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澎湃齐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牺牲30年后周恩来仍对其念念不忘

1960年2月10日下午3时许，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陈郁的陪同下来湛江视察，这也是周恩来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来湛江视察。在与湛江地市领导座谈时，周恩来特别提到30多年前曾同他一道开展革命工作的湛江遂溪人黄学增烈士，黄学增到底是什么人？周恩来在湛江仅停留了15个小时还要特别讲到他。

经谭平山介绍认识陈独秀，并按陈独秀的指示回家乡创建雷州青年同志社

1900年9月14日，黄学增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乐民区敦文村，黄学增小名叫“阿贵”，学名叫“学曾”，后改名“学增”。父亲黄英如在家务农，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13岁时，黄学增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后转入乐民小学就读，1916年，黄学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雷州中学，当时雷州中学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谭平山。1919年底，黄学增因大哥黄学颜中暑身亡，父亲黄英如生病无钱就医，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也就在这一年，19岁的黄学增结了婚，妻子叫苏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不久，善良的村民因爱惜黄学增的才华，就联络发动遂溪黄姓宗亲捐资送他去广州求学，1920年夏，黄学增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此时的广州，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各种新书刊也随处可见，从信息闭塞的粤西农村走出来的黄学增除了认真学习功课之外，也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任书记，随后，陈独秀就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谭平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谭平山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广东高等师范担任教授，陈独秀就给他写信，要他在广州组建广东“共产党”，谭平山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积极响应，第一步先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下半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公开宣告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员大多数是广东高等师范、广州一中、农业学校、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也就在这时，思想激进的黄学增也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底，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的“看云楼”。黄学增在他雷州中学数学老师谭平山的引荐下，认识了陈独秀，随后黄学增经常到陈独秀在广州的家里请教问题。1922年，黄学增由团员转党员，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广东早期党员谭天度，解放后曾在《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发表过一篇题目为《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的文章，就提到过黄学增的名字，据文章载：“大约在1920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开始时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3人，后来到1921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燃等，组织逐渐扩大。”1922年4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召开广东党组织骨干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等问题，同年5月初，陈独秀与黄学增等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指示黄学增返回广东南路组建革命团体，并向粤西地区的民众宣传中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同年7月初，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黄学增从广州回到家乡遂溪，先在遂溪县六区敦文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宣传活动，同时串联六区进步青年薛文藻、刘靖绪、黄而杞等数十人，并在敦文村黄而杞家客厅成立了中国乡村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之一——雷州青年同志社，开始在雷州半岛传播马克思主义。

不久，黄学增离开家乡，回到广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第三次来到广州，主持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黄学增在老师谭平山的领导下，积极协助陈独秀做中共“三大”召开的相关工作。1923年秋，黄学增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他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校友阮啸仙、周其鉴一起深入到农村，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从此，黄学增正式开始投身农民运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黄学增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同宋庆龄代表广东出席国民党“二大”，会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及营救刘少奇的议案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和宋庆龄等九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了这次大会，黄学增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1月18日，黄学增向大会详细介绍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内容，黄学增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根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为了反击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保护农民利益，黄学增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决议案里提出的取消各地民团局和民团武装、惩办反动防军和不法官吏、禁止高利贷和苛捐、规定最高租额、取消押租和上期租、取消田赋附加捐、制止预征钱粮等21项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

◆1926年，黄学增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左一阮啸仙，左二黄学增，左三彭湃。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广东高要县地主土豪卢沂川、梁荣邦等，纠集广宁、德庆、高要三县民团500人和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及土匪3000余人，包围领村、波河、料村等地，先后打死打伤农军、农会会员1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要领村惨案”。惨案发生后，黄学增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指示，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要求大会审议。随后，黄学增以农民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向大会报告了对该提案审查的经过，并提出了火速派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大会讨论后，认为黄学增所具理由非常充分，并准予立案，随后国民政府指派驻肇庆的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迅速出兵镇压地主民团的叛乱。叶挺奉命率队开抵领村，在广宁、高要两县农军和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民团和神打团反动武装。

此外，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工人运动杰出领袖刘少奇在长沙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扣押，湖南党组织和湖南各界社团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但一直到国民党“二大”开幕之后仍未获释。黄学增得知消息后，1月7日，在全体会议上，黄学增斥责了赵恒惕的罪行，并指出：“湖南工人领袖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大会）应有表示”。大会讨论了黄学增的提议，认为赵恒惕扣押刘少奇是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的严重摧残，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通电全国，要求赵恒惕立即放人。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1月16日，刘少奇终于获释。

负责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工作，成为与彭湃齐名的农民领袖

国民党“二大”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将广东全省划分为7个区域，设立6个派出机关即办事处。黄学增被委派为广东南路办事处主任，同时黄学增又是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全面地领导广东南路农民革命斗争。

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间，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就是领导南路农民运动，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0年1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二七纪念宣传大纲》上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黄学增这一时期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学增领导南路农民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为了深入了解南路的实际情况，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南路办事处成立初期，黄学增就亲自主持了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此次调查依靠集体力量，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部农运特派员一齐参加，划分范围，分工协作。黄学增虽然眼睛深度近视并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他克服病痛，带头深入到一些区、乡，找农民谈话，找国民党党部筹备员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并集中各调查人员在各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黄学增亲自执笔，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写成了35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从南路各县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和采取可行的办法。

当时整个南路，只有党员几十人，而且党组织又不能对外公开，这些党员就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或者以国民党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黄学增依靠这些党员，在一些重点县、市，挑选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加入共产党，并秘密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经黄学增不懈地努力，1926年春夏间，阳江、吴川、梅箓、廉江、遂溪、海康等县市先后秘密成立了党支部。

黄学增还充分利用国共党内合作的机遇，尽可能多的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有关机构和群众团体中负责重要的工作。黄学增把共产党员薛文藻、陈克醒、杨枝水、钟竹筠等，安排在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分别负责党务、农运、宣传、妇女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共产党员朱也赤也被黄学增委为茂名县农协筹备处主任，兼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宣传干事。遂溪、海康、廉江、阳江、吴川、化县、电白、信宜、北海市郊等县市的农协筹备工作，也都由共产党员黄广渊、黄杰、周永杰、谭作舟、陈信材、卢宝炫、邵贞昌、梁本荣、江刺横等负责。南路农运的最高领导机构——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主任黄学增，书记韩盈，委员梁本荣也都是共产党员。

为解决农运干部，黄学增仿照广州农讲所的经验，以学校、讲习所、补习班等形式，短期内培训了一批本地干部，学员学习结束后，被立即派出去工作。1926年4月，黄学增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举办了梅箓市宣传学校，共招收学员50多人，学习社会进化史、工农运动史等课程，学员每周上2次课，学习时间为3个月。同时，黄学增还在海康县城三圣宫举办雷州宣传讲习所，招收学员60人，学习时间也是3个月，主要学习的课程有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演讲须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组织法等。此外，还在雷城举办了一期工农补习班。随着农运干部解决，到了1926年夏，南路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

与此同时，黄学增还领导了吴川县农民进行“反三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吴川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土豪李咏益勾结县长苏鹗元，向农民征收沉重的蒜头捐和蒜串捐，农民饱受压榨剥削，苦不堪言。1926年3月15日，该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士芬，联合48个乡的农民代表500多人，到梅箓南路办事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第11师政治处请愿，要求取消蒜头捐和蒜串捐。黄学增亲自到县署找到苏鹗元，警告苏鹗元国民政府已废除苛细杂捐，如不立即宣布取消此项捐税，南路办事处将按照法律程序上诉。此时，各区农民代表也齐集县署示威，最终迫使苏鹗元下令取消了蒜头捐、蒜串捐，还附带取消了肥料捐，最终，吴川“反三捐”斗争取得了胜利。

南路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旧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反动军官、反动民团的不安，他们私下串通起来势力极其强大，对农会极力破坏。面对这一情况，对农民进行纪律教育、团结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为此，黄学增经常到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中进行政治教育，批评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要求各级农民协会注意团结，服从指挥。对于违反纪律、妨害团结的现象，坚决批评教育，及时制止。

面对南路农运，有的豪绅设立假农会，强迫农民参加，有的则混入真正的农民协会，企图控制农会。针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黄学增领导南路办事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黄学增从1926年2月到南路任职开始，就经常深入到茂名、信宜、廉江各县农村，通过开会，演讲、演白话戏、印传单、出墙报、写标语等方式，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在黄学增的领导下，南路农民运动从1926年夏到1927年春得到迅速的发展，全路农会会员从原来的9000多人猛增到约120000人。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八个县成立县一级农民协会，其他县和北海市郊成立了一批区、乡农民协会。

◆1926年黄学增主办的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旧址。

黄学增在南路任职期间还撰写了不少文章，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留下了宝贵文献资料。这包括上面已经提到的，1926年3至4月间，黄学增执笔撰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1926年8月10日，黄学增撰写了《为电白农民求救》。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1926年12月23日，黄学增撰写了《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

1927年3月，黄学增离开南路，赴广州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会后，黄学增奉命留广州工作。

与周恩来等同为《红旗》半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并任琼崖特委书记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李济深、钱大钧等在广州组成五人特别委员会，也开始实施“清党”，史称“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黄学增随广东省委机关转移到了香港，1928年4月，省委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去负责恢复革命力量。1928年6月16日，黄学增抵达琼崖特委所在地乐会县第四区。此时的琼崖不仅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存在着供应补给严重困难。黄学增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特委，黄学增任书记，接着，又正式成立了琼崖苏维埃，与此同时，黄学增还开始整顿红军余部，把红军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取消西路、中路、东路红军名称，改按营连序列命名，每县建制为一个营，下辖几个连，全岛红军，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成立，由梁秉枢任师长，黄学增任政治委员。在黄学增的努力下，琼崖党组织的力量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了区委67个，特别支部10个，支部712个，党员发展到26913人，约占当时广东全省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红军也扩大到3000多人。

◆小学生在革命烈士黄学增故居纪念馆聆听黄学增为革命奋斗一生的事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香港召开，黄学增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候补常委。这一时期的黄学增还同周恩来、朱德、彭湃、叶挺、邓中夏、苏兆征、阮啸仙、周其鉴等，是广东省委宣传委员会的特约撰稿人，负责为广东省委理论刊物《红旗》半月刊“按期供给文字，以给与全省工农兵士的切实指导”，这期间，黄学增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到湛江视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想起黄学增时，周恩来还清楚记得黄学增是“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琼崖特委书记、红军琼崖独立师政委和广东省委候补常委，1929年在海口市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了”。在琼崖工作期间，黄学增先后应约为《红旗》半月刊写了多篇文章，这其中包括《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两篇，文章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强调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乃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1929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的隐蔽地福音医院被捕，当时担任国民党琼崖实业专员、负责监督琼崖十三县及海口市行政事务的是黄强，黄强也是黄学增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校长。黄强先派自己的秘书找黄学增谈话，要黄学增供出琼崖党组织的情况，但遭到黄学增的拒绝与斥责。随后，黄强亲自出马，想利用师生关系、同姓同宗关系“劝降”黄学增，同样遭到黄学增的断然拒绝。1929年7月底，黄学增被杀害在海口市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牺牲时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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