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冰壶：每位残疾人运动员的辛酸与收获都是一本书
第一次尝试轮椅冰壶时，杨洪波已是接触冰壶运动14年的“老运动员”了。
那是在2014年，作为冰壶教练的他刚刚得知要接手一支轮椅冰壶队。轮椅冰壶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心里也没底。
他拿了把椅子模拟轮椅，往冰场上一坐，按照刚学来的规则，不是直接用手，而是用一根轻巧的投壶杆努力挂住约20公斤重的冰壶，尽力往前一推——冰壶愣是没能滑进不到40米外的有效区。
两年后，已经在轮椅冰壶项目上取得一番成绩的杨洪波从北京来到上海，见证了上海轮椅冰壶队从无到有——2017年，在上海市残联的支持下，由上海市残疾人文体中心组建的上海轮椅冰壶队开始正式参与全国比赛。
队员几经更替，如今已成了一支像样的队伍。5名队员，陈晨、良集、彭兵、贺军以及唯一的女队员王颖。
用杨洪波的话来说，这是一支“以老带新”的队伍。贺军练冰壶最久，带领日常训练。彭兵年龄最大，关照队员的日常生活。5个人年龄、经历、性格各异，相互补台，相互影响，共同备战下一届全国残运会。
一周前，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中，中国队成功卫冕夺得金牌。而在这支上海队里，有人曾身披国旗、站上奥运赛场；也有新人选手，在尝试中探索人生方向。虽然出发点和舞台各不相同，但如贺军所说，“每个残疾人运动员的故事都能写成一本书”，每个人都有挣扎的过去和必须直面的将来。
队员们在打训练赛，杨洪波在一旁指导。解放日报供图
“感觉只剩半个人了”
2月24日一早，一辆面包车开进了奉贤区残疾人体育训练培训中心。
“回来啦。”门口的保安招呼着坐在副驾的贺军。
“嗯，回来了。”贺军答应着。上海轮椅冰壶队的队员们结束假期，返回训练基地。
车在3层高的宿舍楼前停下。陈晨首先下了车，受小儿麻痹症影响，他步行不便。接着是王颖，她不紧不慢地在车内装好了双腿的假肢，卷了卷裤管，走下车与路过的基地工作人员打招呼。如果不细看，旁人并不会注意到她的腿，或许更多地会注意她一米七三的身高。
此时，贺军已经推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但他还在等。
陈晨从后方推来了轮椅。贺军小心地挪动，先用手支撑住下方的轮椅扶手，然后看准方向，放下身体。不只是这一天，每个需要出行的训练日，他都是在陈晨的帮助下，从车里转移到轮椅上，又从轮椅转移到车上。
贺军没法站起来，是因为18岁时那场车祸。
那是2004年10月22日，他记得很清楚。从医院醒来，得知自己高位截瘫，“感觉只剩半个人了”。
他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与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刚刚成年的他正憧憬着早日走向社会，给母亲减轻些负担。
受伤前，他打过篮球、练过长跑，在操场上能跑能跳。“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天天躺在病床上，生活起居都要靠人帮忙，眼看着以前的朋友也一个个离他而去，他想过轻生。
母亲哭着对他说，只要他活下来就好，哪怕天天在病床上，只要能看见他就行。那一刻，贺军知道，他不仅为自己而活。
2007年，省队开始招募轮椅冰壶队队员。贺军跟母亲商量，练体育，吃住都能在队里解决，还能挣点钱补贴家用，这样母亲也能从照顾他当中解放出来。那时，轮椅冰壶在国内刚刚起步，他也成了中国第一批正式的轮椅冰壶国家队队员。
这是个新项目，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宿舍楼里没有电梯也没有爬楼机。贺军最高住过5楼，全靠教练和队友拽着他上下楼。他还记得一个休息日，阳光甚好，其他人都出门了，余他一个人坐着轮椅在楼梯口发呆。
因为冰场有限，给轮椅冰壶项目空下的时间段是每天的深夜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训练结束时，街道都空无一人。冰场的条件也不好，冰面上满是滑冰、冰球留下的划痕和小坑。由于没有专业的除湿设备，雾气泛在冰面上一米多高，看不清冰壶的方向。
“好像在人间仙境训练。”谈起过去的日子，条件再差，贺军总是笑呵呵的，“有过苦的日子，后面的都是甜的。”在国家队一路打拼，贺军当时所在的队伍在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获得第四名，在2015年世锦赛中获得第二名。
贺军在指导队友打训练赛。受访者供图
彭兵刚开始练轮椅冰壶时，是在2015年冬天。参加集训时，他想着运动至少可以强身健体。
他今年42岁，之前做一些小生意，受伤时女儿只有3岁。残疾后，他做过残联安排的前台工作，负责接打电话，结果因为长期静坐不动，生了褥疮。养了好久才痊愈，他心想，人还是得动一动。
因为身体残疾，训练进度不快，他总觉得不得要领。一开始在陆地上练习推杆，冰壶的影子都没见到，他心里纳闷：“这是在干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一天天地消磨时间。他发现这个运动挺复杂，不仅需要用推杆把冰壶向前推，为了控制冰壶的方向，运动员需要用手腕力量给冰壶加旋转。
从冬天到第二年春天，他终于能通过推杆操控冰壶，“想让冰壶逆时针转、顺时针转，想要它转几圈就转几圈”。彭兵突然觉得，似有什么新生的东西已然把握在自己手中。他要把这项运动作为终生的事业。
上海轮椅冰壶队成立几年后，贺军与彭兵，从各自的居住地以成熟队员的身份先后来到上海，成了如今上海队中的主力。
杨洪波分析过轮椅冰壶的难度。轮椅冰壶选手要通过投壶杆控制旋转，而且没有刷冰环节，冰壶能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轨迹，全凭运动员的一次投掷。
一旦掷出，投好投坏，落子无悔。
“他们完全投在了我计划的位置”
下午1点50分，奉贤训练基地的操场上，贺军和陈晨来得最早，放放松，做做拉伸。下午2点整，分秒不差，王颖急急忙忙滑着轮椅赶到了。队友们见怪不怪，调侃她相当准时。
“跑圈！”贺军没有丝毫耽搁。
王颖留了及腰直发，在跑道上快速滑行，披散的长发飘在空中，有一丝帅气。
没帅多久，七八圈下来，她已经落后了一整圈。贺军见状移动到她身后，用自己的轮椅架着她的轮椅，督促她加快速度：“还有3圈，快快快！”
“你不要催我！”王颖滑轮椅的节奏已经乱了，嘴上不服输，手上又没法停下。
“哎，别偷懒！”贺军是笑着的，但他说得很直接。
两年前，贺军刚来上海队时，队里的训练场景大为不同。他见到大家训练就是打打羽毛球再玩玩手机：“我都惊了”。
熬过辛酸的日子，上过国际赛场，他来训练可不是为了虚度时间。他要证明自己，要出成绩，可出成绩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着急也没办法，还是得练。他决定从自己做起。每天在操场上轮椅滑圈一小时——轮椅上的运动员常以此热身和保持体能。再重复200次的推杆。有时练到天黑，在郊区空落落的训练室里，他感到孤独。
后来彭兵来了，陪着贺军练。慢慢地，其他队友也相继主动跟上，队伍的气氛终于起来了。
陈晨是贺军现在的室友，也是最早被贺军影响的队友。
陈晨出生在上海，16岁开始练的是轮椅竞速。练了两年，成绩没上去，又被安排练轮椅冰壶。贺军刚来，两个人谁也不服谁。
那时，贺军看着陈晨每天打游戏，一玩玩到半夜，白天就睡觉。贺军忍着忍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爆发了：“别的队伍天天练，你这样天天玩，还想拿冠军？如果这样的态度还能拿冠军，那我觉得老天没眼，凭啥啊！”
陈晨不是不想出成绩。他知道贺军人挺好，自从他跟贺军一起住，宿舍里就没缺过生活用品，“厕纸都是他花钱买的，我一分钱都没花过。”
争吵第二天，陈晨就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贺军怎么练，他就怎么练。陈晨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他就凭自己的感觉走。他相信跟着贺军能练好，他便愿意跟着练。
“孩子长大了。”贺军很欣慰。
但贺军常常拿年龄最小的队员王颖没办法。王颖今年20岁，贺军对她的初印象就是“喜欢怼天怼地”，现在都成了队里的“队宠”。有时两人在训练中拌起嘴，彭兵就会像大哥一样调和。
彭兵在男队员眼里是“兵哥”，在王颖眼里是“兵叔”。去年春节忙着备战残运会，几位家不在上海的队员都住在奉贤基地没有回家，他硬是把王颖劝出了门去唱歌：“年轻人就是要多出门遛遛。”
团队项目最终还是要靠每一个人。如今的赛场上，贺军是这支队伍的四垒手。他是前三位投手投壶时的指挥，也是全队最后一个投壶人，投好投坏，都要为局面做最后的收场。
陈晨说，冰场很冷，但打冰壶以来感觉最暖的时候，就是自己失误时，队友的一句“没事，交给我吧”。
就在去年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中，这支队伍取得了第三名，这是上海残疾人冬季体育项目在残运会中的首枚奖牌。贺军评价他们铜牌争夺战的最后一局“几乎没有失误”。他解释了“没有失误”的概念：“他们完全投在了我计划的位置。”
队员们在冰场上训练。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都满十八了，不小了”
每到上冰场训练的日子，住在奉贤基地的队员早上7点多就出发了。他们要前往45公里外的徐汇区少体校冰壶馆。
杨洪波也很早就来到了冰场，开始近一个小时的修冰。
上午8点半左右，队员到达冰壶馆前，杨洪波出来迎接。他得用爬楼机帮着无法站立的队员一级一级地接上楼梯。热身运动之后，9点开始正式训练。
此时的冰面已经修整完毕，凑近看，能明显注意到上面均匀分布的凸起的“冰点”。这些“冰点”是杨洪波用修冰车和水把冰面修整至光滑如镜之后，再一块块区域喷洒上去的，为的是产生适度的摩擦力。为这个修冰技术，他前前后后进修了好几次。
占位、旋打、打甩……冰面上的训练时间有限，队员反复地推出冰壶，打出规定动作。
39岁的良集是个力量型选手，能顺利将壶推远，但在力量控制上遇到了难题。他与陈晨一样，从轮椅竞速转到轮椅冰壶项目。良集感觉这项运动很安静，轮椅竞速只管力量大就行，但推个冰壶，一使劲壶就直出底线。
一直练，一直学，冰壶还是到不了想要的位置。
队里不放弃他，他便不放弃冰壶。良集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有很多残疾人朋友，也习惯了集体生活。在哪儿都是“上班”，他选择在这里“上班”，这便是他在这里的意义。
一局比赛，一支队伍仅仅有8次投掷机会。为了让冰壶到达预期的位置，每个人都为此消耗着漫长的时间，每个人都得为这些付出的时间寻找意义。
5年了，王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嫌累嫌烦，她觉得轮椅滑圈无聊，推杆无聊。她喜欢美甲、画画，喜欢在网上聊天交朋友。如果没有14岁那场车祸，她想自己本该拿个相机自由自在地出去玩耍。
有时杨洪波把队员召集起来训话，他没有点名道姓，只说“有些人”的行为需要改进。
“我可没有这样。”王颖坐在轮椅上玩着自己的假肢。
杨洪波有些无奈：“我既然说了，就代表有的人有。不要觉得自己还小，都是成年人。”
“都满十八了，不小了。”贺军接住了话茬。
“我才二十。”王颖经常这样被训，她觉得委屈。教练或许说得没错，但道理她都懂。她有时想不通为何自己还在这里训练。
她妈妈让她来上海，她就来了。队伍里只有自己一个女孩，她真的会感觉孤单。她说她不知道未来，也没有想过未来。
对年轻队员的心态，杨洪波其实感同身受。在漫长的日常中，不光是运动员烦闷，作为教练，杨洪波有时也觉得迷茫：“一年365天，大概有300天都在冰上，每一天好像都在重复昨天的动作。”他也会想，这样日复一日地修冰、训练，每天穿着羽绒服在冰场上受冻，是为了什么？
贺军在轮椅冰壶上消耗得最久。从2007年开始，他为母亲而训练。但他的母亲在2015年因癌症去世了。如今，他还有轮椅冰壶，轮椅冰壶已经占据了他至今为止一半的人生。
杨洪波接触过很多残疾人运动员，也眼见很多人离开尝试新的生活。他见证了轮椅冰壶如何为运动员的每一天赋予意义，相对应的，也给自己赋予了意义。
经常迟到的王颖，慢慢开始能掐着时间来训练了。自从贺军和彭兵来到队里，她感觉两人“有点领导者的风范”。虽身处异乡，她觉得仿佛在一个“大家庭”中，“好像是我的亲人”。虽有不快，她还是继续练下去：“我怕他们告诉教练，大不了我就忍一忍，累一点。”她也有开心的时候，教练如果不忙，带大家出去玩，逛街、逛商场。
她想，开心或者不开心，日子也是一天天地过。今年底，她就要二十一岁了。
队员们在操场上“跑圈”热身。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再拼一把吧？”
又是一个训练日。打开冰场的门，自冰面下制冷机的寒气迎面扑来，除湿机“嗡嗡”作响。
为方便冰上活动，王颖拆下一条腿的假肢，放在了冰场旁的过道上。队员分成两组，在两条冰道的两头坐定。
刚刚还嬉笑着的王颖俯下身，单手持推杆末端，熟练地以杆头挂住冰壶手柄，眼、杆、壶、圆心成一直线。这一刻，她没有表情。
“9秒！”“13秒！”“力量过大了！”
这一轮是贺军辅助王颖练习占位，他为冰壶通过两条前掷线之间的时长计时，给投壶的力量一个参考值。只有近乎吼叫的声音才能越过45米多长的冰道。
下一轮练习击打。王颖用冰刷挪动冰壶，给贺军一个可击打的目标——轮椅冰壶队员对冰刷也很熟悉，除了训练中摆壶，比赛中常用来指向目标。
接近中午11点，另一支队伍已经在场馆外整队热身了。趁下一支队伍还没上冰，贺军总是抓紧时间，多投一个，再投一个……
他们每周有四个上午的时间可以使用冰场，但他想，如果一周六天都能“上冰”就好了，最好一天三场。
彭兵也是一样的想法。说起参加轮椅冰壶以来最苦最难的时候，彭兵没有提伤病、没有提训练，他最难受的是落选国家队的那一刻，沮丧、委屈、不甘心。
后来彭兵想通了，身披国旗为国争光也好，在地方队备战接受选拔也好，所有人都可以说是国家队的一员，“我们更强，国家队也更强”。
去年拿了全国第三，也许是尝到了努力的甜头，现在队伍的目标很一致。连队伍里最“佛系”的王颖，也有自己的“好胜心”，她记得妈妈表扬了一句“出息了”。
良集有时会想起他放弃的轮椅竞速。他看到电视上以前的队友在国际赛场上拼搏，他想知道，不放弃的自己，是不是还能在赛场上闪亮一次。
“再拼一把吧？”他要给自己一个答案。
贺军代表国家队参赛时，见过国外60多岁的选手还在冰场上投壶。对于轮椅冰壶这个项目，他相信训练、相信经验、相信技术，相信这些努力能战胜时间。他要“练到他们不要我为止”。
陈晨说，下一届比赛，拿银牌他都不会甘心，目标只有冠军。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因为队里有一个“对的气氛”，他就是觉得这支队伍能行。
杨洪波在指导贺军训练。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杨洪波知道，获得成绩得一步步来。自己在练，对手也在练，看谁付出更多，理解更多，也许有时也需要一点“运气”。刚开始面对残疾人运动员时，他总有些小心翼翼，生怕伤害到他人。现在，他知道训练场上的每个人都是实打实的运动员，该训训，该罚罚。竞技体育从来都是残酷的。为了共同的方向，他可以放下顾虑了。
杨洪波刚练冰壶那会儿，就觉得“冰壶精神”有些与众不同。体育运动中人们常说“更快、更高、更强”，而世界冰壶联合会发布的“冰壶精神”中明确写道：
“一名真正的冰壶运动员从不试着去转移对手的注意力，也不阻碍他们发挥出最佳水平，宁可输掉比赛也绝不能不公平地获胜。”
一场冰壶比赛，运动员不该侥幸期待对手的失误或弱小。面对强大的对手，照样要激发对手全部的能量，再拼尽自己全部的能量，打败它。杨洪波这样解读。
上海队的队员们都喜欢这种坦坦荡荡的精神。
他们想赢。
来源：上观新闻
编辑：何语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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