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联的全称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我去那里工作，是组织借调性质，当然能够成行，也因朋友推荐。

1994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副总编辑何启治到香港访问，接待他的人是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行政部主任章新民。章了解香港三联书店正要到内地物色出版管理人才，便问何启治，有没有合适人选可以推荐？何脱口而出，说我觉得李昕就挺合适。章也是从内地派到香港工作的，曾在人文社做过编辑，原本就知道我，好像对我印象还不错。于是他便向集团领导做了推荐。

1995年3月，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兼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赵斌到北京出差，顺便约我面谈。这算是一次面试，我们长谈了两三个小时，互相提了各种问题。赵当场表示我可以去香港工作。但是我问去了做什么，他说暂时不能定，要等香港工委的意见，可能是做副总编，也可能是做编辑部主任。“如果是后者，对你就是降职使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到香港工作的人，很多都是降职使用的。”我表示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赵斌，说我已经决定赴港工作。他问我职务上如何考虑，我表示不计较职务，不再患得患失。

经过一番周折，1996年12月，我终于接到调令，踏上赴港的旅程。

上班的第一天，赵斌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从香港的整体形势一直谈到本地出版工作特点，谈到中资出版机构的责任和担当，三联目前的经营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机遇与挑战等等。总之给我的感觉是压力山大。他特别强调了必须重视工作效率，讲了几点我至今不忘：

1. 他要我做副总编，但是告诉我，公司为了提高效率，实行所谓“扁平化管理”，减少中间管理环节，所以不设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要直接面对每一个编辑、设计人员和生产印制人员。

2. 他说必须学会使用秘书，不要事必躬亲。要面对的事情很多，不能被事务缠身。就像足球运动员一样，不能总是自己盘带，要尽快把球踢出去。

3. 不要把内地喜欢开会的习惯带到香港来。这里开会人工成本很高，一个月薪3万元的编辑，每个小时的工资差不多要200元，我们不能不算这个账。公司大会一年只开一次，也只是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平时只开领导班子会，或找个别人研究问题。

4. 注意要用数字说话。领导班子例会每周一次，就是报数字，研究数字中的问题。必须有所准备。

5. 任何事情，总经理秘书都会通知，但是只通知一遍，不再提醒，所以必须记牢。

这一切，我都要迅速适应，而且在编辑出版业务方面，有很多东西我也需要从头学习。联合出版集团当时的董事长李祖泽知道我来香港了，约我谈话，就告诉我，内地人来香港做出版，总是很自信，其实“水土不服”的人很多。“如果你三年能熟悉就算及格，如果你两年能熟悉，我就给你打AA。”

的确，什么书能够适应香港市场？哪些书能出，哪些书不能出？这就需要积累经验，才能形成判断力。我在到达香港的第一周里，立功心切，一口气给赵斌提出了十多个选题，建议三联出版，结果差不多全部被赵斌枪毙。从此我便知道，在这里策划选题，要先研究同类图书的市场数据。

可以学习的东西真是很多。那个时期，香港的出版业和内地相比，还是有着技术优势的。他们的图书装帧设计水平高，纸张和各种制作材料质量好，印刷和装订设备先进，工艺领先，所以印制出的图书比内地版图书要精美得多。那时内地几乎还没有出版社实现电脑化，人文社的社长办公室还在请专门的打字员使用四通打字机打印文件，而香港三联已经人手一台电脑；内地基本上还处在铅字排版向电脑排版的过渡时期，书中大多只能以另外照相制版插入单页单色插图，而香港早已实现了图文混排，真正进入了“读图时代”。记得我刚到香港时，就被香港制作的大型画册所震撼。如三联出版的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都是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编辑的，堪称传世之作。这些书之所以会拿到香港来制作，原因就在于当时内地不具备制作这种画册的能力。而香港三联，在图书装帧设计方面一直是独树一帜的。它拥有一流的美编，人称“阿智”的设计家陆智昌曾经长期在这里工作，北京三联的设计家宁成春也曾两次受聘来这里任职。在他们主持下的三联图书美术设计，重视质量，讲求品相，形成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所以，一连很多年，香港举办图书设计和印制大赛，评奖时，哪怕只有一本书获奖，那本书就是三联出版的。我来到这样的一个重视装帧艺术的出版环境里工作，自己的“书感”便被培养起来。

在图书出版的经营管理方面，我在这个时期也增长了很多经验。虽然香港的市场很小，香港三联和人文社相比不过是个小社，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我在这里做了出版社的负责人，工作层面提高了，看问题的角度跟着发生变化，开始学会从全局的角度考虑经营问题。过去在北京，虽然对于图书的销售也很关心，但那只是作为编辑部门负责人，考虑的只是一个部门的几本书的问题。但是现在，需要考虑整个出版社的整体销售状况、盈亏情况，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趋势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赵斌说要拿数字说话，指的就是这些。所以我很快就养成了每天看数据的习惯。当然，香港三联虽然重视效率，也并不是每天都有现成的市场报表。但是因为它有17间门市书店，这些门市书店的电脑可以和我办公桌上的电脑联网，所以十来万个品种的图书，哪一本在哪一天销售了多少本，我坐在办公室里都能看到。而香港三联的17间门市书店在香港图书市场上是占有固定销售份额的。知道了图书在自己门市店的销售数字，可以轻易估算出这本图书在整个香港市场的销量。而且，根据一般规律，从一本书几个月的销量，就可以很容易地推算它在未来几年内的市场潜力。有了这些市场数据，出版社的盈亏账就容易计算了，而且，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经营中的问题。哪些书推销不利，哪些书发行不到位，都能迅速察觉。我们每周开一次总经理办公会，常常要针对这些问题做些讨论和研究。开会前当然要做准备，汇报工作当然要有提纲或者文稿，在一般情况下，写提纲或者文稿，人们都会选择使用office里面的word软件，但是香港三联的管理人员，更多地选择使用excel。原因是这个软件的计算和图示功能，对于研究销售问题比较方便，在会上也易于使用投影仪做演示。我在香港8年，每周用excel报告工作已经养成习惯。

香港三联是一家有传统的出版社，在香港，它的地位又很特殊。它和北京三联、上海三联虽然互无隶属关系，但是同根同源，其历史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进步出版机构。解放战争时期，这三家出版机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迁往香港，1948年10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香港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成立前夕，书店的大部分人员回到北京，参与国家建设，少数人员留在香港，仍然坚持三联的传统，从事进步文化的传播工作。作为中资企业，它归香港“中联办”（过去称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除了一如既往地通过图书出版“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以外，还承担着对港人宣传国家的对港政策、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责任，需要帮助港人了解新中国，引导他们认同新中国。1979年，当时香港中资出版业的负责人蓝真先生到北京向中央港澳事务负责人廖承志同志汇报工作，廖公曾明确指示说，香港的“三中商”（指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要各有分工，“三联要旗帜鲜明，商务要正襟危坐，中华要文史传家”。“文史传家”易懂无须解释，“正襟危坐”是要专心致志出版学术文化著作，而“旗帜鲜明”意味着要介入香港社会的政治矛盾，向港人传达中方的立场。

我到达香港时，香港仍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但是回归已然临近，社会上仍有不少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等等中方宣布的政策不甚了了，甚至抱有怀疑和误解，市场上急需一批阐发中方对港政策的图书解疑释惑。在此之前，赵斌总经理已经组织出版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政治性著作，还出版了《基本法知多少》等深受欢迎的大众读物，我去了以后，沿着这个思路，又继续组织编辑了《一国两制知多少》《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新华社社长周南的著作《紫荆开处胜朝霞》、原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的回忆录《回归的历程》、香港问题专家袁求实编写的《香港回归大事记》和《香港过渡时期重要资料汇编》等。这些图书不仅由我策划，而且全部都是由我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它们在“九七”香港回归前后出版，反响巨大，很受读者好评。我在编辑这些图书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编辑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感觉，是我在内地做出版时所没有的。

根据现实需要策划选题，是香港三联的一贯做法，这和邹韬奋先生倡导的三联传统有关。在革命战争时期，三联一直承担着启蒙民众，引领社会思想进步的重任，而今天在香港，三联的角色和作用未变，它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香港社会的历史和当今现实的种种问题，用中方的观点予以阐明。我在香港的8年中，曾经有意识地组织过不少这一类的选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4年，我听到时任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在一次讲话中说，香港的爱国群众组织非常希望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有关“一国两制”问题的看法，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书，他们就把有关文章从邓小平的文集中找出来，打字复印传阅。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交代了任务。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宣部出版局和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请他们协助解决版权问题，同时着手编选邓小平著作，找出有关的17篇文章，合为一册，题为《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立刻加班加点进行编辑、排版，并反复校对，确保没有一个错别字。9天以后，这本书出版了，时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们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了新书首发式，特首董建华和香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都亲自出席首发式并发表讲话，造成很大声势，使得本书一时非常畅销。一个月后，针对香港的英语读者，我们又专门出了英文版。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香港三联坚持“与时代同行”这一传统的例子。

当然，三联的传统是关注社会改造，力倡思想启蒙，所以，我们介绍中国的图书，不可能都是政策解读，也不应都是莺歌燕舞的正面报道，而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观照、有分析、有研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比如，我们特地组织了一套有关中国国民性问题研究的丛书，包括《中国人的性格》《细说中国人》《中国民族性》《国民素质忧思录》等等，就非常受香港读者欢迎，因为他们在香港回归以后，与内地人合作和交往增多，需要了解内地人各方面的特点，当然，除了优点，也有缺点和陋习，乃至民族的劣根性。对于当代生活，我们既正面介绍中国社会的发展，又反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关图书的出版，对于港人客观全面认识中国都是大有帮助的。

通过在香港从事出版工作的锻炼，我对于出版在传承文化、启迪智慧方面的本质意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渐渐地，怀抱文化理想，承担社会责任，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这意味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这还是不够的，在经济上我还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先说“蚂蚁战术”。

我去香港的第一年是1997年，回归前后，经济形势非常好，我们做事也一切顺利。但是到了第二年以后，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来了，顿时感到出版上的经营压力非常大，经济效益直线下降。那一两年，香港很多家出版社维持不住高房租和员工的高收入，纷纷倒闭了；不倒闭的，搬离中环的高端写字楼，大量裁员也是普遍现象。三联是中资企业，用内地的说法，就是国企，但是在这里，实行的是彻底的市场化，必须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亏损时无人援手救命，要想自救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缩小办公室面积和裁员。

1998年、1999年是我们经营最困难的时期，那时我注意到，有的兄弟出版社把十几个人的编辑部压缩到两三个人，成了留守处。新书也不怎么出版了，只靠一些重印书赚取一点基本的收入。三联没有到这种程度，但1998年也曾经裁员，从250人减少到220人。不过，编辑部一个人都没有裁。我们把这支编辑力量保存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编辑人才是最难寻找和培养的，三联的出版传统就在这支人才队伍中。一旦编辑队伍散了，传统就保不住了。

经济萧条影响各行各业，出版业是首当其冲。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书通常不是刚性需求。他们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会考虑读书。经济不好，民众消费意愿降低，对于商品价格的承受能力也降低，过去能卖的书也卖不动了。对于这种新情况我们必须有对策。

当时香港三联的总经理赵斌是个很有经验的出版专家。他是学数学出身，精于计算，很有经营头脑。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我们必须设法降低书价，出版一些低定价的小书，让读者消费得起。这样分散出版风险以后，我们可以依靠增加品种，重新获得出版总量上的优势。他把这个策略，叫作“蚂蚁战术”。

从哪里开始？赵斌带着我，到三联设在香港中环办公室楼下的书店考察。那家书店是三联的旗舰店，有内地和港台图书超过10万个品种，还有大量的外版书。对于三联的编辑来说，这里就像公司的资料室一样，同时是我们了解市场的窗口。我们在书店里注意到日本有一种“文库本”丛书，清一色使用小开本、平装、定价低廉，但是内容包罗万象，多为名家经典作品。考虑到三联曾经出版过不少文学精品，可以采用这种形式重新整合出版，我们当即决定编辑一套“三联文库”（见图1）。第一批出版的是18本“中国历代诗歌选集”，从《诗经》《楚辞》，到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一直到纳兰性德的诗集。过去三联出版这套书，平均定价60港元左右，现在我们改造成小开本，尽量压缩成本，最终平均定价仅在25港元左右。这批书推向市场，被读者认可，销售情况不错。于是我又继续策划，在两岸三地的文人作家中约稿，获得杨绛、王蒙、李欧梵、刘再复、余光中、余秋雨等一大批名家的供稿支持，著名现代文学史学者杨义和当代文学评论家白烨还协助我进行了多部作品的编选。在几年时间里，“三联文库”每年推出一批新品种，到我离开香港时，总共出版81种。我们专门制作了一种有机玻璃的旋转书架，赠送给香港几十家中文书店，用来摆放这套丛书。丛书中的作品，对于喜爱文学的读者，是颇有吸引力的。当时我的一位领导，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就表示，这套书小巧，重量也轻（因为我们选择使用了轻型纸），携带方便。他每次出差时，别的书不好携带，他就从“三联文库”里选一本，装在口袋里。所以这套书成了他的常备书。那段时间，我回北京探亲，常到北京三联的韬奋书店看看。我在那里发现北京三联也出版了一套“三联精选”，内容同样是“大家小书”，同样采用小开本、低定价，分批出版形成系列，顿时觉得，这两家三联书店，如此不谋而合，或是传统使然呀！

图1“三联文库”部分图书

为了降低成本，需要把图书的编辑和制作向内地转移。我来自内地，在这方面有优势。我先联系了人文社所属的“光文激光排版公司”，继而又和著名的“南京理工排版公司”合作，将大量图书发到这两家公司排版和校对。这种异地合作，大大减少了出版费用，提高了出版效率。很快，三联便从一年只出新书70~80种，变成了一年出新书180种以上，经济效益也随之提高。2000年，我和副总编陈翠玲在深圳招聘大学生、研究生，建立了香港三联的深圳工作室。从此，出版社的书稿两地分流，半数左右的图书在深圳排校、制作、印刷，然后运回到香港销售。

我是文学编辑出身，考虑选题时，总是念念不忘文学。但是我刚去香港时，赵斌就提醒过我，香港市场太小，文学书卖一点内地版就差不多了，再单独做一个繁体字版，恐怕市场难以支持；大的文学书项目尤其不能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香港图书市场的“毒药”。其实不单香港，就连比香港人口多几倍的台湾，文学书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20世纪90年代我在香港结识了台湾远景出版社的老板沈登恩，他在70、80年代，一向被称为台湾出版界的“小超人”，先是冒险出版了李敖作品，继而将金庸作品引入台湾，再者又隆重推出香港杂文家林行止的文集，做得风生水起，他在那时的出版界，简直就是成功人士的象征。但是到了此时，只因为他下决心要出版一套《诺贝尔获奖作家作品全集》，就弄得一蹶不振，甚至负债累累，十来年缓不过气，见人都低一头。三联同事常有人拿沈登恩给我做例子，让我别碰文学。但是我总是忍不住要试试。出版了几本新锐的长篇小说，例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反应的确一般，达不到预期。又约请黄子平编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年选》，每年一本，刚编了两本就停下来，原因一是编者供稿不及时，二是市场反应不佳。这时老朋友杨义来找我，说是他把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分类编选，自己加以点评，编成了一套三卷本的《鲁迅作品精华》（点评本）（见图2）。杨义直言告诉我，在内地，他曾经找过两家出版社，人家都以鲁迅的著作已经出版得太多而不予考虑，然后问我，这样的书香港能出吗？我也有些犹豫。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这部书稿，香港一位资深出版人来访，见到这套厚厚的鲁迅著作，便好言劝我不要出，说如果出，“你塞梗了”（广东话：死定了）。但是我不甘心，一定要试一试，我觉得，鲁迅只有一个，而以杨义这样的鲁迅专家的身份点评鲁迅的著作，也只有这一部。果然，我们把这三卷大书投向市场，虽然谈不上热销，却也绝非遇冷。印数不多，但是很快就重版了。要知道在香港，凡是能够重版的，就是被市场认可的书。后来，这套书的生命力还真是很强。直到15年以后，2013年我在北京三联为生活书店策划选题时，考虑到这套书尚无内地版，还请杨义对他的点评进行增补和修订，又出版了《鲁迅作品精华》（点评本）的简体字版本。这时香港三联的副总编辑侯明闻知此事，又专门来和我商量，她要在香港也再次出版这一套书，说明市场仍然看好。当然，谁都知道，鲁迅著作出版，只能算是一个特例。

图2 杨义编著的香港三联版《鲁迅作品精华》（点评本）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