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振宇 | 体验与想象“现代”的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起点处的科幻与鲁迅

“研究科幻文学如果不从‘现代性’着手，就不能真正接触它的内核。”科幻作品中的想象，往往建立在人类对现代科技的把握、理解和认知的基础上。在最初作为外来器物的震撼过去之后，科学的逻辑、方法和审美，会在现代化历程中逐步居于视野的中心。当科学开始在想象语境中被体验，在时间维度上被推演，科幻也就成为兼具实践性和可能性的人类文化实践。在不同的时代，科幻想象深刻地受制于科技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渗透方法、路径以及深度。观察科技如何进入文学艺术和人类想象，如何被展示、书写，如何被赋予意义，甚或在特定语境下成为具有深刻内涵的隐喻，能够展现并折射出极为突出的时代和文化特色。

一、鲁迅的“矿洞”迷思：科技体验与未来的现代图景

对个人而言，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同作为直观体验的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事情。鲁迅对“科学”认识最早、最深的领域是矿业。作为当时第一批在国内接受了系统现代科学教育的青年学生，鲁迅或许在开端处有其个人寻求“出路”的实际思路，而后又接纳了实业救国的宏大叙事。

但这样的解释还需要更进一步——代入青年鲁迅的个人视角，直接地进入这些“前五四”的繁杂现代文化探索。1901年11月，20岁的周树人毕业实习，下到南京城外的青龙山煤矿的矿井当中。周作人以为这些与矿业相关的学习和实践“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在鲁迅的自述当中，这一趟进入生产实践现场的考察，带来的震动却是在另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鬼一般工作着。”

应当注意到，对于此时的鲁迅来说，这一画面当中所蕴含的，远不止于民族与社会之苦难现实、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之类。这次井下实习应当是鲁迅第一次从现代“科技”那里获得全方位的直观体验，而在下到矿洞之前，鲁迅对科技知识的领会多来自想象——依托于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以及来自于《天演论》之类的外来书籍。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认知方式具有普遍性，对于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点处的青年学生而言，自然可以从课堂和书本中获得现代科技知识体系，并建立起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模糊联系。

关于科学知识、科技体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问题，此处可以提供佐证的材料来自前述“矿洞”的前一节，鲁迅同样以大量的情绪和体验性描述，记叙了他对早年间自己初识现代科学体系时的体验：“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作为30年之后鲁迅对过往校舍青春的回忆，实际上连“画铁轨横断面图”和“平行线”所带来的“麻烦”和“讨厌”，都似乎显得“可爱”了。

鲁迅自青年时期开始，在科学、矿业当中收获了切身经验、审美体验，乃至受到了更深层次的宏大叙事感召。非如此无以解释，为何在“弃医从文”之前，鲁迅非但在国内时就将矿业视为自己进行自我定位的凭仗，出国后也首先以该学科的专门从业者的自觉，书写、编订了《中国矿产志》。甚至直到晚年，在黄埔军校演讲时，鲁迅的开篇也是：“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晚清年轻学子为何选择矿业？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追问，人类为何需要开掘煤矿？一旦进入这样的问题，答案就早已内蕴在人类推进现代化的多维实践当中：煤炭是蒸汽机的燃料，而蒸汽机则是工业革命动力的来源，火车头、工厂烟囱，正是人类工业化生产和现代文明的起点与标志。始于晚清中国，以“实业”、启蒙和救亡等为核心的一系列时代主题，正是“伟大的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本土脉络。

鲁迅与学友顾琅共同编写的《中国矿产志》（1906）

那么在此时学习矿业开采的青年鲁迅，对于自己那种个体化的、尚不完善的课业，与以“现代”为名的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图景之间的联系，是否有所明知呢？这便是“无确证但可推想”的空间。在目睹了矿洞中的凄凉景象之后，鲁迅确实对指向未来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但这种怀疑指向的是当时从课业到未来蓝图的实践途径；至于科学所内蕴的强大力量，鲁迅对其的信念似乎更强烈了。在发表于1903年的《说镭》当中，鲁迅认为镭元素可以“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直到“幻灯片事件”之前，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以及以凡尔纳科幻小说为中心的一系列阅读和翻译当中，鲁迅在与科技相关的观念上逐步走向深入。

通过这些“旁证”，依旧需要回到1901年冬天江南的矿洞当中：当20岁的青年目睹“鬼一般”的矿工时，所期许的光明的现代图景，是否还存在于此地呢？

我们以为，瞬间的科学体验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叠加态的存在”：未来的现代图景当然不在矿洞中的“此地”，但若要抵达“彼处”，又必然以“此地”作为起点。因此，“光明的未来”是以一种未来历史可能性的方式存在于矿洞当中的。我们站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回望，自然可以回溯式地勾勒中国现代图景达成的历程，但在历史的彼端，当鲁迅身处人工开掘的“矿洞”之中，当其现实经验与个人想象内部产生巨大冲突时，20岁的鲁迅选择了希望。“概率云”中的人类现代历史进程，便由此“坍缩”为在实践中不断获得确证的经验、反思、忘却和新创。

二、看见“造人”：科幻作为把握和感知科学的方式

更真切的科技体验，产生于鲁迅借由日本留学而向更前沿的科技实践“打开”之后。留日期间的鲁迅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影响下，极为敏锐地从科技想象中，获得更为真切的个体情感体验。鲁迅从1903年开始，参与了前沿科技新闻、科学普及著作和科幻小说的阅读与译介。正是在一系列的翻译与阐释当中，鲁迅逐渐意识到，在汇聚于“矿洞”迷思中的宏观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前沿科技力量之外，科技当中还存在着更具身、更在场也更强烈的情感体验乃至情绪反应。

这里的关键文本是鲁迅早期的译作《造人术》，这个文本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周作人在跋语中直指该文乃是“幻想之寓言也”，并将这部作品的核心视为“以求人治之进化”。这一判断固然出于周作人的本心，但实际上是以遮蔽乃至否定其中的科学内容作为预设，不能不说是对青年鲁迅思想的一种窄化。周作人以后，对于《造人术》的评判大多不出两种，其一是以为这篇小说反映的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进而导向瞿秋白对鲁迅的判断：“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另一种则是将译作与英文原作联系起来，认为小说的关键点在于“造人”这一技术奇观所蕴藏的宗教意味，而在当时的中日语境中，这都是一篇“荒诞无稽、枯燥无味”的“平庸之作”。

这些判断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周作人以降的诸多学者能将自己置入当时青年鲁迅的特殊知识结构与阅读趣味之中，把科技（及其经验和审美）与社会现实密切地放在同一思考框架当中，那么便能看到，此时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伟大的鲁迅”从他“短暂的科学时代”中获得了什么，而是在关乎“伟大的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现场，青年周树人扮演了什么样的典范性角色。

在此，比较重要的证据在于，鲁迅从科学的陈述当中，所发现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但指向科学奇观所带来的新鲜认知，而且能够从观察者身上诱发震颤的情感。《琐记》当中就有一个尚未得到关注和解答的细节，那就是当鲁迅初遇《天演论》之后，他写道：“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在后期的创作中，鲁迅的情感流露极为克制，尤其在叹词的使用上，往往仅借一两字便呈现许多层次的意味，此处的“哦”所串联、导向的场景，恰恰来自现代知识系统所提供的开阔视野。在《天演论》之前，鲁迅固然已经逐步“接触”中西知识之间的交融，但唯有在自主地购书和读书之后，鲁迅关于人类世界整体的演化历程和历史框架才逐步清晰起来。因此，在这一“哦”中，有恍惚、有惊叹、有相遇恨晚，也有猝不及防的惊喜。

这种情感的流露值得重视。借助同样的视角观察早期的《造人术》译文，则能看到青年鲁迅在翻译这部科幻作品时，情感表露却几乎到了不加节制的程度。例如在对人造生命之诞生的反复确认中，主人公感叹道：“视之！”“视之！视之！”“否否——重视之！重视之！”“视之！视之！视之！”译文最后又有：

于是伊尼他氏大欢喜，雀跃，绕室疾走。噫吁唏！世界之秘，非爰发耶？人间之怪，非爰释耶？假世界有第一造物主，则吾非其亚耶？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谁！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 

鲁迅的译文极为忠实地全程保持了对原抱一庵之日文版的直译。有趣的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地方——日译在行文中时常出现的微妙的视角转换——也被中译分毫不差地延续了下来。如上段引文中，首句是以第三人称描述主人公惊喜情绪之下的行动，后文便迅速代入第一人称视角。英文原著的处理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时候，主人公被称为第三人称之“他”（He），叙述者与之全然拉开距离。对比与鲁迅译文几乎同时问世的包天笑版本，则更为微妙地加上了“曰”：

依仁透君时大欢喜，大雀跃，绕走室中，曰：“世界之神我发之，上帝之权我操之。世果有造物主者，则我为第二之造物主!” 

如何理解这种出入于叙事者与主人公之间的情绪共鸣呢？在诸学者中，神田一三的看法极具代表性。他首先颇显困惑地复述了小说对人造生命的描述：“这只是描写受精卵从细胞分裂到器官生成的过程而已。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是在女子的子宫内进行的，该小说只不过是将其展现在光秃秃的桌子上而已。”而对于那种在“怀着兴奋的心情”与“观察”生理过程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他在简单陈述之后便转向讨论“成为第二造物主”和“制造人工生命”所带来的启蒙话语、宗教冲击等文化议题，并探讨了它们的不可接受性。最终，神田一三指出这是一篇“平庸之作”。更多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和开拓，但也与神田一三相去不远，一般止于“宣传近代生物科学能够造出人芽的伟大创造力”或“展现了西方科技高度发达的景观”之类的看法。

上述论者评点在其逻辑框架之内自然能够成立，但却缺失了这部科幻作品与译者鲁迅“相逢”时所带来的深刻的文化震颤，这种震颤的直接来源恰恰是科技本身。考虑到鲁迅曾经下过矿洞的经验且身处于当时的科技浪潮前沿中，这些评论未能道出鲁迅通过感官和阅读经验所体验着的人类文明想象，以及透过“触摸”科学所感受到的他那个时代的现代世界图景，自然也没能跨越其时代和语言的壁障，抵达彼时中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附加在这个二流科幻故事之上的个人情绪与倾向。

原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因为科学成就的达成而激动，但小说之外作为译者的原抱一庵和青年鲁迅，却是因为在文本中“看见”了“科学”的过程而激动不已。重要的恰恰是人类在感官层面得以触碰到“科学”所伴随着的凝视感，这种微妙而又极具标志意义的“看见”，对比小说开头之处对主人公实验室灯光的描述也有着明晰的呈现：原著和包天笑译本都把重点放置于“日夜有灯光照出”的现象描述，而这一现象在文学史中无甚稀奇，将译本中的“电气灯”换成“夜明珠”“长明灯”之类的“不科学”元素也可成立；但原抱一庵和鲁迅的译本则将重点放在了对现象的解释上：为何始终有光照出呢？因为有电来提供能量。

从事物的现象到其本质的推演过程——而非结论本身的呈现——是现代逻辑方法的最佳呈现空间。正如煤炭作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中的全新定位，与现代世界图景之间，是以实践逻辑的方式呈现其关联。对鲁迅来说，电是在人类世界的“别处”已经有所应用的东西，却在“此地”是一种尚有赖于想象、也许不日即将来到每个人身边的现代科技奇观。联系到另一个我们所熟知的、跟“鲁迅”与“电”同时相关的重要文化事件，就是恰在发表《造人术》的同一年发生的“幻灯片事件”。

如果考察“幻灯片”这样一种现代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器物，便会知道，作为1906年最先进的教学手段之一，鲁迅课上的幻灯机在不放映“风景或时事”的时候，是用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当注意到青年鲁迅面对现代科技的直接经验和感受时，周作人的误读以及神田一三的困惑便由此可以被厘清。当“受精卵从细胞分裂到器官生成的过程”这类科学事实，从一种只有借由想象或其他中介性手段才能被感知到的模糊知识，变得可以被“看见”——哪怕是虚构小说中的“看见”——科技及其相关的人类现代生存状态，便成为可被青年鲁迅充分把握、理解和感知的对象。与《造人术》同类的《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乃至“哲理科学小说”，在此时成为鲁迅的新的“矿洞”：科学变得可见且可触，同时科幻作品还带来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更丰沛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在这个瞬间，作为“他者”的现代科技知识就此被纳入主体的切身体验，也就是在这一点上，青年鲁迅与刘慈欣达成了某种一致：“他们看到了牛顿第一定律。”“我们将真实地体验一下当时采煤工作的空气。”“就像我父亲给我的一块晶亮的煤块。”这种带有个人直接体验的表述，不仅构成了个体经验中难能可贵的部分，同时也折射出国人百年来与科学“碰撞”时的真切感受。科学如何从概念、抽象认知，转变为经验具象感受的存在？科学的经验性认知如何演变为一种对于现代文明和人类未来图景的想象？科幻显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与科幻相逢：跨越百年的共鸣

科技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认知层面的知识。在科技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之中，贯穿了数以万计的事与物，而覆盖于其上的，不只是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也包含了由这些现代事、物所伴随产生的感官和经验层面的体验。以鲁迅作为典型，“矿洞”记忆和早年矿业学习的经历，勾勒了他与现代科学相逢的具体文化情境，翻译科幻作品《造人术》则代表了另一种“触摸”科学的方式——如实记录和捕捉个体与科学相逢时刻的那种经验与感官体验。这种从文学和文本中折射的体验，其时代意义在于，它们对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作者而言，比冷酷客观的科学知识更深刻地指出了人类想象的方向与限度，也即人类将如何透过科技来思考世界、想象世界。

后来我们知道，青年鲁迅源自科学与想象的激动和理想在许多严酷的现实面前溃不成军。他与梁启超等前辈一样，在冥冥中或许曾期许过中国能够参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辉煌未来；而在同样意识到过程的艰辛之后，便也迅速放弃了遥望，投身于更富时代性的启蒙议题当中。需要指出的是，有过诸如“矿洞”经验等诸多科学认知的鲁迅，并不像梁启超一样曾颇为幼稚地轻信于“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鲁迅对所谓“凄凉”的现代化起点处的经历，同时包含了茫然荒诞与新鲜丰沛这两种反差巨大的面向，与此同时，对于课堂知识与光明现代蓝图之间的那种繁复的曲折链接，青年鲁迅也已经建立了多个维度的理解。此时的青年鲁迅已经意识到，人类科技的发展固然足以超越“沉沦黑狱”的悲惨前景，但科技发展并不能最终跳出演化论所预示的生存争斗前景。这种深刻的关乎科技与人类文明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显然得益于鲁迅早年的科学教育以及大量接触科学的经验感，恰恰是这些东西而非纯粹客观的科学知识本身，搭建了人类如何与科幻相逢的思考方式和思想准备。

回过头看，宏大的人类与星球尺度的叙事，以及宏大的个体与科技文明的经验，同样参与、构成了鲁迅所谓的“被忘却的许多梦”。即便最终选择“立人”的现实需求，走上文学艺术的道路，但科技底色仍未从鲁迅身上彻底褪去。在青年时期接触科学与科幻的20多年之后，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终于开始尝试以文类的形态来面对“科学幻想”时，鲁迅却缺席了轰轰烈烈的“科玄论战”。而刘禾却认为，鲁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祝福》（1924年）实际上也呈现了他对科技的态度：鲁迅曾在凡尔纳式的科幻小说当中见到了理想状态下，现代科学文明当中可能的社会与人格形象，但返回到现实当中，科学及其相关的那种个体经验却几乎彻底缺位，正如小说中“回乡者”们挟着现代文明的背囊抵达一个又一个鲁镇，他们所理解的现实、未来与理想却在“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叩问中溃散，知识性的存在也不得不化入现实之中，去直面具体的、人性的恐怖或是安慰。

回顾百年前青年鲁迅的经历，进而反观今日中国的科幻热潮，或许也回应了本文的许多观察。对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他者”般的、外部的抑或是指向某种时间性“彼岸”的科学，势必要与主体建立起多层次、多维度的“相逢”契机。科幻之所以得以与当代中国契合地“相逢”，或许也奠基于国人长久以来所养成的那种经验，以及理解“科学”“科技”的特定方式，并最终将其投射和凝结到具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品之中。

正如鲁迅从科幻作品中“看见”了未来科技的“过程”那样，刘慈欣在文学中也生动地展现了“看见牛顿定律”的感受，这种以科幻为中介、仿佛“看见”了“科学”本身所带来的兴奋感，连同体验到“科学”所隐喻的某种人类未来的想象，或透过“科学”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现实社会的参差，或许正是百年科幻与中国百年历史多次“相逢”的共性所在。

【作者简介】

姜振宇，男，1989年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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