和探讨，更无意去挖掘它为文学社会学及小说研究带来的新意义，这便为后来者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二
《大波》三部曲中的信息传播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作为“联络小说”的《大波》三部曲，不仅与欧洲十九世纪所谓“大河小说”在体式和规模上有颇多形似之处，还继承了中国近代长篇章回体在人物设置上的一般特点，以及晚清“新小说”以人物话语连缀起诸多传闻轶事、社会信息的布局之法。这种出现于1930年代的多卷本小说洋洋数百万言，具有人物众多、[14]对话容量巨大、社会场景分布广泛且无所不包，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等特点。
因此，引入SNA的一个重要缘由便在于小说的叙述形态和主题内容。我们知道，“《大波》三部曲”以讲述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的《大波》为最终鹄的，《大波》其实是关于共和革命在四川的“起源叙述”。那么，李劼人对“革命”性质和起因的理解某种程度上便构成了三部曲历史叙述的重要动因。从全书命意上看，作者早期倾向于是由海外传导而来的维新改良运动为封闭的川中盆地带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洗礼。“革命”的来袭，从最难惊动的天外小镇写起（《死水微澜》），才见微知著，继而才有省城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暴风雨前》），最后是掀起全省上下的轩然大波（《大波》），才愈发显示出日渐开化的长江中上游社会被动受到影响的历时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细小的风吹草动，都源自外界信息的传入：
“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虽然也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但是官场里首先不惊惶，做生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而消息传布，又不很快；所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象。”[15]
这一以“水波”喻“消息”的原喻贯穿整个三部曲，“事件”或者说有关天下大势的消息是一点点“潮到”成都腹地的。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所着意描绘的正是事态和“新闻”经由人们的舆论传播影响于整个地方社会的过程，这趋势越往后期表现得越明显。如果说在前两部作品中，“故事”还成其为讲述重心，“消息”传布的后果充其量只如死水中泛起波澜，到了1937年的《大波》，或者说从《暴风雨前》的后半部开始，作者已开始尝试新的情节连缀方式——亲历者对重大事件的感知遂成为占据主导的叙述动力。当士绅阶层发起的保路废约倡举带动了包括官、绅、军、民在内的最大范围的社会动员，为了表现“民气”的不可违逆，信息的生产，信息在公共空间的传布便成为最重要的叙述线索。叙述者除了津津乐道于各种新兴媒体和舆论渠道的出现，如报业的影响、茶馆成为市民的议事厅，最常见的叙述模式即所谓“摆龙门阵”——通过“口耳相传”的古老方式，一个人把时局动向告给另一个人，再付之以各种议论，情节单元就算完成了，信息由此流散下去。
例如在下卷中，“武昌起义”的发生最初是以“危机事件”的形态在川中传播的。为了写革命党起义在成都各阶层市民中造成的反应，便先用漫不经心的笔调，点出起义的“事实”，然而由于居民从上至下毕竟未曾亲历起义，如许重要的史实在他们生活中，便并未有多么宏大的意义，充其量只是一桩能够帮助人们判断时局风动的市井新闻，一场几经波折，终于传至黄澜生家的关于大臣赵尔丰之死的“虚惊”。上至官场中人如黄澜生、老油条孙雅堂，下至平民掌柜傅隆盛，都时时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小说于是泛写街谈巷议，在一次次摆龙门阵中，借助对话或转述的方式，将赵尔丰遇刺的传言，神形毕肖地简笔带出，各阶层的民心所向遂立显于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情节单元中，新闻的传播路径同时也构成了叙述线索：武昌起义的发生→官员→市民（“遇刺”故事）→黄家（搬家未成）黄家既是信息接收的终端，也是“历史”生成的最微观场所，夫妇二人一番争执最终搬家未遂，便是事件在“故事”层面造成的“结局”。在这里，1937年版《大波》在叙述上已经与前两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断裂，大量的史实以“对话”的形式进入故事主角的意识，充塞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们透过虚构主人公视角去认清“形势”，指点江山。到了重写版中，则发展为叙述人基本退出，全面依赖对话来完成情节，作者甚至会为了信息的传递来专门安插人物。如此，《大波》中的人物关系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信息传播网络了：
对信息的极度敏感和重视，使得承载消息的人物对话在李劼人的文本中有了一层绝然不同以往的意义。在《暴风雨前》中，像“打四圣祠教堂”这么关键的情节单元，都是通过直接引语交代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读者甚至会有一种直接阅读对话，或者说直接读“剧本”的感觉。[17]既然在李劼人的小说文本中，“对话”已形同于“台词”，接下来便可以以对话来衡量小说中人物角色关系的“深浅”，继而建构起一个“文本中的社会空间”了。具体说来，便是以三部曲的人物对话为基础，建立各个文本的语料库，再现出五部小说中虚构人物的关系网，再借助于几种特征性算法，求取每个网络中具有最大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以及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的角色人物和他们的社群化（Modularity）情况，以便发现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及其阶层流动状况，以及这种流动性所提供的叙事功能、和历史事件的关联等。当然，这样做的依据首先是：和《儒林外史》相似，对话在李劼人文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从对话字数占全篇总字数的比例上不难看出（表1）：
表1 《大波》三部曲中对话所占比例
在三部曲中，除《死水微澜》的对话较精炼，各个文本的直接引语部分都占到了全本字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暴风雨前》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如若把直接引语前面的提示语部分也算作“对话描写”的部分，则所有文本的对话比重都在三分之一以上。建国后的两个重写文本中，《大波》（重写本）的对话描写超过全文字数的半数以上（55%），而《暴风雨前》（1956）的对话部分也接近全文的二分之一（46%）。这使得这些文本成为一部部活在人物对话中的历史小说，其实也是清末以来求维新启蒙之功的社会小说“用少许结构，以对话叙述方式出之”的议政传统使然。[18]
综合上述情况，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步骤可概述如下：
第一， 以半人工的手法提取对话角色。[19]抽取全部对话片段，切分对话节句，将每一节句的说话者、主要听众、次要听众等角色分别提取出来，如下图所示（图2）：
第二，用Matlab计算出人物关系权重。根据权重公式设计命令，计算出每一对可能有关系的边的权重。权重的赋值公式如下：
在此，按照此算法公式，决定两人物节点之间边关系如何（即
表2 三部曲中关系最深的前三对人物
第三，将所有人物关系的权重数值导入软件，使用R语言包Tnet（R-package Tnet）计算出四个加权网络的各种特征值。[21]
第四，将所有人物关系的权重数值导入Gephi, 绘制四个文本的网络图，计算出网络的各种统计特征值（如各种中心性）加以比较分析，就结果所提示的叙事学含义进行阐发。
三
中心性计算与关键人物的发现
中心性（Centrality）的计算对于小说人物网络分析之所以意义重大，通常是因为它提示了关键节点（人物）的发现。评价一个人或组织的影响力，衡量其地位的关键性或特权性，以及社会声望等常会采用这一指标。[22]中心性的形式可以分为程度中心性（或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以及特征向量中心性等。就目前研究而言，理应得到小说研究者关注的是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其它中心性就不重要。
（一）度中心性与小说“主人公”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虚构”
度中心性是最基本、最常见的用于衡量谁是社团中心人物的结构指标，可以理解为一个节点的边关系数量的加和。即拥有最多的直接连结关系的人，故事中的他/她会与最多的人建立起“关系”。在李劼人五个文本的网络分析中，度中心性最高的人物是指在各部小说的全部对话场景中，与其谋面（处于同一会话场景中）的不同人物总数最多的一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很可能将这样的人物认作小说的“主人公”（protagonist）。然而，与最多的人“谋面”，并不一定意味着与最多的人有最多的语言交流，发生了最深的交往关系。在加权网中，程度中心性的计算还需同时将边的权重（即两个人物历次对话发生的具体情形）考虑进来，而不仅仅是把曾经与其出现在同一会话中的人物总数加和。所以加权网一般采用的是带权重的度中心性指标，也可以用加权度数（weighted degree）来近似性地代替。[23]实际上，从现有指标来看，小说人物网络中最符合“主人公”特征的中心性，正应该是加权中心性，或者说加权度数。[24]在本研究的四部作品中，度数（度中心性）和加权度数最高的前三个人物排名分别是（表3）：
表3 度数（degree）/加权度（weighted degree）排名前三的人物
显然，加权度数的排序更符合我们对故事“主角”的期待和认定，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莫过于旧版《大波》了。如果刨除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计，而纯粹从世情叙述的线索来看，《大波》（1937）讲述的是一个偷情的故事，一个侄、婶之间日复一日陷入家庭内部不伦关系的故事。作者花了近一半的笔墨来写叔侄议政、婶侄调情、以及夫妇间的龃龉斗嘴，这些随处可见的琐碎对话使得黄澜生、楚子才和黄太太之间的三角关系成为网络中最醒目的标识（图3）。相比之下，楚子才的同学、供职于保路同志会的王文炳固然拥有最大的度中心性（表3），在罗、蒲、邓等士绅领导耳边提出了“罢课罢市”的关键主张，适时地充当了“引爆信管”的重要角色，四通八达的人脉让他成为沟联黄家和罗伦集团乃至军方（吴凤梧）的重要节点，甚至加权度在他之上的黄澜生还要通过他来获取同志会的消息——但是我们依然很难将他视为整个故事的“主人公”。
图3《大波》（1937）中的人物关系网，按加权度排序并作模块化分割（Modularity）（节点越大表示加权度越高，连线越粗表示关系权重越大）
如果以加权度数为判断依据的话，兴许会发现仅凭阅读印象而来的某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不可靠。例如，评论界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重写本《大波》的主角不再是1937年《大波》所着力刻画的近在眼前的平凡人物，那些“直接参与变革历史面貌的人却担任了小说的主角”，[25] 继而得出建国初期李劼人的“英雄史观”主导了1950年代《大波》的重写行为。那么，不妨再来看一下数据结果（表4）。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位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进入了前十，连发起运动的中坚力量、呼风唤雨的立宪派领袖罗伦都排在了第11位（35921）。
表4 《大波》（重写本）加权度排名前十的人物
那么，能不能就此说历史人物在李劼人的小说中仅仅充当了浓墨重彩的背景而已呢？实际上，这一计算结果的出现又与《大波》三部曲整体上的人物设计观念密切相关。1961年底，重写过《大波》（第三部）的李劼人在面对关于出场人物过多、“东露一鳞，西露一爪”的质疑时，曾以一种很重要的人物塑造方法为自己辩解，那便是来自于“古典小说”的“陪衬人”手法：
在三部曲中，为了将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所处身的整个阶级的历史面貌如实而合理地展现出来，李劼人还塑造了大量像吴凤梧、葛寰中这类甘当“绿叶”、起“陪衬”作用的“半真人”形象，他们实乃小说家最为用心的构造物。例如，充当周善培的“陪衬人”的半官半绅人物葛寰中即是三部曲中不易为人注意，其作用却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角色。作为一名从日本考察归来、在西南一隅掀起维新浪潮的风云人物，历史上的周善培饱受争议，因而作者选择正面着笔处极少，大多以“道听途说”和将其分作“两半”的办法——通过塑造周善培的“影子”葛寰中来窥视周善培的内心意识，以达到写其本人的目的。
葛寰中究竟是不是丁未年成都革命党起义失败事件的告密者，可谓1936年版本的《暴风雨前》留给读者的一大悬念和疑点。在李劼人心中，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关乎改写工作的成败。改写版《暴风雨前》中，葛寰中这一反面角色由暗及明，分量明显加重，从加权度排序的变化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表5）：
表5 两个版本《暴风雨前》的加权度排序
可以看到，葛寰中的加权度从旧版中的第九名（13139）跃升至新版中的第6名（20382），成为仅次于主角们的一个重要配角，是“戏份”增加最多的一个角色，足以见出这位分有了周善培最多特点的葛寰中是李劼人十分感兴趣、也十分想写好的一个半虚构的政治人物。为了弄清丁未疑案的来踪去脉，李劼人翻查了数十万字的文件，采访了十几位当事人，搜集了大量证据。[27]改写本借主人公之口，交代了王琰、葛寰中二人私下较量，抢抓革命党人的事，不仅基本采纳了江问山将吕定芳认定为叛徒的说法，[28]还将此二人明确指认为被王棪派去革命党内部做眼线的间谍。如此，便否定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小说《成都血》中王琰以革命者的血染红顶子的说法，[29]以及旧版《暴风雨前》中对葛寰中的猜测，而是力图展现出葛所代表的警察局和王所代表的成都知府，这新、旧两种势力斗法背景下王琰的最终失利。而此案最终会“松”下来，则不仅得益于地方学界的倾力相助和江问山一家的私人关系，更有赖于周观察那深藏不露的“手腕”。[30] 可以说，历史上的能吏周善培“两面人”的形象，是在葛寰中的“表演”和“转述”中一步一步立体、丰满起来的。
葛寰中是一个贯穿三部曲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通天接地”、不断将清廷和外界消息传播至川中士绅阶层的“链接性角色”（linkage），[31]一个典型的“中介性角色”。在清末厉行新政时期（1901-1911）的地方舞台上，这一兼具旧乡宦和新议员身份的群体是地方变革的隐匿主角，其做派和行状都与周观察们如出一辙。《大波》问世后，周善培为了洗清自己在辛亥四川事变中的历史形象，迅速出版了一系列自辩性的回忆文章。[32]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小说家塑造出的角色，除了明面上人人得以见到的周善培，还有他的“马甲”，那个颇有意味的葛寰中的形象在暗中帮衬，而后者却是周善培无力也无从反驳的，这正是善于避实就虚的小说家高人一等的地方。实际上，在三部曲的人物长卷中，像葛寰中一样，既对历史人物的塑造起支撑作用，又从多方位呈现了阶级风貌和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还有很多，作者对他们的重视，已然超过了小说主角，其功用无不关乎小说主旨的表达。借助于对小说人物中介中心性的计算和讨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二）中介中心性与中介者
对小说社会网研究来说，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居间性）可谓最有意味的一种中心性概念。[33]它关注的是某点“介于”其他两者之间、筛获两点间信息的“能力”。按社会学的说法，这种角色通常能够凭借其位置获取相当大的调控权，构成了两个或多个群组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们不一定是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却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是名符其实的“中间人”（broker，掮客）。[34] 本研究中，在综合了中介中心性的定义以及关系的权重公式的基础上，中介中心性测量的是一个人物共同出现在其他两个人物的会话场景中的能力，可以说反映的还是在整个叙述时空中人物的流动性和活跃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以对话情境为基础计算出的中介中心性所表明的还不是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居间能力，其深意更指向叙事行为和叙述意图层面。
如图4所示，在第二部《暴风雨前》的故事中，郝又三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是加权度最高的主人公，更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将故事中的四个社群全部关联起来的人物。小说叙述即以他的经历为线索串起了丁未年间种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场景：从败落离散，主仆矛盾激化的官绅之家出来，来到吸纳各式维新志士的“文明合作社”，结识了尤铁民、苏星煌等潜在的革命分子，却尊父母之命娶了自己不爱的表妹。在妹妹郝香芸的不断鼓舞下进入崇尚新学、革命风气正盛的高等学堂后，竟被皮条客吴金廷拉进了伍大嫂生活的下莲池底层社会。在故事最后，这段姻缘最终因伍大嫂的丈夫伍平的归家无疾而终，郝又三也回归了自己的旧处境。这样一个没有根底，凡事要靠“推手”才能成行的纨绔子弟，正好成为网络当之无愧的“中心”，由他生发出的人际关系近似于一个自我中心的“星形网”（图5）。[35]
图5 郝又三的网络，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接下来，如果分别以Opsahl（2010）算法（即专门针对加权网络设计出的算法，简称O算法）和Brandes（2001）算法（Gephi所采用的经典算法，简称B算法）[36]计算三部曲人物的中介中心性并做排序，会得到以下结果（表6）：
表6 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前五个人物：分别根据Brandes（2001）和 Opsahl（2010）（α=0.5）两种算法所得
可以看到，从前三名的排序来看，两种算法得出了相差并不显著的结论。[37]在此不妨再结合表3关于加权度的排序（把排名前三的人物视为“主角”）加以比较，兴许不难发现：尽管在大多数文本中，这些加权度最高的“主角”们因享有对话描写上的绝对优势，也普遍会成为最高中介中间性的角色（如《暴风雨前》的郝又三、两个版本《大波》中的楚子才），但是不该忽略的是，像吴凤梧、顾天成、吴鸿、傅掌柜、朱之洪乃至王文炳这一类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次要角色，却无疑成为除主角之外拥有最高居间性的人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系列中介者形象的活动轨迹和命运设计很可能提供了比主角更大的叙事意义，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中介者形象序列和地方变革的本质：以顾天成和吴凤梧等为例
从第一部开始，如果比较主角蔡大嫂和具有最高中介中心性的顾天成这两个人物（表6），会发现虽然身为第一主角的蔡大嫂拥有更高的加权度，她的形象在整个故事中也相当的光彩夺目，但是顾天成的地位仍然特殊，这体现在如果将其“拿去”的话，网络可能出现的变化，即图6和图7的差异：
图6《死水微澜》的人物关系网络，按加权度排序
图7 去掉顾天成的人物关系网，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顾天成的位置之所以是结构性的，乃是因为去掉顾天成的局部网络，几乎变成几个无法相联的部分，顾天成左侧包括钟幺嫂、顾辉堂、曾师母在内的亲族邻人群体完全解体，和右侧故事的发生地天回镇之间的联系，便只能靠走失的闺女招弟来建立了。小说中的顾天成后来攀上洋人的势力，在第一时间便知悉了“八国联军逼走了皇太后和皇帝”、洋人必将获得官府的保护的消息。凭借“信息战”的胜利，他不仅赶走了罗歪嘴，还娶回象征战利品的罗歪嘴的女人，土财主成功变身为有钱有势、信洋教的大粮户，后来的团防头子。由此，顾天成的命运轨迹，正表征了由中央朝政危机引发的地方权势格局的变迁，他本人也成为庚子年成都平原上真正发生过的一系列“打教堂、杀教民”历史事件和“蔡大嫂偷情、改嫁”故事的联结枢纽。
吴凤梧也是《大波》中至关重要的中间人物，在重写本中成为除楚子才和黄澜生之外具有最高居间性的角色（表6），处在和楚子才几乎一样四通八达的网络中（图8、图9）。在这部全景式再现保路风潮的小说中，吴凤梧是来自军界的代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渴望出头、到处钻营的军管带和旧幕僚。吴凤梧的流动性是惊人的，闯荡江湖的兵痞生涯令他同立宪派头领、革命党人、新军政府头目、市民群众代表以及富绅们都攀上交情，他性格中的老于世故表明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交际花”、变色龙形象。吴凤梧的能量是巨大的，不易为人察觉的。他虽无太多文化，却在关键时刻站对了队，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识，却混成了调领同志军的统领，掌有了可以出头的军权和资本，重写本中亦加入了一些以这个人物为聚焦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龙泉驿兵变”就是在吴凤梧的个人感知中发生的。可见这是一个贯穿《大波》始终的长线人物。在未能完成的重写本《大波》中，他的不可预测的未来应该还有更多重头戏。李劼人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角色保持了自始至终的强烈兴趣？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一个对“革命”本质的理解问题。吴凤梧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四川军阀孙兆鸾的“陪衬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跑滩匠在反正后的新军政府中摇身变作都督尹昌衡手下的一标之统，吴凤梧这一类集袍哥、旧军人和底层游民等身份为一体的“造反者”的发迹史，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含有太多未竟之志的根本原因。
图8《大波》（重写版）人物关系网，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图9 重写本《大波》中吴凤梧的网络，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从这一角度看，1937年《大波》中真正有觉悟有意识的革命主体形象是缺位的，人们没能从叙事中发现任何积极的革命性力量。像吴凤梧、吴鸿、王文炳、孙雅堂、傅隆盛……大都属于李劼人所创造的“半真人”的中介者序列，与行动轨迹更为保守的主人公郝又三、黄澜生、黄太太、乃至楚子才等人相比，他们在争路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出离自己的“本位”，奔波往返于革命前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主人公的生活世界之间，本该具有一定的“革命潜能”。然而，小说中吴凤梧的政治意识和觉悟却和其真正的对位性角色，那位善于弄权的交际花黄太太不差上下——只图自家安稳享乐，管他世上洪水滔天。对于吴凤梧这一类不停游蹿于各个势力集团之间、没有丝毫定见和操守的政治流民来说，“革命”不过是四处逢迎、适时站队和玩弄手段的“把戏”。
除了黄太太，在旧版《大波》中，吴凤梧还与中心性较高的王文炳和孙雅堂构成了信息的铁三角，成为网络中重要的消息源（图10、表6）。小说前半段，立宪派人士的全部活动需王文炳“泄露”出来，而赵尔丰府中的内幕，则要靠孙雅堂辗转传递出来。临近结尾的天下大乱之际，交代东校场兵变内情的任务，则落到了吴凤梧身上。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形，此三人其实正代表了革命前夕上蹿下跳、左右逢源的三种政治势力：以孙雅堂为代表的地方旧幕僚，以王文炳为代表的“假绷革命党分子”，以及吴凤梧所代表的新军武备系军阀的前身。事实上，这三类人正是共和革命后霸据四川历史舞台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主角。在这个沉渣泛起的时刻，吴凤梧、王文炳、孙雅堂等中介者角色和小说主角黄太太一起占据了虚位以待的“革命主体”的位置，其经历和行止最形象地展现出由各地叛乱和起义仓促草成的1911年革命的“大妥协”性。[38]
图10《大波》（1937），按度中心性排序
（四）重写版《大波》的中介者形象序列和“革命网络”的发现
在重写版《大波》和《暴风雨前》中，像吴凤梧这样中心性较高的中介者形象还有很多，这些人物都似有原型，他们的行事动机构成了另一个重要序列。旧版《大波》中，尽管作者已经意识到了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存在，但他们的活动在叙述者口中，一直是一条隐而未发的暗线。从总体上看，重写本一大变化是重识1911年的革命形势，作者把重庆方面的情况作为重要的革命推动力量写进小说。
在小说中，来自重庆的朱之洪看起来不起眼，出场不到十次，不了解四川革命的人可能不大会注意他，而他此前也并未引起小说研究者的注意。他在重写版中的中介中心性却十分高，紧随吴凤梧和主人公楚用之后而位居第三（表7），说明此人在网络中占据要津。事实上，当时重庆方面由于地处长江下游，与外界息息相通，革命形势好于成都。成都的革命党人自丁未年之后，便已涣散无闻，和重庆相比，丝毫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来自重庆方面的朱之洪显然成了革命党在“台面上”的代表人物。小说中，以他为代表的几个“半真人”形象穿起了最重要的叙事机关，成都的军、学、商界在李劼人笔下显得暗潮涌动。
表7 《大波》（1937）与《大波》（重写本）中人物的中介中心性排名（前五）
按吴玉章的说法，重庆固然是革命重镇，“但重庆的革命党人却没有大举起事的图谋。他们只派了朱之洪为铁路股东代表，到成都去做些合法的斗争”。[39] 朱之洪是最早以股东身份潜入保路运动中心的人。据熊克武等人回忆：“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至省，与曹笃、方潮珍、肖参、曾昭鲁、张颐、刘裕光、王殿飏、杨伯谦、刘泳闿、龙鸣剑、刘永年等及新军中党人密议，谓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辨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40] 小说的责任在于将这些干巴巴的信息情节化、网络化。（图11）于是在“这才叫风潮”等章中，人们看到的是朱之洪（叔痴）和汪子宜在股东大会会场上的配合默契，掀起了股东对端方和朝廷的怒火，此举不仅搅黄了立宪派的计划，还另他们全然不知所措。[41]等到立宪派首领蒲、罗等人回过味来，一切已经晚了，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官官之间的矛盾都被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更大的风潮来了。小说中的这一段叙述和《保路同志会报告》中的记载正趋同。[42]
图11 重写本《大波》中朱之洪的网络，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在小说中，有同盟会背景的革命党人纷纷潜入成都，在学界和军界间建立起联络组织，暗中因势利导，推波助澜，在这个由中间角色的形象序列组成的革命网络中，与朱之洪的功能相类似的，还有更不起眼的汪子宜和一直作为“正牌”革命党人士活跃在李劼人笔下的尤铁民，以及身份始终未能勘破的王文炳等。可以说正是他们在几个关节点上将“有序争路”巧妙地推向了武装斗争。小说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证据，通过增设他们的活动线索，来暗示党人对革命的组织作用，构成了重写本《大波》不该为人们忽略的看点。
四
结语
本文是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现代汉语长篇小说研究的初步尝试。通过适用性考察、数据挖掘、计算和统计分析，还有最后的文本阐释几个环节——我们完成了从莫瑞蒂式的质化描述到社会网络的量化分析、从一般网络到加权网的进步，让初识网络分析的人文研究者们皆可凭借“远读”之法，去做“细读”的事情。
“《大波》三部曲”五个文本中人物通讯的社会网络，建立在容量巨大的人物对话基础上。通过计算较常见的两种中心性，可有助于发现小说叙事中的一些关键性角色。例如，“加权度数”与通常意义上小说“主人公”的概念更相适合。而现代小说中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人物角色通常暗示了文本潜在的叙事意图。在计算这一类指标时，应该使用针对加权网络设计的Opsahl（2010）演算法，而非廖儁凡和Gephi软件所采取的Brandes（2001）算法，但是在进入具体阐释环节时，还应根据每一个文本的特征进行选择，对结果进行取舍。加权网中，中介中心性最高人物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按照此种文本挖掘方式，在古典小说中具有最大居间性的人物，可能仅仅是个负责“串场”的角色，如《儒林外史》中的金东崖（廖儁凡，2010）。在现代小说，他/她可能是一个在角色塑造和叙述功能双重层次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角色。三部曲中，无论是捐官不成反失女，为报私仇而奉教、最后竟失而复得的土粮主顾天成，还是机关算尽想要跻身上流的吴鸿、游窜于各个社群之间的吴凤梧，乃至被民众运动启蒙的傅掌柜、为最后的革命成功铤而走险的朱之洪、尤铁民，甚或是身份暧昧的王文炳、孙雅堂，他们是小说里为数不多的“小人物”，本该埋没于各类人群中，却常常担当了隐秘关系和重大事件的发现者和目击者，成为把控重要消息的“关口”。他们的性格塑造虽未及主人公丰满，但是大都极不安分。在这一意义上，李劼人是想延续《儒林外史》和晚清小说之笔触，勾勒出这一中间阶层的行迹，以之心、眼来观察崇高历史的形成。在中国近代社会由帝制向共和转型的短暂进程中，他们的运命浮沉似乎预示着谁将成为历史的主角。叙事对他们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小说家对这一段最动荡的历史所抱有的总体认识，同时，这种认识也反过来决定了叙述的独特形态。这样一场由外界传导而来的“革命”——辛亥革命“被动”发生的历史本质使得“信息”或者说消息的传播成为三部曲的真正主角，由此，小说叙事即成为信息的“传述”（transmit）过程，信息量巨大的对话引语和以“转述体”形式出现的反讽修辞，使晚清“新小说”中单纯的拟话本形迹，在李劼人这里演化为了意味复杂的现实表征。
责任编辑 | 陆晓芳
作者简介
赵 薇
赵薇，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数字人文等。
向上滑动 查看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李劼人长篇小说中的社会网络与历史叙事”（项目编号：2017M620823）、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目“数字人文与二十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文本数据挖掘”的阶段性成果。[1]《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分别于1936年7月、1936年12月和193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本。1954年11月至1962年12月，李劼人对三部曲进行了修改和重写。其中《死水微澜》变动最少，只占十分之一的篇幅；《暴风雨前》抽去几章，补写几章，修改篇幅达到了四分之一；而《大波》则几乎是重写，基本观点、社会场景、主要人物和情节线索皆有所扩充，篇幅也由原来的54万字增加到98万字，是1937年版本的一倍，耗时长久的重写工作最终未能完成。[2] 这一说法最初来自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实。1960年5月，竹内实在《文学界》发表了《被埋没的作家》，《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458页。[3] 伍加仑，王锦厚：《解放以来的李劼人研究简介》，《当代文坛》，1986年第2期。[4] 1979年，周扬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将李劼人的小说与鲁迅的作品、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并提，称其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1960-1970年代，一些海外翻译家和研究者曾率先将目光投向李劼人。1979年出版的唐弢和严家炎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论者以600余字中肯评价了李劼人三部曲的艺术得失。杨义先生也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一节篇幅专门介绍、评价了李劼人的创作。参见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11.20；蒋林欣，张叹凤：《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英语世界的李劼人研究成果及现象》，《中外文论与文化》第24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74页；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425-447页。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15页；《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李劼人小说的史诗性追求》，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李劼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劼人的人品与文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2015.[5] 李劼人一向以近乎史官的严肃态度写作《大波》，据载，1954年为确保重写本《大波》素材的真实，即与戴执礼等多有往来，借阅还未出版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全部稿件。而学者们编纂《四川近代史》时，竟也从李劼人作品中摄取史料。李劼人，彭光烈：《谈话节略》，《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6] 李思屈（李杰）：《<大波>：历史的情感记忆与传播》，《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59页。谢天开：《从<大波>看清季四川交通近代化》，《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146页。[7]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52页。[8] 商伟，杨彬：《小说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文艺研究》2013年第7期。[9] Franco Moretti, Network Theory, Plot Analysis.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2.[10] 所谓“加权网络”weighted degree network，即以具体的测量数值为网络中的每条边赋予权重，以此表示两个节点（人物）间关系的程度“深浅”。[11] 例如，Andrew Piper（安德鲁·派博）的此类研究便需要统计两个人物名字出现在同一叙述性语句中的频次，以此反映两者关系的“深浅”，这不失为一种测量手段。但问题可能是，当人物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也许仅仅基于偶然，而并非一定产生了我们所认定的叙事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反之，人物和人物相遇或者说发生联系的时候，也不一定会以实名出现。参见Andrew Piper: “Development of a (Semi-) Automatic Character Network Tool”, https://txtlab.org/?p=528 ; “Detecting Literary Characters”, https://txtlab.org/?p=559 ; “The Constraints of Character. Introducing a Character Feature-Space Tool”, https://txtlab.org/?p=611.[12] P. Mutton, “Inferring and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 on Internet relay chat”, in 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IV 2004.[13] 廖儁凡：《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社会网路关系：以<儒林外史>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2010年。[14] 重写本和1937年版《大波》中的出场人物分别为570和204个，而字数近130万字的《战争与和平》，人物才一百多号。[15]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一卷《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16]吴国坤：《大鸟吃小蝇——地方记忆及对李劼人<暴风雨前>的另类读法》，《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1期。[17] 实际上，李劼人小说中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引语形式是间接引语，表现为频繁转述他人言语或事情经过的“转述体”。关于转述体如何成就了李劼人长篇小说重要的修辞特征，继而决定了他的文体价值和意义，关系着晚清长篇小说叙述语体的转型问题，这需要另一篇文章来深入辨析和讨论。[18]参见阿英：《晚清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19] 此处之所以放弃全自动的角色提取法“词夹子演算法”，而采取这种半自动模式，是为了避免抓取听众时候的错误。由于辨认谁是主要听众、谁是次要听众的工作，对于研究者尚且困难，就更不要说机器识别了，所以本文暂且绕过语言学，没有涉及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技术手段。[20] 此处所据，来源于廖儁凡论文中为权重赋值的公式，但在使用Metlab计算的过程中又做了简化处理。[21] 由于在同一部文本中每一对关系权重天差地别（从1~100000不等），所以在后续的特征值计算时，本应使用Tore Opsahl等人针对加权网络（weighted network）而设计的算法。这一改进对于小说人物关系网络的准确建构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廖儁凡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点。Tore Opsahl等人在Gephi软件所采用的Brandes算法基础上对以往非加权网络的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算法做了改进，为将边数和边关系的权重对于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进来，他特别添加了一个α参数，以便在计算各种中心性指标时，可以自由调节边数和边权重两种影响因子的比例。经本研究验证，这两种算法的确存在一定偏差，但在排序的前三名上体现并不显著。参见Opsahl, T., Agneessens, F., & Skvoretz, J, “Node centrality in weighted networks: Generalizing degree and shortest paths”, in Social Networks, 32（3）, pp.245-251, 2010. Brandes Ulrik, “A faster algorithm for betweennes centrality”, in Th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25 (2), pp.163-177, 2001.[22]L. C. Freeman,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1(3), pp.215-239, 1979. S.P.Borgatti, “Centrality and network flow” ,in Social Networks, 27（1）, pp.55-71, 2005.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23] 在计算节点的中心性时，同时将由它连出的每一条边的权重也考虑进来，即不仅仅单纯看他/她与多少人有关系，还要将这些关系的程度经过加权平均后考虑进来，得到一个综合的结果。[24] 此处省略了接近中心性的情况。在一些研究中，人们把接近中心性最高的人物当做主人公（如前述《哈姆雷特》的例子）。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指标的计算要求却很高，在网络中，必须是完全相连的图形才能计算接近中心性。[25] 张大民：《精细的描写与史诗的概括》，《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26] 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书后》，《李劼人全集》（第四卷大波重写本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3页。[27]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全集》（第九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28] 参看萧仲伦：《忆乙巳至辛亥时期四川的武装起义》，载《内江文史:“辛亥革命”与内江专辑》（第28辑），第44页。[29] 恶恶：《成都血》，《四川》，1908年第三期。[30] 李劼人：《暴风雨前》，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91页。[31] 王汎森认为，近代几个大变动时期的地方变革，都缺不了这类“链接性”角色，核心区和中央舞台的活动和信息经他们而扩散到小地方，改变着一地一区的政治意识，他们成为了在地化的“传讯系统”中的重要一极。参见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32] 参见周善培：《辛亥四川事变之我》，1938年版。[33] 中介中心性用于评估一个节点在其他节点之间路径上的分布程度。与其他中心性不同，中介中心性并不是为了描述一个节点在网络中的连通状况，而是为了测量一个点“介于”其他节点之间的能力和程度。[34] [美]纽曼（M.E.J.）：《网络科学引论》，郭世泽，陈哲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35] 由于其余最短路径上都会有中心顶点，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星形图的中心节点达到了中介中心性的最大值。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郝又三的角色和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男主角弗雷德里克非常接近，这也是深受福楼拜影响的李劼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暴风雨前》常常会让人们想起福楼拜的这另一部重要长篇的原因。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36] 关于两种算法的区别，见“方法与步骤”中第3部分的注释。[37] 由于Opsahl在专门针对加权网络的算法中加入了α参数，更科学地考虑到了边关系权重对中介中心性的影响（在本个案中，我们将α设置为0.5，即权重和边数的影响因子各占一半），我们得出的结果便与Gephi软件所采用的Brandes（2001）算法略有偏差。然而，三部曲的文本特点又使得这变化并不至于过大，至少从前三名看来如此。就吴凤梧的排序而言，在我们用两种算法分别计算第四个文本之后，第一名之所以发生了变化，很可能是由于重写本《大波》的字数陡增（全本字数987300，是1937年版的两倍），主角的对话分量加重，随之边的权重自然变重所导致的。可见对话字数的绝对增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O算法的结果，这种趋势在前三个文本结果中也不难见出。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强势影响之下，吴凤梧仍然排到了第二名，这说明在重写本中他仍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中介者形象。[38] 参看汪晖：《革命、妥协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章永乐：《旧帮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39] 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20页。[40] 熊克武等：《辛亥革命纪事》，载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99页。[41]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4卷《大波》重写本上），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42] 四川保路同志会：《股东特别大会志略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辛亥年第三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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