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北京的26岁青年毛泽东 | 五四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很多的邦主在为没有了半天假期感到遗憾，也有一些朋友对“青年”的年龄究竟该如何界定产生疑问，当然，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对自己当下的生活与思想状态进行反观与思考——青春到底该如何度过？有人迷茫，有人纠结，有人踌躇满志……
小邦今天推荐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选摘，看看初到北京的青年毛泽东的生活。
[美]罗斯·特里尔 | 著
何宇光、刘加英 | 译
毛泽东26岁生日前不久，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省。
《三国演义》描写了三个豪杰，毛泽东和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自称“三豪杰”。萧瑜是其中之一。再一个是蔡和森，他来自毛泽东母亲娘家那个县，是个激进的青年。
1918年，杨昌济离开长沙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首都给这“三豪杰”写信，谈到去西方勤工俭学为什么能帮助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就赴法国勤工俭学计划北上到了北京。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也随其后去了北京。途中先是步行，又坐船到武汉，随后再坐火车到北京。
毛泽东本来就要去北京的。有了杨昌济搭桥，《新青年》杂志做中介，他已经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外围。关于北京出版的这份杂志，他对萧三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
北京看上去是个了不起的大城市，但毛泽东的境况却不那么好。很多大学生在中小学的小池塘里是大鱼，但到了大学，感到又成了小鱼。毛泽东就体验到这种痛苦。他必须找个工作，否则无以度日。
杨教授住在北大后门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毛泽东最初就和这所房子的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子。后来他同另外七个湖南来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在三眼井这个地方的一个大杂院里共同租住一间小房子。他们八个人并排睡在北方民居特有的炕上，空气中散发着体臭味。毛泽东回忆那些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的夜晚时说：“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
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北京物价比长沙高，买柴火烧炕使他们手头拮据。每人有一件棉外衣更是不可能的。他们八个人合买了一件（这种棉衣对湖南人来讲是罕见的，就像佛罗里达人罕有裘皮大衣一样），在严寒中他们只能轮流穿。北京很快就变得寒气逼人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毛泽东跑去请杨教授帮忙。毛泽东尽管很穷，但他在湖南上的是好学校，使他认识了一些人，也学会了想办法办事。杨教授给北大图书馆馆长写了一个便条：有没有一个差事给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穷学生？
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毛泽东最敬仰两位作者。他说：“他们一时成为我的楷模。”其中之一是李大钊教授，原来他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
毛泽东得到一份在期刊室的工作，月薪8元。工作是很卑微的，薪水也很少。整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借阅者的姓名。对一个具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已经26岁的人来讲，这简直称不上是一份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
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对于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来自长沙的一个出众的学生，而只是把杂志摆摆整齐的两只苍白瘦弱的手。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无论是在一个临窗的三屉桌前忙碌，还是沿书架巡查，穿着褪色的蓝布长褂和布鞋的毛泽东，不会漏过他眼前的事物。在借阅登记簿上，他认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心酸地回忆说，“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大学的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同样不好。他可以到课堂上去旁听，但不能发言。有一次他贸然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是当时出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并当过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胡适问提问人是谁。发现毛泽东不是一个正式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时髦的教授拒绝同他对话。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对周围任何好的东西都盯住不放。由于急切希望踏入知识界圈子，他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的确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新闻和道德是他思想上主要的关切点。
他结识了一些新的人物，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成为毛泽东较亲密的朋友。这些人中包括张国焘，他出生于与韶山一山之隔的一个地主家庭。
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毛泽东人生的前26年完全生活在南方的环境中。湖南和北京生活习惯的差别，至少像佛罗里达和蒙大拿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别一样大：严酷的冬天，不同的口音，饭菜缺少辣味等等；但是除了客观环境以外，更大的是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发源地。这里有很多官员和名流，他们认为苦力们除了出汗干活以外，头脑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他们与在韶山的田里耕作的人们，如同隔世一般。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有一种很强的地方性感觉。对于北京的生活方式，他终生有一种爱恨莫名的情绪，根子就是这年冬天种下的。然而，毛泽东也找到了他自己的北京。他常常独来独往，发现了北京及其郊区对他个人的吸引力。
那是从文学和古文物爱好的角度，他发现了他所喜欢的北京。他徜徉在公园和宫殿之中。在西山和长城，他去触摸古代中国的石头。他凝望着北海岸边垂柳枝头晶莹的冰挂，回味着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岑参在诗中生动感人地描绘了这种水晶般的冬天景象。这个湖南农家青年，更深地把自己同这一超越时代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在这座首都，每周都有政治苦难发生。但毛泽东似乎只关心那些更基本的事情。“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一时间，这个反偶像的长沙造反者，被喜欢诗歌、朦胧的山峦和中国古代传奇的梦幻者所替代了。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长沙来的其他朋友坐船出发了，但毛泽东觉得有些障碍使他不能走。去法国的一个要求是学法语，而毛泽东却学不好。此外，虽然这项计划是得到补贴的，但每个学生仍然要支付一笔打折的路费，毛泽东已经负债累累，不好意思再向他手头较为宽裕的熟人伸手借钱了。
*毛泽东一文不名的尴尬状况，在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处，”毛泽东突然激动地说，“我们必须行动。把你们的衣服交给我，我来洗……不分大小件，价钱统统一个样。三天以后你们取回衣服付钱就行。”没人吭一声。最后，一个学生怕毛泽东太尴尬，就说：“明天你过来帮助洗衣服吧。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做得好。”毛泽东洗了衣服，当然也得到很满意的报酬。见Li Huang，《明报月刊》，HK，1969/6。*
或许还有对杨小姐的牵挂。毛泽东最近常在杨教授舒适的家中和新闻研究会的会议中见到杨教授的女儿。杨小姐是新闻专业的学生，也不打算到法国工厂去做工。
说到底，毛泽东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因为出国的意愿不够强烈。那些障碍之所以成为阻拦，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他自己的，或许还有中国的，未来的关键在西方。他的思想集中在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壮美和中国近年来受到的屈辱上。
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
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讲到放弃坐船去马赛的机会，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尽管他这话中有自谦和一本正经两种奇怪的意味，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提出的理由。他的基本态度早已定下，这一决定是自然而然的。同时，这一决定对未来有重要的影响：它强化了毛泽东的本土主义。
就在此时，在北京东南方200余华里的天津，一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人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越洋去了欧洲。在西南方的重庆，另一名叫作邓小平的青年，也加入勤工俭学的行列，打起行装去了法国。
本文摘选自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原章节题为《北京和上海的广阔世界》。
题图为小众纪录片《重生》剧照：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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